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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中,门阀制度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发展到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合称,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又称门第、衣冠、世族、士族势族、世家、巨室等。门阀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两汉到隋唐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的系统,其实际影响造成朝廷国家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氏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与专长。直到唐代,门阀制度才逐渐被以个人文化水平考试为依据的科举制度所取代。
由于论者所持角度互异,史书对这种特殊阶级的称谓颇不一致。例如:指家门贵盛者,称为“高门”、“门第”;强调世代做官者,称“士族”、“世家”。至于“世族”一词,兼指政治、社会、文化地位而言,意含较广。直至现代,门阀等词汇,仍被用作对有名、有钱、有权有势之家族的别称。“第”,指直接面向大街开的院门,这是古代身份地位高尚的标志。门第最早指的是住宅,后指家族背景、地位贵贱。
而阀阅一词则最早见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这些有功的大臣以及他们的后裔为了彰显自己的业绩,所以在大门两侧竖立两根柱子,左边的叫“阀”,右边的叫“阅”。阀阅指家族功绩、官历等。
这些身份地高位显的功臣,其权势往往不止一代,他们的后世子孙也在这种庇荫之下,通过各种途径,担任朝廷的要职,形成家族、姓氏势力。于是,人们称呼这样的家族为门阀。一些朝代甚至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了门阀所享有的特权,这就成为了门阀制度。世族和贵族的定义和标准有分别的,虽然有重复之处,但贵族是以正式的爵位等头衔固定,由国家政权所册立的,可以因为政权迭更或受封者犯罪或不得势而被褫夺,而且有些贵族的定义,只限于受勋者本人(如终身贵族),所以不能以某个人是贵族家庭出身,本人就自动成为贵族。
而世族是社会上以人物的背景而接受和承认,故在君主制中,一些王朝败亡后,旧有的王室和贵族只要没有被屠杀殆尽,并未被新政权册封,但受到民众的尊敬且不须隐姓埋名的话,便可以视为非贵族的世族,而在共和政体中连续超过一代掌握政治、经济、军事实权的家族也常被视为世族。所以世族的繁盛与否,有时会被视为一个地方公民社会的发达程度指标。
东汉末年,土地兼并出现大地主,又因为书籍难得,经学基本在门户内流传,所以出现了一部分人对经济和知识的垄断。而东汉以后又以儒道治国,所以对知识的垄断就相当于对官位的垄断。而当时实行孝廉制度,基本上就是推荐,这又是讲关系,所以就出现了世代公卿,这些人要钱有钱(大庄园,兼并土地),要人有人(部曲、佃客、奴婢,总之就是依附民很多),要官有官(四世三公),要文化有文化,要武力有武力。所以就逐渐脱离了朝廷的控制。东汉末年的大乱多有这些人的参与。
而曹魏时期,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建立之初,确实起到了选拔人才的作用,其选拔标准家世、品德、才能并重;同时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也剥夺了州郡长官自辟僚属的权力,将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有利于加强中央的权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选拔标准开始发生变化,仅仅重视门第出身。这就使得九品中正制失去了选拔人才的意义。首先,选拔人才的中正官多由二品官吏担任,而被选拔的人才也多出自二品以上的大族,同时他们也往往出任高级官吏。久而久之,官吏的选拔权就被世家大族所垄断,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情形。反而成了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
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门阀。士族地主(又称世族、门阀地主)在东汉开始形成,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士族制度的盛行,依赖于统治阶级颁行的各项法令。法令的出台从制度上维护士族地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特权。西晋建立后,司马氏为取得世家大地生的支持,对他们继续实行放纵和笼络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
东晋政权是司马氏皇权和以王、庾、桓、谢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吴姓士族的联合专政,这种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东晋末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东晋的士族门阀的势力足以与皇权并立,甚至超越皇权,皇帝都要依赖士族的支持,门阀政治达到鼎盛。到了南北朝,大地主,大豪强控制国家大部分。有时连皇帝都不得不受控于他们。隋唐时期为了巩固国家政权,当政者大力打击门阀士族,为提拔寒门之士,采用了科举制度,科举制度的兴起,促使了门阀制度的没落。
门阀制度衰败,门阀制度衰落根本原因在于士族自身的腐朽,士族制度下的门阀士族特别是高级士族凭借门第就可做官,世代控制高级官职。特殊的社会环境使许多士族不思进取,沉溺于清闲放荡的生活,不屑于政务军务。加之士族是近亲联姻,身体素质极差。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以后,一些庶族出身的将领脱颖而出,显示出较高的政治、军事才能,声望与权力迅速上升,南朝宋、齐、梁、陈开国诸帝均为庶族将领。南朝帝王虽无法改变高级士族垄断高官的局面,但却引用庶族官吏委以品位不高却握有实权的职务,在实际执政中分享了士族的特权。这一时期士族制度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二是受到农民起义的打击;原因之三是士族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受到打击、削弱。上述三种原因相互作用,极大削弱了士族制度的阶级、经济基础。
门阀的出现寻根溯源,当自西汉时期初显端倪。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日益成熟,为其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各地都涌现出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同时,汉初的“任子”、“赀选”,之后实行的察举制度和太学制度,使地主阶级入仕门径也比过去宽广多了。特别是儒学定于一尊后,封建政府以儒家的经籍、礼法(或曰“德行”)取士逐渐成为定制。经籍成为人们世代研究的家学,礼法也成为某些人家的不变家风。这样,一部分地主富室与儒术礼法结合起来,“经明行修”,就可以累世做官,从而形成门阀地主。世袭为官的门阀,到东汉中叶开始更加普遍。弘农杨震一家,以习欧阳《尚书》四世皆为三公;汝南袁氏一家,以习孟氏《易》四世有五公;在地方上,也有一批时代世代为州郡县僚佐而牢牢控制地方政治的地位较低的门阀。但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所谓“天人合一”、“三纲五常”之说都是体现了以皇权为中心,也就是说此时的世家大族都是依附于皇权而寻找各自的利益(无论政治还是经济,),还有“君权神授”说等也是对他们思想的钳制,体现了皇权的强大。而世家大族势力的巩固以至于控制政权,则是自东汉末年纷争时代开始。不过并不是纷争割据就会出现门阀政治。首先国家未安定,政局混乱,士族难以发挥权力,即使在相对统一的各地区,有所谓权臣或宦官专权,但是以皇权为根基,例如曹操也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借皇权发挥影响。
“门阀”,其实古代的“官二代、官三代”的书面称呼。它又称之“门伐”,即门第阀阅。就是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门阀始于西汉中期,“任子制”是一大标志。所谓“任子制”,顾名思义,就是任用子弟为官的一种制度。据《汉官仪》所载:“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岁,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意思为两千石以上的官员,只要任满三年,就可以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官。东汉汉章帝时期,门阀特权制度化已经开始初具端倪了,表现的方式是选官先要以阀阅为前提。王符在《潜夫论·交际篇》中讲道:“贡荐则必以阀阅为前”。“门阀”真正的制度化应该是在魏晋时期,其标志是曹魏时期的九品官人法的颁布和西晋门阀政权的建立。《文献通考》中记载:“自魏晋以来,始以九品中正为取人之法,而九品所取,大概多以世家为主,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故自魏晋以来,仕者多世家。”
曹魏时期推行的九品官人的制度,它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州郡大小中正都是由当地著名的世族或者大家族担任。九品的确定和评价,统统操纵与这帮人手中。于是官品的升迁或是降级,大都凭借“世资”,时间稍长,便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清朝史学家、诗人赵翼曾经在自己的史学著作《廿二史札记》中描述当时的情况:“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现在用来描述累世之交情的成语“纪群之交”,其中的“纪群”其实就历史上有名的豪门。他们祖上出自颍川陈氏,陈在汉朝时为太丘长,陈的儿子陈纪官至九卿,陈纪的儿子陈群后来在曹魏政权官至司空,在其后的子孙历经两晋南北朝都是处在高位。还有颍川荀氏,荀淑在汉朝为郎陵令,荀淑的儿子荀爽官至司空,荀淑的孙子荀?遣懿僦匾?哪背迹?僦辽惺榱睿?魇霞易逶谖航?媳背?逼冢馈肮诿帷薄3?了这些,还有平原华氏,东海王氏,河东裴氏,扶风苏氏,京兆杜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等,都是当时有名的豪门望族。
这些“门阀”世族,除了出身于国家官僚机构中的官僚外,还有从商人转化来的。从汉武帝开始,由于朝廷将盐、铁等重要“关乎国计民生”的生产事业收归国有后,使得商人无从插手,于是商人通过土地的兼并把他们的财富最后集中于地权。这些商人在取得大量土地后,已经不是简单的商人身份,而是变成影响国家的政策走向的大地主了。东汉末期,徐州的糜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资产巨亿”。因为手中有钱,被徐州牧陶谦辟为别驾从事,后来发现刘备很有前途,就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并且资助刘备“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刘备后来取得荆州,进而占据蜀地,糜竺自然被刘备待为上客,这些身“不为编户一伍之掌,而有千室名邑之役”的富商大贾,至此已经部分转化为大地主、大官僚了。
同时,东汉末期,因为群雄割据,各自为了扩展自己的地盘,强大自己的势力,压制敌人,对于手中握有巨大财富,土地无数的世族大家,极尽拉拢之能事。从孙权拉拢鲁肃、甘宁,曹操拉拢许诸、李典,刘备拉拢糜竺、霍峻等等事例来看,不仅各个割据的政治势力需要他们,而从世族大家方面来讲,由于有了割据政治势力的庇护,自己家族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了保障,所以也纷纷依附当时政权,有了地方名门望族的支持,三国的鼎力局面更加持久。
“门阀”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地域性与宗法性的结合,形成少数家族垄断最高权力的寡头政治。同时,由于“门阀”的排他性,使得“门阀”特权恶性膨胀,造成日益严重的“士庶天隔”。《晋书》中记述道:“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刑网峻急,风俗奢宕。”其中琅琊王氏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门阀”。
琅琊王氏如果上溯话,可以从西汉王吉算起。王吉当时任汉朝的谏议大夫,到了王祥出任魏晋,期间共历五代。到了王祥时期,因为在曹魏政权末期,“与定策功”,封为关内侯,并且拜光禄勋,转司隶校尉。晋武帝登基后,拜太保,进爵为公,进入门阀世族的圈子内。王祥的弟弟王览的孙子,也就是王祥的侄孙,王导,在政治上崛起后,王氏家族彻底达到政治顶峰。
在东晋门阀政治的历史中,王导是个关键人物。当时外部“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内部“天下凋敝,国用不足”,王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竭力推奉司马睿,“潜有兴复之志”。王导的“尊王”是在无秩序中建立秩序,“兴复”是想恢复被破坏的经济。他冷静的分析总结前朝的得失成败,提出来“务存大纲,不拒细目”的政策主张。协调南北门阀大族之间的利益,竭力维持稳定团结的大局,避免出现兵戎相见的情形。同时高举“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的大旗,虽然出现“王敦之乱”、“苏峻之乱”的内部纷争,但是东晋政权始终没能被颠覆。而且对于民间实行宽缓的“网漏”统治政策,少用严刑峻法。《世说新语》中引用顾和对王导施政方针的评价说道:“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可见东晋初期,王导领导下社会治理方面的宽松。
“门阀”制度下,虽然能够出现王导这类非常具有政治眼观的能人,但是始终无法克服自身的腐朽性,同时“门阀”观念形成的“士庶天隔”对于国家长远发展带来极大的坏处。阶级固化,社会一团死水,贫寒之士没有上升通道,社会矛盾必然加深。这些人凭着特权垄断土地所有权,占据山川林泽,形成自己的庄园经济,与普通小生产者矛盾重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政治上,门阀世族可以“平流进取,坐致公卿”,“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他们吃“特供”,穿绫罗,出则吆五喝六,目空一切,入则纸醉金迷,骄奢淫逸,越来越受到人民的反对。随着东晋末年,农民起义不断,贫寒的军人家族在镇压起义中趁势崛起,他们除了镇压起义,还从门阀世族手中夺过权力,门阀制度正式开始走入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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