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清朝治安的“番役”是如何发展的为何最后会失控

对清朝“番役"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对于清朝来说，京师是“天下之根本，兆民所瞻望”之处，毕竟是天子脚下，治安尤其重要，为了更好的维护京师的治安，清政府特意创立了数个治安机关，包括归属于步军统领的“番役”，五城司坊的“捕役”和顺天府的“衙役”。

在这里面，最为重要的就是归属于步军统领的“番役”，因为“步军统领之权稍重”。

番役起初设立于顺治初年，一开始归属于巡捕营，在康熙时期设立步军统领，并将番役划归步军统领，职责是“巡捕三营，参游、把总。”

步军统领番役的特殊性，就在于这一部门始终处于维护京城治安的第一线，他们对于社会矛盾的起起伏伏具有职业性的敏感。

一、 初设的番役前期

在番役的初设时期，他们的主要职责在于配合京城的官兵“查捕潜藏之盗贼、逃窜之罪人”，同时也负责敲打京师恶棍的“京城内外恶棍，肆行无忌，或借端挟诈，勒骗钱财。或公然抢夺，搅扰市肆。”等行为。

除了与黑恶势力作斗争之外，番役还要负责各种跑腿工作，所谓“奉旨及部院差遣”。最后，还要为京师的老百姓排忧解难，要帮助“有因丧事，或生产、请医、嫁娶行走之人”。

说回番役的主要职责，什么是“逃窜之罪人”呢?其实大部分都是旗人的家奴逃跑，这些家奴的来历要追溯的多尔衮的一道政令，“贫民无衣无食、饥寒切身者”可以“投入满洲家为奴”，但是都是大老爷们，都是一个俩肩膀扛一个脑袋，很多人都不甘屈居人下，所以不久就“逃人日多”。

其次，番役还要负责“护驾巡围”，譬如康熙三十一年就有了明确的规定，“圣驾恭谒陵寝”时，步军统领要排番役随行。

最后，番役们还要负责查抄假币，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譬如康熙二十四年的时候，就有旗人“私铸、私毁或掺和小钱行使者”，此时引起康熙注意之后，就是由番役将“偷铸私钱之匪类”及其作案工具全部查获。其次，各种欺行霸市的行为也都被番役们重拳出击。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番役们对于京城的治安维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 清中期的番役

在乾隆中期之后，社会的风气有所改变，主要体现在反清组织层出不穷，民变事件时有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统治者对于番役的工作要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首要的变化在于对社会风气的维护，八旗子弟入京之后，大部分都流连歌剧戏院，虽然康熙命令京城内城不许开设戏院，更严禁八旗子弟看戏，但后来依旧出现了“剧饮者大半俱属旗人”。于是嘉庆下令“从重惩治，以肃禁令而端风俗”

这份工作，就落到了番役的手中。相同的工作还包括禁止赌博，当时京城的好赌之风日益严重，甚至到了只能指望番役查拿“别无他法”的地步。

此外，在这一时期，番役还需要稳定京城的粮价，番役们时不时的就要去各大粮店转悠一番，查访有无粮店私自哄抬粮价，举例说明，在乾隆三十四年，番役就查访到“正阳门、东直门外二处铺户人等，每月于附近庙中会议一次”，随后顺藤摸瓜，查获了一起联合哄抬粮价的预谋。

最后则是侦察反清组织，番役的暗中侦察对于铲除京师的反清组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乾隆三十三，有一批脑回路非常清奇的反清复明的“匪徒”潜入京师，每天趁人不备剪去路人的辫子，“每日均有数起”，结果就引起了番役的高度重视，一番明察暗访之后，在寺庙将这批人抓获。

三、 清中期的番役的控制

随着番役的职能越来越多，其权势也越发重要，因此，在清中期对番役通过各种手段，进行了很多的约束。

譬如说番役在籍贯中是属于贱籍的，没有科举入仕的权利，等到番役的权利渐渐扩大，就开始自然的谋求这些权利，在嘉庆七年，就有人上书破获要案者“赏给顶戴”，在嘉庆严厉的打击下，番役的工作激情全无，京师治安一塌糊涂，于是嘉庆无奈让步，允许“却有能力”的番役获取特权。

其次则是给番役赏赐钱粮，但代价则是番役一丝一毫也不能贪污受贿。

最后则是种种规定，比如说番役不能动用私刑等等规定。在缉拿的时候，也规范了拿人的手续，番役需要请领“护牌”。

在这些种种的规定之下，番役在雍正时期“畏法敛迹”。

四、 后期番役的失控

番役的失控，与清政府的管制渐渐失效密切相关，等到嘉庆时期，番役就已经“因事生风，威吓滋扰，竟至习以为惯常”甚至“或诬陷平民，或借报仇隙，拖累无辜，索掠财物。”

番役的失控，与政府管控失效有关，而政府管控的失效，则来自于当时清政府内忧外患，积重难返。

在当时，官员和番役，番役和贼人，公然勾结，形成一条完善的利益链条。

官员默许番役私拿无辜，索要钱财，其目的在于坐享其成，分一杯羹。同样的，番役默许贼人抢劫，甚至故意篆养窃贼，其目的同样在于坐享其成。

光绪感慨道“缉捕废弛，至于此极”。

番役们甚至可以明目张胆的触犯司法威严，严刑逼供已是寻常操作，但凡要犯疏通关系到位，番役甚至可以传递言语，教导其如何避重就轻，颠倒黑白。

更有甚者，甚至私绑官员，污蔑官员为盗贼，一番屈打成招之下，使得乾坤倒转。

实际上，在清代后期，番役之害，已经远远超过了犯人本身。乾隆就留下话语，要后人小心番役之害，不要“欲去一弊而转滋十弊”。道光对此心知肚明，指派番役行事，不过是“弊外生弊耳”。

但当时番役的问题，已经是完完全全的积重难返，一方面维护京师治安的旗兵已经难堪重任，维护治安的工作如稽查追捕，只能交给番役，清政府对于番役，是既不能撤，又不能重。进退两难，已成顽疾。

从缉拿盗贼逃犯到稳定京师粮价、稳定贸易市场并侦察反清组织的出色的治安维护者，沦为破坏京城治安的毒瘤，这之中的改变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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