“唐太宗纵囚”事件是怎么回事欧阳修为此写下《纵囚论》

“唐太宗纵囚”事件是怎么回事欧阳修为此写下《纵囚论》

今天小编给大家准备了：“唐太宗纵囚”事件，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快来看看吧!

唐太宗的文治武功，远迈千古。唐太宗胸襟之开阔，气魄之雄大，乃是有目共睹。唐太宗开创出的“天可汗时代”，足让每一个中国人都为之骄傲。而围绕着唐太宗这个千年不两见的“天可汗”，历史上出现了许多让人津乐道的故事。

其中，“唐太宗纵囚”事件，更让人心生敬服、钦佩无限。

李世民悲天悯人，爱民如子，一生提倡慎用刑罚，即使对那些依法被判处死刑的囚犯也充满怜悯之心。

贞观六年冬，大理寺卿上奏折给唐太宗，说狱中有三百九十名死囚将在来年秋后问斩，但这些人心中牵挂家中父母，弱妻幼子未曾妥善安顿，日夜啼哭。相关官员竭尽所能均不能令他们停止哭闹，因此建议提前用刑。唐太宗阅卷沉思，最终做出一个疯狂的决定：下旨将这些死囚全部释放回家，以一个月为期，等他们处理好后事之后再自动回来受刑。

消息传出，震骇一时，百姓们都为皇帝的仁慈而感动，却又都担心这些死囚一去不回，危害社会。该年元宵节，是死囚回来报到之日，三百九十名死囚居然一个都不少回到了监狱。唐太宗看见他们全都诚实守约，又下诏将这些囚徒免于死罪，改为流放。

必须交代清楚的是，这个故事并非编造，可以在《资治通鉴》和《新唐书》中查到。

“唐太宗纵囚”之举，老百姓无不心悦诚服，此事也在历史上传为美谈。大家都盛赞太宗恩德仁义，以至于感化囚犯，使之洗心革面。

白居易在《七德舞》一诗中大赞：“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但是，不管怎么样，自古以来，人们习惯于趋生避死，死囚从监狱中出来，又全部视死如归、自动自觉地返回狱中领死，总让人觉得事不

可信，仿佛是史家在编故事。编撰《新唐书》的欧阳修相信此事的真实性，但认为里面水很深。欧阳修专门写了一篇《纵囚论》，揭露其中水分。欧阳修说:“对于君子，可以施予信义;对于小人，只能施予刑戮。

那些判定为死刑的人，都是罪大恶极之流，是小人中的小人。对于君子来说，很多人宁愿死于大义，不肯苟活于屈辱，但要他们做到视死如归，还是十分之十的难事;作为小人中之小人的死囚，却轻轻松松地视死如归，太违背情理了。”

欧阳修做了个假设，他说:“有人以为，罪大恶极的死囚，的确是小人中的小人，这些小人中的小人，被唐太宗的恩德感化，一个个都变成了诚实守约的君子。但是，这恩德感化人的深度和速度让人难以置信。其真实的情况，不外乎唐太宗有意作秀，与囚犯达成默契:释放了，就一定要回来，回来了，就一定会赦免罪行。最终，上唱下和，共欺世人。唐太宗可因此得贤君之大名;囚犯则可死里逃生，重获新生，双方共赢，一拍即合。只是这么一来，还哪有恩德诚信可言呢?”

欧阳修的结论是:“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欧阳修的论断，得到了清代大儒王夫之的附和。王夫之分析:死囚一个不少地回归监狱，并不是受到什么感化，而是根本上逃无可逃。

王夫之指出，唐太宗之世，法令严密，乡民之间，什伍连坐相保，宗族亲戚比邻而处，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粤，囚犯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

王夫之因此说:“古所未有者，必有妄也;人所争夸者，必其诈也。”即“纵囚”一事有违常情、常理，其中一定有伪诈不实的地方。

欧阳修和王夫之质疑的理由完全充分。

试想，唐太宗既然能有这么大的能力以恩德感化死囚，那么，贞观六年，他已经做了六年皇帝了，为何全国还有那么多敢犯死罪的人呢?

难道他们之前没有受到过皇帝德政的感化吗?欧阳修指责唐太宗“好名”，还真不是冤枉他。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二卷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别人贿赂事发，唐太宗说:“长孙顺德果真能有益于国家，我愿和他共享国家府库，有什么必要冒险贪渎呢?”其以长孙顺德早年战场有功劳为由，不追究责任，并在殿庭大大方方赐绢数十匹。大理少卿胡演为严肃国家法纪，仗义执言，说:“长孙顺德贪赃枉法，罪不可赦，皇上您怎么还赏赐绢布给他?”唐太宗一本正经地说:“长孙顺德是个血性男儿，对他来说，赐绢之辱，甚于受刑。如果他不知羞愧，就与禽兽等同，杀之何益?”

看看，唐太宗以人治来糊弄法治，随心所欲，只凭自己一时之喜怒爱好来进行赏罚，根本就不把国家法律放在眼里，其目的不过在博取一个好名声而已。

如果说，不罚反赏长孙顺德的表演痕迹尚不明显，再来看《贞观政要》中记载的一件事:贞观二年，京师久旱，蝗虫大起。唐太宗入苑观察禾苗，看见了蝗虫，眼疾手快，连捉了几只，攥在手心，嘴里念念有词:“人以稻谷活命，你们这些害人虫却把稻谷都吃光了，是害百姓的性命啊。百姓有什么过错?要说过错，全在我一个人啊，你们如果真有灵性，就到我的肚子里来吞噬我的心，不要祸害我的百姓。”一仰头，要把几只蝗虫吞到肚子里，左右官员赶紧拦阻，说:“陛下，万不能吞，吞到肚子里会出事的!”太宗从容地说:“我就是希望能把灾祸转移到我的肚子里。”张口把蝗虫吞了。

爱民而吞蝗虫，这表演实在太过了。

清代林铭云看穿了唐太宗的把戏，一针见血地说：“余尝谓太宗上苑吞蝗必非真蝗，真蝗岂可吞者?或用纸草剪作蝗形，掇而祝之，以愚左右耳目耳。”

一句话，唐太宗“好名”之欲，已经到了病态的地步。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之唐纪九又载：九月，唐太宗修建好仁寿宫，改名为九成宫。然后，又要修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上表劝谏说:“天下刚刚由乱入治，百姓凋敝，帑藏空虚，若还要大兴土木，营造不停，国家财政将亏空而无法运行!”唐太宗立刻表态:“戴胄与我没有半点亲戚关系，却能够这般忠直体国，知无不言，应该官升一级，以酬嘉奖。”他过了一段时间，又命将作大匠窦璡继续修建洛阳宫。窦?凿池筑山，雕饰华靡。唐太宗觉得花费太多，马上下令撤毁了宫殿，并免除了窦璡的官职。

还有，唐太宗生怕自己身后名声受损，专门向修国史的遂良、房玄龄等人索书稿，已成千古丑闻。

无怪乎史学家黄永年说:“旧时史书包括新旧《唐书》《通鉴》对唐太宗和所谓的‘贞观之治’无不极尽夸饰之能事，即近时的通史、隋唐史仍多如此。其实这是受了唐人所修《太宗实录》和国史等的蒙蔽。”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后面的题目。纵囚论欧阳修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

1．D
2．B
3．B
4．D
5．（1）宁愿为坚持道义而死，不苟且侥幸活着。
（2）不标新立异来自称高明，不违背人情来求得好名声

1、/ 贼：揣度，揣摩。
2、/ B若：均作连词，表假设。A于：前句的，介词“到”，后句的，介词，“在”。C以：前句的，连词表目的，译为“来”。后句的，连词去修饰，相当于“而”。D乃：前句的，判断词“是”，后句的，副词“才”。
3、“而又纵之，而又来”是作者对君王施恩考量所作的合乎情理的推断。
4、/ 君子与小人在难易之间，而没有说小人不可能做到，表达过了。
5、略，见译文
[参考译文]
对君子讲信义，对小人施刑罚。刑罚定成死罪，是罪恶到了顶点，这又是小人中最厉害的了。宁可为了信义而死，不愿苟且偷生，把死看得象回家一般，这又是君子中特别难以办到的。
当唐太宗贞观六年的时候，选取犯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释放了让他们回家，并约定时间叫他们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用君子难以做到的事，希望最坏的小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终于自己回来，竟没有一个失约的：这是君子难于做到的事，小人却轻而易举的做到了。这难道是近于人情的么？有人说：“罪大恶极，的确是小人了；但是等到对他施加恩德，就可以使他变成君子。因为恩德进入人心很深，能很快改变人们的气质，所以出现了象这样的情况。”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求得这种声誉啊。这样看来，哪里知道放囚犯回去，不是预料他们一定再回来以希望赦免，所以才释放他们呢？又哪里知道被释放回来的囚犯，不是预料自动回来一定能够赦免，所以才再回来的呢？料想囚犯一定回来才释放他们，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料想上面一定赦免他们才再回来，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我只见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来造成这种声誉，哪里有什么布施恩德和懂得信义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到这时已经六年了，还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恶极的事；然而一天的恩德，却能使他们视死如归，保存信义，这又是讲不通的理论啊。”
既然这样，那么怎样做才好呢？我说：“释放了回来的，把他们杀掉而不赦免；然后再释放一批，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能知道是布施恩德所造成的。然而这是一定不会有的事啊。至于释放了能够自动回来再加以赦免，只能够偶然试一试罢了；如果屡次这样做，那么杀人犯就都不会死了，这能够作为天下经常的法律么？不能作为经常的法律，难道是圣人的法律么？因此，尧、舜和三王治理天下，一定根据人情，不标新立异来显示高尚，不违背人情来求取名誉。

李世民放纵死囚是骗局吗？唐太宗晚年的伤心事有哪些？

李世民放纵死囚，说的是贞观六年，李世民将390名死囚都放回家探亲，让他们按朝廷规定的时间再回来接受刑罚。贞观七年，李世民放回家的390名死囚全部回来接受死刑，且对李世民此举感激涕零。最后的结局是，李世民特赦了这些死囚，皆大欢喜。

这就是有名的贞观之治中发生的一件感人的事迹，被写入史书。李世民纵放死囚，当然是他怀柔的统治手段，收买人心嘛。但事实证明这个手段是成功的。

宋太宗赵光义一日曾问宰辅：“朕如何唐太宗？”

众执政大臣立刻拍马屁道：“陛下尧、舜也，何太宗可比？”

只有李昉未颂一言，而是徐徐诵起了白居易的诗：

“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八百来归狱。”

宋太宗闻言脸红，叹道：“朕不如也。”

“死囚八百来归狱”，讲的便是唐太宗释放死囚的著名故事，这也是显示唐太宗政治清明的经典事例。

这个故事流传很广，见之于正史。

《旧唐书》记载：“十二月辛未，亲录囚徒，归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后应期毕至，诏悉原之。”

可见这个事情的确发生过，不管关于人数有不同书法，有说290，有说390，白居易的诗中则是800了。

关于唐太宗释放死囚的事，历来评论却又明显的不同的。

歌颂者认为唐太宗以一个明君的胸襟气度。他同情、信任囚犯，让其回家，囚犯以同样的诚信回报唐太宗，彰显了唐太宗的明君之道。

恶评者认为唐太宗此举是为了博取贤君之名，是作秀。其中欧阳修是代表，他撰《纵囚论》指责唐太宗的博取美名的虚伪一面。在他修撰的《新唐书》中对此事只说了一句：“十二月辛未，虑囚，纵死罪者归其家”。

不管唐太宗李世民是出于本心还是作秀，释放死囚一事主流的解读都是展现帝王宽仁的一面，毕竟任何社会都需要传递正能量。

至于唐太宗晚年最大的伤心事，莫过于继承人的问题。

差一点让玄武门之变再度上演，这让两次都经历此类事的唐太宗心痛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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