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带来宋神宗的文章,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谢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宋神宗赵顼继承了宋仁宗和宋英宗的衣钵,一心想恢复汉唐之雄风,建立像汉武帝和唐玄宗那样的丰功伟业,为何最后以失败告终呢?
汉唐两代最辉煌的时期分别是汉武帝和唐玄宗的中前期。汉朝建立之初,民穷国弱,内部各诸侯王国尾大不掉。外部则时不时受到北方强大的邻国匈奴的欺凌。
对于这种局面,汉初几任帝王对内采取休养生息的国策,对外则韬光养晦,以低姿态示弱于匈奴。到汉文帝时,帝国已经变得非常富饶。汉景帝时,平息七国之乱,藩王势力受到极大的削弱。这些都为后来汉武帝北击匈奴、远征西域打下良好的基础。
而唐玄宗隆基能取得开元盛世的成就,除了自己前期的进取精神外,跟太宗和高宗时期积累的实力也密不可分。反观,宋神宗却没有这样好的条件,他接手的北宋是积贫积弱,问题多多。
宋朝的问题从建立的那一刻就决定了。在宋朝,但凡不容易解决的事情,都可以用钱来解决。初期,用钱可以换取手握重兵的将领手中的权力,后来用钱可以解决宋辽之间的和平。西夏崛起后,也是输送岁币来换取短暂的安宁。
另外,宋朝的官僚机构臃肿,冗官众多。这一切无不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而这种负担又全都落在了中下层百姓的头上。有一句话说,宋朝是历史上农民起义最多的朝代。我想是不是最多不好说,但名列前茅应该是不会错的。
对于各种问题,有识之士也曾进行改变。早在宋仁宗时期就实行过庆历新政,但由于积弊已深,困难重重,最后不了了之。
1067年正月,年仅二十岁的宋神宗赵顼登上了皇位。刚一登基,血气方刚的少年天子就想改变大宋贫弱的局面。宋神宗幼年时,便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度兵败",立志"雪数世之耻"。要想有大作为,就得有能人志士来辅佐才行,但前朝那些曾经的有志之士,如韩琦、富弼、文彦博等人,早已被岁月磨平了棱角,丧失了锐意进取的精神,神宗对此很失望,不得不启用新人。
早在当颖王时期,宋神宗就知道了王安石的变法思想,非常欣赏。1068年,两人进行了一番深刻交流。宋神宗深感王安石就是能帮自己成就大业的人,而王安石也被神宗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抱负所折服。君臣二人一拍即合,搞了一件大事,历史上颇受争议的"王安石变法"随即展开。
1069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全面主持变法大计。和庆历新政一样,变法阻力重重,其中最大的阻力就是以前的那些元老重臣。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的可笑,曾经的变革者现在成了变法的反对者。
好在在神宗的支持下,新法总算得以推行,虽然其中问题多多,但成就也是不小的。
变法使得北宋王朝恢复了生机与活力,国库收入大大增加。社会生产力也得到巨大发展,新垦田地大幅增长,单位产量普遍提高,矿物产量为唐朝时的数倍到数十倍,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一般说宋朝是一个富裕的朝代,主要指变法之后的那一段时期。
另外,保甲法、保马法使得宋军战斗力明显提高,熙河开边拓展疆域2000余里。
但宋神宗毕竟不是秦孝公,变法期间不愿触碰大贵族和皇族的利益,最终使得变法不能深入开展。再加上反对者对变法中各种问题的放大,使神宗时常陷入反复之中。
1074年,天下大旱,百姓流离失所。福建人郑侠上《流民图》,并历数新法的种种不是。神宗看后长叹数声,夜不能寐。反对者乘势攻击王安石及新法。王安石虽力陈天灾年年都有,只需对百姓进行救助即可,但神宗对新法已经动摇了。王安石只好罢相。此后,神宗虽继续推行新法,但态度已大不如前。
从性格上讲,宋神宗并不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如果说郑侠的《流民图》直接导致了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并对新法产生影响,那么数年后的永乐城之败,则导致新法的基本停滞,甚至导致神宗的英年早逝。
永乐城之败,大宋官军伤亡数万人,又损失民夫工匠近二十万。当消息传到汴京时,神宗彻夜不寐,次日临朝时在朝臣们面前失声痛哭。从此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意志消沉,两年后郁郁而终,年仅三十八岁。
其实胜败乃兵家常事。永乐城之战虽败,但大宋并未伤筋断骨。由此看来,在深宫长大的宋神宗是多么的脆弱,比起上过战场的秦孝公来真是差太多。
再来看熙宁新政,其富国强兵的初衷无疑是好的,其间的种种问题都可以慢慢地来解决。但宋神宗急于求得天下大治,再加上其本人性格的缺陷以及保守势力的强大,这些都注定了它的失败。宋神宗扮演的更应该是一个为下一代君王打好基础的角色,但历史并没有给大宋王朝这样一个机会。
变法的实现是要条件的,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改革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晚期两次著名的改革运动,在后世都受到赞誉,但都以失败而结局。这两次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王安石所颁布的新法富国不惠民,在推行过程中又所用非人,遭受权贵排挤,对百姓也产生不利,其结果也没有达到 “富国强兵”。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张居正改革,前期因为皇帝年幼,居正以“首辅”、“帝师”的身份依靠皇权,以改革吏治为突破口推行改革,取得了成功。但是,张居正死后,万历帝开始反对新政,保守势力乘机落井下石,破坏改革;加之张居正生前未找到一个强有力的改革继承者,以至他死后改革也就相继而败。
在王安石的主持下,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免役、市易、保甲、方田均税、保马等新法相继出笼。新法几乎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惟操之过急,利弊互见。北宋学者陆佃说:“造元丰间,积票塞上,盖数千万石,而四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当时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全国高达7亿亩,城镇商品经济取得了空前发展。
但是变法受到守旧派激烈的反对,朝中的司马光、范镇、赵瞻纷纷上书陈述对新法的不满,司马光与吕惠卿为了青苗法在皇帝面前争辩,新法维持了将近二十年,直到司马光尽罢新法为止。此一时期,面临朝廷和后宫的双重阻力,神宗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高太后更是对神宗说:“王安石是在变乱天下呀!”,岐王赵颢也从旁劝说神宗应该遵从皇太后的懿旨,神宗心烦意乱,怒斥歧王说“那你来当皇帝好了”,岐王诚惶诚恐,失声痛哭。
神宗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至治平二年(1065年)亏空已达1570多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神宗没有气馁,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表现出“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的政治气概。
赵顼在即位之前已闻知王安石的政治抱负和才能,并“由是想见其人”,因此即位不数月,就让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寄以治国安邦的厚望。神宗对王安石的器重,引起了在朝老臣的不满。宰相韩琦执政三朝,本该辅佐新帝,有所作为,然而见神宗提拔新人,却坚辞相位,出判相州。神宗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韩琦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表明了他反对王安石执政的态度。
元老重臣富弼在罢相位时,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而推荐了文彦博。对此,神宗或以不答相对,或以默然置之,坚持了自己的想法。除老臣外,当朝大臣如参知政事吴奎、御史中丞吕诲、参知政事唐介、侍读孙固等也都以王安石“护前自用”、“论议迂阔”、“狷狭少容”等为理由,极力反对王安石为相。面对种种阻挠,神宗不以为然,力排众议,于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从而揭开了变法图治、富国强兵的序幕。
在变法的过程中,神宗以君权的力量,保证了一系列新法的推行。熙宁二年,新法逐渐出台、实施,但是马上遭到朝内外一批守旧势力的攻击。他们不仅从新法的内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在朝议纷纷面前,神宗虽曾一度犹豫,但终不为所动。至于学术、道德上的争论,神宗则认为“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他讲求道德与功名并重,对守旧势力反对变法,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甚为反感。
在王安石的解释下,他能理解王安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主张,并继续支持新政。在王安石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中,神宗支持王安石,先后罢退一批反对变法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H、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相反,熙宁三年(1070年)神宗进一步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有了更大的权力,于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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