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唯一巡幸河西的中原王朝皇帝是谁?小编为大家带来相关内容,感兴趣的小伙伴快来看看吧。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哪个皇帝最爱出巡,大隋皇帝杨广绝对是最有名气的一个,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巡幸河西的中原王朝皇帝,隋炀帝出巡河西,比康熙、乾隆下江南更壮观,更有历史意义。
一、隋炀帝的《临渭源》
公元609年,隋大业五年,大隋皇帝杨广驾临金城郡洮河边狄道,就是今天的甘肃临洮。等待皇帝驾临的高昌、吐谷浑、伊吾等等纷纷遣使朝贡,向皇帝杨广贡献方物。来朝贡的还有西北的党项人。这让杨广非常高兴,兴致极高写了一首名为《临渭源》的诗。诗里第一句就说,“西征乃届此,山路亦悠然。”
这里提到“西征”,是指大业五年杨广亲巡河右的活动。这次西巡历时十个月,行程数千公里,从途经陕西、甘肃、表海等省,其间既有金戈铁马,又有盛宴乐舞,还有徒步极限运动,堪称是中国历史上最叹为观止的皇帝出巡。《隋书*西域传》称“万乘西出玉门关”,杨广的足迹达到了甘肃最南端、西域的门户,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皇帝西行最远的一次。
隋炀帝是个很爱出巡的皇帝,在位十三年,中间有五年在长安和洛阳,剩下时间全部都在出巡,下江南、上塞北、驾辽东、驱河右,这些出巡都有重要的政治意味在内,出巡是隋炀帝政治生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业五年西巡途中,杨广曾经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隋炀帝生在北朝贵戚之家,年幼居藩,登位之后多次出巡及御驾亲征,确实不是居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皇帝。
这次历时数月的西巡是从洛阳出发,到达长安,经扶风、陇西、狄道、临津关、西平、长宁谷、星岭、浩亹、大斗拔谷、张掖,这是去的路,至于返程是什么路线尚不十分清楚。这一次西巡让西域胡国大为震动,羌胡臣服。在西巡途中,杨广亲征吐谷浑,逼得吐谷浑南遁。从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隋朝在这片区域设置了:“西海郡”,在今天青海湖东岸;“河源郡”今天青海湖南岸;“鄯善郡”罗布泊西南;“且末郡”今天且末县。
杨广的西巡不同于后世康乾南巡,河西当时是个并不十分安全的地方。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文书中有记载大业五年隋炀帝巡幸河西期间,当时对弓箭等武器严格管理的记录,说明当时的情势还是十分紧张的。除了吐谷浑之外,还有突厥不肯臣服。杨广恩威并施,先离间分裂,后又许婚,终于在之后的大业八年,突厥处罗可汗甘于臣服。处罗可汗说,“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唯有圣人可汗。”自启民称隋文帝为“圣人可汗”之后,处罗又称隋炀帝为“圣人可汗”。
二、“观风行殿”里的河西盛宴
杨广西行带的东西很齐全,包括“观风行殿”、大型营帐和各种服装道具等等。利用这些随行之物,杨广在河西以华夏礼仪上演了一场盛宴,令河西的胡汉之民大开眼界,这是前所未有的事。
“观风行殿”,顾名思义“行殿”就是可移动的宫殿。观风行殿的设计者是隋朝著名的建筑大师宇文恺,设计完工于大业三年北征突厥的时候。这座可移动宫殿首先很大,“周二千步”,以轮轴为动力可以行走。一座“观风行殿”可以容纳上百人,倏忽之间就能被推移。“以板为栏、衣之以布,饰以丹青”,从史籍里的这些描述看来,“观风行殿”并不是毡帐之类的东西,而是构思精巧形态完全和宫殿一样的可移动建筑,只是为了方便移动而建筑材质有区别。所以当隋炀帝坐在“观风行殿”里北巡的时候,“戎狄见之,莫不惊骇”,都以为炀帝是天降神人。
大业五年夏天的河西张掖,河西官民和西域诸国的王及使臣大开眼界。这座观风行殿在张掖陈设起来。隋炀帝在观风行殿里大摆宴席款待高昌王、伊吾吐屯设,以及其它西域胡国使节。殿内陈设华夏文物,让人目不暇接。同时令奏九部乐,这是炀帝钦定的九部乐:清乐、西凉乐、龟兹乐、天竺乐、康国乐、疏勒乐、安国乐、高丽乐和礼毕乐。并且还表演百戏,场面十分热闹。西域的王与使臣们佩金玉、被锦罽,凉州百姓们也个个都穿上盛装前来围观。这简直就是河西有史以来最盛大的场面。
不仅如此,秋凉之后杨广回銮,高昌王麹伯雅、伊吾吐屯设以及西域各国使节,还有大批的胡商都跟着炀帝返回。大业五年的十一月,炀帝把这些人带到了东都洛阳,再一次大开市禁、演百戏、陈设文物,再一次让他们开了眼,赢得四夷臣服。据记载,当时杨广令在端门外设场地,周围五千步,执丝竹乐器者一万八千人,乐声数十里之外可闻,连晚上都灯烛照得亮如白昼,一派繁花似锦的景象。
三、大斗拔谷的冒险之旅
在大业五年的西巡中最冒险的一段路程是穿过大斗拔谷。
在西巡途中隋炀帝曾在六月遣军征伐吐谷浑。打败吐谷浑之后,左武卫将军周法的十几万大军在青海湖与隋炀帝的圣驾汇合。隋炀帝要带着宫眷、士兵等等这一支庞大的队伍穿越祁连山北上到达河西走廊。他们先穿过琵琶峡西上到达祁连山脚下,琵琶峡在今天的青海门源。然后就准备从大斗拔谷穿越祁连山。大斗拔谷就是今天的民乐县扁都口。
大斗拔谷南北纵深大约四十公里,可以贯通祁连山,但是山路非常难行,而且地势高寒。谷中气候变化无常,白天有阳光,晚上阴霾密布。这是个高海拔的地区,常年积雪,只有盛夏中的少许时日隘口积雪才会化掉,才能从中穿行。于是隋炀帝就带着十几万人以一字长蛇阵开始踏上冒险之旅。
据记载这个十几万的队伍中除了有隋帝杨广,还有妃嫔、宫女、文武百官以及士兵,这些人在狭窄的山谷中鱼贯而行。其间风霰晦冥,当寒风刮起,直刺筋骨,这些人又冷又湿,队伍就乱了。秩序乱了一直到天黑也没走出峡谷,于是妃嫔、公主、士兵等等只得夜宿山中。这个地方即使是夏天也天气无常,大雪时至,更何况还是高海拔的危险地段,以至于最后士卒冻死大半,连马与驴死者也十之八九。
登雪山过峡谷这样的冒险之旅古往今天来只有隋炀帝一个,而且青海第一次在隋炀帝时期纳入了王朝版图。
隋炀帝的功过 隋炀帝虽是亡国之君,却远非刘阿斗和陈后主之辈所能相比,其治国能力可比秦始皇和唐太宗。 有人说“隋炀帝不是不伟大,而是伟大的过了头。”
隋炀帝是隋朝第二个皇帝,年号大业。隋炀帝有雄心壮志,意图建立千秋大业。 事实上隋炀帝正是这样做的。早在继位之前,隋炀帝就率军灭陈,统一中国南北,结束了中国几百年的分裂。继位之后,隋炀帝更是以建立千秋大业为己任。 隋炀帝在位只有短短的13年,却做了许多皇帝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都做不了的大事: 一, 开凿运河 隋炀帝开凿南北大运河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一样,是名垂千古的伟大工业。自运河开通之后,中国大地可是真的紧密连在一起了,通长江,跨淮河,过黄河,中国的南方和北方自此融为一体,不但沟通了南北的经济,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统一疆土的贡献,中国现在没有成为以长江为界或以黄河为界的几个国家,运河可谓功不可没。 二, 进击林邑(今越南北部) 隋炀帝对林邑的用兵,是隋朝开疆拓土、巩固边防的战略策略的具体体现,其直接的结果是使隋朝的势力范围在南部沿海疆域向前延伸了许多,甚至已经超出了传统的以日南郡南端构成的疆域界限。 三, 开拓流求(台湾) 隋代对流求的开拓,是继孙吴之后的又一次重要的拓边巩固国防的行为,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于进一步加强了流求与大陆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直到今天,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历史可以作证。 四,征服吐谷浑 隋炀帝征服吐谷浑,并设置“新四郡”(区别于汉武帝设置的“河西四郡“),使青海和新疆部分统一于中国,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的疆域。 五,三征高丽,经略东北 隋炀帝三征高丽是隋炀帝最悲剧的事情,也是最招惹人骂的事情。为了征服高丽,隋炀帝每次都动用上百万的军队和民夫,却无果而终,反而换来百姓的大规模起义,最终失去江山。老百姓吃了苦,隋炀帝挨了骂,隋炀帝的憾事,中国历史的憾事。 六, 营建东都洛阳 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并不是他穷奢淫欲自己享受,那是为了控扼山东,是强化中央政府控制能力的必要措置。要知道,隋炀帝在位时大多数时间都在外巡行(也就是实地考察制定治国方针),根本没有时间享受。 七,完善科举制 科举制在隋文帝时就已创立,但不完善。是隋炀帝创制了进士科,这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教育影响深远。 以上都是隋炀帝做过的事情,件件都是大事,如果隋炀帝只做一件,就可名垂千古。可隋炀帝都做了,而且仅仅用了13年。说隋炀帝是暴君不能否认,13年干了这么多大事,平均到每个百姓头上,人民负担之重、劳役之苦可想而知。 杨广的功与过? 隋炀帝的功劳在历史上是可见的,他功绩显赫却饱受争议,世人都称他是暴君,但是过不能掩功,功在后世,只是历史的局限性导致的。
隋炀帝继位后,科举制度由此创立,为朝廷选拔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有志之士出仕提供了渠道。随后修订法律、兴办学校,组织人编写了《长洲玉境》、《区宇图志》,对于保存我国古代典籍做出了卓越贡献。公元605年派人修建东都洛阳,只一年便修好了雄伟的宫殿。随后,又派出大量劳力开凿大运河,沟通黄淮河水系,这条运河南北连通,成为一个重要的水运动脉,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隋朝大运河。在军事上,几征高丽,致使高丽请降,隋朝疆域拓宽。 隋炀帝在位期间修建洛阳,开凿运河征用了大批劳动力。东都洛阳只一年就修好,必是征用大批劳动力,日夜赶工。开凿南北运河更是死伤无数,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再加上杨广暴戾,动辄杀掠,后期导致民怨四起,也为隋朝的灭亡埋下伏笔。 如何评价隋炀帝的功与过。 评价一个人的功与过,首先要看他对于历史发展的影响.隋炀帝此人荒淫无度,开运河,征高丽,使得民不聊生.可以说是个十恶不赦的暴君.但是他的某些行为对于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比如他开创的科举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使得读书人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科举制度影响了中国历史一千多年的发展.他开凿的京杭大运河使得南北交通更加方便,节约了运费,至今还在使用.看待问题要一分为二,虽然隋炀帝是个暴君,但是他对于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功大于过!
简要概括隋炀帝杨广一生的功过 隋炀帝杨广一生的功绩:
1、修建运河 隋炀帝下令调征河南、淮北诸郡人民百多万人开凿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两条河水入黄河,又自板渚(在虎牢之东)引黄河水经荥泽入汴水,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水,直达淮河。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 2、南北统一 20岁的杨广被拜为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统领51万大军南下向富裕、强盛的陈朝发动进攻,并完成统一。杨广学江南方言,娶江南妻子,亲近江南学子,重用其中的学者来整理典籍。他亲自实地在江南花了十年心血拢络人心,缓和了南方的怨恨和怀疑,在军事占领后推行合理的行政,打破阻碍南人成为忠于隋室臣民的许多政治和文化隔阂。隋炀帝两平江南,自此南北朝之后和北方隔离多年的江南才始归顺中央,更使得之后唐朝在南方的统治得以顺利进行。 3、畅通丝路 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率大军从京都长安(今西安)浩浩荡荡的出发到甘肃陇西,西上青海横穿祁连山,经大斗拔谷北上,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隋炀帝这次西巡历时半年之久,远涉到了青海和河西走廊。其意义重大。在封建时代,中国皇帝抵达到西北这么远的地方,只有隋炀帝一人。隋炀帝西巡过程中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进一步促成了甘肃、青海、新疆等大西北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开创科举 杨广恢复了被杨坚废除了的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选官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已无法继续下去。隋文帝即位以后,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隋炀帝时,正式设立进士科,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 隋炀帝杨广一生的过失: 1、炀帝亲三次征天下兵进攻高句丽,导致隋末农民起义遍及全国,隋王朝岌岌可危。 2、隋炀帝年年出巡,曾三游扬州,两巡塞北,一游河右,三至涿郡,还在长安、洛阳间频繁往还。每次出游都大造离宫。总计十余年间被征发扰动的农民不下一千万人次,平均每户就役者一人以上,造成“天下死于役”的惨象。 大业七年隋末民变爆发。 怎么看待隋炀帝的功与过 隋代之速亡,炀帝固然难辞其咎。但唐代及以后之史臣,或因时代因素,为取悦于当朝之人主,不免故意贬损炀帝,杂有私心,不是公平之论。如炀帝之开运河,建东都,巡幸四方,均是有其客观之历史意义,而不能尽说成是炀帝自大奢侈心理之表现。现试为这几方面作一平情之论。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不顾人民死活,滥用民力,无休无止地征发人民担负徭役。炀帝修建东都洛阳时,每月役使二百万人,由于劳役过重,人民死者占十分之四五。又征发百余万人修筑长城,人民死者大半。至于开凿运河所用的民力更多,以致男子服役不够,又征妇女服役。此外,隋炀帝三游江都(今江苏扬州),所征民夫也不少,如第一次游江都时,仅挽船夫就用了八万人。第二,穷奢极侈,挥霍无度,无穷无尽地搜括与浪费民财。隋炀帝在东都洛阳建造西苑,周围二百里,苑内有人工海,周围十余里,沿海筑有十六院,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他在位十四年间,东西巡游,无时休息,留居一城不过一年。他每次巡游,都是兴师动众,有十余万人随从,沿途一切消耗,都由各州县供给。特别是第一次游江都时,他率领诸王、百官、后妃、宫女等一、二十万人,船队首尾相接长达二百余里,凡所经过州县,五百里内都要贡献食物,吃不完的临走时都丢掉。所有这些活动,不知搜括和浪费了人民多少财富。第三,穷兵黩武,三次进攻高丽,加重人民的赋役负担。隋炀以高丽王不肯入朝,连续三次大举进攻高丽。第一次在公元612年,由涿郡出军,军队总数一百一十三万余人,号称二百万。而运输粮饷器械的民夫,约有二百多万。但这次战争的结果却是大败,计有十余万人渡过鸭绿江,生还者仅二千七百人。第二次进攻高丽,在公元613年,这次战争无结果,因为国内发生杨玄感反隋的事件,隋炀帝仓忙从高丽前线撤军而归。第三次进攻高丽,在公元614年,此时国内起义反隋事件已如火如荼,这次战争以高丽议和结束。隋炀帝大兴劳民伤财的土本工程,发动「扫地为兵」的对外战争,各地农民被征发来担负徭役和兵役的不计其数,农村的劳动力几乎被抽空了,农业生产大受破坏,耕稼失时,土地荒芜。同时,隋炀帝时赋税也大为加重了,广大人民要预交未来十年赋税。因此人民到了家荡产、求生不得的地步,除了实行反抗以推翻隋朝统治之外,再没有别的生路可走了。但是若谓隋炀帝之种种建置与措施,均是个人穷奢极侈之表现,则是脱离历史事实的。首先是开运河,前人以为是「出于君王游幸之私意」,因此是亡国的虐政。但实际上炀帝之建运河,目的不在于个人游玩,而是有多重之现实目的。炀帝建运河的首要目的是要加紧控制江南地区。因为隋代是继三百多年的分裂之后建立的统一王朝.因此如何加强统一是一个最重要的时代问题。在隋朝平陈时,江南士族不肯接受隋朝的统治,统一全国后,江南地方又先后有多次的反叛,如王仲宣,萧世略,李光仕等,都先后反隋。为了统治不服从的南人,隋文帝时派晋王广(日后之炀帝)为扬州总管,镇江都,又禁止南人私造大船,其大船都充入官府。至炀帝即位,一面收买南人之心,但要进一步加强对江南之控制,开运河是必不可少之事。因为运河可以有效地输送军队和物资,打破南北水系的阻隔。开运河之第二目的是要连结政治和经济重心。按在隋代时,经济重心已南移,但政治中心仍需留在北方(长安),因为隋代的主要敌人来自西北方。这样,政治和经济重心就被隔裂,容易造成中央政府巨大的经济问题(如中央需要大量的粮食补充),如运输不稳定,会造成政治的不安。隋炀帝要把两固重心连起来,巩固隋之统一,必然要开通南北的运河。而日后的考古发现亦证明隋代中央主要的粮食都是南来的租米。后人评论炀帝之开运河,以其曾多次借此巡幸江南,于是便主观地以为炀帝开运河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方便皇帝的游玩和巡幸,故是不恤民命之暴政。这些狭隘,不全面的观点,好可能是昔日的史臣为了婉谏君主而发。(如司马光之资治通鉴),而不是实事求是之态度。对于建东都洛阳,前人也指为炀帝之暴政,是他穷奢极欲的表现。但这都不是事实。我们首先要分析炀帝建东都之客观原因。从经济上看,关中的长安地区不如洛阳。因为关中地区耕地有限,所产不足以供京师,而洛阳处在平原,物产丰富,建都洛阳可解决粮食问题。从政治和国防上看,洛阳也比关中优胜。因为开中辟处西北,与各地之距离较远,而且外族横伺,如突厥和吐谷浑,容易造成对首都的直接威胁。而对于江南地区,关中也有鞭长莫及之叹。但洛阳居全国之中心,四通八达,既免外族入侵之威胁,也便于和全国联系,可以加强中央集权。而且建都洛阳,可以减轻农民漕运的痛苦和生命财产的牺牲,节省了漕运的开支,及人力物力之消耗,所以从长远来说,炀帝之建东都洛阳不能不可说是一种兴除弊之政。最后是有关炀帝巡幸之事。历来史家只夸大其随幸人数之众,所费之不菲,而没有著眼于当时之国内外形势,而不能看清炀帝不遑宁居之目的。我们先要指出炀帝之巡幸不是纯享受之乐事,不是贪恋江南风光。因为炀帝数之巡幸曾遇上突厥之围攻,所以巡幸是一冒险之事,有如御驾亲征一般。其实炀之巡幸是有其政治之目的。炀帝巡幸之目的之一是要求治。炀帝在执政前期仍是一励精求治之君主,有求治图强之精神,如即位巡幸淮海,下诏百姓上书言事,揭发侵害百姓之地方官。目的之二是要加强对各地的控制,严查州县谋反乱政的动向。案炀帝出巡之地方均是也认为容易发生变乱之地,如多次巡幸江南,显然与江南形势不安有关,又巡幸旧齐之地也是防范反叛。另外,炀帝巡幸边塞,目的在于防止边患。炀帝多次往返东北至西北的沿线,是要防范西 突 厥和吐容浑之入侵。如有一次,炀帝发现高丽使者出现在东 厥启民可汗之牙帐之内,令他怀疑东 突 厥与高丽勾结。因此,炀帝此行的目的是要监视东 突 厥,加强控制边防。炀帝出巡,史载其极之奢华,这固然加重百姓之负担,但亦有其政治上之作用,因为他可以在巡幸中大显皇帝的尊威,借此显示中央集权之强大。以上可见,炀帝之巡幸并非是求私欲,而是有著明显的政治目的,故巡幸是他巩固中央集权和全国统一的一种措施。总结:其实炀帝在历史有其功过,但可惜历来历史学家把炀帝塑造成一个暴君之形象,不外以其开运河,建东都,四方巡幸为民之虐政。但都是缺乏一全面细致之分析。如司马光之<资治通鉴>往往突出暴君之形象,褒贬人物,而有意无意间借题发挥,多少歪曲了炀帝之形象
隋炀帝一生的功过是非 愿天下人还他一个公道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隋炀帝自伴随亡隋的败迹黯然辞世起,便有盖棺定论,被公认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皇帝,千余年来,铁案如山。笔者无意只在翻案二字上作文章。按愚意,评论历史人物,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不折罪,瑕不掩瑜,归根结底要看他历史活动的社会意义,是进步还是反动。我所以认定隋炀帝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是因为他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建树最多的皇帝之一,而完全否定那最后湮没在农民战争的血与火中的,却曾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光彩的一页,是中国士大夫传统思维模式偏狭、脆弱一面的反映。 虽然我们不能指望从瓦岗寨上下来,又是抱着“以隋为鉴”宗旨撰史的魏征,能给我们留下一部公允地评述隋炀帝的《隋书》;我们甚至也不能指望所有作为小生产观念文化代表的中国士大夫及其史学家,能比较客观地认识隋炀帝;即使这即使年,他还是更多地被作为一个批判对象而不是研究对象。所以,我们倘若不下一番从头做起的功夫,把隋炀帝的全部材料,颠来倒去,反复玩味,怕是无法拨开迷雾,接近他的真面目的。 我们差不多可以说,秦始皇做过的事,他多半也做了,但是他没有焚书坑儒;我们还可以说,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但是唐太宗贞观时代远不及他大业前期富庶,然而,秦始皇、唐太宗都有“千古一帝”的美誉,隋炀帝却落了个万世唾骂的恶名。 我们不能设想,如果隋炀帝早死几年,秦始皇、唐太宗多活几年的话,他们的历史评价是否要掉一个个儿,但我们可以不落前人的窠臼,重新研究隋炀帝,还他一个公道。
说到河西走廊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还是知道的,河西走廊是中国古代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条道路,是内地通往西域的一条道路,当时开通河西走廊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据说,当时的河西走廊开通后拉动了经济的增长,我也是查询了一番,河西走廊如今指的是甘肃地区14个左右的城市,其实,现在看来河西走廊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但是,在当时来说,河西走廊还是有重要的重要的,具体的跟随我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让我们从一段话开始。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事实上自安禄山叛变之后,黄河上游以西的地区已永远被吐蕃占据,边境冲突也经常发生。787年的谈判失败之后,吐蕃部队俘获了一万多中国人交付与其部落为奴。当通过一段峡谷之前,这些吐蕃人让俘虏东向父母之乡辞别,史籍上提及有好几百人哭昏过去,也有不少人跳崖。”
这里所说的“谈判”,实际上是吐蕃劫盟。此前,吐蕃尚结赞侵占盐州(治今陕西定边县)、夏州(治今内蒙古五原县),其后,各留兵千余人守之,退兵鸣沙(今宁夏青铜峡)。787年的春天,因粮运不继,羊马多死。吐蕃人也便假惺惺地向唐朝求和。唐朝的一些将领认为吐蕃人不讲信用,“强则入寇,弱则求盟,不如击之”。但唐德宗见吐蕃态度诚恳,就想与吐蕃在今甘肃清水县这个地方结盟、修好,并令吐蕃在“修好”之前先归还盐、夏二州。
783年正月,陇右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大相尚结赞盟于清水,双方暂息兵戈,但不久吐蕃背盟,复据清水。唐德宗选清水这个地方多少有些“重归旧好”的意思,唐朝曾与吐蕃在此多次会盟、议定边界,被迫割让了被吐蕃趁乱实际占领的凤翔以西的广大地区与吐蕃和好,并签订了所谓的《清水盟约》。可以这么说,所谓盟约不过是唐和吐蕃对西域、甘陇争夺的体现,而唐朝因为短期内无力收复失地,不得不采取此种“权宜之计”。
787年说好了的盟约地点清水被吐蕃人改在了原州,原因是他们认为“清水非吉祥之地”,请盟于就把盟约地点放在了今甘肃省平凉市一个的“土梨树”的地方,并声称盟后再归盐、夏二州。唐朝的边将们认为土梨树地势险阻,担心吐蕃有诈,但唐德宗却把这事儿糊里糊涂地答应了下来,他甚至还做着想联合吐蕃,共击回纥的美梦。
结果,唐朝果真上了吐蕃的当,吐蕃人果真埋下伏兵,只等唐军前来。前来谈判的唐朝官员退去甲胄,入幕更换礼服。吐蕃军伏兵在击鼓的号令下,从四面蜂拥而至,唐朝会盟官员60余人被扣押,100多随从将士被杀。而在整个突袭事件中唐军死500余人,1000余人被俘。
吐蕃人阴谋得逞,他们说:“我们胡人打仗是靠骑兵,我们屯鸣沙时,春草还未生,马不能作战,如果那时唐朝侍中渡黄河来战,我们就会全军覆没。所以,我们能求和。”随后,大掠邻近诸州县,盐州、夏州被“悉焚其庐舍”,而后“毁其城、驱其民”退至清水县境内。
?黄仁宇先生说的被俘的中国人跳崖之事,就发生在这之后,沦落为奴的他们在被准许面对东方家乡告别之时,发出的哭声实际上就是大唐的哭声,落下来的泪水当然是大唐的泪水。在他们的哭声与泪水里,大唐的衰败已经不可挽回,而那时,河西走廊这个如同中国伸出的强有力的臂膊对于唐朝来说已经不存在了。?
我们说,河西走廊自汉武帝刘彻和汉宣帝以来数百年的经营,至隋炀帝西巡、至至盛唐时代,古代青海、新疆乃至甘肃,已和关中内地建立了牢固的联系,经济上彼此支持和补充,文化上密切交往吸收,通过联姻血统上也有所接近,一些杂居的民族已经“同操华语”,有的甚至要“解辫削衽”,改变胡服、要求“归化”。而河西走廊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郡,也成了国际性的贸易大都市,体现着中国开放国门、经营西域、通过相互交流来促进国内繁荣的自信与能力。但是,在晚唐的时候,朝廷却把这个地方给丢了。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政府匆忙把河西、陇右等地的精兵调走以平定战乱。河陇、朔方之将镇兵大都被调往潼关重地,吐蕃乘势大举攻唐,劫掠州县,残害当地汉人。756年以后,吐蕃占领了陕西凤翔以西,分州以北的十余州,先后占有廓州、岷州、秦州、渭州、洮州等地。公元763年,吐蕃尽陷兰(甘肃皋兰)、河(甘肃临夏)、廓(青海贵德)、鄯(青海西宁)、临(甘肃临洮)、岷(甘肃岷县)、秦(甘肃天水)、成(甘肃成县)、渭(甘肃陇西)等陇右之地,安西、北庭、河西与中原隔断。
随后,吐蕃沿祁连山北上,公元764年后,又先后占领凉州(今甘肃武威市)、甘州(甘肃张掖)、沙州(甘肃敦煌)、肃(甘肃酒泉)、瓜(甘肃安西)等地,至此陇西、河西全部成为吐蕃人的天下。
《旧五代史》:“安禄山之乱,肃宗在灵武,悉召河西戍卒收复两京,吐蕃乘虚取河西、陇右,华人百万皆陷于吐蕃。”这就是说,吐蕃不但趁乱夺取了唐朝河西及湟善等大面积领地,而且使近百万的唐人成为吐蕃的奴隶。
当时,吐蕃处在奴隶社会,其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很原始落后。他们在占领陇西、河西等地后,强制实行吐蕃化政策。那些不幸沦陷成为亡国奴的唐人被迫剃发易服、学说蕃语,并赭面纹身,被由唐人变成了“吐蕃人”。
吐蕃人视唐人为贱民,在河西诸城生活的汉人走在大街上遇到吐蕃人时必须弯腰低头,不得直视;对待奴隶,奴隶主们根本不当人看,并大开杀戒。“丁状者沦为奴婢,种田放牧,赢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州人皆胡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这是汉族人剃发易服的开始,而在历史上这被称为“河湟之耻”。
唐朝就这样在百姓的血泪里,把河西走廊给丢了。虽然此后有张义潮光复沙州,但它已与整体无济于事了。唐朝著名诗人张籍的《横吹曲辞·陇头》描写了当时凉州陷落时的惨状,他说:“陇头已断人不行,胡骑夜入凉州城。汉家处处格斗死,一朝尽没陇西地。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谁能更使李轻车,收取凉州属汉家?”
在这首诗里,人们不难发现,此后的河西走廊就“萎缩”得没了盛世,而唐朝丢河西走廊也非一朝一代那么简单。宋时的河湟开边可谓宋史上最大的开疆扩土行动,但充其量不过是胎死腹中。
1073年,北宋开始了收复河湟的行动,目的是收复河湟,使西夏腹背受敌,最终消灭西夏,统一中国西北地区。3月,宋军攻取河州,穿越露骨山,向南收复河州。接着又攻下宕、岷二州,叠、洮二州的羌人首领于是都开城投降。此战,宋军转战50多天,跋涉1800多里,收取熙、河、洮、岷、迭、宕等州,幅员2000余里,招抚大小蕃族30余万帐。这为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赢得了极大的政治声誉。
然而,让人痛心的是,王安石下台后,司马光上台,因为对河湟地区的军事行动耗费了北宋朝廷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同时吐蕃的反抗活动更使北宋朝廷非常被动,竟然想要主动放弃这些地方。
对此,曾经在熙河路任职四年的孙路将军带着一份边关地图当面质问司马光:如果河湟一带丢失,关中长安就很危险了,当年唐朝就是因为失去河湟,导致吐蕃、回鹘二国在长安一带出入自由,给唐朝的国家安全带来极大的麻烦。先帝好不容易收复这里,你们又把它们丢给敌人,敌人根本不会就此收手,反而借着这些地方更方便地骚扰大宋。
“自通远至熙州才通一径,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关辟土百八十里,濒大河,城兰州,然后可以捍蔽。若捐以予敌,一道危矣。”
虽说,司马光听取了这个意见,没有让出河湟,但还是将米脂等四个战略要地还给了西夏,严重损坏了宋朝的国防利益,遗患无穷。而这也是造成北宋后来灭亡的原因之一。
那个时候,对于宋朝来说,河西走廊就是一个遥远的梦,孙路将军的这番话不过是站在河西走廊的东大门上说的,宋朝是不会有那么强有力的战斗的臂膀的。而此后的古代中国因为迁都北京,顾及河西走廊分明都有些力不从心,而河西走廊的名字却一直与“强汉”紧紧拥抱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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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大运河兴建于隋朝,因为大运河的修建,隋炀帝还成为了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但是话说回来,虽然说隋炀帝因为大运河的修建,让当时的老百姓叫苦不迭,但是从长远的意义上来讲,大运河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是能够被载入史册的,是有深远的影响的,所以说大运河的修建苦在当代,利在千秋。
一、大运河的修建促进了漕运的发展。 古代的交通并不像现在这么便利,有钱人可能会赶一架马车,套一匹良驹,但是对于穷苦百姓来说,只能依靠自己两条腿步行,货物的运输,一般也是人力车居多。和轮船相比来说,弊端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开通大运河不管是对人们的出行还是对于货物运输都是有积极的意义的,对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
二、大运河的修建有利于促进南北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 社会的发展是在交流中进步的,但是在大运河修建之前,南北双方虽然说可以互通有无,但是因为距离的原因,互通有无并不是十分的便捷,这个时候隋炀帝就开通了大运河,大运河除了对人员和货物的运输提供了便利之外,客观上还促进了南北双方的经济融合和文化交流,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三、大运河的修建带动沿岸经济的发展。 我们都听说过一句话叫做要想富,先修路,其实大运河的作用跟我们现在所修的道路的作用是差不多的。大运河的修建,对于沿岸的经济发展来说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曾经人们只能发展农业,因为大运河的修建可以农商结合,更好的发展了经济,促进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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