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南迁之后都遇到了哪些事为何最后被逼自杀

崇祯南迁之后都遇到了哪些事为何最后被逼自杀

崇祯在内外交困之时，他何尝不想效法晋元、宋高，赶在大顺军兵临城下以前脱身南逃，依托半壁江山苟延残喘。

早在这年正月，朱由检就秘密地多次召见主张“南迁图存”的左中允李明睿。他四顾无人之后才向李明睿推心置腹地说:“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物，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尔且密之。”接着，他同李明睿具体商量了南迁的路线、护卫、饷银和留守事宜。

二月间，形势急转直下，代帝亲征的李建泰束手无策，派人飞章上奏说:“贼势大不可敌矣。愿奉皇太子南去。”南迁的问题逐渐由窃窃私议而公开形之于奏章然而，连这样一件并不难扶择的事情，也因为朝廷内部的纷争而搁浅了。

按崇祯皇帝的本意是自己逃往南方，但一要大臣勘赞，二要顾全面子。李明容在奏疏里故意把南逃美其名曰“亲征”，就是摸准了朱由检的这种心理。

可是，大学士们唯恐皇帝南迁时留下自己辅佐太子居守，变成替死鬼;即便随驾南迁，一旦京师失守，也说不定由于自己曾经主张南迁而替人受过。于是一个个唯唯诺诺，不置可否，即所谓“帝欲大臣一言主之。大臣畏帝不敢言，虑驾行属其留守，或驾行后京师不能守，帝必罪主之者。遂无人决策。”特别是一部分廷臣如左都御史李邦华，竟然主张“皇上自然守社稷”，而让太子朱慈烺到南京去监国，同时分封定王和永王。这是完全不符合朱由检心意的。

因为如果实行这个办法，朱由检自己仍然逃不了命，即便有如天之福，勤王兵及时赶到，守住了京师，太子监国南京，说不定会重演唐肃宗灵武登基的旧戏。

大唐天宝十五载(756)七月九日，太子李亨在杜鸿渐等人的陪同下，抵达朔方军大本营灵武。经过一番布置与筹划，七月十二日，李亨在灵武城的南门城楼，举行了简单的登基仪式。登基后，改年号为至德，并且将当年改为至德元载，史称唐肃宗。唐玄宗被推尊为太上皇。

所以，崇祯愤愤不平地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早讲战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在一片混乱当中，给事中光时享又跑出来参了一本,指责“李明睿南迁为邪说”。朱由检气急败坏地当面斥责道:“一样邪说，却只参李明睿何也?显是朋党，姑且不究。”南迁之议就在这样一片纷争当中拖延了下来。

等到起义军逼近北京的时候，朱由检得到情报说，大顺军除了由大同、宣化方面来的主力以外，还有刘芳亮等统率的部队沿黄河北岸进军从南面包抄北京，往南逃跑的可能性也很小了。只有在内心追悔之余，发出“朕不能守社稷，可殉社稷”的哀鸣，准备同他所代表的明王朝一道葬身于农民起义的火海。

勤勉的崇祯皇帝为什么导致明朝覆亡？

公元１６４４年，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在煤山投缳自尽。崇祯的励精图治的心情和对朝务的勤勉在中国几千年皇帝史上都是罕见的。《明史》评价他：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又说：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甚至鸡鸣就起床以至夜晚都不睡觉,往往焦劳成疾。励精图治的心情不可谓不强，敬业的态度不可谓不令人佩服！但是，正是这么一位希望能够中兴明朝－－并且为了这一希望而身体力行的皇帝，他的努力，他的勤勉，他的执着和梦想，最后换来的不但不是明朝的中兴，反而是明朝的覆亡，他本人也在一个寒冷的春夜里走投无路，只得杀妻杀子再自杀。

当然，明朝灭亡的原因有很多，非是崇祯一人的责任，甚至可以说根源不在崇祯，但不可否认的是崇祯的责任也非浅。我们不妨来看几个例子，以作借古鉴今之用。

一、明朝官员薪俸很低，历朝罕见。低薪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贪污受贿之风。而明朝的官僚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更成为了官员贪污腐败的深层次原因。但崇祯并不清楚这种官员腐败的深层因由，却简单地企图用儒家道德来约束和要求大臣，屡屡宣讲“文官不爱钱”的古训。反过来，崇祯则自觉有充足的理由认定手下的官员都是一帮酒囊饭袋、蛀虫败类。君臣关系之紧张，历朝历代无过于崇祯年间。

当崇祯的道德济世的理念无法实施，而内忧外患反而更加激烈时，他认定“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对亡国之臣有何客气呢？据统计，崇祯在位期间，死于他手下的高级官员共计有：辅臣（相当于总理）１人、尚书４人、总督、督师７人、巡抚１１人，侍郎以下的官员则难以计数。到了崇祯后期，一向渴望仕途通达的官员们甚至也认为出相入阁乃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因某一件事情得罪这位喜怒无常的天子，转瞬之间从位极人臣到脑袋搬家。

二、崇祯元年七月，有一官员上疏给崇祯建议，只有严惩少数罪大恶极的贪污受贿者，让大臣们把钱当作祸水，才有可能出现廉洁爱民的情况。崇祯对这一建议深以为然，专门为这一奏折开了一次现场会，并当场就要任命这一官员为右佥都御史。吏部尚书别有用心地建议：该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请皇上命他挑出最严重的贪污受贿案例来，以便以此为例进行重处。这明明是给上疏过不去。上疏者哪里敢真正举出哪个官员贪污哪个官员受贿呢？只得支吾着说折中所言俱是风闻，并没有一个准确的事实。这下崇祯不高兴了：“难道连一个贪污受贿者你也不知道，就写了这个奏折吗？限五日内奏明。”五天后，上疏者只得纠弹了几个已被打倒了的阉党死老虎交差。崇祯看出他在打马虎眼，令他当众朗读自己的奏折，当其读到两个月收到赠金５００两时，崇祯立即打断他，厉声追问这５００两银子到底是谁送的？上梳者推说记不清了。崇祯龙颜大怒，结果上梳者不但右都佥御史没做成，还差点丢了命。

这一事件的结果是，崇祯越来越对明朝的文官系统感到不满，对大臣们的从政能力和品德人格都持怀疑态度，此后，他在用人上总是颇多猜疑，甚至只得自已一个人去干。一个自以为是而又事必躬亲的专制君主给危机深重的明朝造成的伤害，可想而知会有多少大！！

三、崇祯还有一个重大性格缺陷,就是极度过于自尊,也就是死要面子。比如南迁一事。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五日,李自成的军队直接对京城形成包围之势,崇祯明白大势已去,遂谋划南迁。本来南迁之事,直接关系到皇帝本人生命是否能存活,这种事情,只要皇帝一人拍案定夺就可实行,纵使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也无所谓。但崇祯死要面子,认为南迁就是逃跑,置祖宗宗庙,江山社稷于不顾,恐遭后世耻笑，非要召集群臣商议此事。他的意思希望大臣合力恳请他南迁,他在力辞几次,最后不得不接受群臣好意,体面地离开京城。可这层意思他又不能直接说,当然大家就不明白了。群臣还以为皇上真的是让他们讨论留京与南迁的利弊,结果就有不少人提出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认为不可南迁。三月初四崇祯最后一次提到“南迁”，仍然有些大臣建议固守京师,还说出,让太子监国南京,崇祯无奈在被逼出了一句慷慨之言“国君死社稷”后放弃了这一战略。三月十七日早朝，北京在李自成猛攻下眼见守不住了，崇祯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君臣束手无策。这时想跑也来不及了,崇祯用手指在桌案上写下“文臣个个可杀”，让身边的司礼太监看了看，随手抹去。这明显是针对文臣阻他南迁而有感而发的。崇祯没有南迁,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明末政局中的明朝、农民军和后金三股势力制约相持局面过早崩溃。

崇祯十四年年底,洪承畴孤军困守松山、松山,锦州形式日益吃紧,正月初一，他接受了兵部尚书陈新甲之建议，与后金秘密接触、私下议和，然此事不慎外泄，外廷一时间舆论大哗。视面子如生命的崇祯为表明清白，将一切责任推到陈新甲身上,指责他秘密议和,冤杀了陈新甲。本来己和皇太极达成的停战协议就此不了了之。这样一来遂丧失了结束两线作战的机会。此后一直两线作战,疲于奔命。

崇祯自杀时留下遗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临死前依然说“诸臣误朕”，爱面子如此，夫复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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