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勣,凌烟阁最后一位功臣，他最后结局是什么

李勣,凌烟阁最后一位功臣，他最后结局是什么

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李勣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这位凌烟阁最后一位功臣就是名将李勣!李勣原名徐世勣，字懋功，也就是《隋唐演义》中徐茂公的原型人物。与小说中的形象完全不同，李勣是一名智勇双全的名将，他先在瓦岗军中任职，后投奔唐朝，被赐姓李氏。李勣历经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朝，战功赫赫，深得皇帝的器重。

唐高宗即位后，李勣还被任命为宰相，执掌朝廷政务，可以说他在当时出将入相，是朝廷的关键人物之一。由于李勣年事已高，唐高宗李治特意下诏，“乘小马出入东、西台，卑官日一人迎送”。 永徽六年，唐高宗打算废掉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但是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

于是，唐高宗召集几位朝中元老进行商议，“召勣与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计之”。别人都去了，唯有李勣称病没去。李治说：“皇后无子。罪莫大于绝嗣，将废之。”结果褚遂良坚决反对，于志宁“顾望不对”，也就是说没有一位老臣支持李治。唐高宗不甘心，秘密召见李勣，征求他的意见。

此时李勣的意见非常重要，唐高宗说：“将立昭仪，而顾命之臣皆以为不可，今止矣!”没想到李勣却说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此陛下家事，无须问外人。”皇后母仪天下，怎么能说是皇帝的家事呢?听完李勣这句话，李治犹如吃下一颗定心丸，“帝意遂定，而王后废”。

李治还下发一道诏书，“诏勣、志宁奉册立武氏”。此后，长孙无忌、褚遂良先后倒台，被贬南方，死于非命，而李勣却安然无恙，受到皇帝、皇后的信任和优待。总章二年十二月，李勣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享年七十六岁。李治非常悲痛，“帝为之举哀，辍朝七日，赠太尉、扬州大都督”。

在武则天成为皇后这件事上，李勣出过力，然而他的家族却惨遭武则天的屠杀。原来李治死后，他的儿子李显即位，但很快就被武则天废掉，此后武则天临朝称制，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其中就包括李勣的孙子徐敬业。徐敬业联络一些人，在扬州起兵叛乱，反对武则天的统治。

消息传来，武则天非常生气，当即下诏，“追削李敬业祖考官爵，发冢斫棺，复姓徐氏”，与此同时，李勣的子孙也遭到杀戮。为了逃避杀戮，甚至有一些徐懋功的后裔逃到了吐蕃境内。705年，武则天下台，唐中宗李显第二次即位，他正式下诏恢复李勣的官爵，并重新为其改葬。

盘点唐朝“八大开国功臣”，结局分别如何？

我们知道，在唐朝时期，可谓是名将如云，他们都为大唐的江山立下赫赫战功，李渊、李世民都是重情重义之人，很少杀死这些为大唐出生入死的战将，可以说，这些功勋赫赫的开国功臣极大部分都能善始善终，不像历代统治者，功成名就后就开始大肆屠杀功臣，尽管这样，大唐的开国功臣中仍有八位大将被李氏父子杀死，也是情非得已。

第一位：刘文静，此人是李渊太原起兵时最早的参与者和追随者，是他首先联络裴济与李世民一起协助李渊起兵反隋，在李渊建立唐王朝的征战中出谋划策，立下大功，可以说是大唐的开国大功臣，唐朝建立后被任命为宰相，授鲁国公，武德二年，刘文静与裴济产生隔阂，于是裴济就一直想找机会除掉他，一次刘文静酒后失言被其小妾告发谋反，消息传到裴济耳中，裴济马上将此事告诉了李渊，李渊大怒，于是下令将刘文静抓捕下狱，不久即被处决。

第二位：阚棱，此人原是杜伏威的部将，养子，相貌堂堂、武功高强，善使双刃刀，一挥杀数人，无坚不摧，后来随杜伏威投靠了李渊，为李渊打江山立下汗马功劳，官至越州都督，唐朝建立后，杜伏威原来的好兄弟辅公祏起兵造反并成帝，阚棱率兵将其镇压，辅公祏由此怀恨在心，在受刑前陷害说杜伏威是主犯，阚棱是共犯，就这样李渊抱着宁可错杀也不留后患的宗旨将阚棱也处决了。

第三位：杜伏威，隋朝末年农民起义军首领之一，其后建立起江淮农民政权，是李渊消灭各路反王后最后的劲敌，后来由于形势所迫，杜伏威最终归降了李唐，被授予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楚王，后授吴王，赐李姓，不久又加封太子太保，位居齐王李元吉之上，是大唐王朝的第四号人物(李渊、李建成、李世民、杜伏威、李元吉，起码是名义上的)，他的最终结局和阚棱情况相同，杜伏威也是受辅公祏其害，被李渊下令毒死，李世民即位后才发现杜伏威和阚棱均遭诬陷，遂为二人平反。

第四位：罗艺，原为隋朝大军阀，生性凶暴狡黠，刚愎固执，不讲仁义，但他勇于攻战，善射，长期镇守燕山，隋朝灭亡后归降了李唐，后率军击败另一位大军阀刘黑闼，因功被封为燕王，因在玄武门之变前依附太子李建成而得罪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罗艺担心遭到李世民的清算报复，只好铤而走险，率部下起兵造反，最终失败被杀。

第五位：侯君集，唐朝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也是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中的重要将领，一生立功无数，官至兵部尚书，封陈国公，后来因为率军灭掉高昌国后私藏战利品被发现，遭到李世民的责罚，由此怀恨在心，后来就唆使太子李承乾阴谋夺位，最终失败被杀。

第六位：张亮，唐朝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原本是瓦岗军的大将，瓦岗军失败后，跟随李勣一同投奔了唐朝，在房玄龄的推荐下，担任秦王府车骑将军，并随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因功受封长平郡公，授怀州总管，贞观年间，张亮历任御史大夫、光禄卿、豳夏鄜三州都督、相州大都督长史、工部尚书、洛州都督，封郧国公，很得李世民的信任，后期宠信术士，由此逐渐萌生异志，并收有养子五百人，被人举报阴谋造反，被李世民下令处死。

第七位：李君羡，和张亮一样，也是瓦岗军的大将，后来率部投奔大唐，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唐朝开国后，授其轻车都尉，后跟随李世民破宋金刚于介休，征讨王世充时为马军副总管，后又随军破窦建德、刘黑闼，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授其为左卫府中郎将，后突厥大军至渭桥，他与尉迟敬德合力将其击破，改为左武候中郎将，封武连县公，驻守在太极宫玄武门，贞观二十二年，京城因谣传?武代李兴?而遭贬官，不久被罗织罪名遭弹劾，被李世民以?欺君压民?之罪下令处死。

第八位：薛万彻，原为隋朝大将，后与兄长薛万均同自幽州降唐，因征讨梁师都有功，授车骑将军，随罗艺四处转战其他起义军，后投入太子李建成幕府，受其赏识，玄武门之变时，率东宫兵马力战，甚至反扑秦王府，直到李世民派人出示太子首级后他才放下武器带领数十骑逃入南山，后来唐太宗赏识其武勇，屡次遣使招谕才复出拜为将，在平突厥、薛延陀部、征高句丽时屡立大功，后来，因和房遗爱交恶，被房遗爱指认为谋反案同谋，被唐高宗李治下令处死。

介绍一下唐朝开国二十五功臣.

武将出身的唐太宗李世民是重袍泽情谊的皇帝，贞观十七年二月，进入暮年的唐太宗建造了凌烟阁纪念和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缔造唐帝国的老伙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画图凌烟阁”。 凌烟阁就建在长安太极宫内的三清殿旁。凌烟阁的命名，据有人研究是根据庾信的《周国柱大将军纥干弘神道碑》中有“天子画凌烟之阁，言念旧臣”的句子而来的，也许北周王朝也建过凌烟阁纪念功臣。据资料记载，凌烟阁阁中又隔为三层：最内一层，所画均功高任过宰辅的大臣，如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龄、李靖；中间一层所画，均为功高封为王侯的大臣，如尉迟敬德、萧瑀、徐世绩、秦叔宝；最外一层所画则为其他功臣。这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均面北而立，以示为臣之礼。这凌烟阁中共有二十四位功臣入选，依次是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徐世绩和秦叔宝。 仔细分析，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由以下几部分成员组成，一是李唐集团的亲贵，有长孙无忌（长孙皇后兄）、李孝恭（李世民堂弟）、高士廉（长孙皇后舅）、柴绍（李世民妹夫）、长孙顺德（长孙皇后叔）；二是李唐集团的亲信旧部，有杜如晦、房玄龄、段志玄、殷开山、侯君集、刘政会、唐俭，这些人都是从太原起兵以来的最基本的队伍，所谓“首义功臣”；三是招降纳叛得到的人才，如尉迟敬德（刘武周部下勇将）、李靖（隋臣）、萧瑀（隋臣）、刘弘基（游侠）、屈突通（隋将）、张亮（瓦岗军将领）、张公谨（王世充部将）、程知节（传说中的程咬金，瓦岗军重要将领）、虞世南（隋臣）、徐世绩（就是李勣，瓦岗军主要将领）、秦叔宝（先后跟过隋将张须陀、裴仁基、瓦岗李密和王世充），这批人占了整整一半，足见李唐集团还是能大胆使用人才的。 凌烟阁功臣又是李世民玄武门之变的基本队伍，其中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侯君集是事变的主谋，尉迟敬德在事变中亲手杀死李元吉，并逼李渊退位，称为“拥戴之功第一”，长孙顺德、张公谨、程知节、秦叔宝是事变的主要打手。高士廉参与了事变，柴绍因李世民而逃亡，张亮因李世民而入狱。整整一半人在事变中为李世民卖命。 在建立凌烟阁时，已经去世的是李孝恭（贞观十四年）、杜如晦（贞观四年）、魏征（贞观十六年）、段志玄（贞观十六年）、屈突通（贞观元年）、殷开山（征刘黑闼时，第一个去世）、柴绍（贞观十二年）、张公瑾（灭吐谷浑次年）、虞世南（贞观十二年）、刘政会（贞观九年）、秦叔宝（贞观十二年）。开国功臣先后辞世，这也许就是促使李世民建造凌烟阁的原因了。 凌烟阁功臣的结局，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生前显赫死后荣耀的，有李孝恭、杜如晦、高士廉、尉迟敬德、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徐世绩和秦叔宝，有些还当做神灵供奉，如尉迟敬德和秦叔宝成为门神。这是主要部分，这说明李唐集团对功臣还是厚道的，重情义的。第二类是死后受牵累遭殃的，有魏征、房玄龄，魏征因为侯君集案被李世民迁怒，被毁了坟墓；房玄龄因为儿子驸马房遗爱谋逆罪遭贬谪。第三类是生前卷入种种事件中不得善果的，长孙无忌受李世民托孤死保高宗时的王皇后，反对武则天为后，被诬为谋反，被逼自杀；侯君集是太子李承乾谋反案的主谋，失败伏诛，牵累了许多人；张亮因好巫术而逐渐名声败坏，贞观二十年被告谋反，受诛；长孙顺德因贪污而免职闲居至死；唐检因怠于政事被罢官。这些人除长孙无忌有点冤屈，但也是他冤杀皇子李恪的报应，其他大多咎由自取。证明唐代对功臣并没有法外施恩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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