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内阁的发展历史又是什么样的,他们最后为何会成为宦官的工具

明朝内阁的发展历史又是什么样的,他们最后为何会成为宦官的工具

对明朝内阁制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明朝是历代封建皇权制度最为完善的朝代，它将皇帝的集权达到了顶峰，明朝废黜了相权，没有了与帝王分权的丞相制度，不过因此又产生了内阁、宦官以及皇权这三种权力。明朝最初沿袭元朝制度，设立中书省，置左、右丞相。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和宰相，分中书省之权归于六部。原中书省官属尽革，惟存中书舍人。同年九月，朱元璋设置四辅官，以儒士王本等为之。从明代起，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百司的政务，实际上等于兼任宰相，把君主独断专行扩大到了顶峰。洪武十五年(1382年)，再次撤销，而仿照宋朝制度，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其中礼部尚书邵质、检讨吴伯宗、翰林学士宋讷、典籍吴沉分别为四处大学士。之后，又置文华殿大学士，征耆儒鲍恂、余诠、张长年等人担任，以辅导太子，品秩为正五品，其主要权力只是顾问。这就是内阁的雏形。

建文年间，改大学士为学士，悉数罢免大学士，各设学士一人。此后改谨身殿为正心殿，设正心殿学士。明成祖朱棣虽有朱元璋一样独揽大权的雄才伟略，但一次又一次的御驾亲征让他不能真正意

义上地总揽政事，于是一个帮助皇帝的“助手”机构——内阁应运而生。明成祖即位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称为内阁。

明朝内阁的发展

永乐中期以后，内阁职权渐重，兼管六部尚书，成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和决策机构。后明宣宗朱瞻基时期，权力开始上升(三杨辅政)，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仁宗朱高炽时，明仁宗因杨士奇、杨荣等为东宫旧臣，升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之后杨士奇、杨荣等人均兼有尚书职位，虽然身居内阁，其头衔均以尚书为尊。自此，内阁权力加重，逐渐受到重视。

明代宗朱祁钰的景泰年间，王文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后进入内阁，自此之后，诰敕房、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旨，内阁权力更大。虽有明英宗朱祁镇的正统末年的反复，可到成化年、弘治之际，内阁在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

正德年间，明武宗朱厚照所行之事被认为多荒谬不经。可也有有杨廷和等阁老撑着，未成大乱。明世宗朱厚璁的嘉靖时，改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明代之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实有宰相之权。到嘉靖二十一年，权臣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后，专擅朝政二十余年，内阁的权力已经完全与从前的宰相一样了。

经过嘉靖、隆庆的发展，万历早期应该是内阁权力极盛的时期，张居正改革让内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张居正的实际上已经接近于现代首相的地位。

明朝内阁强化了君主专制。内阁制度随着皇权的高度强化而建立，权利的来源，由君主所授予，对君权的制约作用有限。事无大小，内阁都要秉承君主的旨意行事，遂成为君主加强专制的工具，因此明代的君主专制比前代尤甚，助长了君主专制。

为何形成了明代宦官的专权

明代内阁因缺乏法定的地位和权力，只是政务的辅助机构，通过票拟、修旨来辅政，但大学士的票拟最终要通过皇帝的朱批，而明代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掌章奏文书，宣宗时大臣章奏除皇帝亲批数本外，皆由司礼监秉笔太监参照内阁的票拟批红。宣宗以后，人主怠荒，深居内宫，不亲政事，不见大臣，又把太监当作心腹委以重任，朱批便由秉笔太监处理。司礼监便凌驾于内阁之上，内阁权力仅止于票拟。

无论皇帝亲自掌权或者是假手于司礼监代批，大学士只能承旨办事，由是司礼监便趁机窃柄专权。明之阁臣即使有理想，有主张者，也必须先勾结宦官不可，否则一切政事都受到宦官阻梗，不能上达皇帝，如张居正为有明一代能臣，其任首辅时亦要密结司礼太监冯保，才能策动当时的政事。至于阁臣之不肖者，更争相谄媚逄迎宦官，助阉为虐，狼狈为奸，助长宦官的气焰。综观明代宦官为祸之烈，实与废相后，内阁无实权，加上君主过于宠信宦官，使宦官得以居中用事所使然。

明之内阁上受君主箝制，内受宦官操纵，阁臣之欲握权柄者，皆不免以不光明之手段得之:一方面要交结内监;另一方面则又须倾轧同列之大学士，遂演成朋党之祸。

导致政风因循。明代阁臣绝大多数是由进士而翰林，而拜命入阁，他们大都是十年窗下，久在翰林苑，舞文弄墨之士，并无实际的政治经验，一旦入阁，大都昏庸而无识见，阁臣为保官秩，大都庸庸碌碌，而很少勇于任事，敢作敢为。

因为没有宰相，令皇权失却制衡;加上内阁无合法性;故无实权;事事听命于皇帝，造成君主独裁。如遇上昏庸之主，又会导致宦官为祸。而且内阁首辅为求争取权力，往往依附宦官，排挤异己，更助长了宦官的气焰。由此可见，明内阁的出现与其政局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影响深远 。

明成祖设立的内阁制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制度？这与日后的以司礼监为首的宦官参政导致明朝政治日益黑暗有怎么

明成祖朱棣设立内阁制，以内阁作为皇帝处理国政的助理机构。内阁起初以官位较低的官员入午门内的文渊阁当值，后来入阁官员的权势和地位逐渐提高。

内阁是皇帝为加强专制而建立的政治机构，然而职权范围始终不明朗，不能正式统率六部百司。（明朝内阁始终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或决策机构。内阁是君主专制强化的产物，不可能对皇权起到制约作用。）

皇帝虽然离不开内阁，但是仍然担心内阁地位的上升可能威胁皇权，于是以司礼监的太监予以牵制。宦官参政，妨碍阁权，甚至控制内阁，是导致明代政治日益黑暗的重要原因。

明朝明明有皇帝，为什么还会出现宦官专权的情况？

因为明朝的宦官机构很大，重要的有十二监、四司、八局，统称“二十四衙门”。明朝废除宰相，形成了部分权力真空，为明朝宦官的专制权力提供了空间，使宦官可以作为皇帝的奴隶窃取部分皇权。

宦官专政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黑暗的政治之一。太监生理畸形，总想最大限度地攫取权力和财富，以达到心理平衡；宦官社会地位低下，宦官制度等级森严。在一个充满利益冲突的环境下，宦官要低头搞定自己的宠物，一旦获得权力，就会通过伤害臣民来进行补偿。

宦官缺乏儒家思想的影响，只知道谋取个人眼前利益，不顾国家长治久安；他们是皇帝的爪牙，不受监督。对他们来说，未经授权使用权力往往比官僚们更糟糕。

扩展数据：

1381年，朱元璋去中书省，废丞相，掌管政务，但无能为力，于是设置四个侍郎协助政务，但这一制度无效，于1382年7月被废除。

11月，模仿宋朝制度，设立了盖华堂、武英堂、文远阁、东哥大学，并设立了文华堂大学来辅佐太子。产品排名都是五品。朱迪登基后，先后派解缙、胡光、杨蓉等前往。到武门门文远馆参与飞机维修，从而形成一个内阁。

明朝主要情报机构有锦衣卫、东厂、西厂，武宗时期曾有内部工厂。锦衣卫负责调查国内外情报，直接向皇帝负责。他们有权逮捕任何人并进行秘密审讯。东厂的主要职责是对政府官员、名人、学者等政治势力进行监控，并有权直接向皇帝报告监控结果。

东厂可以直接抓起来审问。西厂建立于现在宗时期，其领袖是知望。1482年后被废弃。后来被武宗短暂恢复。内厂成立于武宗时期，其任务是遏制韦锦益、东厂、西昌的势力，防止其三个组织相互勾结扩大势力。领头的是太监刘瑾。刘瑾亡国后，内厂和西厂同时废弃，只留下东厂。

明、汉、唐等朝代为什么会重用宦官？

? ? ? ? 通过阅读历史，我们可以知道在明汉唐等朝代，皇帝会重用宦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原因呢，我认为。首先这是有一定原因的。

? ? ? ? 因为像汉代，明代，唐代等朝代，皇帝都是年幼继位，因为太小小皇帝上台时，因年幼无知国政。往往操于母后之手，那么母后当权又往往依赖于他们的外戚，从而造成外勤专政的一个局面。我国的宦官，从小在皇帝身边，我们的皇帝，可以通过宦官才能够掌握到较大的一个权利，平衡国权。

? ? ? ? 皇帝亲手培养的宦官，本来只是采办，久而造成专权，的确有一些权力，作威作福，宪宗时设立西厂，朱元璋设立东厂，就找了那些太监，皇帝也可以任意更换。明朝，授予他们权力与外戚抗争，但后来和锦衣卫权力就差不多了，党羽遍布，朝廷上下斗得不可开交，小皇帝需要寻找帮手，宦官趁机而入。

? ? ? ? ?唐朝，是因为后来出现牛李党争，但绝对没像东汉和唐朝那样权势滔天东汉是由于外戚专权。

? ? ? ? ?东汉外戚和士阀实力过于强、皇帝控制不了他们、就要倚重身边这些太监办差、从放权到纵容。明朝宦官专权是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随着文官集团势力的逐渐强大，开始与皇帝争权，皇帝需要第三方力量来对文官集团进行制衡，所以培植宦官势力，就成了皇帝眼中非常必要之举。

? ? ? ? 所以明汉唐等朝代，皇帝会重用宦官，是为了分割朝廷一官独大的局面，有效的分解权利的统治。

明朝内阁制度的形成

　　明代内阁制度的建立和职权的演变

　　明初在撤销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度，改用四辅官而又证明不副职任之后，乃改用内阁制度以作为皇帝的辅政部门。

　　内阁本来并不是一个机关部门的名称。最早，朱元璋使用翰林院的学土、编修、检讨、修撰、侍读等所谓文学侍从官员来协助做一些文墨工作。具体职责是帮助皇帝阅看各机关送来的章奏和执行封驳的工作，根据皇帝的意图草拟处理意见等等。这些人并不能参与重大政务的研究，更不能独自处理什么问题，仅是由于他们经常在宫廷殿阁之内工作，随时听候皇帝的传呼差使，逐渐才被称为内阁学士或大学上。彼调来的人有的便被称为“入阁”。

　　初期内阁的职权完全不能和原有的中书省相比拟，内阁大学士更不同于丞相，当时规定，内阁大学士之下不得设置任何宫属僚佐，内阁大学士本人也不过是五品小官，仅能遵命办事，不得干预各机关的事务，不得参署诏令，更不得以部门或个人的名义发出任何指示命令，各机关奏事也不许关白内阁。可见，当时的内阁完全是一个辅助性的办事机构，所谓大学士也不过是一些与皇帝比较接近的文书工作人员而已。他们的职任仅是“详诸司奏启”，只能使用“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的名义，可见纯是事务性的，而非政务性的职务。洪武时期的内阁及其大学士，“职卑位微”，“帝方自操咸柄，学士鲜所参决”。

　　朱元璋一反自秦以来将内侍人员逐步升格为正式朝官的做法，而是将已定型的国家机关和职官重新贬降为侍从。这样的模式曾经维持到他去世为止。其所以能勉强试行了十多年，主要是由于朱元璋本人具有着不同于其后代皇帝的优异条件，他“肇迹民间”，“备历艰难，饱谙物态”，作为创业开国之君享有极高的权威，又具有丰富的政治军事经验和才能，并且极勤于政事，所以能够以这样的体制推动当时国家机器的运转。但这是变局而非常局，可以适用于一时，而难垂诸久远。因为，由一个全能的至高无上的皇帝大权独揽，小权不放，事必躬亲地履行全部统治职能，事实上是绝难世代相承的。

　　到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内阁及其大学士的实际职权便已发生明显的实质性变化。朱棣采取一种渐进的过渡形式以修正其父手订的中央辅政体制。他在篡位胜利之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内精选了解缙、胡广、杨荣、杨士奇、胡俨、金幼孜、黄淮等七位年轻有才能的士人进入内阁，并对他们放手重用，在诸如有关和战、立储、用人、征调或蠲免赋役等重大军国政务上，都征求他们的意见，有意识地吸收他们参与论议国家的核心机密。终朱棣当政的永乐时期22年，内阁学士的品秩仍然是不高的，一直都不过是正五品的官阶，但实际上，他们经常能参与对重大政务的研讨，甚至对于六部的要政，也可以在御前进行更高层次的审议，以供皇帝参考。

　　到了洪熙（明仁宗朱高炽）、宣德（明宣宗朱瞻基）以后，情况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内阁的地位和作用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因为朱高炽和朱瞻基登位时，朱棣时期任用的内阁大学士如杨荣、杨士奇、杨溥等人都还在位，以前朝旧臣元老的地位和熟谙政务的身份辅政，年幼的皇帝不能不把很多政务交给内阁办理，内阁的权力就逐渐加重。及至正统（明英宗朱祁镇）以后的历届皇帝，差不多都是荒怠懒惰或宠信宦官的人，有人20余年不上朝办事，国家的日常事务更只能推给内阁办理。本来规定，内阁只能承旨办事，内阁大学士不过是备顾问的辅助人员，但事实上，他们逐渐担任了代替皇帝草拟诏令敕浩的工作，还负责起草批复奏章的“票拟”任务；本来规定，六部及其他国家机关均由皇帝直接领导，内阁大学士的品级和权力均远较六部尚卡低（原来规定内阁大学士为正五品官，尚书为正二品官），各单位有事不得关白内阁，但后期的大学士有些兼任尚书之职，有些还享有太保、太傅、少保、少傅等崇高政治称号，官阶又更定为正一品，六部尚书有事只好请示内阁大学士，又演变为实际上是内阁属吏的状况，基本上恢复了中书省统率六部的办法。在内阁大学士中又按地位高低顺序，分为首辅、次辅、群输，首辅“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在这种情况下，便相继出现了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这样的“权相”。朱元璋关于永废丞相的规定事实上被完全破坏了。

　　内阁政治地位的明显提高，主要表现在掌有了“票拟”之权。所谓票拟，也叫做票旨、条旨，也就是说对于来自全国各方面的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以前，由内阁学士“用小票墨书”，贴在各奏疏的对面上以进呈。这实际上就是代拟好“御批”的稿本，供皇帝采纳。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掌握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职权，其重要意义是可想而知的。所谓“代言之司”，所代表的乃是具有绝对权威的“皇言”。“各衙门章奏留送阁下票旨，事权所在，其势不得不重。”但是，内阁的“票拟”终究不过是给皇帝提供参考的初步意见，最后的拍板定案仍决定于皇帝的御批（当时叫做“批朱”）。内阁权力的有无及大小，内阁实际地位的高低，也主要表现在所拟“票拟”被采纳的程度上。洪熙、宣德时期，三杨所拟的“票拟”，万历前期，张居正所拟的“票拟”，差不多都转化为“批朱”的蓝本，阁权之重、阁职之隆，自不待言。但在正统以后，诸如成化、正德、隆庆、天启等朝的皇帝都特别宠信宦官，甚至将“批红”的大权也交给宦官头子代行，内阁的职权自必受宦官的钳制。实际上存在着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的局面。明中叶以后，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著名的大宦官，在他们得势时无不压抑和控制着内阁。

　　在大多数情况下，内阁的大学士从翰林院的侍读、侍讲学士、编修等人员中选用，天顺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已经成为制度。这是由于，翰林院上述职官多在各次科举考试上名次最高的一甲人员中选拔，翰林院被认为是集中了士人中的精英，又一向职司御前的重要文字工作，所以从翰林院中选拔人员进入内阁，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据统计，明代曾任内阁大学士的共有161人，其中经殿试中进士的有157人，占96.3％；157人中又有131人经翰林院入阁，占大学士总数的80.03％。足见科举高第，入翰林，乃为进入内阁的主要途径。当然，这些本来并无实际领导军政工作经验、久在翰苑舞文的人，进入内阁之后能否有所展布，就要看各人不同的主客观情况和条件了。

　　伴随内阁制度的建立和职权的提高，历史上君权和相权的矛盾又在新的条件下有所表现。皇帝所要求于内阁及其大学士的，是不折不扣地承旨办事，绝不允许皇权旁落。而在当时，能否被选择入阁和能否受到宠信重用，又在于是否能忠忱地维护皇权和恭顺迎合，是否能胜任皇帝专制独裁的工具。故此，碌碌充位、但求持盈保泰的多，勇于任事的少。皇帝常因本人的爱憎而决定大学士的进退。自洪熙、宣德时期开始，曾在皇帝未登极前任过东官僚佐、藩邸长史、讲官等职，即与皇帝本人有过一定人事渊源的人，在入阁人员中占相当高的比重，诸如陈以勤、高拱、张居正、赵贞吉、朱国祚、袁宗皋等人均是。另外，有些人则是以精心迎合作为进身之阶的。例如，因武宗朱厚照无子，以兴献王世子朱厚熄入继，是为明世宗。他登位后，要求将自己的亲父尊为皇统，受到廷臣的反对，当此廷议沸腾之时，张璁、桂萼、方献夫等人揣摩逢迎，上疏主张“继统不继嗣”，引发出一场所谓“议大礼”的争论，张、桂、方等便因议礼有功，相继被以特旨宣召入阁。朱厚熄中年以后迷信道教，大搞玄修斋蘸，李春芳、严油、郭朴、袁炜、夏言、严嵩、徐阶等人均因精于撰写用以焚告上帝的“青词”，“以青词结主知”而先后入阁。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唯唯诺诺，备员充位，但求保住高官厚爵。相反，其中有少数人在入阁后希图有所作为，要求对日趋颓败的政局进行有效的整顿，希望“起衰振隳”，却被认为“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如果一旦被怀疑是对皇帝有不忠不顺之处，往往便会被贬革，甚至下狱处死。嘉靖时期的夏言，崇祯时期的周廷儒，是被处死的两个有名的大学士。张居正是万历时期积极主持改革改制的封建政治家，但也在身后惨遭抄家之祸。由此说明，明代在设相废相之后建立起来的内阁制度，并没有成为在封建社会晚期与高度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完全适应的辅政体制。许多老矛盾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封建制辅政制度仍处在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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