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唐朝宰相张九龄的文章，欢迎阅读哦~
张九龄的名望很高，喜欢历史的，知道他是唐玄宗时期的一代名相，喜欢诗词的，知道他是一代文学大家。他一生三入朝堂，可谓是仕途曲折跌宕。他曾经劝诫唐玄宗，此人狼子野心，必须提前杀到，以除后患，可是唐玄宗不以为然，十年后果然应验。
开元盛世年间，唐玄宗身边，出现了几个名垂前世的宰相，而张九龄则以清廉、务实闻名。在当宰相期间，他不畏强权，敢于直谏。
有一年，唐玄宗过生日，所有的官员都献上珍奇，为由张九龄进献了《金镜录》，提醒唐玄宗要多看书，了解千古兴废之道。他可不管皇帝高兴不高兴，在家认真的查阅古籍，奋笔疾书，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文章，一半是劝说，一半是警戒。
在文坛上，也是极具盛名，尽管地位可能赶不上众多的好友，比如王维、杜甫、孟浩然、王昌龄等人，可是只要他振臂一呼，也可以震动唐朝的文坛。
张九龄从官20多年，自然会遭受奸佞小人的嫉妒。
唐玄宗晚年，他在位的时间太长了，已经失去了意气风发的心态，经常疏于朝政、沉迷于奢华的享乐之中。年龄大了，耳根子也开始变软，喜欢奉承话。
与时俱进之下，一个重要的人物登场了，他就是——李林甫。
李林甫，仗着是皇室的身份，一直扮演一个不学无术的角色，他功于心计，四处打探消息，曲意奉承，极尽谄媚之事，逐渐的受到唐玄宗的宠幸。
李林甫的性格，自然十分痛恨读书人的刚正不阿，张九龄就成为他的眼中钉。
有一次，李林甫主持选拔，最后竟然一个都没有录取，还一本正经地向唐玄宗禀报：大唐有才能的人，都用进入朝堂，野无遗贤。
还有一次，唐玄宗向废掉太子，张九龄不识时务，直接摇头反对，甚至引经据典用隋文帝的事例，教育皇帝。李林甫直接看不下去了，直接怼到：皇家之事，和你也个外人有什么关系。
这一句话，真的说到唐玄宗的心坎中去了。武惠妃暗中派人，找张九龄协商，只要支持他儿子做太子，可以保他做一辈子的丞相。可是油盐不进的张九龄，直接将人给呵斥走了。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很多人都想把张九龄赶出朝堂，于是阴谋就开始了。
张九龄举荐周子凉为监察御史，谁知这个家伙口不择言，竟让说牛仙客是一个无才之人，怎么能当上宰相，皇室宗亲也不管一管。
这件事情，被李林甫添油加醋的禀告了唐玄宗，结果周子凉被流放，张九龄解除宰相之职位。
唐玄宗虽然不喜欢张九龄，什么事情都管，可是也很器重他，很多事情都征求他的意见、比如他想让李林甫当宰相，张九龄有话直说“李林甫若为宰相，社稷堪忧”，可是唐玄宗根本不在意，果不其然，培养除了一个大祸害，一个旷世奸臣。
还有一件事情，安禄山吃了败仗之后，张九龄就建议唐玄宗，此人有狼子野心，必须尽快除掉。可是唐玄宗，还是耳根子软，不仅赦免了安禄山，还一路的晋升，最后叛乱，兵指长安，70多岁的唐玄宗，只能逃往蜀中避难。
而这个时候，张九龄已经深埋黄土。
张九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悲情的人物，从京城到地方，人生得意之巅峰，黯然伤神之低估。也许正是政治上的失意，内心苦闷无从宣泄，反而留下了众多的千古诗文。
张九龄
张九龄当宰相的时候，尽心尽力辅佐，以正直著称。然而，有两件事使玄宗对不能容忍，再加上的挑拨，玄宗最终罢免了张九龄的宰相职务，并贬出朝廷。 这就是牛仙客事件和严挺之事件。
牛仙客担任河西节度使时，政绩显著。玄宗很赏识，想给牛仙客加官为尚书。张九龄不同意，他说：“尚书是古代负责向皇帝提建议的大臣，牛仙客出身河湟小吏，一下子提拔为朝廷要职，会影响朝廷的声誉。”玄宗又问：“只给牛仙客加个爵位可以吗？”张九龄仍然反对，说：“爵位是对立功者的鼓励，作为边将使仓库充实，器械修整，都是分内事，不算立功。如果陛下认为他工作勤劳，可以赏赐金帛，而分封土地，赐给爵位，极不合适。”玄宗心里十分不舒服。李林甫跟玄宗说：“牛仙客有宰相之才，给他个尚书称号有何不可！张九龄所说全是书生之见。”玄宗觉得李林甫说得对。 第二天，玄宗又提起封牛仙客爵位，张九龄仍然极力反对。玄宗说：“你嫌牛仙客出身寒微，你的门第也不高啊！”张九龄说：“我家在岭南，出身低贱。但是我出入朝廷，职掌诰命已经多年。牛仙客出身边境小吏，大字不识，如果一下子提拔为高官，众人会轻视朝廷。”李林甫又跟玄宗说：“只要有才能见识，要什么学问才华！天子用人，什么样的人不能用！”有了李林甫的赞同，玄宗不顾张九龄的反对，赐给牛仙客陇西县公的爵位。
张九龄与严挺之关系好，想举荐严挺之为宰相，曾经告诉严挺之，跟李林甫搞好关系。严挺之为人清高任性，从不到李林甫门上去。这些都使李林甫怀恨在心。 严挺之前妻嫁蔚州刺史王元琰，王元琰犯了贪污罪，朝廷交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会审。严挺之看在前妻的情分上，为王元琰托人说情，希望能宽大处理。李林甫抓住了把柄，让手下的人告发此事。
玄宗觉得既然严挺之为王元琰说情是事实，那么张九龄明显是袒护严挺之。考虑到张九龄、裴耀卿和严挺之常常互相声援，认定他们结成了朋党。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一月，玄宗罢免了裴耀卿和张九龄的宰相职位。张九龄曾推荐周子谅任监察御史。张九龄罢相后，周子谅弹劾牛仙客不胜任宰相，但理由荒唐。玄宗亲自审问，把他流放。张九龄也因用人不当而受到牵连。于是，张九龄被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他的政治生命基本结束。
如果玄宗当时听了张九龄的话，后来就不会有安禄山Z反之事。如果张九龄能够继续为相的话，对安史之乱的发生，朝廷也可能会有更多的防范。
张九龄曾有可能成为安禄山的克星，但这颗克星过早地殒落了。
对于唐朝的边防政策，张九龄有自己的卓识，他也向玄宗提出过合理的建议，甚至在如何对待安禄山这样的边将问题上，特别是对安禄山，他都表示过忧虑，但玄宗没有能够听取他的意见。那么，这样一位颇受玄宗器重的宰相，他的建议为什么却没有被采纳呢？除了各种客观原因，除了玄宗本人的原因，也有张九龄个人方面的原因。他不太善于处理与玄宗的关系，不善于让玄宗理解他的思想和原意。
张九龄，韶州曲江人，所以后人称他为张曲江。这人幼年聪明异常，善于写文章。后来考中进士，任秘书省校书郎。校书郎级别虽低，却是文士们踏上仕途的最佳起点，历来是文士们孜孜以求的官职，特别是进士及第者，一开始往往先任这种文职。
唐玄宗为太子时，让天下推举富有文采的人到长安，玄宗亲自进行面试。这时玄宗已实际执政。已经担任了校书郎的张九龄参加了这次选拔，在回答玄宗提出的有关解决国家政治中存在问题的对策中，他的答卷特别令玄宗满意，被打了高分，他也立刻被任命为右拾遗。拾遗是谏官，从八品上，品位虽低，职责却很重要。关于其职掌，《旧唐书?职官志》是这样说的：
补阙、拾遗之职，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若贤良之遗滞于下，忠孝之不闻于上，则条举其事状而荐言之。
在这个职位上，唐朝不少人做出了成绩，如先前的陈子昂和后来的白居易。张九龄的才能和明识，尤其表现在他多次参与对吏部选人的考评工作上，他和另一位右拾遗赵冬曦能做到择优录用，公平明允，受到普遍的好评。因此，开元十年(722年)，一年内连续提拔三次，至吏部司勋员外郎。按照唐代官制，尚书省吏部司勋员外郎二员，从六品上，可能相当于现在的副处级吧。其职责是“掌邦国官人之勋级”，对于那些立功的人，根据功劳大小授予不同级别的勋官。
当时宰相张说任中书令，因为与张九龄同姓，查对家谱，原来出于一门，所以特别信任和器重他。张说是当时有名的文豪，他经常对人称赏张九龄，说张九龄今后必然取代自己的地位，成为文坛领袖。张九龄也感到遇到了知己，投靠和依附张说。第二年，升任中书舍人。中书舍人是朝廷要职，正五品上，相当于今之正局级，用现在的话说，进入了高G的行列。这一年他四十五岁。一颗政坛名星在盛唐官场上升起。
张说虽是长辈，但有几件事说明张九龄比他更有头脑。
张九龄以正直著称，虽然他得到张说的器重，被提拔到高位，但对张说也不断进行批评。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到泰山举行封禅典礼。在这个重大的活动中，张说确定的随玄宗登山的人选，有不少品位很低的人，甚至是低级胥吏，另外就是经自己亲手提拔的官员。封禅活动结束后，这些人都被破格提拔为五品官，其中包括他的女婿。张九龄提醒他：“但恐制出之后，四方失望。”劝他加以纠正。但张说不听，后来张说受到舆论的批评，“泰山之力”的典故和称岳父为“泰山”，由此而来。据说玄宗问及张说的女婿为什么升迁得如此之快时，有人含蓄地说他借助了“泰山之力”，显然这典故包含着对张说的讽刺。
御史中丞宇文融受到玄宗的信重，负责户口田赋工作，每次上奏朝廷，张说大多提出反对的意见，宇文融对张说极为不满。张九龄又劝张说加以防备，张说也不听。果然，不久宇文融就向玄宗弹劾张说，玄宗罢免了张说的宰相职务。张九龄因为是张说的亲信而受牵连，贬为太常少卿——太常寺副长官，正四品。注意，四品官比原来的中书舍人品级要高，为什么还说“贬”呢？这是因为唐代的官员还有“清要”与“闲散”之分，太常寺“掌礼乐、郊庙、社稷之事”——都是些祭祀礼仪方面的工作，是闲职，远离政事枢要。不久又被任命为冀州刺史，让他离开了朝廷。不过，玄宗对张九龄很照顾，为了让他能离家近一些，经常了解到老母的消息，把他改为洪州都督、桂州都督，充岭南道按察使。还让他的两个弟弟张九章、张九皋也到岭南任刺史，使他们逢年过节能回家省亲，家人团圆。这算是对他官场失意的一种补偿。
起初，张说主持集贤院事务，曾经向玄宗推荐张九龄，认为张九龄可以进集贤院任学士，他的才学胜任皇帝的顾问。张说去世后，玄宗想起张说的话，召张九龄进京，任命他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副院长），又提拔为中书侍郎。中书侍郎是中书省的副长官，地位仅次于中书令，已经是副宰相了。其时张九龄多次向玄宗发表意见，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很多被玄宗采纳。但张九龄不愿意炫耀自己，从不向别人自夸，那些取得良好效果的举措，别人都以为出于玄宗的圣断，实际上出于张九龄的建议。
正当张九龄政治事业如日中天时，他的母亲病故，他需丁忧还乡。古时候官员因父母去世而离职守丧，称为“丁忧”，根据礼制要求，一般以二十七个月为期。但玄宗觉得朝廷里离不了张九龄，没有等到期满，就召他返京任职。开元二十一年（733 年）十二月，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那时在官名后加一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此人就列名宰相。第二年正月，玄宗至东都，张九龄从韶州赶到洛阳，见到玄宗，他又提出让他尽自己的孝心，还乡丁忧，等期满再返朝任职，但玄宗没有答应。这一年又提拔他为中书令，兼修国史。兼修国史，对当宰相的人来说，是一项很光荣的工作。
人的性格中有一种潜在的难以改变的方面，我们通常称之为本性，而且大家都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张九龄属于急切性格的人，对自己要求甚高，对别人的期望值也不低；他感觉敏锐，有先见之明，而对私人关系间的微妙复杂却表现迟钝；他太过于正直，太过于投入，对待人生全力以赴；他有胆量，又具有出类拔萃的活动能力，但由于抱着正直、主观的态度与对方交往，偶尔会尝到苦头，人际关系紧张。这决定了他与日益走向腐化的玄宗，和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不可能有长久的默契与合作。
当他与玄宗意见不和时，他没有像李林甫那样随声附和，而是据理力争。唐朝东北地区的奚、契丹，时叛时和，成为朝廷东北边患。张守珪任幽州节度使，多次击破奚、契丹的侵犯，玄宗对张守珪很赏识，想提拔他任宰相。张九龄劝玄宗说：“宰相是代天子治理天下的重要职务，不是用来奖赏战功的官职。”玄宗说：“只给他宰相的称号，并不让他实际担任宰相，可以吗？”张九龄说：“不可以。孔子说过，官称和权力是不能借给别人的，因为它是君王的工具，具有严肃性。而且张守珪不过是打败了契丹，陛下就任命他为宰相；如果他把奚、契丹和突厥都消灭了，陛下用什么官职奖赏他呢？”玄宗只好打消了起初的念头。
如前所述，担任张守珪手下平卢讨击使的安禄山讨击奚、契丹时，由于恃勇轻进，打了大败仗，即潢水之败。张守珪、唐玄宗都爱惜安禄山的将才，不忍心杀他。张九龄却坚持依法处斩。结果玄宗不仅赦免了安禄山，还引起玄宗对张九龄的老大不高兴。据说张九龄认为：“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所谓据其相貌而预言将来必反，可能是后世传说附加之辞。我们认为张九龄之所以坚持要杀安禄山，恐怕主要是从抑制边功的动机出发，这与他反对任命张守珪为宰相是一致的。唐玄宗好大喜功，这一点与张九龄相反，在这方面张九龄没有去讨好玄宗，当然引起玄宗不高兴。
值得推敲的是，安禄山萌发觊觎天下之心是天宝初年，在十多年前张九龄怎么在他还没有产生叛变野心时，就预知他会“乱天下”呢？这并不是不能解释。按照历史唯物Z义的观点，存在决定意识，先有了可能出现天下大乱的社会环境和客观条件，然后才有人产生发动叛乱谋反的野心。虽然当时包括安禄山在内的所有人或许都尚无叛乱之心，张九龄却注意到了产生天下大乱的环境和条件出现了萌芽，这是他的敏锐高明之处。
在中央政权的安危方面，与唐玄宗目光一直盯着皇室内部不同，张九龄感受到的是来自边境地区的威胁。朝廷宠厚边将，边将拥有重兵，军事格局外重内轻，一旦发生边将举兵向阙，中原就无相应的军事力量抗衡。一位有识之士对这种形势产生某种敏感或隐忧，应该属于正常现象和顺理成章的。因此当他看到安禄山这样一位出身胡族的将军因为战功甚至可以免除死罪时，可能一种不祥的念头和预感便产生了。如果这样一位没有忠君爱国之心的人手握重兵时，他可能会做的事情是什么？一种令人心悸的念头便在他脑海里掠过。
但张九龄政治上的这种敏感不仅没有引起玄宗的警惕，反而引起了玄宗的反感，关键就是他正道直行，对人际关系的微妙处不加留意。避免唐帝国严重动乱的第一个机会，便这样轻易错过了。
与张九龄同朝为相的李林甫，与张九龄正好相反，他“柔佞多狡数”，靠逢迎巴结爬上高位。当他担任吏部侍郎时，就注意结交宫中的宦官和妃嫔，通过他（她）们了解玄宗的活动。玄宗的一举一动和思想、心理，都被他掌握，因此每次跟玄宗讲话，都能说到玄宗心里，很快就讨得了玄宗的欢心。当时玄宗最宠幸的是武惠妃，武惠妃生寿王李瑁，所有的儿子中，玄宗最疼爱的就是寿王。李林甫通过宦官告诉武惠妃，愿意尽力保护寿王；武惠妃很感激他，在玄宗跟前说他的好话，因此他被提拔为黄门侍郎，即门下省的副长官，地位仅次于侍中，相当于副宰相了。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五月，又与裴耀卿、张九龄等同为宰相。与裴耀卿、张九龄相比，李林甫特别善于迎合玄宗，赢取玄宗的欢心。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月，玄宗在东都洛阳。原来的计划是明年二月返西京，可是因为洛阳宫中发生怪异之事，玄宗召宰相商议，打算立刻动身，离开东都。裴耀卿和张九龄都认为，眼下正是秋收季节，车驾西行，沿途各地必然安排食宿迎送，给各地造成许多麻烦和负担，等到十一月最好。李林甫已经了解到玄宗的心意，等到裴耀卿和张九龄离开，李林甫找个借口留下来，向玄宗说：“长安、洛阳，就是陛下的东宫和西宫，随时可以往来行幸，还选择什么时日啊！即便妨碍一点儿秋收，免收沿途各地的租税不就得了。让我通知百官，今天就动身。”玄宗很高兴，立刻让李林甫安排启程。第二天，车驾启程还西京。李林甫的表现让玄宗自然感到很顺心，同时也就感到张九龄有点别扭。
李林甫处处与张九龄等人唱反调，赢得了玄宗的好感，却让玄宗一天比一天地讨厌张九龄。朔方节度使牛仙客起初在河西时，节省用度，勤于职守，使河西镇仓库充实，器械精良。这件事反映到朝廷，玄宗很欣赏他，想给牛仙客加官为尚书省某部尚书，可能相当于现在国务院某部部长，或许地位还更重要一些。张九龄说：“不行。尚书是古代负责向皇帝提建议的大臣，我们唐朝建立以来，只有退职的宰相或者在朝廷内外有声望的人才能担任。牛仙客出身河湟小吏，现在一下子提拔到朝廷要职，会影响朝廷的声誉。”
玄宗奖赏边将，一心要对牛仙客有所表示，又问：“那么，只给牛仙客加个爵位可以吗？”张九龄回答说：“也不行！爵位是对立功者的鼓励，作为边将使仓库充实，器械修整，都是分内事务，不算立功。如果陛下认为他工作勤劳，可以赏赐给他金帛，而分封土地赐给爵位，恐怕不合适。”对张九龄的坚持原则，玄宗心里觉得不舒服。李林甫跟玄宗谈起牛仙客，说：“牛仙客有宰相的才干，任命他做尚书有什么不好呢！张九龄所说全是书生之见，不识大体。”在玄宗听来当然还是李林甫的话顺耳。
第二天，见到张九龄，玄宗又提起封牛仙客爵位，张九龄像原先一样极力反对。玄宗脸色大变，一下子恼火了，说：“难道事情都由你说了算吗？”一看玄宗动怒，张九龄扑通就跪下了，叩头谢罪，说：“陛下不认为我愚蠢，让我担任宰相，我觉得事有不妥，不敢不直言。”玄宗说：“你嫌牛仙客出身寒微，你的门第也不高啊！”张九龄说：“我家在岭南，出身低贱，不如牛仙客生于中原地区。但是我出入朝廷，职掌朝廷诰命已经多年。牛仙客是边境地区的小吏，大字不识，如果一下子任命为高官，我担心众人会看不起他。”李林甫背后又跟玄宗说：“只要有才能见识，不一定要什么学问和文章才华！天子任用人，什么样的人不能用！”有了李林甫的赞同，玄宗不顾张九龄的反对，赐给牛仙客陇西县公的爵位，食实封三百户，也就是把三百户农家的租赋作为牛仙客的收入。
当初，玄宗想让李林甫做宰相时，曾征求过张九龄的意见。张九龄回答说：“宰相的任命关乎国家安危。陛下要让李林甫做宰相，我担心将来会成为朝廷的祸患。”玄宗对张九龄的意见不以为然，还是任命了李林甫。那时张九龄因为富于才学而受到玄宗的器重，李林甫虽然忌恨，仍然奉迎巴结张九龄。侍中裴耀卿与张九龄关系很好，李林甫也嫉恨他。现在，玄宗在位几十年，越来越放纵自己的欲望，追求奢侈享受，对政务越来越懒得管。张九龄一看到玄宗有什么不好，不管大小事都极力论争。李林甫则巧妙地揣摩玄宗的心意，每天都在寻找机会，在玄宗面前中伤他。
玄宗当年做临淄王时，王宫里赵丽妃、皇甫德仪、刘才人等人都受到他的宠幸，赵丽妃生太子李瑛，皇甫德仪生鄂王李瑶，刘才人生光王李琚。后来玄宗即位，宠幸武惠妃，赵丽妃等人都被冷落。武惠妃所生寿王李瑁，最受玄宗疼爱。太子李瑛和李瑶、李琚几个小孩子在内第见面，都因为母亲被冷落而说了些不满的话。咸宜公主的丈夫、驸马都尉杨洄经常寻找三个孩子的过失，密告武惠妃。咸宜公主是武惠妃的女儿，所以杨洄站在武惠妃一边。武惠妃就在玄宗面前又哭又叫，说：“太子私结朋党，想害我们母子，而且还指斥皇上。”玄宗大怒，把这话告诉宰相，想把太子和鄂王、光王废掉。张九龄不同意，他认为三个皇子都没有大过，不应该听信没有根据的话，一气之下全都废黜。太子是天下之本，不可动摇，废太子可能会引起政治上的不稳定。他举了历史上许多由于废除太子而导致的内乱，因此劝玄宗慎重其事。而且他说：“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言下之意，这件事我是要跟陛下对着干了。张九龄的正直敢言又一次引起玄宗不高兴。
李林甫当众什么都不说，退朝后私下告诉受玄宗宠幸的宦官说：“这是皇上的家事，皇上自己做主就可以了，何必问外人呢？”这话当然会传到玄宗耳朵里，玄宗犹豫不决。武惠妃暗中指派在朝廷里打杂的牛贵儿，私下对张九龄说：“废太子李瑛，一定会立寿王李瑁。您只要肯帮忙，就可以一直做宰相。”张九龄喝斥这小官奴妄说是非，并把这话告诉玄宗。玄宗发现在太子问题上，实际是武惠妃在挑拨离间，脸色气得发白。因此直到张九龄后来被罢免宰相，太子的地位一直没有受到威胁。但是李林甫一天到晚都在玄宗面前说张九龄的不是，玄宗越来越疏远张九龄。
经李林甫推荐，朝廷任命萧炅为户部侍郎。萧炅没有学问，有一次跟中书侍郎严挺之读一个材料，里面有“伏腊”两字，他竟读成了“伏猎”。严挺之向张九龄抱怨说：“尚书省这样的中枢机构，怎么能任命一个‘伏猎侍郎’！”张九龄告诉玄宗，玄宗只好让萧炅出京做了岐州刺史，李林甫开始怨恨严挺之。张九龄与严挺之关系好，想举荐严挺之为宰相，曾经告诉严挺之，说：“李尚书正受皇上恩宠，足下有机会时应该去拜访他，跟他搞好关系。”当时李林甫以礼部尚书任宰相。严挺之这个人清高任性，平常就看不起李林甫的为人，始终不去巴结他，从不到李林甫门上去。李林甫更加忌恨他。
严挺之前妻嫁蔚州刺史王元琰，王元琰犯了贪污罪，朝廷交三司审判。唐代负责共同审理重大案件的三个官署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合称三司。严挺之看在前妻的情分上，为王元琰托人说情，希望能给宽大处理。李林甫让手下的人向玄宗告发此事。玄宗告诉宰相说：“严挺之竟然为罪人说情，拉关系。”张九龄说： “王元琰的妻子是严挺之休掉的妻子，不应该有私情。”玄宗说：“他们虽然已经离婚，却仍然有私情。”敢于跟皇帝抬杠，只有张九龄才这样做。
玄宗觉得既然严挺之为王元琰说情是事实，那么张九龄明显是袒护严挺之。考虑到过去张九龄、裴耀卿常常互相声援，彼此呼应，因此认定张九龄、裴耀卿和严挺之等已经结成了朋党。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玄宗罢免了裴耀卿和张九龄的宰相职位，而让李林甫兼中书令，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仍领朔方节度使。“同中书门下三品”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含义相同，列名宰相。同时，把严挺之贬出朝廷，任洺州刺史；王元琰则流放岭南。
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张九龄并不是完全没有失误，他的失误被李林甫很好地利用，因此失势下台。这次宰相的调整，使张九龄、裴耀卿、严挺之几位正直而富于才学的大臣被疏远；而由于牛仙客的入相，则使李林甫的势力在朝廷里占了绝对优势。李林甫处心积虑的努力，终于达到了目的。以正直闻名的张九龄获罪降职，失掉相位，则向其他朝廷大臣发出一个信号。从此朝廷官员都明哲保身，遇事先想一想，怎么做才能保住自己的职位，至于原则是可以放弃的，所以大家都不敢搞什么“直言进谏”了。李林甫执政后决策上的失误和政治上的黑暗局面，是后来安史之乱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官场上向来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张九龄曾推荐周子谅任监察御史。张九龄罢相后，周子谅弹劾牛仙客不是宰相的料，可是却引用迷信的说法，说牛仙客任相不吉利。玄宗亲自审问查验，命人在朝堂上杖打周子谅，把他流放瀼州(今广西上思县)。周子谅行至蓝田县，因伤势过重而一命呜呼。张九龄也因用人不当而受到牵连，被贬为荆州大都督长史。后来张九龄请求归乡拜谒父母的坟墓，在家病死。周子谅事件其实只是一个由头，张九龄被贬当然与李林甫、牛仙客等人倾陷有关。
从张九龄几次触怒玄宗的事例来看，他与玄宗的重要分歧之一表现在边防政策上。玄宗采取扩张政策，奖励边功，宠厚边将；张九龄则主张抑制边功，反对重用那些靠打仗有军功而进身的边将。这几乎是张九龄惹玄宗不高兴的主要原因。如果玄宗听取了张九龄的意见，对边将稍加裁抑的话，哪怕是提高一点儿警惕，可能安禄山也不会蕴蓄十年，坐大东北，造成“禄山一呼，四海震荡”的局面。现在看来，张九龄可能是惟一一位有可能以自己的努力阻止安史之乱发生的宰相，可惜他过早地被拔除了。张九龄与玄宗、李林甫君相间从心理上的龃龉，到言语间的磨擦，终于相违相弃，代表了帝国政治大厦的一道裂缝，这道裂缝不能弥合，给安禄山坐大创造了时机和条件。
以张九龄为代表的一批富有才学的官员，政治上比较有远见，李林甫等人虽有吏干，但缺少深谋远虑——这里指国家发展的大计，不包括个人固权保位的心计。这些人掌控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难以把握好大的方向，容易造成重大漏洞。后来，安史之乱发生，玄宗逃至蜀中，念及当年张九龄有先见之明，后悔没有听从张九龄的建议，伤心流涕。他派一名宦官到张九龄的家乡韶州曲江，祭奠张九龄，并对他的家人厚加赏赐。
2、口蜜腹剑：李林甫误国
虽然安禄山发动叛乱时，李林甫已经死去三年，但人们都认为安史之乱的发生，与他的执政有密切关系，认为安禄山这个叛乱的种子，是由李林甫的培育才生根发芽的。这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正是李林甫为相期间所造成的政治局面，为安禄山叛乱创造了条件。
李林甫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兄弟长平王李叔良的曾孙，但到李林甫时，这一支与皇室的关系已经相当疏远，他的父亲李思诲只做过扬州大都督府的参军。李林甫因善于钻营而逐渐爬上高位，靠巴结武惠妃而升任宰相。这个人阴险毒辣，任宰相十九年，可以说坏事做尽。
中国人习惯上从道德品质上评价历史人物，李林甫成为史书中的花脸奸臣。西方史学家曾极力想拨开历史记载的迷雾，恢复李林甫的名誉。他们认为李林甫任宰相期间，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取得了成功，如编订法律、兵制改革和财政的发展等等（《剑桥中国隋唐史》）。的确，对李林甫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强调他在历史上的作用。李林甫是以吏干精明而著称的，精熟于官府运作和官僚事务，他在任期内极力使各项事务都井井有条，规定格限，的确表现出章法分明的气象，说他是一位精明的行政官员，或者说是一个政客，可能不是过度溢美，但如果说他是一位政治家可能并不够格。政治家应有的天下为公、牺牲精神和任人唯贤等优秀素质，他都没有。实际上天宝时期唐王朝在经济上面临的危机没有从根本上化解，兵制的改革也为后来边防军举兵作乱埋下伏笔，至于《唐律疏议》的编定和法制建设方面的成就，那是从唐太宗时起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不能归功于李林甫一个人。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多是有法不依，在专制社会法律的效力常常被人治的因素所抵消，李林甫的许多行为与法律运作正好相反。尤其是他喜欢搞权术，把天宝时期政坛搞得充满恐怖，人人自危，在一定程度上又重现了武后时期政治天空中的阴霾。唐王朝由盛转衰，让他承担一部分责任并不委屈他。
我们看到，李林甫为相期间，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如何巩固玄宗对自己的恩宠和自己的相位上。张九龄等被罢相，李林甫想独揽朝政，担心那些谏官动不动就把问题反映给玄宗，破坏自己在玄宗心目中的形象。他公开召集谏官们开会，说：“当今天子圣明，大臣们顺从皇上的命令都来不及，不需要谏官们对朝廷事务说三道四。”他指着旁边御厩里骠肥体壮的马，说：“大家看到这些仪仗队里的马了吧，平时享受三品马的饲料，可是只要在仪仗队里乱叫一声，立刻就被开除。那时候后悔都来不及！”补阙杜琎不识时务，上书朝廷，发表意见，第二天就被当做乱叫的仪仗马调出长安，让他去下邽县当县令了。
王皇后被废以后，武惠妃特受玄宗宠幸，李林甫觉得这是他上爬的阶梯。武惠妃的女婿杨洄向朝廷上奏，说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与太子妃的哥哥、驸马都尉薛锈暗中有密谋，要害寿王李瑁。玄宗召宰相商议这件事，提出废黜太子，处罚几位小王，遭到张九龄的反对。李林甫对寿王之母武惠妃有过承诺和默契，想扶持寿王为太子。他看玄宗倾爱寿王，便迎合玄宗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不是我们做臣子的该管的。”李林甫的这种态度，使玄宗最终下定决心，处罚了这几位不幸的亲王和太子妃的哥哥，造成开元年间一大冤案。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四月二十一日，玄宗派宦官宣布制命，废太子和二王为庶人，把薛锈流放到瀼州；接着又把太子和二王赐死于城东驿，把薛锈赐死于蓝田县。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都好学有才识，无辜被杀，人们都替他们惋惜。第二天，李瑛舅家赵氏、太子妃家薛氏、李瑶舅家皇甫氏三家，因受此案牵连，几十个人被流放贬官。只有李瑶的王妃家韦氏，因为王妃以贤惠著称，才没有人受到株连 ——所谓“贤惠”，即不过问政治，这样在险恶莫测的宫廷和政坛较安全一点儿。
李林甫善于弄虚作假，渲染自己的政绩。这年七月七日，大理少卿徐峤上奏：“今年全国只有五十八名罪犯被判死刑。一直以来，大理寺的监狱被认为杀气太盛，连鸟雀都不栖息的，现在有鹊鸟在院子里树上筑巢，这是天下太平的征象。”于是百官都因社会安定而向玄宗表示祝贺。玄宗则归功于宰相治国有方，第二天就赐李林甫为晋国公、牛仙客为豳国公。
那些在才能和声望上超过自己、有可能威胁自己相位的人，是李林甫精心提防和着重打击的对象。李林甫为人城府极深，旁人很难透视他的内心。他善于以甜言蜜语获取别人的好感，可是背后伤人，不露声色。凡是玄宗喜欢的人，或者才能、声望或功业超过自己的人，他先是亲近交结，等到那人的地位和权势对自己稍微有点儿威胁时，就设计加以排斥。即便是久于官场老奸巨滑的人，也很难不落入他的圈套。他特别忌妒那些富有文章才华和有学问的人，表面上与之交好而背后加以陷害。所以人们评价他：“口有蜜，腹有剑。”“口蜜腹剑”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就是李林甫式政治文化的语言积淀。在保权固位方面，有几件事极见李林甫的心计和诡诈。
唐朝开元期间经济文化繁荣昌盛，到达了三百年统治期间的最高峰，引领着整个东亚的时代潮流。而宰相张九龄在那个时代，更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奇男子，唐玄宗李隆基平日里也特别看重张九龄，但最终张九龄还是被唐玄宗给贬出京城。只因为张九龄天天和他过不去，但每次官员推荐人才时，总要问此人和张九龄相比如何。
张九龄早年丧父，衔哀自立，本就聪明伶俐他更是发奋读书， 九岁时就能够撰写文章，十三岁时更是能写出好文章 ，附近十里八村的都知道张九龄是个才子，当时就连广州刺史王方庆也说张九龄日后必然大有所为。
在弱冠之年，张九龄作为乡贡赴京赶考，果然是一举中第，成为了秘书省校书郎，这种整天和文章打交道的工作，正符合张九龄的心意。但几年过去后，依旧还是个校书郎，因此便萌生了回家的想法。
适逢当时还是太子的李隆基，正在选举天下文章写得好的人，并且亲自对策选拔。于是张九龄就去了，一番问答下来轻松获得高第，就此升任右拾遗，负责提醒皇上的失误，当李隆基即位皇帝后，张九龄又改任为左拾遗。
虽然张九龄的官阶只是从八品， 在面对当时身居高位的姚崇时，依然毫不留情地指出他的缺点，从此两人间便结下了梁子。 但姚崇也敢于面对事实，回信说会采用他的建议，摒弃了过去优先选拔亲信的错误。
但很快张九龄就再一次因不合时宜的直言不讳，遭到了重臣姚崇的不满，便决定回岭南休养一段时期。这一段时间张九龄也没闲着，刚到家里便向朝廷请求在大庾岭梅关开路， “要想富，先修路” 一点都没错。
当时岭南虽有沿海之利，但南北来往却极其困难，朝廷便批准张九龄的请求，于是他摇身一变就成了开路工程的包工头， 在农闲时就征集岭南农民们开凿梅关古道 ，这一工程不仅有利于国家，更造福无数子孙后代。
回家一年多以后，张九龄就被朝廷再度召回京城，这一次他因修大庚岭路，打开南北通道有功，被提拔为左补阙，负责为朝廷选拔人才。张九龄四次奉命选拔，每一次的评价都公允服人，很快就再度升迁为礼部员外郎。
到张说成为宰相的时候，因为两人同姓，而张说又特别看重那些文采好的人，因此十分赏识张九龄，数次提拔于他。 但张九龄也并没有因为张说的赏识就全都附和于他，在看到不公允的事情时依旧还是直言劝说。
这是张九龄天生高风亮节的本质，在泰山封禅大典即将举办时，张九龄就曾劝过张说，让他一定要选那些平时德高望重之人随行，不然必会遭人非议吗， 但张说明显没有将张九龄的好言相劝放在心上。
随行人员大多都是一些官职低微，又亲近张说的人员，而且封禅事后的进阶封赏，也全都让张说送给了那些自己人。至于其余人也就是给了个口头表扬，没有一点实质性的东西，因此其他官员都对张说是十分不满。
此时张九龄又提醒张说要小心防备御史中丞宇文融，张说仗着自己身份高还是不肯放在心上。没多久张说就丢掉了相位，被迫暂时下台了， 而张九龄也因此受到了牵连，被贬为地方官。
不过张说好歹也算是唐玄宗的老师，李隆基也一直念及旧情，张说也因此重拜相位，这一番折腾之后，也让张说知道张九龄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大力向唐玄宗推荐他来做集贤院学士。
在张说去世后不久，张九龄就被唐玄宗召回京城，擢秘书少监，平日里专门负责给玄宗写诏书。此时五十五岁的张九龄想要回家侍奉老母，玄宗不肯放他回去，但是把张九龄的两个弟弟安排在家乡附近为官。
后来张九龄官至宰相，这个时候刚好安禄山犯了事情，本来应当处以死罪，张九龄就极力劝说唐玄宗不能放过此贼， 并断言安禄山狼子野心，其日后必反 ，但唐玄宗还是心怀仁慈的放过了安禄山。
张九龄被唐玄宗赏识，遭到了李林甫的嫉妒，随着他不断以谗言媚上，专门向唐玄宗提一些张九龄不会同意的建议，从而挑拨张九龄和唐玄宗君臣之间的关系。
忠言逆耳，张九龄可以说是成也正直，败也正直。 几年下来，唐玄宗就觉得张九龄一直在和自己抬杠，于是烦不胜烦的他罢免了张九龄的相位。
而张九龄也在不久后回乡扫墓之时不幸病逝，不久就爆发了 “安史之乱” ，此时的唐玄宗想起当时张九龄断言安禄山日后必反，而自己却不以为意没听劝阻。 自此大唐盛世一去不再走向衰落，如今悔之晚矣，只能派人前去祭祀张九龄，并追赠其为司徒。
参考文献：
《旧唐书·张九龄传》
《岭南名相张九龄》
《唐朝最有风度的宰相》
-作者-
百川， 愿作一介撰史人，笔尽中华五千年。
都说了是“一代名相”，做了宰相还叫不得重用？应该问的是为什么最后被贬。那一来是得罪了更有手段的奸相李林甫，二来是他的性格太耿直不招玄宗喜欢，三来卷入玄宗继承人之争。
张九龄，岭南人，出身平民，才学出众。李隆基为太子时广揽天下人才，张九龄参加策问，被选中，自此获得重用。此后张九龄在朝中声名鹊起，被时任中书令（首席宰相）的张说看中，认为同宗，大力推荐。张说后被贬，张九龄受到牵连，外放各州郡，直到张说死后，玄宗想到张说曾多次推荐张九龄，于是将其启用。由于当时的宰相韩休、萧嵩互相攻击，双双被贬。张九龄与裴耀卿入相。二人都品行高洁，才华横溢，并且精诚团结。朝政一时清明，欣欣向荣。让已经由渐渐明转昏的玄宗朝呈现出一派生机。
但是，“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来了。李林甫是李唐远支宗室，论辈分是玄宗的远房叔叔。靠着舅舅楚国公姜皎（玄宗早年宠臣）的提拔做了小官。但姜皎卷入开元十年废后风波被贬后死于外地。李林甫又走宰相源乾曜的儿子的门路，却被源乾曜抨击品行不正。
仕途浮沉，终于靠着帮助宇文融斗倒中书令张说，得以重新获得重用。通过巴结玄宗最宠爱的武惠妃和宦官高力士，并得到了宰相韩休的好感。有这三人的推荐，李林甫成功入相，以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中书令张九龄、侍中裴耀卿之后的第三宰相。
首先，李林甫入相之初已与张九龄有了矛盾。玄宗准备任命李林甫为宰相时，询问张九龄的看法。张九龄直到李林甫之前走过很多人门路，对其不屑一顾，于是说任用其为相，担心将来会危害宗庙社稷。李隆基没有听，依然任用李林甫入相。所以李林甫听说了这个评价，自然对张九龄咬牙切齿。更何况，张九龄的中书令是首席宰相，为了最高权力，李林甫也要与张九龄拼个你死我活。
此外，张九龄才华横溢，所欣赏的人也都一个个学富五车。而李林甫家道中落，没有好好读书，所以难免闹笑话，比如曾将“弄璋之喜”的“璋”写成“獐”。被饱学之士们嘲笑为“弄獐宰相”。他推荐的户部侍郎萧炅又被张九龄看重的中书侍郎严挺之发现把“伏腊”念成“伏猎”，又是大肆嘲笑，张九龄乘势罢黜萧炅。李林甫更恨他们。
第二，张九龄性格太耿直，屡屡犯颜直谏。全不及李林甫圆滑聪明。比如李隆基准备从东都洛阳提前回长安，张九龄认为正是农忙时节，车架出行影响收割。但是李林甫却能提出免除沿途百姓今冬赋税，巧妙解决问题。另外，李隆基准备提拔牛仙客为尚书，遭张九龄拒绝，退一步准备给他实封，又被拒绝，君臣面折廷争，非常难看。而李林甫又对李隆基给予了支持，牛仙客成功获得实封。
李隆基之所以一直不罢黜张九龄，是因为他正直。最后，李林甫从此处下手，借严挺之为前妻的丈夫刺史王元琰走门路的事，指使手下告严挺之徇私，张九龄不知是冲着自己，居然为严挺之辩护，说严挺之已与前妻离婚，不算徇私。结果玄宗大怒，作为严挺之的推荐人，张九龄被罢为尚书右丞、裴耀卿也被牵连罢为尚书左丞。李林甫大权独揽，连牛仙客都当了宰相。
第三，卷入玄宗继承人争端
张九龄虽被罢相，仍在朝中。谁知又发生了“三庶人”事件。李隆基宠幸武惠妃，武惠妃便想尽办法陷害太子和两个兄弟，让自己的儿子寿王李瑁做太子。张九龄拼命保护，而李林甫则为了报武惠妃提拔之恩，一力支持。最终，玄宗听信三皇子造反的谣言，废三个儿子为庶人，不久赐死。张九龄也因为触怒玄宗，被彻底罢黜出京，外放为荆州大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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