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喜人情不喜法制，为何包拯的故事却那么受追捧

古代喜人情不喜法制，为何包拯的故事却那么受追捧

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四月十一日，在北宋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一个婴儿呱呱坠地。据《宋史·包拯传》记载，包拯生于一个官僚家庭，父亲包令仪是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官至刑部侍郎。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28岁的包拯考中了进士，随后，朝廷任命他为“大理评事”，这是一个级别很低的官职，包拯没有赴任，不久后他又被任命为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往下看。

包拯是个孝子，由于父母年事已高，且不愿意随他一起到江西赴任，包拯只好放弃官职，留在家乡侍候父母。考虑到包拯的“家庭困难”，不久，朝廷任命包拯为家乡附近的和县当一名管理税收钱粮的小官。包拯赴任没多久，因为放心不下家乡的父母，再一次辞官回家了。

直到父母去世，包拯才离开家乡来到京城等待官员候补职位，景祐三年(1036年)，包拯被任命为天长(今安徽天长)知县，从此他正式开启了自己的为官生涯。这时候的包拯已经38岁了，距离他考中进士已经过去了九年。在天长知县任上，包拯以“清正”出名，他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断了很多奇案，其中最著名的案件是“割牛舌案”。

有一个农民到县衙告状，说自家耕牛的舌头被人割了，包拯让这个人回家杀了这头耕牛，再到市场上去卖肉。这个人尽管不知道包拯的真实意图，回家后还是按照包拯的吩咐去做了。第二天，有一个人来向包拯告状，说某人私自宰杀耕牛(私宰耕牛在当时是犯法的)。包拯立即让衙役将这个告状的人抓了起来，经审讯得知，确实是这个人偷偷割掉了那头耕牛的舌头。

在知县任满三年后，包拯调任端州(广东肇庆)知州，包拯的“廉洁的品牌”便形成于端州知州任上。端州每年都要向朝廷上供端州特产——端砚(名砚)，历任端州知府都要借上供之名“打斧头”(粤语：搭顺风车)，因为端砚可以成为敲开京城达官显贵大门的“敲门砖”，这令当地老百姓苦不堪言。

包拯卸任端州知州时没有带走一块端砚，即使是他平时办公用的砚台，他也在卸任时登记造册办理了移交。关于这件事，在广东民间还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包拯离开端州的时候，船走在造砚作坊对面的河中间，突然风浪滔天，船难以前行，包拯立即吩咐手下人检查船，最后在船舱的底部发现了一块用黄布包裹的端砚，这是包拯的手下人背着他收受的唯一一块端砚。包拯立即取过这块砚台扔到江中，江中顿时风平浪静，船得以继续前行。肇庆现在还有一个名叫“砚洲岛”的岛，据说这个岛就是当年包拯扔下的端砚形成的，在其下游还有一个地方叫“黄布沙”，这个“黄布沙”就是包住端砚的黄布。

端州知州任满后，包拯到京城为官，开始担任监察御史里行，后改任监察御史。在这个职位上，他体现出来的是“不畏权贵”，具体的案例是：宋仁宗想提拔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为节度使，经过包拯等人的三次抗争，最后宋仁宗只好放弃了提拔张尧佐。《续资治通鉴》中记载，得知自己的伯父提拔不成，张贵妃找宋仁宗撒娇，宋仁宗生气地说，“你不知道当时包拯有多激动，他争辩的时候口水都溅到了我的脸上。”

既然皇帝都敢顶撞，那么弹劾朝中权贵的事，包拯自然更是铁面无私。史上有记录的案件有：包拯三次弹劾张尧佐，参倒三司使张方平(罪名是巧取豪夺民产);弹劾三司使、端明殿学士宋祁罢官(宋祁是当时一个无行的诗人，他为官时生活极度奢糜)。

由于秉公办事、铁面无私，包拯先后担任过三司户部判官、京东转运使、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三司户部副使、天章阁侍制、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等职，最著名的还是在嘉祐二年(1057)三月，权知开封府，他的任职实际只有一年零三个月，但他执法严峻，不畏权贵，为世人称颂。

在担任开封知府期间，包拯的名声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大家都叫他“包侍制”。贪官污吏听说包拯的威名，几乎谈之色变。包拯不苟言笑，人们比喻为“看到包拯的笑好比见到黄河水变清”。在断案的时候，包拯始终坚持公平和公正，包拯担任开封府的时候，开封的人编了一个顺口溜“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是不能打通关节，要么找阎罗王报到，要么去找包拯喊冤。

随后，包拯又升为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给事中、枢密副使、礼部侍郎(推辞未受)等职。嘉佑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四日，包拯逝世，享年64岁，赠授礼部尚书，谥号为“孝肃”。

包拯死前虽然身居高位，但是他生性节俭，衣服、饮食、器具跟他没当官前一样简朴。包拯对家人的临终遗言是“后世子孙中有当官贪赃枉法的，死后不得将灵柩运送回家，更不得葬于祖坟山中，如果不继承包拯志向的，就不是包拯的子孙。”包拯的灵柩由他的女婿运回老家安徽合肥安葬，后人为了纪念包拯，凡是包拯做过官的地方，都建有“包公祠”，以纪念这位伟大的清官。

关于包拯的故事，其实在宋仁宗时期就开始流传了，民间故事中将包拯描述成正义的化身。在安徽合肥流传着一个故事，说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一案后，李娘娘要将整个庐州(合肥市)赏赐给包拯，包拯拒绝了，他只接受了庐州市的一条河，将这条河改名叫“包河”。包拯告诉子孙，包河中只准种藕和养鱼。说来也怪，包河中长出的莲藕没有丝(无私)，藕的肉质刚硬，包河中长出来的鱼背上都有一道黑印，象征着铁面无私。

包拯的故事之所以流传了一千多年，而且越传越神奇，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客观方面：

一是从宋仁宗统治时期开始，一种新的文体——小说开始出现，这为包拯故事的传播提供了途径;

二是宋仁宗以自己的仁爱之心，培养了好官诞生的环境。

主观原因：

一是中国的官场环境一直不好，难得出了这么一个清官，世人希望对他大书特书，以此来弘扬世间正气;

二是中国人喜欢人情而不是法制，喜欢侠义而不是规则，既然皇帝不作为，那就让一个拥有近乎皇帝的特权人士来“替天行道”。《三侠五义》设计了三个大侠、五个义士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位随从帮助包拯除恶扬善，他们这个团队几乎无所不能，清官侠义可以消灭世间一切不公不平之事，包拯断案酣畅淋漓，坏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包拯为何能官运畅通

传统戏曲把他说成被父母遗弃，由嫂子（包拯系独子）带大成人，用于铺垫包拯的身世和他对百姓疾苦的熟识，此种演绎可以理解，但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包拯29岁考中进士，按宋朝的制度，考中了进士就可以外出做官，这也是包拯十年寒窗所追求的。但老迈的父母不愿离开故土，这使得包拯面临离家做朝廷命官还是在家侍养父母的两难选择，在功名与尽孝中他选择了后者。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评论，“拯进士及第，以亲老侍养，不仕宦且十年，人称其孝”。包拯的死对头欧阳修也客观评价他“少有孝行，闻于乡里”。这就是包拯的至孝，他一生行事出发点就在于此。 从以后实践来看，包拯履行了他的承诺。他的好友吴奎称颂包拯“竭力于亲，尽瘁于君”，这是旧时代社会士大夫在伦理道德上要做到的两个重要标志。当朝的仁宗皇帝自己终生坚守孝义高于一切，不孝无以为国的行动理念，在这点上包拯自身的优势得以凸现。据此，包拯引起了仁宗皇帝的注意。 包拯为后世所歌颂和怀念，一方面是因为他为百姓做了好事，百姓从内心深处感激他，歌颂他；另一方面源于包拯个人的道德品质的魅力，以及由此而折射出的强大的人格力量，成为后来者汲取人格力量的源泉。史载，包拯为人刚直，敢于忠言直谏，从不趋炎附势，是北宋仁宗朝一位劲正之臣，他一生坚守“大奸必摧”的原则。吴奎在他《墓志铭》中指出了包拯：“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的性格特点。 每一个杰出人物，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包拯从政时，上距宋太祖开国已七八十年，北宋的统治已进入中期。开国时期那种朝气勃勃、励精图治的精神，已逐渐消失，官员大都变得懒散，不少人置国家大事于不顾。选拔能为国家干实事的人是当时社会一种客观需要，这给从小就“尽信前书之载，窃慕古人之为，知事君行已之方，有竭忠死义之分，确然素守，期以勉循”的包拯显示与人迥异的才华提供了机会。 在仁宗一代的政治生活中，重视谏官的作用，从而对权幸之辈有所打击排斥，扶植朝廷的正气，确实起到一定的作用。包拯的一生，实际是谏官的一生，他一生的光辉无不集中于此。北宋台谏是有别于以往的一种监察制度，其主要标志是台官与谏官事权相混，合成一势，成为“人主之耳目”，并享有“风闻言事”无需查实的特权。尤其是仁宗在位的40年里，一度被太后剥夺的皇权虽然重新回到仁宗手里，分量却不像原来那样重了。君臣就国务展开争论，甚至台谏与皇帝直接对抗均时有发生。仁宗在性格上的懦弱无疑与吏治涣散、政事不举有直接关系，但同时也营造出一种使包拯等人各抒己见的政治氛围。这样，台谏制度和台谏势力就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著名的直言敢谏的台谏官除包拯以外，还有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余靖、唐介、吴奎等人，时称“天下是非付之台谏”，成为社会舆论中心。黄燕生在《宋仁宗、宋英宗》一书里载有一个真实的小故事。一个曾入皇宫中参加法事活动的和尚回忆说，有天晚上，仁宗皇帝忽然前来观看，看了很长时间。皇帝显得很高兴，下旨赐每个僧人紫罗一匹，众僧纷纷致谢。仁宗又走近说，来日出东华门，将紫罗放在怀中，别让人瞧见，否则包拯等台谏官又要有文字论列了。当时这些和尚都感慨不已，堂堂一代君主，以微物赐僧，尚如此畏惧言官，可见皇帝也不好当啊！ 针对这一现象，张其凡先生认为，仁宗这一时期，最能体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特点，皇权、相权、台谏之权三足鼎立，互相制约，使政治上显现宽松局面。这点分析应该说是恰当的。台湾学者普遍认为，包拯生性耿直，皇帝能容忍他过激的谏言，这与仁宗懦弱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算包拯有福赶上一个“好脾气”的皇帝。北大孔繁敏教授认为仁宗与包拯是特定时代的君臣之遇。这一评论是到位的。 向陈腐势力斗争的典型代表 包拯一生政治上主要表现是积极的，他的思想充满了改革的色彩，他谏言，是他要求改革的一种积极手段。由于希望看到光明的东西，所以痛恨黑暗的东西；由于希望干事，干净的人能够进入相应秩列，所以对不干事的人大加弹劾。包拯上章弹劾宰相宋庠，说他当政七年，阴拱持禄，尸位素餐，安处洋洋，以为得策，说他固位无耻。其实，宋庠只是属于庸碌无能的大臣类型，并没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严重罪过，这种人在皇上及朝臣的心目中说不上有太大的问题。包拯认为宰相不能像小官那样，必须有贪赃枉法的才能算有罪过，国家重臣，没有政绩就是大过。听到这样的话，千年之后作官者又作何感想？包拯独到的吏治思想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即使现在也有很多可效法之处。 包拯把弹劾的矛头对准侥幸取巧的皇亲国戚张尧佐，对准胡作非为的宦官阎士良，对准贪赃枉法、残害百姓的酷吏王逵……弹劾这些人物，要有胆量，要有勇气，要有正直无私的精神。得罪他们，有时还会得罪皇帝，还会得罪他们的朋党及利益共同体。包拯置这些于不顾，不避权贵。他说：“除君之恶，惟力是视。”实际做到“摧压横猾”、“大奸必摧”的地步。包拯等人在诤谏、弹劾方面的不懈努力，对于当时的政治起着重要的作用。整个仁宗朝，皇亲国戚和宦官势力，虽然受到某些优待，但还没有发展到干预大政、阴谋弄权的地步。那些滥用权势，胡作非为的官僚也因包拯等谏官的弹劾，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受到打击、受到限制。这同包拯、范仲淹、韩琦、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对这些势力有所斗争是有很大关系的。在北宋整个一代，包拯是对统治集团内部的陈腐势力、危险倾向、违法乱纪行为进行坚决斗争的一个代表人物，取得了较大成果，对其后各代的政治生活带来积极的影响。这是包拯对北宋政治做出的一个特殊贡献，也可以说是对后世影响的一个主导方面。 另外，我们也应看到，宋代的司法行政制度使监司手中掌握实权，这种权力一旦被包拯这样立志为民干事的人所掌，就能为百姓做些有益的事，这也是包拯这样的人能做些有价值的事的一种制度上的保证。 能升迁能坐稳的个中原因 嘉祐年间三年（1058年），包拯升任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成为台官的首领。这个变动，说明仁宗还是想让包拯这样的人发挥点作用，这样有利于朝政，有利于家国。包拯又成了仁宗的近臣，在朝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职位。包拯当御史台长官，对当时的政治是有所建议有所改革的，比较中肯地提出了一些问题。但人们明显地看到，在此任上的包拯显然不像当谏官时那样锋芒毕露，敢说敢为，无所顾忌。谏官包拯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史家认为，这时包拯的思想比过去来得更加平稳些。 任何皇权给予臣子的权力都有个限度，这个限度不是靠制度来保证，而是依靠掌权者清明的程度，仁宗也不例外。包拯是仁宗朝少数几个未受到过大的政治冲击、未遭贬逐的官僚。纵观中国历史上仕途坎坷的官吏，不是由于思想上对现政权构成威胁，就是由于在实际权位上危及到了当朝的统治者。如与包拯同朝的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都是仕途坎坷、屡遭贬逐。而包拯不同，他主要不是以政治改革为使命的思想家，而只是实干家。 包拯在北宋复杂的仕宦生涯中，总的说官运畅通，波折不多。这同他“犯颜抗谏”、“不合群”的性格似乎是矛盾的，个中原因值得特殊关注。 在所有论述中，张田评论可谓独到。张田是包拯的门生，包拯奏议集就是由他负责编纂的。他在这个文集题辞中指出，在先朝担任谏官和御史的人很多，不到三四年，这些人就升到侍从的近列，然而最后不得大用，又多不得善名以去，惟独包拯，是进无他吝，天下又不得异议的人。这原因何在？张田以为，包拯一生忠于皇帝，尽力干事，尽管有时谏言激烈，但无异心，因而皇帝可以容忍，可以理解，并采纳他的奏议；由于他刚直，不与人结成朋党，所以不偏袒任何人任何事，因而少有卷入朋党之争，免遭攻击；因为他办事公道，因而没有把柄被人抓住，这样就可以不被别人牵制。我们从张田的评论中似乎知晓了性格刚毅、坚持原则有时到了不通人情程度的包拯能升迁能坐稳的个中原因，知道了仁宗对包拯信任与支持多于不信任与不支持的个中原因。 “君圣臣直，君暗臣佞。”君臣在谏的方面，一般说来，君主起先导作用。君主的虚怀才能换来臣下的竭诚。从历史来看，仁宗时代批评朝政的臣僚不少，尤其是涌现一批直言敢谏的台谏官，而仁宗以后赞扬仁宗朝政的臣僚甚多，乃至誉为宋统治最好时期。这一矛盾现象从某种角度说是对仁宗纳谏的肯定。 实际上，“刚直、干事、干净”是“包拯精神”的核心，是他一生立身行事的准则。不管在怎样的环境之中，得宠也好，失信也罢，他都会努力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也可能是他给自己定下的最低标准。包拯“刚直、干事、干净”当时就获得朝野多数人的赞扬。就连他的反对者也称他“清节美行，着自贫贱，尝言正次，闻于朝廷”。 （宋礼）

关于包拯的故事（包拯清廉无私的三个小故事）

包拯为官三十年，不仅不畏权贵、铁面无私，处理了许多贪赃枉法的官员，而且也办了许多为民请命、兴利除害的好事。

他的一生对清廉极为重视，不但毫不留情的反对朝野一切奢侈浮华之风，而且自己身体力行，认为这是为人做官的根本。

此篇内容，本人就从三个小故事入手，来给大家讲讲包拯在合理断案、清廉无私及对人对己三个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事迹。

△包拯剪纸画

——端州知州包拯“不持一砚归” 包拯的廉洁在当时是有名的，史书上记载了他不少这方面的事迹，其中最著名的“不持一砚归”的故事就发生在宋仁宗初年，包拯任端州知州的时候。

端州（今天的广东省肇庆市），自古以来就出产一种名贵的石砚，叫作端砚。端砚和山东的鲁砚、安徽的歙砚、江西的龙屋砚，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名砚；而且在这四大名砚中，尤以端砚为贵。

制作端砚的石料颜色漆黑发亮、细润如玉，不仅晶莹细腻，而且在磨墨时毫无声响。早在唐朝初年，端砚便已闻名全国，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就有“端州石砚人间重”的名句。

△端砚

关于端砚还有一个颇有趣味的传说：

说是在唐朝的时候，端州有个姓梁的举人赴京会试。在考试的那一天，京城长安突然天降大雪气温骤减，考场内应试的考生们的石砚中的墨汁都结了冰，唯独这个梁举人砚里的墨汁没有结冰。

可是，当他用完石砚中的墨汁时，文章还没有写完。他就想再倒一些水来研墨，可发现水壶里的水也结了冰倒不出来。梁举人十分着急，用两手捧着祖传的宝砚轻声呼唤：“砚啊砚，家里人说你是祖传的宝砚，如今你宝在何处呀！”

没想到话音刚落，只见砚池中就挂上了一层小水珠。梁举人见此情景，心中一动，赶忙拼命的向砚池中呵气，不一会，砚池中竟然积下浅浅的一层水来。梁举人大喜过望，连忙研好浓墨奋笔疾书，将文章写了个花团锦簇一般的精彩绝伦。

这场考试下来，别人都因天寒墨冻而搞得狼狈不堪，梁举人却因宝砚的帮助高中会试的第一名。

后来，这件事让皇帝知道了，专门派了宫中的大太监去端州选石制砚。从此，端砚成了贡品，产石的地方平时由太监和官府派兵守护，不准外人擅自开采和制造。因此，端砚在民间又被称作皇砚。

到了北宋年间，皇宫里每年都要从端州挑选一些上好的石砚，有些留在宫中供皇室使用，有些作为赏赐送给公卿大臣。当时京城中的权贵、大臣、豪门、学士们，都以家中存有几方端砚为荣。因此，端砚也就成了端州地方官结交权贵、讨好上司的敲门砖。

特别是端州的知州，不论哪一任上来，都要向民间的工匠和作坊无偿索取比进贡数目大好几十倍的端砚，有的还把不易得到的上好端砚作为传家之宝珍藏起来。

包拯到端州上任之后，到处张贴布告，命令工匠和作坊每年只向州衙交纳进贡的端砚，端州各级地方政府只能如数收取，不许额外多加一砚。

包拯是说到做到，首先自己严格执行这一规定。当他在端州三年任满，调中央任职时，连一方端砚也没带走。包拯不仅以身作则，用端砚政策打击了官场上奢侈浮华的风气，也实实在在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为国为民都是大大的好事一桩。

——包知县智断牛舌案 这个有趣的小案子发生在包拯做扬州府天长县知县的时候。

有一天，县衙来了一个告状的乡下老农叫刘全。他申诉说有人把他家耕牛的舌头给偷偷割掉了，请知县老爷为他作主。

包拯听了后就问他知道是谁割的吗？

刘全答：“不知道。”

包拯问：“你猜想一下会是谁呢？”

刘全答：“猜不到。”

包拯问：“你平日里有什么仇人吗？”

刘全答：“我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庄稼人，哪有什么仇人呀！”

包拯又问：“那么，你最近和什么人闹过别扭或吵嘴争斗过吗？”

刘全说：“从来没有呀！”

大堂上的衙役们听到这，都忍不住偷笑起来，他们心想，一个糊涂老头遇上了个糊涂老爷。一个什么都不知道，就来告状；一个啥也问不出来，还一个劲地问。

这时，包拯沉思了一会儿，就对刘全说：“那你就先回去把那头耕牛杀了吧。卖了肉和皮，你还能得一些钱。”

刘全有些迷惑不解，他问道：“朝廷的王法不是不准百姓们私自宰杀耕牛吗？”

包拯对刘全说：“你的牛不是已经残疾人了吗？再说是我让你杀的，怎么能算私杀呢？你回去就按我说的办，但是不许对外讲是我叫你杀的，你要是不听话说了，引起什么麻烦，我可就不管了。”

刘全听了后，喏喏连声的离开了县衙门。

第二天一早，县衙又来了一个告状的乡下农民，这个人是告昨天那个叫刘全的私杀耕牛的。

包拯立即差人把那个牛主人刘全传来县衙，刘全来了后，包拯就指着今天这个告状的人问：“你认识这个人吗？”

刘全答道：“都是一个村的，还能不认识。”

包拯问：“你和他有过什么交往吗？”

刘全答：“也没什么，只是他前年借过我一点钱没还，最近我向他催讨过几次。”

包拯问：“那他还你钱了吗？”

刘全答：“催了几次才还的。”

包拯又问：“你俩还有别的交往吗？”

刘全说：“再没有其它的了。”

这个今天来告状的人看到县太爷不问私杀耕牛的事，一个劲地打听他俩的关系，感到心里有点发毛，正两眼发直的仔细想着这里面的蹊跷。

突然猛听见惊堂木一响，县太爷包拯大声喝道：“你这个刁徒！怎么心地如此狭窄？你借了他的钱，理应归还；即便一时还不上，也应请求宽限。为何悄悄割了他家耕牛的舌头还不算，又来告他私杀耕牛，你想害他吃官司吗？”

这一下，可把今天来告状的人吓坏了，连忙趴在大堂上连连磕头求饶。包拯念他还肯认罪，没有怎么再责罚他，只是让他回去后赔偿牛主人刘全一些钱，帮人家再买一头耕牛。

这两个乡下农民走了后，只剩下县衙里的人还站在那里发呆，他们实在弄不清包拯是怎么判定今天来告私杀耕牛的这个人，就是割耕牛舌头的人？于是，有人便上前请教包拯判定此案的思路。

包拯笑了笑说：“其实这个无头案子也简单。首先，割人家牛的舌头，绝不会是无缘无故的，所以我昨天一再追问牛主人刘全有没有仇家或者与他闹别扭的人，谁知那人太老实，就是想不出来。”

包拯接着说：“因此，我估计这件事的起因一定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一点小事就割人家牛舌头的家伙，一定是一个心地狭小的人。所以说，此人一定还会注意牛主人发现牛舌头被割后的反映，当他看到牛主人来到县衙告状，一定非常关心告状的结果。”

“于是，我就故意让牛主人回去杀牛，引诱他来告状。此人果然来了，但我还不能肯定就是他，所以马上把牛主人传来问话。不出所料，他俩之间不仅认识，还曾有几次讨债的事，这样我就有了九分的把握。”

“最后，趁着此人作贼心虚，还没有想出新花招的时候，猛然喝问之下，他便慌了神，就不得不招了。”

包拯言罢，县衙里的人听了他的这一番讲解后，才恍然大悟，一个个拍手叫好。没过多久，天长县包知县智断牛舌头案子的故事不胫而走，处处都有人们在谈论和传播。

再后来，包拯做了北宋朝廷很大的官，处理了许多的疑难案件。但是，不论是写历史的人，还是写戏剧、小说的人，都忘不了记录上这个小小的，而又是包拯真正审理的第一个案件牛舌案。

——清廉的包拯和他的家训 包拯一生为官三十年，对清廉极为重视。在这方面，他对人、对己、对家属都是要求极严。他的很多意见和举措，就是在今天看来，依然非常实用和有效，以及具有极强的警示作用。

&崇尚节俭，禁用金饰

包拯一贯反对朝廷士大夫阶层那种讲穿戴、摆阔气，争相浮华的坏风气。他在担任天章阁大学士、负责谏院的时候，曾给宋仁宗上过一篇题为《请断销金等事》的著名奏疏。

在这篇上疏中，包拯坚决要求朝廷重申禁止各级官吏、商贾富室和全国百姓，用金子做各种用品、玩物及衣帽的装饰。他主张对违反禁令的人和私自制造金质装饰品的工匠严厉处罚。

包拯还指出，宋真宗在位的时候（公元998年—1021年），由于对此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几十年间朝野上下从无敢用金子做装饰品的事情发生。他认为这是宋真宗皇帝“躬行俭德，以化天下”的英明之举。

而近些年来，官僚士庶之家是竞事浮华，衣服首饰、土木玩物等用品上镶金带银之风盛行。这样发展下去，不仅大量浪费国家金银，而且有伤天下教化。

包拯认为，明令禁止用金子做装饰，对上是光大了先帝（宋真宗）崇尚节俭的美意，对下是禁绝了朝野的奢侈之风。

△包拯塑像

&禁止各级公务人员用公款做生意和消费

另外，包拯还多次上书，要求禁止朝廷各级官府和相关官吏借用种种便利勒索民财。

包拯在《请罢天下公用回易》的上疏中，对于朝廷允许各州、军一级的地方官府用“公用钱”（大约相当于今天地方政府的行政费用款，也就是公款）做买卖一事，提出了反对意见。

包拯在这篇上疏中说，自从允许全国各州、军用“公用钱”做买卖以来，各地方政府不管路途远近，也不管是不是国家禁运的货物，均凭仗官府势力到处贩运。

为了牟取暴利还常常禁止民间商旅做买卖，把官府自己的货物硬行配给百姓或强行售给商户。这种“盘剥小民，阻绝商旅”的做法，使国家经济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让国家税收因此而骤减。

包拯一针见血的指出，各州、军的“公用钱”数额并不少，如果真正用于正常的办公、奖励官吏、犒劳军队、迎送宾客的话，是还能够有所剩余的。问题是那些一心想往上爬的小人，为了个人的私利，用大量的“公用钱”去巴结权贵、讨好上司，如此行事的话，那有多少“公用钱”也是不够用的。

他强烈要求朝廷明文禁止用公款做买卖，禁止请客送礼，尤其要刹住官员之间互赠马匹、绸缎等贵重物品的不良风气。

包拯在《请止绝三番索取》的上疏中，还对朝廷中负责“三番”事务的官员在迎送番邦使臣的沿途过分铺张浪费、任意向地方百姓勒索牛、羊、鸡、鸭、鱼、兔的行为，提出了严厉的指责。

当时，北宋王朝的北部有契丹（辽）、女真（金）和蒙古三个游牧民族建立的比较强大的国家政权，北宋王朝和北方三个民族常有使节来往。包拯在一次受命伴送契丹使臣回国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负责“三番”事务的官员沿途勒索、大肆铺张的状况。

包拯非常气愤，他认为这种骚扰地方的行为，不仅危害百姓，增加地方的负担，并且有损国家的体面。他还为此提出了十分具体的办法，要求以后接待北方几个民族使臣时，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制度办事。

△包拯墓

&包拯的家训，让后世人深思

包拯不但毫不留情的反对朝野内外一切奢侈浮华的风气，而且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对自己家族亲属的管束也是十分严厉的。

包拯曾写了一则《家训》，将其刻在石碑上，立在庐州老家的堂屋东面墙壁前面。

《家训》的全文如下：

“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工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

包拯一生做了这么多为国为民的好事，死后受到百姓们的怀念。当时，他的家乡合肥兴化寺有一个和尚提出把包拯青年时期寄居读书过的兴化寺改建为包公祠，以资纪念。

于是，这个和尚去向州官请示，州官说：“当之无愧”；去向州里的学者们请教，学者们讲：“理应如此”；去向当地百姓们询问，百姓们吹呼道：“早该这样办了！”

包公祠建成以后，当时的合肥太守张环在《孝肃包公祠堂记》的碑文中写了这么一段话，用今天的白话文说就是：“他的功绩和好处用不着多说了，就说一个人死后，自己家乡的民众齐心为他建立祠堂，这难道是件容易的事吗？”

注：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如侵则删。

#一千个细节还原宋朝#

本文地址:http://www.dadaojiayuan.com/lishitanjiu/30879.html.

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本站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转载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立即通知我们(管理员邮箱：602607956@qq.com)，情况属实，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谢谢!

上一篇: 不顾父母临终遗言，司马炎为什么要害死···

下一篇: 徐阶扳倒严嵩成为新任阁老，他能上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