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了解古代男宠的事情,接下来跟着小编一起欣赏。
我们常把出卖肉体的女性称作妓女,其实,男人作娼,出卖自己的肉体也是自古有之,和妓女的历史一样漫长。但是,对于男妓,历史似乎三缄其口,史料中鲜有记载,这是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在夫权意识的统治之下,社会对男人出卖色相和肉体极为鄙视和厌恶,认为男妓现象是对封建社会男性地位及尊严的莫大侮辱。
在中国古代社会,男妓的出现首先是为了满足拥有地位和财富的贵族女性享用的。这里,有关于武则天玩弄“面首”的记载比比皆是。武则天为了引诱张氏兄弟以及薛怀义供自己娱乐,利用利禄做诱饵,还特设“控鹤监”,广罗天下美男子,号称“面首三千”。
另据史料记载,南北朝时代的山阴公主对刘子业说,“我与陛下虽然男女不同,但都是先帝所生,不应有厚有薄。你宫中六宫佳丽数以千计,供你一人欢娱,而我只有驸马一个,未免不公平!”刘子业觉得有道理,便亲自为妹妹挑选了三十个健美无比的男子,供其淫乐。由此可见,古代男妓之风犹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特别是五代至宋,男妓兴盛之况不仅存在于宫廷,也存在于民间,不由让我们现代人感叹古代先人的“开放”。
男妓的工作场所被称之为“蜂巢”,大概有招蜂引蝶之意。《癸辛杂识》记载说:“……吴俗此风(指男娼)尤甚。”说这些男妓“皆敷脂粉”,穿着打扮极为华丽,“呼谓亦如妇人。”这些模样俊俏的男子,不仅能言善道,琴棋书画也样样得心应手。女人在“蜂巢”不仅仅是寻求肉体上的欢愉,更是为了得到精神上的放松。那时候,女人来这样的场所不用偷偷摸摸,就像今天的一些女性专属的俱乐部。的确,和一些年轻貌美,谈吐不俗的优雅男子在一起,怎不让这些来自上流社会的女人留连忘返呢!
但是,男妓之风气虽然昌盛,可是,毕竟此举不能登大雅之堂,特别是一些社会上的闲散无赖男子,凭自身些许姿色,骚扰滋事,扰乱民间,败坏社会风气,因此致和(徽宗年号)间,始立法告捕,规定凡是男子为娼者,一旦发现,要“杖一百”,对揭发者“赏钱五十贯。”
尽管男妓被古代主流社会所不齿,甚至严厉打击,有点像今天的扫黄打非,可是,有需求,就有市场。因此,南北宋朝的京度及周边郡邑,男色依旧鼎盛,元代此风似稍衰,到了明朝,男色又开始兴盛,那时候,无论是皇上还是老百姓,以狎男妓为时尚。
史书上,有关明代福建男妓的记载比较丰富。《灯俞前琨散》说,闽有一女子,丈夫出海遇险,女子苦苦思念,夜夜都要到海边遥望丈夫出海的远方。就有一貌美男子在海边吟唱。凄婉的歌声唱出了女子对丈夫的思念。随后,女子就与这貌美男子同居了。女子动了真情,想与貌美男子结为夫妻,可是,貌美男子说他是专门排遣孤独女人寂寞的,为钱不为情。女子伤心落寞,抑郁而死。
明代福建男妓行业非常发达,这些出卖肉体的男子,服务对象不分男女。当时福建有这样的风俗,男子出海,不得有女子相随。一方面,由于明代海上海盗出入频繁,有女子在船上,受到的威胁更大,另外又有迷信的说法,认为女子在船上不吉利。而出一次海一般都是十天半个月,有时甚至大半年,年轻气盛的男子为了解决性饥渴,就会找一些貌美男子同船,其实,这些貌美男子就是男妓。出海虽然可以赚些钱,但毕竟很苦,一些好吃懒做但模样有几分英俊的的男子就干脆干起满足他人性饥渴的营生。而没有跟船出海的男妓,就在陆上为独守空房的女子服务,倒是都不耽搁。
至明代何以狎男妓如此发达呢?《五杂俎》说得好,男妓除了被女人玩弄,还为喜欢同性恋的权贵男人所准备。史籍把这种男妓称为男宠、男色、顽童、娈童等。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国古代哪些帝王有过同性恋》就有介绍。明清时,在福建、广东、北平等地,同性恋的蔚然成风,女有“闺中腻友”,男有“契哥契弟”。清代还有条法令规定,“优伶的子孙,以至于受逼为奸的男子,不许应科举考试。”这条规定间接说明,当时同性恋的风气的盛行。
但是,有血性的男子是不甘成为“男色”的。《柳南随笔》说,一个李二哇的俘虏,可谓英俊而神勇。打仗的时候,每每都是身先士卒,锋锐不可当。后来被敌方生擒,敌方将领对这位英俊而神勇的俘虏非常喜爱,“欲与昵”,但李二哇坚决不从,自杀身亡。就有诗歌记载了这段历史:“花底秦宫马上飞,每番先阵入重围。可怜拚得刀头血,不向勤王队里归。”
《暖姝由笔》就说:明正德初,皇帝最喜欢“年少俊秀”的美少年。看来,这样的风气的盛行不无当权者的喜好影响有关。帝王的淫乱,不仅荒废了朝政,也有悖于伦理道德,也至于后代宫廷中有专门的规定,渐渐地,兴男妓之风开始走向衰落。
中国历史上,“男风”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普遍流行于朝廷和民间,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这种风气是受当时的动荡的社会环境,严苛的性禁锢的政治制度、崇尚人性自由的文化背景影响的。它的盛行在破坏封建礼教的同时,也繁荣了同性文学。然而人们对同性之爱充满排斥的同时,也应该要正视这种社会现象的正常性,为百年男风探索新的正规出路。 关键词:中国历史;男风 男风,指同性恋现象或同性恋活动。现代社会大多数人对“男风”抱以排斥态度,然而中国历史上的“男风”记载却是不绝于史书的,由此可见“男风”在古代之盛,以及古人对“男风”的赞同态度。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男宠大兴,甚于女色”① 的记载。此外,不少文人墨客的诗文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历史时期人们对“男风”的态度看法,如阮籍在他的诗《咏怀诗·三》里对“安陵”、“龙阳”这些事情加以吟咏赞美: 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悦泽若九春,磐析似秋霜。流盼发姿媚,言笑吐芬芳。携手等欢爱,宿昔月衣裳。愿为双鸟飞,比翼共翱翔。丹青着明誓,永世不相忘。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男风”,根据其中有无同性之爱可分为两种: 一、强权下的无爱之爱 这种借风气往往出现在君王贵族这样的上流社会,他们权势剥夺他人的性选择,迫使年轻俊美的男子供其亵玩,其中的明正德皇帝武宗可堪称一最。武宗喜年少英俊的娈童,其男宠不计其数并且到处搜罗男宠,其一是从宫里的太监中鳞选娈童作贴身随从,当然也与之进行性活动: “武宗初年,选内臣俊美者以充宠幸,名曰“老儿当”( “老儿当”是当时男同性恋的代名词。由于男风泛滥,当时对男同性恋有不少代名词与“雅称”),犹云等辈也。时皆用年少者,而曰老儿,盖反言之。”② 徐充《暧姝由笔》卷三亦曰:“正德初内臣最宠狎者入老儿当,犹等辈也,然实不计老少,惟宠狎是尊。余近访知老儿当皆选年少俊秀内臣为之,岂闳孺、籍孺之类欤?” 而且,武宗猎艳对象也不限于内臣,当其外出游幸活动中亦四处搜罗娈童: “武宗南幸,至杨文襄家,有歌童侍焉。上悦其白皙,问何名,曰杨芝。赐名曰“羊脂玉”,命从驾北上。先是上出宣府,有歌者亦为上所喜。问其名,左右以“ 头上白”为对,盖本代府院中乐部,镇守太监借来供应者,故有此诨名。上笑曰:“头既白,不知腰间亦白乎?”逮上起,诸大璫遂阉之。盖虑圣意或欲呼入内廷,故有此问。③ 众多的娈宠,或为功名利禄,或为荣华富贵,或屈服于强权之下,只有少数奋起反抗。 公元370年,苻坚的前秦一举摧毁了慕容家族的前燕帝国,前燕的一对皇族姐弟:十四岁的清河公主和十二岁的慕容冲也落入苻坚之手。苻坚贪恋两人的美貌,对这小姐弟非常宠爱,当时长安城中就有歌谣“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但是这一雌一雄岂愿意充当符坚的性童呢?最终慕容冲反叛,苻坚倒台。慕容冲用自己的怒火宣告了一个事实:被权力污染的性爱,带给人们只有屈辱与痛苦。 二、惺惺相惜的有爱之爱 元代林载卿的《诚斋杂记》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士人阶层中潘章和王仲先从相见到相爱,情同夫妇,甚至同死的事情。他们俩合葬的墓冢后来还长出一棵枝叶相抱的树,可谓死后仍相爱如故,贞诚感天,这棵树也称为“共枕树”。 这个故事虽趋于神话了点,但我们仍能从中看到潘章于王仲先之间深厚的爱情。另外汉哀帝与董贤的故事也是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 董贤,字圣卿,云阳人也,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说其仪貌,拜为黄门郎,由是始幸。问及其父,即日征为霸陵令,迁光禄大夫。贤宠爱日甚,为驸马都尉侍中,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廷。常与上起卧。又尝昼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④ 由此可见哀帝对董贤的情谊之深。 孔子在《论语》中说:“不有祝佗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以色于今之世!”墨子亦云:“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贤使能为政,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慧哉!王公有所爱其色,故不能治百人者,使处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于万人之官。”由此可见“男风”是有违礼法的。那么,在中国古代,这么一个无处不充斥着封建礼教思想的社会中,这种完全违背礼教思想的同性之爱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影响,乃至自成一“风”的呢? 这里不得不提到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时期:玄学兴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实行性禁锢的明清时期。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 1、动乱的年代 男风的形成和当时的政治动乱,军阀割据,民无所从的形势分不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政治黑暗,统治阶级无暇顾及对伦理道德方面的教化,导致礼教松弛,人们的婚爱状况混乱。在这种形势下,不少人以颓废、放浪、利己的态度对待人生,“风流相放,唯色是尚”,甚至“以男为女”,又或者自形女色以求慰藉。另外,此时期可谓士人天堂,天下寒士尚玄学,好清谈,讲风度,求自由,由此形成了当时放浪形骸,人性自由达到到极致的社会风气。 正史上有段关于文学家庾信与梁宗室萧韶同性之爱的有趣的记载: “韶昔为幼童,庾信爱之,有断袖之欢,衣食所资,皆信所给。遇客,韶亦为信传酒。后为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经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别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径上韶床,践蹋肴馔,直视韶面,谓曰:‘官今日形容大异近日。’时宾客满坐,韶甚惭耻。”⑤ 这段资料描述了当时庾信因为萧韶对自己的冷落,致使双方发生矛盾冲突,甚至于侮辱对方。可见,当时男风不仅盛行,而且其深入程度已经非表面作秀,而是如同男女之爱一般,礼遇冷淡之时,会有怨恨甚至争吵冲突的现象出现。 2、玄学的兴盛 间玄学的兴起,使人们开始用理性的眼光,去审察、批判过去的一些道德观和世界观。与何晏并为玄学宗师的王弼,提出了“崇本息末论”,强调以自然无为为“本”,名教礼法为“末”,强调人的自然性。嵇康则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在玄学理论的强盛影响下,一些知识分子首先接受了这种观念,开始强调人的真情实感、自然之性和个性,基于这个前提,追求声色也是自然而然,而且是名正言顺的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以前名教经学桎梏及名利的束缚。所谓食、色,性也,人之大欲。既然要追求自然和人性,那当然也包括了性爱在内。因此我们可以说魏晋名士们在追求人性自然、思想道德解放的同时,也追求着肉体上的解放。 3、独特的审美 出于对生命的珍惜和留恋,魏晋士人重视外貌打扮,在涂脂抹粉中寻求生命的美感。 《晋书·潘岳传》曰:“岳美姿仪,辞藻绝丽,尤善为哀诔之文。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⑥ 这种以男子修饰仪容、敷粉装扮为美的社会风气造成了当时社会上的男子脂粉气过重,偏向女子的阴柔。而这种现象正是促进了男子同性之爱的发展。 二、明清时期 1、物极必反的性禁锢 明代谢肇制所著的《五杂俎》中,详细地阐述了男同性恋作为一种历史传统发展至明代的情形: “男色之兴,自伊训有比顽童之戒,则知上古已然矣。安陵龙阳,见于传册,佞幸之篇,史不绝书,至晋而大盛,世说之所称述,强半以容貌举止定衡鉴矣。史谓咸宁、太康以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海内仿效,至于夫妻离绝,动生怨恚。宋人道学,此风亦少衰止,今复稍雄张矣,大率东南人较西北为甚也。” 由此可见,明代时男风仍是十分盛行的。但是,众所周知,明代继续受程朱理学、封建礼教的影响,“存天理,灭人欲”,实行着非常严酷的性禁锢:明宣宗以后,朝廷颁布法令,裁汰官妓,且对此项条令严格执行。无论官员士子,凡有宿娼者,亦或稍有不正当性行为,轻则贬谪,重则加以革职,且永不录用。然而,恰恰就是这种性禁锢促使“男风”的发展和盛行,玄德皇帝意欲重归道德的初衷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南辕北辄,适得其反。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婚姻是不自主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此促成的夫妻之间感情往往淡薄。恩格斯说过卖淫和通奸是一夫一妻制的补充。现在宿娼这条“补充”之路既断,于是只好在同性之间发泄了。 《五杂俎》中有以下一段论述: “衣冠格于文网,龙阳之禁,宽于狭邪,士庶困于阿堵,断袖之费,杀于缠头,河东之吼,每末减于敝轩,桑中之约,遂难偕于倚玉,此男宠之所以日盛也。” 即是说,与嫖妓相比,男风在当时既没有和法律抵触而且也花费较少的钱。此外,男子相亲,妻子很难过问、追究、反对,家庭矛盾也不会十分尖锐。对宗室而言,同性之爱不会诞生后代,造成血统紊乱,这对满清统治者而言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满族人重视血统,尤其是皇族,为保持自己满族人的皇族血统,满清朝廷严禁满汉通婚。这样一来,同性恋就成为 一种为统治者所默许的满汉之间的性关系,于是社会就在严格控制异性性爱行为的同时,放宽了对同性之爱的限制。这样,男风就越刮越盛了。 2、思想解放 以明朝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8)为代表的,崇尚“心即理“一派,逐渐冲破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宋儒理学的束缚,伸张自然情欲的主张开始萌芽。王阳明崇尚个人表现和个性发展,而他的追随者随后发展了这种哲学。他们提出欲望和情感是人的本性,压抑使人无为,人应该表达和释放来自内心和本性的情欲。宫廷中的同性恋风气固然会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但真正使男风盛行的还是整个社会的性观念和性取向的改变,尤其是广大士人和官员的积极参与。在中国古代,士人是社会潮流的领导者,他们的趣味和倾向有时往往会比朝廷的诏令更具号召力。除了那些以正统自居的道学家之外,明清士人通常不仅不排斥或谴责同性恋,反而常把它作为一种风流韵事而津津乐道,并加以倡扬。 这种道德观念上的开放,导致了同性恋之风在明清两代的空前繁盛。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红楼梦》里,曹雪芹就描写了宝玉和秦钟、宝玉和蒋玉涵的恋情。清朝乾隆年间的学者袁枚的《子不语》中载有大量的同性恋故事,而袁枚本人与吴下秀才郭淳之间就有一段同性恋情。著名诗人兼书画家郑板桥自叙“余好色,尤喜余桃口齿,椒风弄儿之戏。”⑦算是承认了他也好男风。清代同性恋文学中一批专门描写同性恋爱的《宜香春质》、《龙阳逸史》和《品花宝鉴》等作品的出现无疑反映了当时的男风之兴盛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纵使男风在中国古代盛极一时,但是,基于男风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以迷恋年轻男色为核心,享乐性和短暂性是其特点,它盛行百年,却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社会力量,或形成以同性联姻为主的家庭模式,或者婚姻机制,这些都直接导致了清末以后男风的衰微。 从文明发展上看,同性之爱在中国受到压制是中华民族百年悲剧的一部份。封建社会时期,同性恋者往往成为社会运动的牺牲品。男风兴盛,招引了统治者的注意,使自身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相比之下,古希腊的斯巴达同性情人军团在保家卫国方面创下了丰功伟绩,在这种环境下,同性恋受到社会的宽待以至赞美,可谓实至名归。洋炮轰鸣下姗姗来迟的戊戌变法不幸胎死腹中,使当时康有为提出的婚姻法(包括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内容)未能在神州大地实行。五四运动提倡向西方学习,然而不幸的是当时的西方普遍视同性恋之爱为病态,而五十年代西方兴起的同性恋正常性和健康性研究以及后来的平反政策,却因学术交流的中断而未能及时吸收,“断章取义”的学习使同性恋至今在中国仍然被列为病态。而现如今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周年,部分中国人民已经渐渐重新认识同性恋的正常性,为同性之爱平冤昭雪。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了解和理解同性恋,社会也渐渐开始接受同性恋。我想,我们作为国家的新一代,国家的未来,也有必要正视同性之爱,以史为鉴,在我们追求异性之爱的同时,也帮助这些长期受到歧视的群体探索出一条让他们能长期健康安定生活的生存道路。 ⑥《晋书》中华书局, 1974年。⑦《板桥自叙》 ①《晋书》卷二十九《五行志》下,第908页,中华书局,1987年。 ②《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老儿当》,第820页,中华书局, 1959年。 ③《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正德二歌者》,第891 页,中华书局, 1959年。 ④《汉书·卷九十三·董贤传》 ⑤《南史·长沙宣武王传》,李延寿,中华书局,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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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男宠叫什么,古代男宠有哪些代称
古代男宠叫什么,古代男宠有哪些代称:
(一)、外宠
男外女内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周易*家人》就曾讲:“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于是,外宠就成为男性受宠者的代称。春秋战国时期,外宠泛指国君的嬖臣,其中虽然不乏以身侍君的同性恋者,但并不全是。《韩非子*说疑》曾载:“内宠并后,外宠贰政,乱之道也。”“外宠贰政”指外宠靠着国君的宠幸而在政治上和正卿争权,此处外宠的所指就比较宽泛。明清时期,这一概念具有比较特定的含义,并且所对应的从国君变为官僚豪贵。《醉醒石》第八回中某些大户富豪“情分外宠,里边反不及”,意思是说他们因同性恋而疏淡了与妻妾的关系。
(二)、分桃
弥子瑕献余桃于卫灵公的故事见《韩非子*说难》,后世常用“分桃”或“余桃”作为同性恋的代称,偶或用“弥子”指同性恋者。“分桃之癖”指对同性恋的偏嗜,“分桃之好”指同性恋关系。
(三)、龙阳
龙阳君泣鱼固宠事见《战国策*魏策四》,由此产生出“泣鱼”、“龙阳”、“龙阳君”、“龙阳之癖”、“龙阳之宠”等概念。其中,“龙阳”或“龙阳君”在代指同性恋者时比“弥子”要常见许多。
(四)、断袖
汉哀帝和董贤之间的断袖故事见《汉书*董贤传》。“断袖”、“断袖之癖”、“断袖之欢”、“断袖之宠”等因之而出。另外,“分桃”和“断袖”也可以并提以指同性恋。南朝沈约在其《忏悔文》中就曾自述:“淇水上宫,诚无云几;分桃断袖,亦足称多。”
(五)、佞幸
在《史记*佞幸列传》和《汉书*佞幸传》中,佞幸特指以色事君的同性恋者,如邓通、李延年、董贤之流。但在更广泛的应用上,凡不通过仕途正路而以柔媚便辟获宠者皆可称之为佞幸。所以,它是否指同性恋者需要针对具体内容进行具体分析。
(六)、嬖人
佞幸,嬖臣等指君主的宠幸,而嬖人除了可意同嬖臣外,一般指官僚士大夫的宠幸。如《墨子*鲁问》中,“鲁君之嬖人死,鲁人为之讳,鲁君因悦而用之。”
(七)、男色
指对同性具有吸引力的男性美色。语出《汉书*佞幸传赞》:“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
(八)、男风
指同性恋现象或同性恋活动。《豆棚闲话》第十则:“刘公平素极好男风,那几个小子就是刘公的龙阳君。”
(九)、左风
古代认定为男居左女居右,所谓“男左女右,古人通礼”(《醋葫芦》第十四回)。由此,左风意同男风。
(十)、顽童
可指同性恋者,语出《尚书*伊训》:“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自明以始,同性恋文献大幅度增加,其中常有“比顽童”的提法,意思就是玩弄男宠。到了清代,约定俗成,“顽童”成为经常使用的词汇。
(十一)、娈童
指貌美年少的男宠。南朝梁简文帝萧纲在其《娈童》诗中曾写道:“娈童娇丽质,践董复超瑕。……足使燕姬妒,弥令郑女嗟。”(“董”指董贤,“弥”指弥子瑕)
(十二)、契兄、契弟
作为同性恋伙伴之间的相互称呼,契兄、契弟在明清时期的福建等地有所使用。《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契兄弟》记:“闽人酷重男色,无论贵*妍媸,各以其类相接。长者为契兄,少者为契弟。其相爱者,年过而立尚寝处如伉俪。”
(十三)、小官
明清时期,小官是对少年男子的亲切称谓,在下列说法中一般特指年青的同性恋者。
好小官。指喜欢以少年人为同性恋对象。《浓情快史》第七回:“白公子正妻已死,娶了一妾。只因好小官,房事稀疏。”
小官出身。指少年时是同性恋。《绿野仙踪》第四十回:“谷大恩是个小官出身,幼年时与尤玮不清楚。如今虽各老大,到的还是知己。”
老小官。指曾为“小官”,年龄已大的同性恋者。
做小官。指为人男宠,具有一定的卖身色彩。
(十四)、垆子
《燕归来簃随笔》:“北平人谑为人男宠者曰垆子。”(见《梨园史料》第1249页)
(十五)、邓生
《切口大词典*星相类》:“邓生:男风也。”这是一个隐语,“邓”指汉代的邓通。
刘彻登基后,馆陶公主刘朴成为西汉伟大的长公主。但是,馆陶公主并没有放低自己,而是在刘彻面前不停地玩,仿佛在提醒刘彻,没有我就没有你的今天。所以刘彻和他的母亲王太后对她非常恼火,但他们不得不依靠她来对付窦太后。所以他们一直都是忍者。
后来窦太后死了,刘彻和刘嫖的矛盾也渐渐浮出水面,更何况刘嫖是刘彻的婆婆。刘朴和他最大的矛盾不是陈阿娇的事,而是他们的意识。
刘朴一直随母读书,窦太后则信奉因势利导,崇尚无为。但是,刘彻不喜欢这种治国方法,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他要快速发展,就要进行改革发展。然而母子俩却阻挠了他的大业,让他恨之入骨。
陈阿娇被贬的第二年,刘朴的丈夫也死了。馆陶公主当时有个养子。他的名字叫颜东。她丈夫死后,她变得越来越孤独。于是一场浪漫的爱情开始了。陶公主和她的小老公关系非常好。她迁就他,对他很慷慨。她曾经对管家说:“无论颜东想要什么,只要不是很贵,就给他买,不要向我报告。”
颜东没有让她失望。颜东非常擅长人际关系,他善于拉拢人。许多贵族都和他交朋友,当时首都的人都称他为“董军”。
他的好朋友袁术对他说:“你跟养母友好没关系,要是让皇上知道了就不好了。”颜东也很苦恼,于是问他该怎么办。袁叔叔告诉他如何取悦皇帝。结果刘爱上了曼克顿彻,真的很开心,对馆陶公主的做法赞不绝口。
馆陶公主见到刘彻很高兴,因为自从女儿的事情之后,她还没有见过刘彻给她这么好的脸色。她觉得从此以后,她的生活会好起来,于是她向刘彻提出了一个请求。她希望颜东成为她的丈夫,大多数人都不会这么说。她这么做的时候,好像真的很爱自己的小老公。
馆陶公主告诉他后,刘彻去见颜东,当他看到他是一个好看的人,他同意了。从此,颜东成了公主府的男主人。
刘彻与颜东的关系也很好。当然,他们的“好”只限于玩伴的关系,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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