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泽南都有哪些经历为何他的死令皇帝都震惊

罗泽南都有哪些经历为何他的死令皇帝都震惊

嘉庆十二年(1807年)十二月罗泽南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从小聪明敏慧，四岁始识字，六岁入私塾，过目成诵，但家境贫困，四壁萧然，一家人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二十九岁那年，他从县城考秀才回来，徒步赶路，半夜才回到家，还没进家门，就听到妻子的哭声，原来因为大旱无粮，他的三个儿子都饿死了。十年之间，他先后失去了包括兄嫂、祖父和三个儿子在内的9位亲人。妻子因为接连丧子，悲伤过度，两只眼睛全都失明，耳朵也重听，疾病缠身。 罗泽南自己也多有疾病，腰背酸痛不休，由于家贫，又不能买药给自己治病。

然而不论生活多么穷苦，罗泽南从不以个人穷达为忧，专心理学，以经世致用为志。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进犯长沙，湖南地区的士绅对此深感不安， 在此危急情况之下，45岁的罗泽南以在籍生员的身份倡办团练。

咸丰三年(1853年)，罗泽南与曾国藩共同募兵成立湘军。江忠源率兵援救江西，向曾国藩求援，曾国藩命罗泽南率兵前去。他的部下大多是湖南的书生，他们初临战阵，在南昌城下与太平军恶战，战死多人。曾国藩听说之后非常高兴得说:"编练的湘军果然可用。"南昌解围之后，又去围剿了安福的土匪，以三百人击破数千太平军，被提拔为直隶州同知。回到湖南后，又围剿了永兴的土匪，所部增至千余人。与曾国藩完善了湘军营制，训练了半年。

咸丰四年(1654年)六月，罗泽南和塔齐布一起进攻岳州，他料想大桥是太平军必争之地，所以坚守不动，伺机出击，三战皆捷，歼灭太平军数千人。闰七月，攻破了高桥的九座太平军营垒，太平军退守城陵矶，罗泽南趁势和塔齐布一起进击，接连击退太平军多处大营。从此，湘军的威名开始远播，罗泽南与塔齐布并称为湘军名将。

罗泽南和塔齐布在城陵矶大败太平军之后转战向东，攻克了崇阳，击退了盘踞在咸宁的太平军，又在金牛击败了他们，继而进驻紫坊。曾国藩在金口会见了诸位将领，商议进攻武昌的事宜。

罗泽南为之绘制图纸并进献方略。然后湘军排列巨炮面向长江内外，分为水陆两路。罗泽南率军队直趋花园，太平军依凭木城向湘军发炮。湘军士兵蛇行前进，逼近太平军的营垒，并且分兵夺取太平军的船舶，船上的太平军被击退之后，大营里的太平军也乱了阵脚，太平军三处都被攻破。第二天罗泽南又攻破了鲇鱼套的太平军大营，他们窜向洪山的士兵，被清将塔齐布所拦截，太平军夜里弃城而走。武昌、汉阳二城都被恢复，此时距曾国藩的会攻武汉会议仅仅七天。向朝廷奏捷之后，罗泽南很快被授为浙江宁绍台道，曾国藩请求将他继续留在军中。

太平军占据兴国，并且分兵攻陷了大冶。罗泽南率军攻克了兴国，塔齐布也攻克了武昌、大冶，于是规划攻取田家镇。太平军用铁锁拦截清军水师，驻扎在半壁山互为犄角之势，在长江两岸隔岸而守。罗泽南进驻马岭坳，距离半壁山有三里左右。太平军数千人突然来犯，并且由田镇渡江前来的援兵又将近万人。而罗泽南的军队仅仅有两千，罗泽南令军士埋伏起来，等到太平军懈怠的时候再出击，太平军大败，后路被清军阻拦，坠崖而死的有数千人，罗泽南夺取了半壁山，清军水师截断了横在江上的铁锁，烧毁了太平军的船舶，而且攻克了田家镇，朝廷给罗泽南赐号为普铿额巴图鲁，加按察使衔。

当时湘军商议水陆军分三路进剿太平军，总督杨霈总领江北岸的兵马，罗泽南和塔齐布一起攻击杨霈以南的太平军，曾国藩率领水师沿江而下下。然而当时下了大雨不能行军，太平军又再次向北进犯，于是罗泽南和塔齐布一起改道向北渡过长江，克复了广济、黄梅。太平军退守孔陇驿、小池口，罗泽南趁势约各路兵马前来会攻。湘军渡江还未到一半，太平军就又来进犯，湘军不敌稍稍退却，罗泽南的手臂受伤，但仍然指挥作战，分兵打败了街口的太平军，太平军的首领罗大纲败走。这一次战役，罗泽南以五千人击破太平军两万兵马，太平军沿江的诸大营全部撤走，退守江西九江。塔齐布前去围攻，罗泽南与之分别前去围剿盔山，遏制湖口前来援助的太平军。适逢湘军水师进入鄱阳湖，被太平军所袭击，湘军的辎重全部丧失。曾国藩快马驰入罗泽南的大营，然而湘军水师阻住了鄱阳湖口使他难以进入。

咸丰五年(1855年)，湖北的清军屡败，武昌再次陷落。罗泽南跟从曾国藩进入南昌，前去救援饶州，在陈家山、大松林大战，大破太平军，克复了弋阳。又去救援广信，在城西乌石山大破太平军，并攻克了乌石山。接连克复兴安、德兴、浮梁等地，并进剿义宁。接着，他又在梁口、鳌岭击败了太平军，克复了义宁，被加封为布政使衔。

罗泽南见江西的军事部署不是十分合理，就向曾国藩建议说:"九江逼近江宁(南京)，而且向西牵制武昌，故太平军以全力争之。他们进犯弋阳，派兵到广信，从信水而鄱阳湖，抄我们的右路;又占据义宁，扼守梅岭，从修水而下鄱阳湖，抄我们的左路。如今两处都被我们平定，九江的门户渐渐稳固了，惟独湖北的通城等地仍然很多叛军。江西的义宁、武宁，湖南的平江、巴陵，始终都不安宁。想要扼制九江，最好是从武昌而下;如果我们想要解武昌之围，最好从崇阳、通城而入。为今之计，我们应当把湖口水师、九江的军队截住太平军鄱阳湖的船，更选能征善战之军扫灭崇阳、通城的太平军以进入武昌，以武昌来扼制九江。那么东南的全局，说不定会有转机啊。"

曾国藩将他的建议全都奏报了朝廷，于是命罗泽南前去湖北会剿太平军，将塔齐布的旧将彭三元、普承尧等部的人马也拨给了他，一共有五千人，再次前往湖北围剿太平军。

咸丰五年(1855年)九月，罗泽南率军至通城。太平军虽然号称数万，但只不过是乌合之众，一战即溃。罗泽南进军夺取了桂口要隘，进而攻克了崇阳，在羊楼峒驻军。太平军韦俊、石达开部合军二万余人从蒲圻率军来犯，被罗泽南部击败。胡林翼前来劳师，与罗泽南合攻蒲圻并攻克了此地，然后乘大雾进军攻克了咸宁。从此武昌以南没有了太平军的踪迹。

同年十一月，大军抵达紫坊，罗泽南与胡林翼商议进攻城市的策略。罗泽南屯驻洪山，胡林翼屯驻在城南的堤上，湘军水师驻扎在金口。太平军在城外筑起了十三座坚固的营垒，与洪山城类同。两军初战之时，太平军两万兵马出十字街，胡林翼与之交战，太平军数次退却又数次进攻。罗泽南与李续宾分两路偷偷地前去抄太平军的大营，攻破了十字街的大营，将太平军修筑在城东南的营垒全部捣毁。

八步街口是湘军通往长江的要路，塘角是太平军粮运的重要道路，罗泽南派军先后攻破这两个地方，焚毁了太平军的造船厂，湘军西北的太平军营垒全部被湘军攻破了。然而太平军又在望山门外修建了两座石垒，罗泽南率军踏平了这两处太平军营垒;又在窑湾、塘角两地驱逐太平军，歼灭数千太平军，于是太平军闭城不出。

太平军主帅石达开自从在崇阳被湘军击败后窜入江西，势力又开始膨胀起来。曾国藩发出文告要罗泽南回援江西，罗泽南因为武汉是南北交通的枢纽，如果湘军骤然撤离，胡林翼一军人马不能独自守卫，如今太平军的粮草将要用尽，如今要撤离，实在不是一个明智的决策。罗泽南的父亲已经八十岁，将书信送至军中要他保持忠义之心，胡林翼将信交给了罗泽南，咸丰六年(1856年)二月，朝廷下诏赠予罗泽南的祖父母、父母二品的封典，以示朝廷对他的恩典和器重。

罗泽南征战四年，克城数十，历经二百余战，几无败绩，还屡屡以少胜多，堪称湘军中的“战神”。

罗泽南之所以能战，第一原因是勇敢，理学是生死之学，因为学养深厚，打起仗来，从不怕死。“每战必死，忠勇冠时。”第二是经世致用，一直致力于有用之学。从军后，他注意实地考察地形，绘制地图，选择有利地势来作战。第三是因为他理学功夫深，在极乱的战场上能做到不动心，所以头脑冷静，分析战况时分毫不差。

罗泽南带兵也极有特点，每天白天打仗，晚上就把部下召到一起，教他们读书，给他们讲理学道理，以《孝经》《四书》转相传诵。夜晚营中书声琅琅，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到了学校呢?

罗泽南对湘军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他甘于清贫教书育人二十余年，培育出一大批人才，比如王錱、李续宾、李续宜、李杏春、蒋益澧、刘腾鸿、杨昌濬、康景晖、朱铁桥、罗信南、谢邦翰、曾国荃、曾国葆等等。他们饱受理学思想熏陶，具有经世抱负与才干，湘军兴起后，这些学生大多成为湘军名将，悍勇无畏。

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长期闭门不出的太平军开门出战，扑向湘军。罗泽南亲自督战。太平军援军接连而至，湘军从洪山出动奋力追击太平军，飞炮击中了罗泽南的左额，血流而下布满了脸上。他很快回了洪山，回去之后仍然端坐在营外指挥作战，第二天在军中逝世，终年49岁。

咸丰帝听闻之后非常震惊并表示哀悼，下诏依照巡抚的规格给予议恤。赐其父罗嘉旦头品顶戴，儿子罗兆作、罗兆升都赠与举人，赏赐世代承袭的骑都尉之职，并且入祀昭忠祠，在他的本籍湖南，还有湖北、江西都建立专祠，赐给谥号忠节。太平天国平定之后，同治帝追念罗泽南的功劳，加封为世袭的一云骑尉之职。

罗泽南的理学思想

罗泽南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于湖南，受到湖湘文化强烈而深刻的熏陶。湖湘文化是一种理学型的文化，在湖湘学风的影响下，罗泽南自少时就尊崇程朱理学，等著作，是一位著述丰厚的理学家。他对晚清理学所做的贡献，不仅在于对理学基本思想的阐发，更在于吸纳经世实学以充实程朱理学。 罗泽南对理学基本思想的阐发，是建立在继承朱熹思想的基础上的。罗氏学术一以朱熹学说为依归，罗氏学术与朱学之间联系紧密。
罗泽南的每一部著作，从形式到内容无不带有十分明显的朱学印记。比如，《人极衍义》一书即为“罗君仲岳诵《太极》、《通书》之言，而得其旨要”而作，该书对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的理解和发挥，与朱熹的《太极图说解》、《通书解》是一脉相承的。至于《姚江学辨》辨王学与朱熹辨陆学显然更是异代同调。罗泽南《读孟子札记》多次征引《孟子集注》、《孟子或问》，对朱熹的议论颇为欣赏，以为可以“补孟子言外之意”。《小学韵语》是以朱熹《小学》为原本“撮其大要”辑成，“复取古人注疏附于其下”。《西铭讲义》“附于朱子《解义》之后”，与《西铭解义》皆“用伊川分立而推理一之旨”。可以说，正是在吸收朱熹思想的基础上，罗泽南形成了自己的学说。 对于理气、心性、知行等理学基本概念，罗泽南都作了详尽的阐述。在理气论上，罗泽南主要继承了朱熹的理先气后说。与朱熹稍有不同的是，他突出了气在宇宙生成、万物发展上的作用。此外，罗泽南还继承了程朱的“理一分殊”思想，并强调对事物特殊性的研究。
在心性论上，罗泽南持“心统性情”的观点，认为心为赅括性、情的总体，性、情都只是这一总体的不同方面。为了强调每个人具备成圣成贤的可能性，他对朱熹的气质之性的定义稍稍作了修正，把气质之性理解为气的性能，认为气质之性是能够改变的。在知行论上，罗泽南则全面继承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知行观。 在理气关系问题上，罗泽南虽然主要继承了程朱关于理气的说法，以“理”为“气”本，认为“理也者，所以宰夫气者也”，但同时又借鉴吸收了张载、王夫之等人的气本论思想，突出了气在宇宙生成、万物发展上的作用。罗泽南认为：“物之得阳者亲上，物之得阴者亲下。飞也，动也，阳也；潜也，植也，阴也。……凡物之生死伏见鸣已，皆二气之消长也，是孰非阴阳之所充周者哉”。把天下万物的形成说成是阴阳二气交感的产物，万物的不同性质也取决于阴阳二气的消长。理只有通过气，纲维天地的作用才能显示出来。很明显，气的作用被抬高了。
在理学系统中，“理”是一种超自然的、主宰一切的绝对观念，具有永恒静止的属性，“气”则有形有体，变化无穷，富有生气。对于“气”的强调，使罗泽南的思想带有强烈的辩证精神，多少隐含着对古代朴素唯物论思想的认同。他之所以能够用变易的观点看待历史和现实，肯定变革的合理性，认为“大经大法万世所不能外，而其制度文为则必随时而损益”，正是以此为理论依据的。不过，在罗泽南的理气说中，气并没有被抬高到与理同等的地位。他只是在朱熹理气说的基础上，稍稍揉进了张载的一些观点。因此，从根本上说，罗泽南的哲学还是属于理本体论哲学。
在人的理气同异问题上，罗泽南持理同气异的观点，认为每个人所禀受的理是相同的，气是不同的，“故人之禀之者，其气质亦不相侔矣”。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对朱熹气质之性的定义作了修正。在朱熹的哲学中，人禀受的天地之理被称作天命之性，气质之性指具体的现实的人性，即天命之性受到气质熏染形成的人性。而在罗泽南的哲学中，定义则有所不同。他认为：“性有天命之性，有气质之性。天命之性者，维皇降衷，厥有恒性，全体浑然，初无偏倚，此溯原于太极者也。气质之性者，天以此理赋之人，必随是气以与之。”
在这里，天命之性指人禀受的天地之理，此无疑义，关键是究竟什么是气质之性。总的看来，罗泽南倾向于把气质之性理解为气的性能，如刚柔急缓之类。他说：“气有互阴互阳之不同，故质有或昏或明之各异。得木之性居多者，清则仁慈，浊则柔靡。得火之性居多者，清则高明，浊则暴烈。推之于金，于水，于土亦然。此禀受乎阴阳者也。这里的“质”指由阴阳五行之气积聚而成的一定形质，“气质”指形气及其构成的一定体质。这句话的意思是气质之性由气质决定，所反映出来的主要是气的作用。
罗泽南之所以对气质之性作出与朱熹不同的定义，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朱熹虽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规定为两层而不是两个人性，但仍是从理气两方面来解释人性，所以从本质上看仍然是二元论的思想，而罗泽南如此定义虽有性二元论之嫌，但与他的理气论是统一的，他所说的“理与气原不相离，故性有气禀之性、义理之性，命有气数之命、义理之命”，显得比朱熹的说法更加圆融。而且，将气质之性仅仅理解为气之性能，在理学发展史上也是有根据的。张载的气质之性就是指气的攻取之性，二程的气质之性也是指气的性。
其次，理学主张把理与气对人的作用都讲到，但是在二者之间也有一个平衡的问题。有的理学家比较重视理对人的作用，强调每个人都具备成圣成贤的可能性，有的理学家比较重视气对人的作用，强调成圣成贤的困难性。罗泽南显然属于前者，因此不把气质之性定义为现实的人性，这样才可以说“气质之性，君子终不为所囿”。
罗泽南认为，气质之性不仅应当改变，而且能够改变。他认为人们彼此之间，禀受的气或相对而清，或相对而浊，这些差别的存在虽然造成了个体之间的道德与智慧的先天差异，但是由于禀受的理是一样的，所以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道德修养改变不好的气质，使天地之性得以恢复。“尽性则人事皆天，好学则气质无权”，罗泽南的教育思想正是以此为根据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关于气质之性的议论还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钱穆提出的“罗山论学最有贡献者，当推其阐申气质之性”的说法，不为无见。
总的说来，罗泽南对理学基本思想的阐发，既全面系统，又深入浅出，同时又有一定的创新，这对于守成多于开新的晚清理学尤为难能可贵。因此说罗泽南是晚清理学的重镇，他对理学基本思想的阐发有效地推动了理学在晚清的复兴，绝不为过。 罗泽南除了系统阐发了理学的基本思想，还发展了理学中本来就具有但却一直被忽视的“外王之学”，深挖理学的经世潜能，处则聚徒讲学，出则投身军旅，率领生徒抗拒太平天国革命，为清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研究罗泽南的理学思想不能不讲他在经世致用方面的主张。
程朱理学在产生之初，虽已酿空疏之弊，但是并不明显。无论是二程，还是朱熹，对现实政治都是异常关心的。不过，他们用力的重心已转移到对宇宙本体的思考和个人修养的完善上来。到了理学末流，则完全抛弃了儒家的经世传统，也为程朱理学带来了“空疏无用”的恶评。因此，程朱理学要想复兴，就必须以实济虚，改正空疏之弊。清初程朱理学的复兴，便是循着这一路径进行的。对于处于封建社会与清王朝双重危机下的晚清程朱理学来说，改正空疏之弊就更属当务之急。
罗泽南清醒地认识到程朱理学的不足之处，也敏锐地觉察到当时学界从“纯学术”走向“经世致用”的学术转向，因此在强调以“义理”修身养性的同时，积极讲求经世之学，“凡天文、舆地、律历、兵法，及盐、河、漕诸务，无不探其原委”，主动用经世之学来充实程朱理学，从而在坚持理学的价值理性的同时，又开掘出其隐而未彰的工具理性。

读《曾国藩》（6）：一脚跌进命运之河，三变扭转了人生

得遇七天国庆长假，唐浩明先生所著《曾国藩》（血祭、野焚、黑雨）三本已经全部看完了。

10月5日凌晨1点半，看完最后一段文字，我在朋友圈发了四个字：看完，怅然。

这套书看得很慢，除了的确是工作很忙， 更重要的一点，我想从过往陷入对曾国藩的莫名的崇拜中，找到一个可以真实触摸的灵魂。

这期间还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如2009年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梁文道先生主持的十集专题片《近人曾国藩》、张宏杰先生的《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吴晓波先生的《跌荡一百年》、谭伯牛先生的《战天京》，以及早晚跑步听的大量有关曾国藩的音频节目。

可以说，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每天都充满着哲学的思辨，人性的思考，历史的回顾，还有梦想的追索。

这个世界的大部分人，未曾有一步踏入命运的洪流，未曾经历跌宕沉浮，他们终其一生，也只是在此岸遥望彼岸。

从道光十八年，27岁中进士，到咸丰二年，41岁出山办团练，这十四年的仕途生涯，因为得遇军机大臣穆彰阿这样的贵人，成其门生，加上自己穷究理学，善修辞章，又为人谨慎谦卑，识才放达，曾国藩的仕途可谓平顺。

这样的日子，看似用心经营，看似闪烁着做人的哲思和光芒，但，那也只是生活。

无大任，少磨难，失壮阔，不足以称人生。

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踏进命运之河，去选择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生。

这取决于你，是否聆听到了，上天的召唤。这样的召唤，在这乱世之中，尤为强烈。

其实，研究曾国藩，最重要的节点，不是他在咸丰十年终于爬上了两江总督的位置，也不是在同治三年攻破天京封侯之时。

个人认为，最重要的的节点，恰恰是在咸丰四年到七年这三年时间。

从衡州发兵，到再回湘乡奔父丧，这整整三年时间，曾国藩所经历的，比之前几十年所经历的还要绚烂，还要悲壮，还要激昂，还要绝望。

就是这三年，让满腔热血、一颗忠心为了收复皇家江山，捍卫孔孟名教的尊严的曾国藩，却落得个皇帝猜疑，地方排挤，四面碰壁，八方龃龉，几陷于通国不容的境地。

短短三年，他几乎差点死了两回。

那么这三年，他到底是如何过来的？

咸丰四年五月： 兵败靖港，投河自尽，为部下所救，羞愧难当，不敢进长沙城，进了长沙城，为自己置办棺材，几欲轻生，左宗棠骂他：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八个字，只因你今日一死，便如同铜打铁铸，永远伴随着你曾涤生的大名！

咸丰四年七月： 重整水陆各军，攻陷岳州；

咸丰四年十月： 攻取武昌。咸丰帝大喜过望，令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然而，大学士祁隽藻进言，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帝收回成命，仅赏曾国藩兵部侍郎头衔。

咸丰四年十二月： 曾国藩率军攻陷田家镇。

整个咸丰四年的下半年，应该来说都是比较顺利的。但是接下来的两年，可以用四个字描述，那就是：坐困江西。

咸丰五年二月： 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100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曾国藩愤怒至极，打算策马赴敌以死，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

咸丰五年七月： 曾国藩痛失臂膀，手下最得力的将领塔齐布，在久攻九江不下之际，愤恨呕血而死。

咸丰六年： 曾国藩的好友，湘军的创始人之一罗泽南，料江西困局已定，突围无望，也离开了他，同年攻武昌战死，临死前给他写了一封信：泽南一生，自谓求学尚能刻苦，然学业未成，事业未就，愧见先祖于九泉。近年来与长毛作战，亦有一点心得。今将远别，愿送与我兄：“乱极时站得住，才是有用之学。

如果不是咸丰六年九月的“天京事变”，洪秀全与杨秀清“内讧”，石达开奉命回南京，历史真的会完全被改写。

借着石达开撤兵江西的缝隙， 咸丰六年十月，曾国藩在老家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就是那个日后攻破南京，威震寰宇，功盖天下的吉字营，统领正是曾国藩的九弟，人称“九帅”的曾国荃。

咸丰七年二月，“借着”奔父丧的机会，曾国藩终于“解了”江西之困。临别的时候，他的好友也是幕僚郭嵩焘的三点劝告颇具深意： 第一，要联络好地方文武，不要总是站在与他们为敌的地位，当妥协处则妥协。常言说得好，强龙不压地头蛇。第二，越俎代庖之事不能再做，费力不讨好，反招怨敌。第三，要利用绿营的力量，不要再单枪匹马地干。若做到这三点，许多事情会办得好些。

这也为他日后重新出山的蜕变，埋下伏笔。

这就不得不说到曾国藩一生的“三变”。

曾国藩的朋友欧阳兆熊曾说， 曾国藩“一生三变”：做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办理军务一变而为申韩，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

程朱，即程颢、程颐兄弟与朱熹，是理学的大师；申韩，即申不害与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黄老，即黄帝与老子，是道家的别称。欧阳兆熊的这段话，很好地点出了曾国藩的领导力从“儒”到“法”再到“道”的理念变迁，也是其从理想到现实再到成熟的螺旋式成长轨迹。

曾国藩出来统帅湘军、带兵打仗，“一变而为申韩”，开始运用法家的理念施为。 法家与儒家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理解儒家的核心是一个“德”字，那么理解法家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利”字。法家相信人的本性是求利的，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围绕着利益而展开的。

所以，湘军攻城后的抢掠财物在历史上，都是出了名的。 曾国荃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古训。他最佩服胡林翼的三如：爱才如命、杀人如麻、挥金如土。

除了利益，法家信奉的还有实力。所谓的“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法家认为权势才真正具有让人屈服和顺从的力量，人的行为也只有通过强制的力量才能改变，在法家眼中，除了实力之外，没有什么是真正可以靠得住的。此外，法家还强调争夺。法家认为这个社会的本质就是争夺，就是弱肉强食。争什么？争利益。靠什么争？靠实力。

可见，与儒家相比，法家的思想非常现实。它把社会的本质血淋淋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就使得曾国藩一方面有着儒家的理想。但他的理想不再是一种理想主义，它使得曾国藩能够透过表面的温情脉脉，看清深层次的利害，对人情世故有更清醒的理解，从而达到所谓的“巨细周知，表里洞彻”，这无疑是他能在为官从政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而明白的意识的关键因素。

但是法家也有自身的不足。 法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过于强势、过于冷酷、过于霸道、过于刻薄、过于自是、过于以自我的利益为中心。 如此的逞强、霸道、自是，一定会导致别人的敌意与对抗。所以曾国藩在湖南和江西带兵时，就陷入了极度紧张的人际关系中。他所到之处，与官场冲突不断，以至于到了“通国不能相容”的地步，最终被皇帝罢免了兵权，被迫回家守制，曾国藩也因此跌到了人生的最低谷。

连他自己也长叹一声：唉！虹贯荆卿之心，见者以为淫氛而薄之；碧化苌弘之血，览者以为顽石而弃之。

当一代圣人深陷这样的困境，我们会如何评价？我们赞其“打掉牙，和血吞”的坚忍，会再赞一句：“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当我们遇到这样的逆境时，也习惯用这些牛逼的人的经历来激励我们自己。

可是， 逆境之逆，往往在于心逆。

心不平，气不顺，就容易与外部世界为敌。

降魔者先降自心，心伏则群魔退听；驭衡者先驭此气，气平则外横不侵。

当咸丰八年，曾国藩再度出山的时候，他做人做事的风格，已经开始杂用了黄老的道家无为思想，这在他的日记中可窥见一斑：“看刘文清公《清爱堂帖》，略得其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艺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远。作文然，作诗然，作字亦然。若能含雄奇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

“常言道，字如其人，文如其人，作字作文与做人是相通的，既然字可寓雄奇于淡远之中，文可含阳刚于阴柔之中，那么为人为什么不可以如此呢？”

在日记的结尾处，迅速添上两句话： “含刚强于柔弱之中，寓申韩于黄老之内。斯为人为官之佳境。”

正是这样的变化，扭转了曾国藩后来的人生，也改变了历史的格局和走向。

不得不说，后人眼中“最能坚持”的曾国藩，其实也是非常讲究变通的人。

坚持的是内心的理想，但行为会随着外部环境，应时应景应人而变。 作为理学大师的曾国藩，其行为在一步步在靠近心学宗师王阳明。

此心不动，随机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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