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度宗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六月,忽必烈下诏平宋,丞相伯颜担任最高统帅,南宋政权危在旦夕。七月,宋度宗病死,宋恭帝即位,谢太后临朝称制,下诏勤王。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文天祥变卖家产,招募义士,赶赴都城临安,应诏勤王。但是,朝中大臣对文天祥并不信任,命其前往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守卫。后因朝廷部署失策,平江府失守,文天祥才不得不回到临安。
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正月,元军围困临安。正月十八日,谢太后眼看大势已去,急忙遣使携带传国玉玺和皇帝降表,向伯颜请降。当晚,右丞相陈宜中逃跑,其他主要官员也率兵撤离。第二天早晨,文天祥临危受命,出任右丞相,与左丞相吴坚等赴伯颜大营议和。
文天祥在伯颜面前慷慨陈词,据理力争。面对伯颜的恐吓,他面无惧色地回答:“吾乃南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非所惧也!”文天祥还曾在元营赋诗:“三宫九庙事方危,狼子心肠未可知。若使无人折狂虏,东南那个是男儿。”
降元的南宋守将吕文焕为讨好伯颜,前来劝说文天祥。文天祥怒不可遏,痛斥其为乱贼。吕文焕以自己苦守襄阳6年而朝廷不予施救为自己辩解,文天祥厉声喝道:“力穷援绝,死以报国,可也。”
文天祥表现出的无畏气概,使得伯颜对他不得不另眼相待。如果文天祥能够投降,元军可以利用他的声望去进一步收拾南方的残局。于是,伯颜派人劝降文天祥:“大元将兴学校、立科举,丞相在大宋为状元宰相,今为大元宰相无疑。”文天祥听后,却当场痛哭。
事后,文天祥还赋诗一首以明志:“虎牌毡笠号公卿,不直人间一唾轻。但愿扶桑红日上,江南匹士死犹荣。”虎头金牌和毡帽是元朝公卿的服饰,“扶桑红日上”象征南宋政权重新崛起。
伯颜见文天祥不肯屈服,便将他扣留在军营中,其他大臣签订降书后于次日返回临安。之后,文天祥被押往大都,所幸于途中趁机逃脱。历尽艰险之后,文天祥泛海南下温州,辗转来到宋端宗赵昰的行朝驻地福州。
不料,文天祥依然受到掌政者的排挤,只以同都督军马的身份先后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和汀州(今福建长汀)开府,重新组织军民抗元。文天祥到汀州后不久,福州失陷,小朝廷逃往广东。他随之转战漳州、梅州一带。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五月,文天祥率兵进入江西,在雩都县(今江西于都)大败元军,收复兴国、吉州等地,一时声威颇盛。但元军旋即大举反攻,文天祥的妻儿和幕僚被俘,他因有义士替身受捕才幸免于难。
祥兴元年(公元1278年),文天祥带领残部,转战广东南岭一带。六月,为摆脱元兵的围追,他要求赴援崖山行朝,遭到当政者拒绝。十二月,文天祥在广东海丰五坡岭不幸被俘。他吞药自尽未成,被押往崖山战场。
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正月,屯驻在崖山的南宋流亡政权准备与元军决一死战。元军统帅张弘范命文天祥写信劝降。文天祥却赋诗道:“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就是千古流传的《过零丁洋》。
崖山海战是南宋亡国的最后一战,宰相陆秀夫背负皇帝蹈海自尽,后宫诸臣随之纷纷投海,“死溺者数万人”。文天祥在元军海船上亲眼目睹南宋政权的彻底覆灭,写诗恸哭“正气扫地山河羞”“惟有孤臣雨泪垂”。
崖山海战后,文天祥被押回广州。之后,元世祖忽必烈下诏以“谁家无忠臣”的理由,命张弘范善待文天祥,并将其押解大都(今北京)。不过,文天祥却开始了绝食。他计划七八天后将行至家乡吉州时,自己就可以饿死尽节、归葬故里了。但绝食八天后,文天祥依然未死,而故乡已过。此时,他才打消了绝食的念头。
从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十月初一至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十二月初九,文天祥在大都度过了3年2个月的囚禁生涯。起初,元朝以上宾之礼接待文天祥,劝降者络绎不绝。
第一个来劝降的是留梦炎。他也是个状元宰相,德祐元年十一月听到元军破独松关,就私自逃跑,不久投降元军。文天祥对此人无比鄙夷,提笔赋诗“龙首黄扉真一梦,梦回何面见江东”。龙首指的是状元,黄扉是宰相的办公场所。
第二个出马的是已被降封为瀛国公的宋恭帝。此时,他也仅是一个9岁的孩童。元朝统治者只是想利用旧日的君臣关系,逼迫文天祥就范。文天祥让瀛国公坐下,自己北面跪拜不起,连声说“圣驾请回”。瀛国公无话可说,怏怏而返。
第三个出马的是元朝重臣平章政事阿合马。他命文天祥下跪,文天祥却不示弱,并回答道:“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岂能下跪?”阿合马故意问:“你何以至此?”文天祥回答:“南朝早用我为宰相,北人到不了南方,南人也到不了北方。”面对阿合马的生死威胁,文天祥则直言:“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阿合马见奈何不得,只好起身而退。
劝降不成,文天祥被带上木枷,关入土牢。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春,他突然接到女儿的来信,才知道3年多杳无音讯的妻子、女儿都在大都。文天祥知道这是元朝打出的感情牌,只要自己投降便可与家人团聚。他强忍着悲痛,拒绝给女儿回信。在给自己妹妹的信中,文天祥谈及此事:“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
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有元朝大臣提出以儒学治国的主张。一时间,朝野上下出现了让文天祥出仕的呼声。忽必烈对此也非常重视,曾问群臣:“南、北宰相谁贤?”群臣都说:“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于是,忽必烈考虑对文天祥付以大任,并派人再去劝降。文天祥坚决表示,自己绝不会尽弃平生,“遗臭于万年”。
忽必烈不杀文天祥,一是佩服其气节,二是爱慕其才能。不过,随着发生不少叛乱和反抗,忽必烈需要在文天祥的生死问题上有个了断。这一天,忽必烈在大殿召见文天祥,亲自出面劝降。文天祥面对忽必烈长揖不拜,忽必烈也不强行要求,面对忽必烈的“元朝宰相”许诺,文天祥回答:“我受宋朝三帝厚恩,号称状元宰相。今事二姓,非我所愿。”忽必烈追问:“所愿为何?”文天祥的回答简短而坚定:“愿与一死足矣。”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公元1283年1月9日),文天祥慨然就义,时年4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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