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靠的是什么

朱元璋“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靠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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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太祖朱元璋一生“铁腕治国”的各类成就里，以他的原话说，这“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的“军事豪言”，确是十分出名的一条。

那这“军事豪言”，是不是朱元璋吹牛?就得看看明初有多少兵：明朝卫所制度下，朱元璋在位时(洪武年间)就有近一百五十万军队。支撑这“百万大军”日常物资粮饷的，正是遍布各地的“军屯”耕地。以明朝军事制度，每家“军户”可以从“军屯”里“受田五十亩”，且国家划拨耕牛农具，每处卫所军队“二分守城，八分屯种”，边境要地则是“三分守城，七分屯种”，保家卫国的同时也要完粮纳税，即“子粒粮”。

在如此奇特制度下，明朝卫所账面上的军队数量，到永乐年间时已突破了二百五十万人，弘治年间更达到“官军原额二百七十余万”。这么多兵，军屯真养得起?

其实，明初的日常军费开支，还来自“诸省供饷”“开中法”“赎纳”等途径，比如明初的山东省，就要长期供应北平(北京)辽东的军粮，河南负担起了山西。但“军屯”确实占了“大头”。仅是明朝永乐元年(1403)这一年，明朝的军屯“子粒粮”收入，就达到了2300万石，相当于宋元时代每年粮食收入的近一倍。永乐年间的军屯田亩数，更突破了8900万亩。如此强大产值，正如永乐皇帝朱棣的感叹：“百姓免得转输，军士并无饥窘。”

所以说，虽然朱元璋“不费百姓一粒米”的豪言有些夸张，但这红红火火的明代军屯，确实极大减轻了百姓负担，更供应了兵强马壮的百万大明虎师，撑起了明初一系列辉煌军事功业。

而且这“军屯”的好些贡献，更是超越历史。由于明王朝在西北西南大地广设军屯，那些“皆给于官”的先进农具和农业技术，也就在各地广泛传播。比如明初还在刀耕火种的思南府(贵州思南)，在军屯卫所的影响下，渐渐“务本力稼”。云南的屯军也把牛耕广泛传播。另外军屯所及之处，明王朝更广设“卫学”，从东北西北到贵州云南等地都有“卫学”存在，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从此似种子一般播撒祖国边疆各地。

这几条成就，实事求是说，确实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那么问题来了，明朝拥有这么“好处多多”的军屯制度，怎么到了风雨飘摇的明末崇祯年间，就成了一幅“军饷发不出”的鬼样子呢?特别是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北京城破的前夜，紧急来“勤王”的唐通部，每个士兵竟只得了五钱银子的赏金，气得唐通一跺脚带兵投了李自成。守卫北京的“三大营精锐”，由于长期“欠工资”，一个个都躺在城墙上看风景，干看着李自成攻破北京城……

曾经“拥兵二百万”且“不用老百姓花钱”的大明朝，怎么就落到这步田地了?

首先一个原因，就是这“不用老百姓费钱”的军屯制，那历时百年的衰败。

虽然到永乐年间时，明代的“军屯”到达了高峰。但这个“好制度”，说到底还是建立在明初特殊经济条件上。明初历经数十年战乱，到处“土地鲜少”“居民荒芜”，就连曾无比繁华的扬州，都只剩了十八户人家。这种人少地多的情景，建立“军屯”当然也就容易。可到了明朝中后期，人口大量激增，土地兼并也愈演愈烈。“军屯”也就遭到了破坏。

所以，早在永乐年间以后，明朝“军屯”的“产值”，也就每况愈下。大量原本属于“军屯”的土地，都被各级武将乃至朝中权贵高官们巧立名目侵占。耕种“军屯”的“军户”们，也都沦为了农奴。单是到了明朝正德年间时，明王朝账面上的军屯土地，就只剩下了1600万亩，不到永乐年间的百分之十七。就这数字还“注水”。同时代兵部尚书马文升就哀叹说“屯田有名无实”，传说中的土地，早就被分光了。

“军屯”到了这个地步，别说给国家军备“输血”，就是“养兵”也难。明朝账面上的“二百万大军”，逃跑也成了常态。比如广西省，理论上该有十二万驻军，到了弘治年间时就剩了一万八千人。江西南昌左卫旗军，原本该有四千七百多人，到了弘治十六年操练时，竟只有141人。金华千户卫该有一千二百精兵，到了嘉靖年间时，竟只剩了34人……

所以也就不难奇怪，为什么明朝嘉靖年间时，鞑靼阿勒坦的骑兵，能够一口气打穿明朝北方防线，嚣张杀到北京城下，而沿途“理论上”该有的明朝十几万边军，竟是纷纷躲猫猫。而东南五十三个倭寇，登陆后一路烧杀抢，竟能视沿海卫所如无物，一度逼近南京城——军屯这根“血管”都断血了，大明朝号称“二百万大军”的国防，当然成了缺血的空架子。

不过在那个时候，明王朝的“家底”仍在，一批有识之士也绞尽脑汁，推动了募兵制的发展，凭借明王朝强大的国力与正确的规划，终于在嘉靖晚期至隆庆早期时，重建了强大的明朝陆海军，且打赢了“三大征”等大扬国威的战争。但为什么到了崇祯年间，这个“成功经验”都不能复制了?因为大明朝摊上的，是一位志大才疏的崇祯皇帝。

不容否认，明朝军队发展到崇祯年间，已经问题成堆，除了国家缺钱，军队的腐朽败坏也加剧。将领吃空额也成风。以明末军队的“潜规则”，一万人的军饷，往往会被克扣掉四千人。“没钱发饷”还引发了一拨拨叛乱兵变，以至于官军们“动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居积”成了常态。但大明的军备，并没有烂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比如就是在崇祯年间，经略陕西的孙传庭，在陕西一片残破，且面临战事压力的情况。手里“镚子没有”的孙传庭，就做足“军屯”的文章，先火速查清楚陕西军屯被侵占的实情，然后恩威并施“谈条件”。既承认军屯被占的事实，又迫使这些侵占军屯的豪门认怂，乖乖缴纳赋税。就是凭着这些钱粮，孙传庭才组建了著名的“秦军”，一度拳打高迎祥脚踢李自成，为崇祯杀出“中兴”希望。

另外还有卢象升周遇吉等人，也都在艰苦条件下因地制宜，利用明朝军事制度的框架做足文章，在基本少花朝廷钱粮的情况下苦心打造强兵。卢象升的“屯田”“筹饷”经验，还被崇祯大力推广，一度积极“抄作业”的明朝各地边军，也一度战斗力满血上涨。著名的明清“松锦之战”上，集合九边精锐的明军，就一度硬杠八旗精锐，如果不是关键时刻崇祯帝瞎指挥，几乎就能躺赢。

但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此，大明在这个特殊年代，“摊上了”崇祯。抛开“瞎指挥”的问题不说，崇祯在晚明军事建设环节，至少有两个致命短板。

首先一个，以现代企业管理的话说，就是“执行耐力”问题。就以明朝京营来说，崇祯登基伊始，名臣李邦华受命整顿京营，一顿大刀阔斧后，京营战斗力有所提升，甚至还在京城保卫战里硬杠后金八旗。但李邦华也挨够了骂，不久后就被崇祯解职，但这以后，号称大明精锐的京营，战斗力直线下降。到了崇祯十五年时，京营的士兵已是“沿路无籍游棍”扎堆，整个一个流氓军团，对上李自成?当然一触即溃。

而且看看孙传庭、卢象升等人的遭遇，几乎都是一个套路：都是一开始深受崇祯信任，然后在整军过程里遭到非议，本应一起扛的崇祯呢?却是先躲猫猫再犯嘀咕，往往事情还没办好，就把干活的人推出去顶缸。孙传庭的壮烈殉国，卢象升的屈死巨鹿，基本都是被崇祯的瞎指挥坑死。大明军界遭到这么的“逆淘汰”，就算是金山银山，也得糟蹋了。

而第二个重要原因，就是崇祯“钱花不对地方”。

后人说起崇祯苦，常叹息崇祯没钱。但崇祯真的没钱吗?且不说他的“私人储蓄”，就说每年的加派，就“先后增赋千六百七十万”。且不说这些钱通过层层叠加，给老百姓加了多少负担。拿到这些钱的崇祯，倘若能把这些钱用好，打造强兵没有问题，起码不至于“发不出饷”。

可说来叹息，人生最后几年的崇祯，军费都花在谁身上?都花到了王朴、左良玉之流身上。认真打仗的孙传庭卢象升，由于得罪人多，常常遭非议，非议后就被崇祯百般猜忌。丁点军费都要从牙缝里抠。可喜欢战场上收好处，遇到战事就跑路的王朴，却是屡受封赏。

更典型的是左良玉，此人打仗就知藏猫猫，不打仗时就知奸淫掳掠，可人家“关系网好”，和侯恂等“晚明文坛精英”更是“亲生的朋友”。所以别看战场上跑得快，却总被崇祯各种“宠”，动不动就是“发内帑犒良玉营将士”。孙传庭在陕西苦心筹饷时，卢象升率五千残兵，与清军数万八旗誓师死战时，从没见崇祯这么“大方”过。

而到了北京城破前夜，本该“尽忠”的左良玉，却在武昌安心过着奸淫掳掠的“小日子”。崇祯的钱，算是打了水漂。

甚至，就是在北京城破时，一生以悲苦形象示人的崇祯，还上演了悲壮一幕：把身上仅存的二十多万两银子分给宫里太监们，盼着他们能同仇敌忾，给李自成一个难忘的教训。不料这群“奴才”们拿了钱后，各个闹哄哄跑没影——临了，钱还没花对地方。

崇祯“为何没钱发饷”的问题，看上去是个扛锅的问题，但仔细看看，这锅还要他自己扛。“扛锅”的背后，是能力眼光的差距，对于后世的各行各业，何尝不是个难忘的教训。

朱元璋不用百姓一粒粟就能养兵百万，为何崇祯无钱发军饷？

朱元璋在开国后不久，曾骄傲的说过这样一句话：朕养兵百万，不耗国家一粒米。朱元璋凭什么敢这么说呢？因为，在朱元璋多年的推动下，明帝国政府专门开垦出0.89亿亩耕地，用来保障军事开支。这0.89亿亩耕地是个什么概念呢？意味着100万的兵士，相当于每个兵士可以分得近80亩的耕地。

在明朝初年，一个人只要当兵，政府就给他耕地80亩。而且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所以每个兵士家里，还有两三个人，可以以余丁的身份，免除政府的其它差役，因为他们需要帮助兵士耕种这80亩耕地。这也就相当于政府用80亩耕地的使用权，换一个稳定的兵役。

换句话说，谁家愿意给政府提供一个壮丁服兵役，并承担这个兵士的所有开销和费用，那谁家就可以享受这80亩耕地的使用权，可以收取这80亩地的地租，并且可以因此减免家中至少两个人差役的权利，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在明朝初年当兵，并不算特别吃亏。

其后，等到政府将这0.89亿亩土地都分配给兵士的家属后，为方便管理，明帝国就有了军户这种特殊的利益群体。在这种背景下，明朝初期兵士的日常开销，其实就相当于是由自己兵士的家人耕种这80亩地或者收取这80亩地的地租来供养，也正因为此，朱元璋才敢公开宣称，自己养兵百万，不耗费国家一粒米。

但是，随着时间流逝，军屯这笔国有资产，慢慢开始流失。因为，在和平年代，军就是一个数字。换而言之，差不多就行，没有人会真正筛查兵士是否合格。当然，你贪污军费、吃空饷，队伍也依然可以照常运转，至少高高在上的皇帝，是不会发现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在这种背景下，大家对于军事系统的资源，自然是你一块砖，我一块瓦的搬。最常见的行为就是，军官们与地方官员相互勾结，随便挂个空饷、或者找些老弱残兵来顶替，然后将这些土地逐步变成自己私人的。

这样发展下去，等到了崇祯时期，这0.89亿亩耕地早都已经全部成为官员们的私人财产，所以等到再次要打仗时，各个军区都是嚷着没钱发军饷，皇帝想追查相关问题，也是无从查起。因为，这种事情的源头，那要推到一百多年前，现在又还如何能分的清楚？而且参与相关的事情的人，也是人山人海，又如何来追究？

所以，最后军人的所有日常开销，只能由国家财政收入来承担。但问题是，按照名册上的兵士人数，相关军费绝对是笔天文数字，而当时明帝国的财政收入，早已经被官僚集团沉沉盘剥后入不敷出。

更可怕的问题还在于，一枝在册十万人的队伍，到底真正有多少兵士，恐怕只有上帝知道，而最后相关军费究竟有多少落实到兵士手中，恐怕同样也只有上帝知道。在这种背景下，明帝国中央政府永远都在缺钱，广大兵士们永远被是各种欠饷，而各级官员和军官们永远在要钱。

朱元璋不用百姓一粒粟就能养兵百万，为何崇祯却无钱发军饷呢？

关于朱元璋用军屯养兵，崇祯却无钱发军饷问题，比较复杂。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元末明初人口锐减，大量土地荒芜。朱元璋建国开始就利用根据地筹饷，建立卫所军屯制度。这在当时是有利的措施。军队粮饷大多依赖军屯解决。但是不用百姓一粒粟解决军饷的说法出自朱元障之口，无非是赞扬自己推行的卫所军屯制。在明代前期和中期问题不大，万历之后，边患渐多，流动作战又多又大，军屯制度弊端渐显问题。万历三大征，基本耗尽国库积蓄，正税之外屡次加征军饷，特别是明后期，边饷、辽饷开征，连民间也无积蓄。这与明前期和中期大不同。不存在卫所完全自给，还要依赖户部统筹才行。明初、中期各卫所维持本地治安，军屯收入大体可自给。从三大征开始，到九边防御、辽东战事和内地平叛时期，军饷自给已落空。明代改革很少，初期创军屯直至明亡未改。

二、中后期军户逃亡，军屯收入减少。明代军户制度僵死不变，军户负担过重，许多军户弃屯逃亡，兵员减少，屯粮减少。无战事卫兵员骤减三、二千人。原设计每卫5600人，都不足编。永乐初期垛集山东沿海七卫，改名屯田捕倭军，七分耕种，三分值守。这种调整适合当时和平环境。明中后期北境设九镇，辽东卫所宻布。洪武时最多内外卫多达300余处，嘉靖后北方加大屯兵，沿海或加卫所或加兵丁，负担很重。军户负担加重，导致逃亡更多。军屯收益远不及民户。由军屯优势渐成劣势。亦兵亦农变成非兵非农。大量集中用兵，卫所土地撂荒，军屯弊端明显。但朝廷并没有改革旧制，军队没有专业化，原本设计的亦兵亦农屯田兵制，不再适应明后期的集中用兵。

三、军屯制降低军人素养，种地不及农民，打仗不及专业军人。因为这种半军事化组织，朝廷用兵时需从各卫所抽调拼凑，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很少有强兵劲旅出显。闽浙倭患依靠戚继光带兵前往，连修长城也得戚继光去。明代后期军队战力很低。对辽东用兵和对内平叛浩浩荡荡出征，却一触即溃。李自成乘荒灾而起，10多年间势成燎原，陷北京亡大明，并非军事上有多少优势，是明廷失人心和军人无能所致。几百万军队内不能平乱，外不能御敌。

四、关于崇祯缺饷问题，原因不在军屯。大量用兵时期，即是内卫和边卫，只要有战事基本都集中朝廷用兵，军屯荒废。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农民起义烽火连天，北方省份大多卷入，起义军所到搜刮一空，官府没法征赋征粮。自崇祯元年至明亡莫不如此；二是万历以来国库亏空，寅征卯粮用兵支出越来越多，国空民穷；三是贵族繁盛，宗室权贵占据大量资源，减少朝廷收入；四是崇祯11年开始，全国灾害持续至明亡，江北省份赤地千里，流寇流民遍及大半疆土，越剿越多；五是内外用兵空前增加，费用支出浩大。在天灾人祸叠加的情况下，收入减少而支出翻番。权贵们的捐赠也成杯水车薪。崇祯缺粮少钱是自然的。比不得明初，也比不得万历及以前。天灾人祸等多重打击，摧毁了明朝大厦。

况且崇祯等死要面子，无力回天却内外开战，连一点战略迂回都不敢想，只能败亡。死得悲壮，于事无补。

总之，崇祯一朝，有可怜之处，也有可恨之处。这就是历史的必然。任何假设都没有用。崇祯背锅也是必然的。有人说魏忠贤若在，外可退兵，内可筹饷。完全是不顾史实，胡说八道。崇祯初年，内乱未成气候，外患未成燎原，日子艰苦，未致亡国。应该是天灾人祸和历史积弊三重叠加摧毁大明风雨飘摇的朝廷。

朱元璋曾自豪地说:“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这主要反映了

反映了军屯之制的作用。

屯军之制的内容：
明初土地荒芜，国库空虚，巩固边防解决粮饷是移民的重要目的之一。明太祖为了加强国家的武装巩固边防，在全国各地设立卫所制度，曾迁山西平阳民“选民丁，立都所，置卫屯田”。军士别立户籍，军户由国家分给土地屯田自养；平时军士由卫所路官负责操练、屯田，战时则归部派迁的部兵统领。明朝政权规定每百名军士发给牛40头以及其他农具。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士受田50亩为一份，征粮12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余粮为本卫所军官俸粮。由于实行了军屯，军粮有了保证，边防也得到巩固。洪武20年7月守大宁前军都督佥事称“所筑大宁两城，见贮粮粟。大宁31万石，松亭关58万石，会州25万石，足供数年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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