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北宋军队的文章，欢迎阅读哦~
自公元960年赵匡胤代周建宋以来，北宋在逐步统一中原地区的同时，宋太祖赵匡胤对五代十国以来所遗留下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为了解决五代十国藩镇割据遗留下来的问题，北宋一朝加强了军事制度方面的中央集权，着重于解决国家内部的分裂，然而加强内部防范的北宋是以牺牲对外军事实力作为代价的。尽管北宋有着规模宏大且十分完备的军队体系，但是却在和辽、西夏等国家的对抗之中屡屡失败，最终被金所灭，这诚然与北宋政治集团的腐朽无能有直接关系，但是北宋军事制度的两大固有缺陷才是北宋军队难以抵抗少数民族入侵的最终原因。
军权三分，以文制武：北宋时期军队领导权的分散
北宋是一个建立在“陈桥兵变”上的国家，宋太祖赵匡胤为了解决“恃兵自据”的问题，决心以“废藩镇、扩兵权、罢工程、典禁军”十二字金句对北宋军事制度进行集中改造，从而加强皇帝本身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从具体军事官职与机构的设立上来说，宋太祖首先设立了以枢密院与“三衙”的军事管理机构，后来又派遣朝中文官前往地方担任“帅臣”(类似于明代时期的巡抚总督制)，直接负责对地方军队的调动管理。总结来讲，北宋时期的军队领导权属于“三权分制”，即枢密院、三衙与帅臣之间的相互制衡。
(一)、北宋枢密院制度的继承与设立
枢密院，别称“枢府”，其前身来自于唐代宗时期所设立的“枢密使”一职。唐朝中后期的枢密使主要由宦官担任，他们原先的主要职责是接受四方大臣的奏疏以及代为传达皇帝口谕。后梁时期，梁太祖朱温改枢密使为“崇政使”，由士人担任，主要负责军事方面国家事务的处理，后唐庄宗又改其为“枢密院”，以枢密使为最高领袖，与当朝宰相相互制衡，只不过枢密使与枢密院的职责更加偏向于国家军事方面。
北宋建立之后，宋太祖沿袭五代的军事制度，也设置枢密院，是北宋时期权力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军事管理机构，原则上来说直接对皇帝负责，接受皇帝本人的直接领导;而枢密院的最高长官枢密使，其朝中实际地位仅次于宰相，因此它也经常与副宰相一起被称之为“执政”，同为北宋高级行政长官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却枢密使之外，北宋枢密院还下设12负责具体事务或者地区防务管理，其中有5房较为重要：
北面房：负责北部边境的防务工作与河北路、河东路地区士兵的征召调遣工作;河西房：负责北宋西北边境的防务工作与陕西路地区的士兵调遣工作;支差房：负责湖北路以及东京、京西、江淮、广南路的军事防务工作;广西：负责广西南路与两浙路一带的军事防务与捕捉盗贼工作;在京房：负责京师、川陕路、福建路的军事防务工作。
由此可见，这5房的军事防务范围基本包括了北宋的大部分军事区域，属于按照地区设立的地方军事管理机构。而其余7房的设立基本上是为军队战斗的需求所设立的，如“支马房”，主要负责国家马政，保证北宋军队马匹供应的数量与质量;“兵籍房”，主掌各路将官、京都禁军与候补士兵的文秘工作，还有“吏房”、“小吏房”等等，其设置的本意都是为了保证北宋军队中央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
(二)、三衙与北宋中央禁军
所谓“三衙”，一般是指“殿前都指挥使司”(简称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简称马司)以及“侍卫亲军步军指挥使司”(简称步司)三者的合称。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之后，名义上仍然沿用“殿司”与“侍卫司”二者分别管理禁军，但在“杯酒释兵权”的过程之中，赵匡胤使用地位较低的马司或者步司来管理“侍卫司”，这就造成了一定的混乱。故而在宋真宗年间，“侍卫司”被一分为二，步司和马司获得了彼此的独立地位，“三衙”分立的局面才最终形成。
从具体权力上来说，“三衙”并不仅仅负责东京禁军的训练和管理工作，并且对地方禁兵也有着间接的管理权，彼此之间地位平等，互不干涉，只对皇帝一人负责。通过“三衙”的设立，禁军将领的统兵权力被分散，消除了禁军将领“拥兵自重”的危害，从而保障了禁军对皇帝的绝对忠诚，故而该体制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
(三)、帅臣
帅臣，又称“率臣”，是每逢北宋有重大军事行动时，由朝廷委派中央文臣前往地方的临时军事主官。那有人就会问了：既然有了“三衙”负责禁军的统一指挥，那么为什么中央还要另外派人统辖禁军或者地方军队的行动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三个和尚没水吃。”由于“三衙”彼此之间地位平等，那么映射到即将要出征的军队之中就会出现无人领导的现象，因此北宋中央政府需要额外指派一名中央文官负责对军队全局的指挥与掌控。从名义上来说，中央赋予“帅臣”的临时头衔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安抚使、经略使、都部署、都监等等，这些官职多属于临时任命，相互之间也并没有严格的从属与等级划分。
公元994年，为了镇压四川地区爆发的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宋真宗指派参知政事赵昌言为都部署，统一节制川陕地区所有的武将，以便对起义军进行包围与镇压，从此之后，“帅臣”的设立趋向于固定化与常态化。至宋仁宗时期，皇帝开始在西部与北部设立安抚使、经略安抚使为地方军队的最高长官，此时的“帅臣”已经由地方文官兼任，他们通常被称之为“帅”或者“帅守”。
由于“帅臣”一般由皇帝或者枢密院直接任命，“三衙”无权过问与指挥，在纵横交错的北宋军队指挥体系之中，这一设置极大的削弱了地方军队的指挥权与管理权，从而加强了北宋皇帝对全国军队的控制权;而另一方面，指派中央或者地方官员担任“帅臣”，也是北宋“以文制武”，防止地方武将权力过大的集中体现。
臃肿陈冗，将不专兵：北宋禁军设立与指挥体系的巨大缺陷
北宋一朝，禁军是北宋军队实力的主体体现，它们是国家的常备军，隶属于“三衙”管理，除了驻守京师之外，还要负责边境防务与对敌作战。由于北宋一朝受到辽、西夏等少数民族的频繁骚扰，因此北宋禁军的数量常年居高不下，并且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缺陷与问题。
(一)北宋禁军的划分
1.京师宿卫军
京师宿卫军隶属于“三衙”之中的殿前都指挥使司，他们通常按照人数划分为“班”或者“直”轮流驻守，因此又被称之为“班直”。作为皇帝的亲卫部队，他们主要负责京师的安全与皇帝的保卫工作，遇到紧急情况时，也可以奉命出战。北宋初期，“班直”人数往往超过数万人，到宋神宗时期才被裁为3600人，自“澶渊之盟”后，他们从不外出打仗，成为了北宋“冗兵”的重要来源之一。
2.京师禁军
除却护卫皇帝的京师宿卫军之外，东京还有着大规模的常驻禁军，他们号为“天子之卫兵”，常年驻扎在东京附近守备京师，一旦边境有战事，京师禁军就需要屯诸位外敌。一般而言，京师禁军出京驻守外地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地方兵力不足，急需京师禁军进行补充。在这种情况下，京师禁军在到达驻地后会暂时受到当地地方长官的节制与管辖;二、国家遭遇紧急战事，急需禁军进行增援。在这种情况下，京师禁军往往受到“帅臣”的节制与调动;三、由于东京地区常年供养禁军，因此当地粮食不足以供养规模庞大的禁军，因此京师驻军往往需要移动到粮草较为茂盛的地区进行驻军。
(二)北宋禁军的人数规模
有宋以来，禁军人数长期处于臃肿陈冗的状态，宋太祖曾经认为“养兵乃为百代之利”，故而北宋皇帝们都将“养兵”作为北宋的基本国策之一，因此北宋的禁军规模常年处于饱和状态。宋太祖立国之初，禁军规模仅有2万余人，但到了宋真宗年间，为了对付辽与西夏等少数民族的入侵，禁军的规模便迅速扩张至50万人左右。
至宋仁宗年间，西夏屡次骚扰北宋西北边疆，宋军往往败多胜少，加之这一时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因此北宋禁军的规模在庆历年间达到了82.6万人的高峰，可见《水浒传》“东京八十万禁军”绝非妄加猜测。如此庞大的北宋禁军带来了严重的“三冗”问题，并且还长期的拖累了北宋的财政收入，使得北宋军费常年处于捉襟见肘的地步。
(三)北宋禁军的指挥方式
1.更戍法与“将不专兵”的恶果
宋太祖开国以来，为了防止将帅们称霸一方、割地为王，因此创立了“更戍法”来削弱士兵与将领之间的亲密关系。所谓更戍法，就是派遣京师禁军轮流戍守各地，每隔一年或者两年进行变更和调动，其真正的目的是“兵不识将，将不专兵”，将禁军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皇帝一个人的手中。
然而问题在于，“更戍法”往往会打乱禁军的原有编制，再加之“帅臣”等临时委任的官员，最终导致北宋禁军各部之间通讯能力与协调能力极差，一旦出现突发事件，往往不能及时产生应对，最终导致军事上的一败涂地;另一方面，士兵们前往各地戍守，往往使得士兵们经常处于跋山涉水的旅程之中，特别是北方士兵们前往南方戍守时大多水土不服，甚至出现了“一往三年，死亡殆半”的惨状，士兵们往往顾恋家眷，一旦遇到战事，将士们的士气必然极为低下。
2.昙花一现的“将兵法”
宋代中后期，一批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更戍法”所带来的危害性，对此北宋名臣范仲淹首先开始军事改革：他将自己所统辖的鄜延路分为六队兵马，每队三千余人，设“监教”一职，负责每队兵马的教导和统御工作;每队又分配两名军队教官，负责对军队士兵的教导和训练，战斗时便让监教率军出征，长久以来就达到了“兵将相识”的目的。
宋神宗即位之后，大力推崇新法，而“将兵法”就是北宋军事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果断废除了长达数百年的“更戍法”，并且诸路将兵拥有了统御管辖军队的实权。尽管“新法”的实施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北宋禁军的战斗力，但是神宗去世之后，新法的实施却戛然而止。至宋哲宗即位，虽然也曾一度恢复“将兵法”，但往往只是有名无实，北宋禁军改革在昙花一现的“将兵法”之后终归陷于沉寂，在醉生梦死的宁静中走向了腐朽与衰亡。
宋辽金元时期包括北宋与辽及西夏（公元960—1127年）、南宋与金（公元1127—1279年）、元（公元1271—1368年）三个历史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继续发展，各民族之间有矛盾，有斗争，后来逐步融合。
第一节 北宋辽西夏
（960—1127）
一、北宋的中央集权
1.北宋的统一
赵匡胤代周称帝以后，原后周昭义节度使（治今山西长治）李筠联合北汉割据泽州（今晋城），淮南节度使（治今杨州）李重进也起兵反对赵匡胤。赵匡胤于建隆元年（960年）六至十一月亲征泽州和扬州，先后灭二李，巩固了他的统治。此后，赵匡胤即着手准备实现国家的统一。其战略方针的主要特点是先易后难，先南后北。自乾德元年（963年）至开宝八年（975年），北宋先后灭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势力。开宝九年（976年），赵匡胤死，其弟光义（太宗）即位，继续进行统一战争。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和吴越王钱俶先后献地投降。北宋基本上统一了南方，转而全力进攻北汉。979年（太平兴国四年），北汉主刘继元降，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基本结束。
但是，北宋的统一与汉、唐不能相比，在当时中国境内，除北宋外，还有辽、西夏、吐蕃、大理等几个较强的民族政权与它对峙。
2.加强中央集权制度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君臣总结唐末五代君弱臣强、政权屡更的教训，认为“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①于是，在权、兵、钱、法等几个方面逐步加强中央集权。
政治制度 宋初的中央政权在形式上大致沿袭唐朝制度，但实际上省、台、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除少数部门外，多为闲散机构，有名无实。宰相也不再由三省长官充当，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通常称为“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宰执办公地点称“中书门下”（政事堂）。但宋朝宰相仅负责行政，最高军事首脑则是枢密院长官枢密使（亦称“执政”）。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共掌文武大权；另外，又设三司，下辖盐铁、户部、度支三部，是最高的财政机构，号称“计省”，其长官为三司使，亦称“计相”，地位略次于执政。于是，“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①分别对皇帝直接负责。这样，原来集政权、财权、军权于一身的宰相的权力被一分为三，宰执、枢密使、三司使互相牵制，从而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帝对政权的直接控制。
宋朝还在御史台之外，增设谏院，置谏官。谏官不仅任谏职，而是常常与台官一道，弹劾宰执、大臣，使相权进一步受到牵制。
在地方上，宋初将全国分为十道，太宗时，又改为十五路，以后路的数目还有增加。各路大体有四司：安抚使司，掌一路兵民之事，简称“帅司”；转运使司，掌一路财赋，简称“漕司”；提点刑狱司，掌一路刑狱，简称“宪司”；提举常平司，掌一路常平仓、义仓、赈灾事，简称“仓司”。因其长官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兼有监督地方官吏之责，所以此四司亦合称“监司”，还是中央的派出机构，不是一级地方政府。
宋朝的地方行政机构是州、县两级。与州平行的还有府、军、监。府一般设于要地，如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等②；军设于军事要冲；监设于坑冶、铸钱、牧马、产盐地区。州、府、军、监的长官分别称知州、知府、知军、知监。又设立州通判一职，用以监视知州，所发文书要知州与通判同时签署才生效。县的长官称知县或县令，还有管户口钱粮的主簿和管军事、治安的尉。
这样，宋朝中央通过监司控制地方上的行政、军政、财政、司法，督责地方官吏；又通过通判限制、分割知州的权力，从而加强了对地方上的控制。
另外，宋朝改变了唐末五代以来的节度使兼管其他州、军（称为支郡）的作法，一般节度使除管所在的大藩府外，不再兼领支郡。并规定州的长官必须用文臣。这就大大减少了地方武装割据的可能。
宋朝还实行官衔与实际职务分离的官吏任用制度，即“官、职、差遣”制度。官即官名，如尚书，侍郎之类，只是一种虚衔，作为叙级、定薪俸之用；职亦称贴职，是授予一部分文官的荣誉衔，并无实际职掌，如学士、直阁之类；差遣才是官员所担任的实际职务，故亦称职事官，枢密使、三司使等，属于此类。一般官员则在所担任的职务之前，冠以“判、知、权、管勾、提举”等字眼，如判寺事、知州、提举常平等，以示差遣。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中央集权。
军事制度 靠军队起家的赵匡胤深知军权的重要，因此，他首先解决这一问题。
建隆二年（961年）三月，宋太祖去掉殿前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不久，又在一次酒会上迫使原禁军高级将领交出兵权，并顺势取消了殿前副都点检一职。禁军的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三帅）统领，而总领禁军的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
但是，三帅有握兵之重却无发兵之权。宋朝在中央专设枢密院，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宰相及其他官员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调兵遣将，却又不能直接统兵。这样，就实现了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防止了武官将领权力过大。另外，遇有军事行动，统兵将领大多临时委派，平时军队实行“更戍法”，驻地几年一变，统兵将领也随之更换，“兵无常帅，帅无常师”，①目的是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形成个人势力，策动兵变。
宋朝还按“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原则部署兵力。宋初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和蕃兵。禁军是中央正规军，是北宋军队的主力。厢军是诸州的镇兵，由地方长官控制。乡兵是按户籍抽调的壮丁或招募的地方兵，其任务是在本地防守。蕃兵由边区少数民族组成，驻于边地。禁军选择身强力壮和武艺高强的壮丁担任，较其他军队待遇优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全部二十二万禁军中，一半驻京师，一半分守各地。这样，就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军事优势，“诸镇皆自知兵力精锐非京师之敌，莫敢有异心者”。①
财政与司法制度 唐末五代时期，财政制度混乱，各地藩镇的财赋收入多自己留充军费，很少上交朝廷。宋太祖有鉴于此，接受了赵普的建议，建立起了由中央控制的财政制度，“令诸州自今每岁受民租及管榷之课，除支度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辇送京师。”其后，又逐步建立健全了转运使、通判、主薄这样一套地方财政管理机制，地方支用“悉出于三司”。这样，“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②，地方政府的财权大大削弱。
五代时期谈不到有司法制度，藩镇跋扈，任意杀伐滥刑，视人命如草芥，刑部形同虚设。宋朝除在各路由提点刑狱掌司法，严格法制以外，还规定：凡死刑必须申报中央复审核准。司法制度有所恢复，大权基本收归中央。
总之，宋朝初年，通过上述各种措施，达到了“以大系小，丝牵绳联，总合于上”，③加强了中央集权，基本消除了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弊端，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但从另一方面看，北宋过分集权，也带来了严重的恶果：政权过分集中，使机构重叠，官员冗滥，职责不清，互相掣肘、推诿，唯唯诺诺，无所作为。军权过分集中，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指挥不灵，战斗力下降；地方上武装力量薄弱，不堪一击。
财权过分集中，造成地方上财政拮据，物质基础薄弱。凡此种种，为北宋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
二、北宋与辽的对峙
1.辽的制度
辽国最强盛时，疆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今蒙古国克鲁伦河），南至白沟（今河北雄县境），幅员万里。”①自从兼并了渤海国、并得到幽云十六州之后，辽国吸收了大量封建的经济成份和封建的传统文化，开始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
官制 辽国境内，民族众多，除契丹族外，还有汉、渤海②、女真、奚、室韦等族。就这些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言，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汉人、渤海人为主，耕稼以食，桑麻以衣，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另一类以契丹人为主，过着转徙无常的游牧生活。根据这种不同的情况，辽统治者相应地采取了“蕃汉分治”的政治制度，“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③
辽朝中央的官制有南面官制和北面官制两种。所谓南、北面官，系因其官署分设于皇帝大帐南北而得名。“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④南面官沿袭唐以来的官制，中央设三省六部，官员多用汉人。北面官名称与南面官不同，职掌却大体相似。如北枢密院。相当于兵部，南枢密院相当于吏部，北、南大王院相当于户部，夷离毕院相当于刑部，宣徽院相当于工部，敌烈麻都司相当于礼部。北面官的长官都由契丹贵族担任，其权力比南面官大的多。
辽在地方上以五京为中心，①将全国分为五道：上京道、中京道、南京道、东京道、西京道。道之下实行部族制和州县制。
契丹人和其他游牧居民地区采用部族制，分地而居，合族而处，根据各族地位高低和大小又分为大部族和小部族，统治机构为某族司徒府，下有某部族节度使司、某部族详稳司等。汉人和渤海人地区采用州县制。大体仿唐制，州设刺史、同知州事；县设令、丞、主簿、尉。部族、州县之外，还有“头下军州”，系由辽的宗室、外戚、大臣和所属部族首领中立有战功者，以其所分得或所俘获的人口为主体建立的州县。头下军州的刺史由中央任免，其他官吏则由头下主自行委派。辽的各级官员中，契丹族官员多由地位显赫的家族世袭而来，即由某家族的子孙内量材选授。汉族知识分子则主要通过科举门径进入仕途。
法律 辽在阿保机时，始有成文法，“凡四姓（契丹、奚、渤海、汉）相犯，皆用汉法；本类自相犯者，用本国法。”①可见其法律也有蕃、汉之不同。据《辽史·刑法志》记载，辽“贵贱异法”，而且“凡契丹及汉人打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①这些记载说明辽的法律具有鲜明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特点。
兵制 辽国凡民在十五岁以上五十八岁以下者，皆入军籍，有正军和家丁的区别。正军主要有禁军、部族军及乣（qiú求）②军等。禁军由御帐亲军和宫卫骑军组成，是辽军精锐。部族军是亲王大臣的私人卫队或以部落为单位守边的部队。乣军则是由被征服族人组成的边防军。家丁由奴隶和部曲充当，主要从事杂役。
赋役制度 州县的赋税主要是两税，依户口和田亩征收；还有地钱、户丁税等杂税。徭役则有驿递、马牛等多种名目。部族的赋税主要是输牲畜和草，徭役则主要是兵役。不论州县还是部族，赋役剥削名义上按贫富不同而有所区别。头下军州的赋税除酒税和一半田租交纳辽政府外，其余全归头下主。
2.辽的经济
辽朝在逐步实现封建化的过程中，社会经济也随之而发展。到辽圣宗耶律隆绪时（982—1031年），号称辽的盛世，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很大的进步，并出现了一些工商业城市。
农业 辽的生产原以畜牧业为主，但在取得渤海和幽云十六州后，农业在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大大增加。历代统治者都实行了一些奖励垦荒的政策，并在沿边各地置屯田。这样，在圣宗、兴宗时期，已是“辽海编户数十万，耕垦千余里。”③粮食产量十分丰富，“虽累兵兴，未尝用乏。”④
手工业 辽的手工业主要有纺织业、矿冶业、制瓷业等。
纺织业不仅在汉人集中的南京（今北京）地区较为发达，而且在上京和中京地区也颇具规模。生产的纺织品种类繁多，有绫、罗绮、锦、纱、缎等。
矿冶业在辽具有重要地位。
室韦部（今辽宁鞍山一带）、曷术部（今辽宁南部）、铁利府（今沈阳西南）、东平县（今开原西南）都是著名的铁冶基地。室韦、阴山（今内蒙中部）及辽河之源盛产金、银。
辽的制瓷技术也很好，辽瓷名闻遐迩。瓷器有白、青、三彩、细胎白黑，缸胎杂色、翠绿釉瓷等多种。
城市经济 辽的五京不仅是政治、军事重镇，也是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其中尤以南京（今北京）最为繁荣，“户口安堵，人物繁庶”，“城北有一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①
3.北宋与辽的和战
高梁河之役与雍熙北伐 北宋初年，宋朝君臣尚有收复幽云诸州之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六月，宋太宗在灭北汉后，亲率大军伐辽，一路势如破竹，进围幽州。后因准备不足，被辽朝援军在高梁河畔（约在今北京城东南）击溃，损失惨重。
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乘辽朝新君初立之机，又派三路大军北伐。东路以曹彬为主帅，出雄州（今河北雄县），直指幽州（今北京）；中路以田重进为主帅，由定州（今定县）出飞狐口（今涞源、蔚县间），取蔚州（今蔚县）；西路以潘美为主帅，杨业为副帅，出雁门关（在今山西代县）取云州（今大同），然后会师幽州。战争开始时，三路军队节节胜利。但因各军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指挥不力，歧沟关（今河北涿州）一战大败，杨业负伤被俘、绝食而死。雍熙北伐失败。
澶渊之盟 “高梁河之役”和“雍熙北伐”的失败，使北宋统治者失去了收复幽云诸州的信心，从此对辽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辽兵则不断南侵。
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辽圣宗及其母萧太后率二十万大军南下，围攻定州。宋朝君臣大惊，有的大臣建议真宗南逃，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坚持请真宗北上“亲征”，以鼓舞士气，打退辽兵。真宗勉强同意这个意见，于十一月率众亲征。这时，辽军已到黄河北岸，宋军迎至澶（chán蝉）州（今河南濮阳），与辽军对垒。前军用伏弩（床子弩）射死在阵前视察地形的辽军统帅萧挞览，大挫辽军锐气。宋真宗登上澶州城督战，宋军士气大振。辽方恐惧，有意退兵，于是双方议和。议定：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宋真宗称萧太后为叔母，宋每年纳给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辽边境维持旧状，仍以白沟河（今河北巨马河）为界。史称此议为“澶渊之盟”。
宋辽和平相处 “澶渊之盟”以后，宋辽两国进入和平相处的时期。
景德二年（1005年）宋朝在雄州、霸州（今河北霸县）、安肃军（今徐水）、广信军（今徐水东），辽在新城、朔州（今山西朔县），分别置榷场，进行双边贸易。宋辽双方每逢有皇帝即位、生辰、丧事等，都互派使者来往。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北宋末年，时长百年之久。宋辽边境安定，生产有所恢复和发展。当时的人这样评论：“（辽）与朝廷（宋）和好年深，蕃汉人户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①
三、北宋与西夏的对峙
西夏建国 西夏国为党项族所建。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也称党项羌，原在今青海、甘肃、四川三省边境地区，过着游牧生活。唐初，党项族各部落中，以拓跋部最为强大。在其带领下，党项各部落先后归附唐朝。唐在其地设都督府和州，赐拓跋部酋长李姓，以其为都督。后来党项族为吐蕃所迫，渐迁至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唐末，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因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复赐李姓，封夏国公、夏州节度使。五代时，党项乘中原混乱，扩充势力，以夏州（今陕西横山）为中心，割据一方。宋初，党项委蛇（wēiyí威移）于宋、辽之间，接受双方封赐，但主要是联辽抗宋。宋真宗时，考虑到同时对辽和党项作战，人力、物力都难于应付，便对党项妥协，授党项首领李继迁以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辖夏、银（今陕西榆林东南）、绥（今绥德）、宥（今靖边东）、静（今米脂东）五州之地。此后，李氏以五州为基地，继续扩张，并攻陷宋的西北重镇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改称西平府，作为其政治中心。李继迁子德明在位时，主动向宋求和。宋封他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每年给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并开展双边贸易。可是，李德明仍受辽封，为夏国王。宋乾兴元年（1022年），党项在灵州怀远县建新城，称兴州，迁都于此。宋天圣六年（1028年），德明派其子元昊领兵攻下原为回鹘、吐蕃占据的甘州和西凉府。宋明道元年，（1032年），宋仁宗也加封德明为夏国王，承认其割据的合法性，不久，德明死，元昊继位，继承向吐蕃、回鹘进攻，先后占据了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沙州（今敦煌）、肃州（今酒泉）。这时，李氏统治的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①包括夏、银、甘、凉等十几州，沃饶的河西走廊和河套地区均在控制之下，党项族的经济逐步转向以农业为主。
西夏的制度 西夏国的建立者李元昊是党项族杰出的政治家与军事家，通晓佛学和蕃、汉文字，熟悉中原王朝的法律、制度。注意吸收先进的汉文化，在西夏国所立制度，基本上仿照宋制。中央设置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和御史台，分掌行政、军事、财政和监察。还有农田司、群牧司、文思院等机构，分掌庶政。官员则由党项贵族和汉人分别担任，另有一些官职专授党项人。中央还设置“蕃学”和“汉学”，分别选蕃汉官吏子弟入学，以科举取士。地方上亦同宋制，设府、州。军事上实行征兵制，每二丁取正军一人，总兵力有几十万。西夏还仿汉字形体，创造西夏文字，通令全国使用。在夏国统治的二百年中，西夏文一直使用。夏亡后，仍长期流传。
北宋与西夏的和战 元昊称帝后，要求宋廷承认，但遭拒绝。双边贸易亦中止，宋、夏关系急剧恶化。从宋康定元年（1040年）开始，元昊连年发动对宋战争，北宋连遭失败。
宋朝被迫让步，谋求与夏和好。西夏虽然连胜，但也多有伤亡，财力难以支持，国内人民普遍厌战；加上夏、辽关系破裂，为避免两面受敌，也愿与宋议和。于是，宋、夏在庆历四年（1044年）签定和约：元昊取消帝号，对宋称臣，由宋册封为夏国主；宋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重开沿边榷场互市，恢复民间商贩往来。
四、王安石变法
1.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
北宋前期，社会比较稳定，各种事业都有所发展。可是，社会的各种矛盾也在发展之中。至仁宗（1022—1063年）时，社会危机日益严重。主要表现在：一、在政治方面的冗官、冗兵、冗费现象，造成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二、在社会方面的土地高度集中和赋役苛重，促使阶级矛盾迅速激化。
冗官冗兵冗费 “冗官”问题早在北宋初年就已经出现了。当时，宋太祖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曾采用了一系列分割各级官僚机构及其官员权力的制度或办法，致使各级政府机构重叠，官吏人数大增。同时，北宋统治者还实行恩荫制度，大批高官的子弟、亲戚甚至门客不经选举便涌入仕途。此外，太宗以后，又扩大科举规模，每科总有五、七百到一千人被录取做官。因之，官僚队伍迅速膨胀。
北宋初，内外官仅几千人；到仁宗皇佑年间（1049—1053年），已达到两万多人；到嘉佑年间（1056—1063年），更“十倍于国初”①。人浮于事的现象十分严重。“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②
“冗兵”问题是由所谓“养兵政策”造成的。北宋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防止破产农民铤而走险，每逢荒年，便把成千上万的流亡农民招募为禁军或厢军。因此，职业兵人数直线上升。太祖开宝年间（968—976年）有兵三十七万八千，仁宗皇佑（1049—1054年）时竟达一百四十万，八十年间兵员增加了两倍半。如此庞大的军队，远远超过了宋朝政府的正常需求。因此，大量的士兵长期无事可干，游手好闲，军队素质低下。
“冗官”、“冗兵”使北宋政府的行政和军事效能日益下降，是形成“积弱”局面的主要原因。
“冗费”问题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一是北宋本来就对官吏和军士的待遇优厚，政府财政开支已很大，而“冗官”、“冗兵”情况日益严重，致使财政开支猛增。其二是对辽和西夏的战争失败，每年输巨额“岁币”。太宗至道（995—997年）年间，国家每年收入为二千几百万缗，支出只占其中的一部分。到仁宗庆历（1041—1048年）年间，岁入已高达一亿几千万缗，但却入不敷出，差额常在三百万缗以上。这种现象产生后，北宋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统治者们就用各种手段压榨劳动人民，致使广大劳动人民贫困破产“冗费”问题是北宋中期造成民困国穷的“积贫”局面的主要原因。
土地高度集中 北宋建国之后，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土地高度集中于少数大官僚大地主手中。北宋农村人口分为主户和客户，主户指占有土地交纳赋税的人，客户则指无地而耕种地主土地的佃户。主户又有官户、民户之分，官户也叫形势户，即品官之家，有减免赋税等特权。民户为平民之家，依土地财产多少分为五等。在北宋总户数中，地主阶级，也就是官户和民户中的一、二、三等户合计，充其量不过百分之十，然而他们在北宋中期已占有全国耕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农民阶级，也就是民户中的四、五等户和全部客户合计，约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另有约百分之五为城镇居民），却仅占有全国耕地的不足百分之三十。大量农民只好耕种地主的土地，每年要缴纳的地租约占收获物的一半以上，有的地区甚至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这种状况，大大加深了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
赋役苛重 广大农民不仅遭受地主阶级的沉重剥削，而且受到北宋政府的残酷压榨。北宋的赋税主要有二税（田税，分夏秋两季征收）、杂变之赋（杂税）、丁口之赋（丁口税，总称身丁钱米），在纳税时，又有支移、折变、加耗、义仓税等额外盘剥。在赋税之外，还有徭役、差役负担。差役也叫职役，是主户轮流到政府部门服劳役，其名目繁多。因为官户有免役特权，一般地主也常常设法逃避当差，所以应役者主要是自耕农、半自耕农。徭役则不分主、客户，一律承担。其项目亦很多，服役时间视需要临时决定。
王小波、李顺起义 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广大农民已无法忍受，只得揭竿而起。据不完全统计，从北宋太祖到仁宗朝，大小起义上百次，参加者有农民、士兵、少数民族。特别是到了仁宗庆历年间，农民起义更是“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同伙）强于一火。”①其中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一次是发生在今四川地区的由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
王小波、李顺起义发生在淳化二年（992年），当时，正逢四川大旱，粮食欠收。官府的赋税征收苛刻，官僚又支持包庇商人，囤积居奇，乘机渔利。广大人民生活无着，阶级矛盾急剧激化。淳化四年初春，茶农王小波在故乡青城县（今四川灌县南）领导旁户农民起义。他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②得到广大农民的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万人以上，占据了青城、彭山等县。同年十二月，王小波率军北上，在江源县（今崇庆县东南）大败宋军。但王小波在作战中不幸牺牲，起义军推其妻弟李顺为首领，继续战斗。淳化五年（994年）初，李顺率军攻下成都，建立政权，起义军发展到数十万人。北起剑门，南至巫峡的广大地区，都处于大蜀政权的控制之下。五月，宋太宗派大军围困成都，最后城被攻破，义军死者三万余人，李顺生死不明，起义失败。
王小波、李顺起义的意义不仅在于沉重打击了北宋王朝的统治，他们提出的“均贫富”的口号的影响尤为深远，是发展了唐末农民起义的“均平”思想，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对改变“贫富不均”的社会状况的要求。
发生在庆历年间较大的农民起义有山东的王伦起义，陕西的张海、郭邈山起义，湖南的瑶、汉人民起义，河北的王则起义等，都有广大农民响应，但亦都相继失败。
庆历新政 为了解除日益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北宋的统治集团中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曾提出过各种改革意见。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他在富弼、欧阳修等人的支持下，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奏疏，提出十项改革方案：（一）明黜陟，（二）抑侥幸，（三）精贡举，（四）择官长，（五）均公田，（六）厚农桑，（七）修武备，（八）减徭役，（九）覃恩信，（十）重命令。仁宗采纳了这一方案，并诏行全国。但是由于改革触犯了大官僚地主们的既得利益，从一开始就遭到保守派官僚的反对。他们无中生有地攻击范仲淹专权，结党营私；甚至诬告范仲淹想废黜皇帝。结果仅仅一年左右，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先后贬至外地，新政也宣布撤销。此事因发生于庆历年间，史称“庆历新政”。这次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揭开了序幕。
历史的微妙―北宋和金的命运结局分析
宣和七年(1125年)，金军大举南侵，金军统帅宗望统领的东路军在北宋叛将郭药师引导下，直取汴京。宋徽宗仓皇让位于儿子赵桓(钦宗)，自称“太上皇”，带着蔡京、童贯等贼臣，仓皇逃往亳州蒙城(今安徽省蒙城)。靖康元年(1126年)，围攻汴京的金兵被李纲击退北返，赵佶才回到汴京。年底，金兵再次南下攻破汴京，靖康二年春，金帝将徽、钦二帝，连同后妃、宗室，百官三千多人，以及教坊乐工、技艺工匠、法驾、仪仗、冠服、礼器、天文仪器、珍宝玩物、皇家藏书、天下州府地图等押送北方，京都被掳掠一空，北宋灭亡。因此事发生在靖康年间，史称“靖康之变”。
赵佶几经周折，被押送至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在被囚禁了九年后，1135年终因不堪精神折磨而死于五国城，金熙宗将他葬于河南广宁(今河南省洛阳市附近)。公元1142年，宋金根据协议，将赵佶遗骸运回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由宋高宗葬之于永v陵，立庙号为徽宗。而宋钦宗在1155年也被迫害而死。
再来看金这一边，正大八年(1231)十一月，拖雷率蒙军四万南下，取道南宋进攻金朝南部的金州，哀宗命完颜合达、移剌蒲阿由陕西引两省军三十万南下堵截，蒙金战争再起。天兴元年(1232)经过三峰山，均州，开封战役。金军主力丧失殆尽，良将尽死，从此再也无法与蒙军抗衡。天兴二年(1233)六月，因归德形势恶化，哀宗逃往蔡州。蒙军随即进兵蔡州，围困之。十一月，宋将孟珙、江海率军二万、运粮三十万石出兵助蒙灭金，合围蔡州。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蔡州已被围三个月，城中粮尽。初九夜，哀宗传位于宗室完颜承麟。次日，承麟受诏即皇帝位。正在行礼，蔡州城南已经立起宋军旗帜，诸大臣亟出抗敌。宋军攻破南门，蒙军攻破西城，双方展开激烈巷战，四面呼声震天。金军将士顽强抵抗，几乎全部战死或自杀徇国。哀宗自缢于幽兰轩，末帝完颜承麟率兵巷战，为乱兵所杀。金亡。近侍焚哀宗尸，收哀宗骨，葬于汝水。
第二、 经济衰退，民不聊生。 作为一个历史业余爱好者，笔者在这里且不去探究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内容和历史评价，只就北宋一朝来讲，王安石变法确实引起北宋后期政局的动荡和经济的恶化，在李裕民教授的《宋史考论》里就有关于对王安石变法消极影响的精辟论述，其中第四点是：为后来的掌权者利用新设机构实施自己想搞的所谓新法开创了先例(李裕民《宋史考论》-《从王安石变法的实施途径看变法的消极影响》)笔者认为这点在经济上非常突出。王安石死后，变法派失去了灵魂人物，变法派在绍圣，崇宁年间重新掌权时，陆续地修正和实施了新的经济政策，但是新法不但不注重发展生产，而且还出现了打着新法名义，敲诈勒索百姓，商人的恶劣行为，比如蔡京就随意改变《盐抄法》致使大量商人破产自杀。北宋经济在新法的变味实施中开始走下坡路，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失业农民激增，城市物价飞涨。而金朝呢，由于其是由半渔半猎的经济形式过渡到定居农耕的经济形式。迁徙中原的女真故民大量的占据了汉地故民的土地，这种以牺牲 *** 利益去救济女真人的方法，不但没有解决农耕经济形式下女真人日益贫困的问题，还引起了新的土地兼并和民族矛盾问题。同时由于金后期与蒙古连年战争，为了增加日益增大的生活和军费开支，又不断加重汉族的赋役，农民破产，农业萧条，金朝的经济日益衰弱。
第三、 军队战斗力下降。 冗官冗兵一直是北宋的一个弊端。冗官暂且不提，在这里只说冗兵。北宋的将和兵制度有严重的缺陷，将是临时选派，兵是募兵。导致的结果就是将无威信地位，对军队缺乏掌控性，而募兵呢则需要耗费国家大量的财力物力，宋仁宗时期，光禁军人数就有80万之多，财政捉襟见肘，这无疑给 *** ，给百姓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可以说终北宋之世，始终未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宋徽宗时禁军人数膨胀超过了宋真宗时的三倍之多就是典型。金由于汉化程度过激，南迁中都后女真贵族在生活作风上，逐渐“舍戎狄鞍马之长，而从事中州浮靡之习。”(《陈亮集》增订本卷2《中兴论》)猛安谋克制崩溃，丧失了当初吞辽灭宋，气吞万里的气势。
第二， 经济基础不同。 北宋的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宋仁宗年间，北宋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gdp占到了世界的50%，(孙秀玲《一口气读完大宋史》引言)直到宋徽宗年间，依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就是描绘宋徽宗宣和年间汴京的繁华景象。而金则不同，经过世宗和章宗的“大定明昌”之治，金国达到了鼎盛时期，不过与北宋甚至南宋相比，它的经济，科技，文化始终难以望其相背。金章宗后期，金国已经出现了人多地少，土地兼并严重，经济调弊，瘟疫流行，人民贫困交加的现象。经济衰落不仅导致了金国农民起义，也产生了很多地方割据势力，这使得金王朝的财税收入大大减少。蒙金战争后期，金军由于物质供应困难而屡遭败绩， 开封保卫战无疑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第三， 群众基础不一样。 靖康之耻后，各地的勤王和义军运动如火如荼，此起彼伏，如有名的河北王彦八字军，红巾军，李纲，宗泽等众多爱国将领也在全力勤王。而在金国陷入危机的时候，勤王力量可谓是P毛麟角，义军运动基本为零，非但如此，由于没有妥善处理好占人口少数的统治民族-女真和占人口多数的被统治民族-汉族，契丹族之间的关系，“汉民对女真怨入骨髓，”民族矛盾一直存在着，到金后期，汉族人民和契丹人民的反抗此起彼伏!沉重地打击了金王朝的统治，加速了它的灭亡。
第四， 战略位置有差异。 虽然北宋和金的灭亡直接原因都是皇帝处于四面受敌之地，但是相对于宋来说，金的情况更加复杂，金灭亡前夕，不但北有蒙古，西有西夏，南面是百年宿敌南宋，而且连大后方东北老家都被蒙古所占，可以说是处在四战之地，没有战略周旋的地方，稍有不慎，就会倾覆。非但如此，金宣宗时期还推行错误的国策，大举伐宋，“拆东墙补西墙”，彻底将自己潜在的盟友推到对立面，当然它的最终灭亡也跟南宋的短视国策有关，南宋不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或厉害，在金灭亡前夕充当蒙古的帮凶，又一次重演了北宋的历史。可以说宋王朝在同性质的一件事上摔了两次跟头，令人叹息。令人感慨的是，与北宋不同：金国自身还有一个民族的大后方，即东北的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故地。三四百年后留居故地的女真后人，正是在这片广袤的沃土上，又建立起一个比金国更为强大，历史更为绵长的王朝――清。这又是宋朝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了。
两件结局几乎相近的历史事件，并不是教科书书上所列出的几条那么简单，而是折射出了太多的差异，甚至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北宋和金在历史长河中可以算作几乎同时溅起的两朵浪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很多时候是重复的，但又有着无数的“特殊性”，笔者以为，北宋和金亡国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长期积累的矛盾的总爆发。再深入探究一下，这些矛盾为何会产生呢?很复杂也很简单：笔者以为就是政治体制的缺陷或弊端。尽管金哀宗政治作为令人钦佩，但是并不能阻止这种覆灭的趋势。因此，我们若要使一个国家长久健康持续地发展下去，突破中国历史发展宿命，就要加强政治体制建设，用制度约束人的主观行为，用制度来规范 *** 决策，用制度来保障一个国家的正常运转。这才是长久之道。
中山先生说过：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然也!
笔者不是史学专家，也不是专业学者。因此，在思前想后，还是觉得把这篇文章当作一篇史学随笔吧，热烈欢迎各位专家前辈，历史爱好者针对不足提出批评和建议，不胜感激!
在本文的撰写中，笔者得到了中山大学历史系老师和中文系老师的大力支持和指导，在此，笔者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彭子超二零一二年一月一十六日于博士后公寓
六月二十九日修改定稿
李自成虽然自恃有百万大军但是依然拿不下开封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第一、李自成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将领；第二、李自成的?百万大军?整体素质不高；第三、李自成的军队装备不好。
一、李自成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将领首先，我认为在一场战争中要想获得胜利成果，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军队的将领，而李自成绝不是那个能够带领?百万大军?走向胜利的好将领。事实上，历史上的李自成根本没有拥兵?百万?，但是根据记载来看他拥有的兵力也不少，然而他本人只是一个不懂兵法的农民而已，对行军打仗之事根本不了解，所以他才会多次在进攻开封城的时候失败。
二、李自成的?百万大军?整体素质不高其次，我认为战争中的士兵是?贵精不贵多?，毕竟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役也是很多的，而李自成的军队士兵则是?多而不精?，这也是李自成进攻开封失败的原因之一。李自成的士兵数量其实并不少，但是质量则真的是良莠不齐，因为他的军队都是起义过程中先后加入的农民，这些农民根本没有系统地进行过军事训练，再加上遇到了李自成这个难当大任的将领，所以才会在进攻开封的时候频频受挫。
三、李自成的军队装备不好最后，李自成军队中的?低级装备?也是导致李自成的大军战败的重要原因，毕竟良好的装备也是战争获得胜利的重要因素。根据史料记载，李自成攻打开封的时候用的都是一些基本的农具或粗糙的铁制品，这样的武器本就不适合战斗，再加上李自成的军队一直无法攻破开封的城门，也爬不上开封城墙，所以只能吃?闭门羹?了。
本文地址:http://www.dadaojiayuan.com/lishitanjiu/29424.html.
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本站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转载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立即通知我们(管理员邮箱：602607956@qq.com)，情况属实，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谢谢!
Copyright © 2023-2024 大道家园 版权所有
身体不适时请至正规医院就诊！勿延误！站内信息时效及准确性不足！部分文章及资料为作者提供或网友推荐收集整理而来，仅供爱好者学习和研究使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备案号： 陕ICP备2022010374号-1 联系方式：602607956@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