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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痛批中国麻将:哪一个长进的民族,肯这样葬送精力和光阴

网络 2023-06-18 19:36:06

胡适痛批中国麻将:哪一个长进的民族,肯这样葬送精力和光阴

胡适是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以下是胡适对麻将的批判。

前几年,麻将牌忽然行到海外,成为出口货的一宗。欧洲与美洲的社会里,很有许多人学打麻将的;后来日本也传染到了。有一个时期,麻将竟成了西洋社会里最时髦的一种游戏:俱乐部里差不多桌桌都是麻将,书店里出了许多种研究麻将的小册子,中国留学生没有钱的可以靠教麻将吃饭挣钱。欧美人竟发了麻将狂热了。

谁也梦想不到东方文明征服西洋的先锋队却是那一百三十六个麻将军!

这回我从西伯利亚到欧洲,从欧洲到美洲,从美洲到日本,十个月之中,只有一次在日本京都的一个俱乐部里看见有人打麻将牌。在欧美简直看不见麻将了。我曾问过欧洲和美国的朋友,他们说:“妇女俱乐部里,偶然还可以看见一桌两桌打麻将的,但那是很少的事了。”我在美国人家里,也常看见麻将牌盒子——雕刻装潢很精致的——陈列在室内,有时一家竟有两三副的,但从不见主人主妇谈起麻将;他们从不向我这位麻将国的代表请教此中的玄妙!麻将在西洋已成了架上的古玩了;麻将的狂热已退凉了。

我问一个美国朋友,为什么麻将的狂热过去得这样快?他说:“女太太们喜欢麻将,男子们却很反对,终于是男子们战胜了。”

这是我们意想得到的。西洋的勤劳奋斗的民族决不会做麻将的信徒,决不会受麻将的征服。麻将只是我们这种好闲爱荡,不爱惜光阴的“精神文明”的中华民族的专利品。

当明朝晚年,民间盛行一种纸牌,名为“马吊”。马吊只有四十张牌,有一文至九文,一千至九千,一万至九万等,等于麻将牌的筒子,索子,万子。还有一张“零”,即是“白板”的祖宗。还有一张“千万”,即是徽州纸牌的“千万”。马吊牌上每张上画有《水浒传》的人物。徽州纸牌上的“王英”即是矮脚虎王英的遗迹。乾隆嘉庆间人汪师韩 的全集里收有几种明人的马吊牌。(在《丛睦汪氏丛书》内)马吊在当日风行一时,士大夫整日整夜地打马吊,把正事都荒废了。所以明亡之后,吴梅村作《绥寇纪略》说,明之亡是亡于马吊。

三百年来,四十张的马吊逐渐演变,变成每样五张的纸牌,近七八十年中又变为每样四张的麻将牌(马吊三人对一人,故名“马吊脚”,省称“马吊”;“麻将”为“麻雀”的音变,“麻雀”为“马脚”的音变)。越变越繁复巧妙了,所以更能迷惑人心,使国中的男男女女,无论富贵贫贱,不分日夜寒暑,把精力和光阴葬送在这一百三十六张牌上。

英国的“国戏”是Cricket,美国的国戏是Baseball,日本的国戏是角抵。中国呢?中国的国戏是麻将。

麻将平均每四圈费时约两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一百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四百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都还在外。

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一个留学日本的朋友对我说:“日本人的勤苦真不可及!到了晚上,登高一望,家家板屋里都是灯光;灯光之下,不是少年人跪着读书,便是老年人跪着翻书,或是老妇人跪着做活计。到了天明,满街上,满电车上都是上学去的儿童。单只这一点勤苦就可以征服我们了。”

其实何止日本?凡是长进的民族都是这样的。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

从前的革新家说中国有三害:鸦片,八股,小脚。鸦片虽然没禁绝,总算是犯法的了。虽然还有做“洋八股”与更时髦的“党八股”的,但八股的四书文是过去的了。小脚也差不多没有了。只有这第四害,麻将,还是日兴月盛,没有一点衰歇的样子,没有人说它是可以亡国的大害。新近麻将先生居然大摇大摆地跑到西洋去招摇一次,几乎做了鸦片与杨梅疮的还敬礼物。但如今它仍旧缩回来了,仍旧回来做东方精神文明的国家的国粹、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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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给毕业生的赠言短

胡适的自由主义,不仅仅在于人要争取自己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法律上的平等,胡适或许更看重容忍对于社会自由的重要性。下面是胡适给毕业生的赠言短,希望对你有帮助。

中国公学十八年级毕业赠言一:胡适

诸位毕业同学: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

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有人说:?出去做事之后,生活问题急须解决,哪有工夫去读书?即使要做学问,既没有图书馆,又没有实验室,哪能做学问??

我要对你们说: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

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撙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

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十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书;三十年读十一万页书。

诸位,十一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一个学者了。可是,每天看三种小报也得费你一点钟的工夫;四圈麻将也得费你一点半钟的光阴。看小报呢?还是打麻将呢?还是努力做一个学者呢?全靠你们自己的选择!

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

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

民国18年6月25日

怎样才能不受人惑?

给北大哲学系1931年毕业生的临别赠言

胡适给毕业生的赠言二:胡适

一个大学里,哲学系应该是最不时髦的一系,人数应该最少。但北大的哲学系向来有不少的学生,这是我常常诧异的事。我常常想,这许多学生,毕业之后,应该做些什么事?能够做些什么事?

现在你们都快毕业了。你们自然也在想:?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依我的愚见,一个哲学系的目的应该不是叫你们死读哲学书,也不是教你们接受某派某人的哲学。禅宗有个和尚曾说:?达摩东来,只是要寻求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想借用这句话来说:?哲学教授的目的也只是要造就几个不受人惑的人。?

你们应该做些什么?你们应该努力做个不受人惑的人。

你们能做个不受人惑的人吗?这个全凭自己的努力。如果你们不敢十分自信,我这里有一件小小的法宝,送给你们带去做一件防身的的工具。这件法宝只有四个字:?拿证据来!?

这里还有一只小小的锦囊,装作这件小小法宝的用法:?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可以算作定论。?

必须自己能够不受人惑,方才可以希望指引别人不受人诱。

朋友们大家珍重!

(胡适时任北大人文学院院长)

麻将的起源:喜欢打麻将的你知道吗?

凡有近水处,即闻麻将声。对于国人的平日嬉戏而言,围棋太过拖沓,扑克赌气太重,骰子又似乎略显简单,唯有麻将——节奏适中、走势多变、趣味丰富、既讲究天算又讲究人算,甚至连搓乱麻将牌的过程都显得趣味十足。

中国人讲求“隐”的哲学,麻将却是一个“显”的游戏,是个难得的了解他人的途径,含蓄的国人从中受益匪浅,良好的传承与此脱不开关系。几圈下来,一个人的品性就可以猜测个八成。有些人见不得输,一会埋怨坐向不对,一会埋怨他人吸烟影响发挥;有些人耐不住赢,手里什么牌脸上写得清清楚楚,和了几把就想做起十三幺清一色;有些人性子急躁,瞪眼、催牌,不了解的还以为他一会约了相亲;有些人深不可测,牌面琢磨不透,喜怒不显于神情。

虽然关于麻将的起源传说纷繁众多,但大多未能体现客观依据,即便是古籍中的记载也往往各执一词,虚实难辨。 英文文献中常见的说法是“孔子发明了麻将” ——然而在清代之前的文献记载中,并未见到与麻将相似的游戏,这一说法无疑是不可信的。

1922年出版的《麻将指南》上印有“2200年前孔子的游戏,当下的风潮”字样。

麻将、纸牌、骰子三大重要游戏项目的共同源头——最早的博戏“六博” 。

六博:两人对峙,各自持有6颗棋子,牌面上另外还有6条名为“琼”的长形竹片,是早期骰子的原型。两方轮流掷琼来决定棋子的进退,有点 飞行棋 的意思。

四川东汉画像石棺仙人六博图。

后来博戏中的 棋子逐渐发展成象棋 ,而 琼则演化成了麻将中的必备道具——骰子 。

到了唐代,骰子更是成为一种广泛的独立博具。用6个骰子决胜负的戏娱方法称为骰子格,听起来与现代的 吹牛玩法 略显相似。

差不多是骰子格形成的同一时间,人们还在玩一种中国最早的纸牌游戏—— 叶子戏 。 牌面上印有4种花色,指代钱币数量,基本玩法为以大击小 ,最早的记载源自唐人苏鹗《同昌公主传》。

叶子戏所使用的部分牌面。

同昌公主作为唐懿宗最为喜欢的女儿,同昌公主喝的是清晨从花瓣上收集的“澄水”,穿的是一件就能过冬的”火蚕衣“,出行做的是“晶荧照灼”的“七宝步辇”—— 但就是这么一位主子,也架不住叶子戏的诱惑 。

宋代依旧是叶子戏盛行的时期,但当时的叶子戏仍然只流行于宫中,南宋时期才开始在民间得到普及, 其中一个分支演化成了纸牌游戏,另一种则以马吊的玩法继续着香火 。

这里有个非常显著的差别产生: 马吊虽然脱胎于叶子戏,但区别于叶子戏以大击小的玩法,马吊则开了凑牌游戏的先河,因此被视为麻将的前身 。一副马吊叶子牌分为文钱、索子、万字(万贯)三种共计30张,即为早期的“筒、索、万”。

与现代麻将一样,马吊要求四人参与,一人坐庄三人敲庄令其下庄。 三缺一的话可以换个三人玩法,叫“蟾吊(取三脚金蟾招财进宝之意)”,两人可以玩“梯子吊”, 所以也就能理解马吊一词中“马”的来源了——梯子两条腿、金蟾三条腿、马四条腿。

因同属叶子戏,马吊的牌面与叶子戏大体相同。

这个斗智斗勇的游戏在中华大陆上风靡了数百年。 明末崇祯时期,大学士周延儒奉皇命出城视察军情,“既出都百里,旗牌持令箭,飞马回京”。大家都以为是有啥重大战情要报告,人心惶惶,结果只是为了“ 取纸牌诸弄具而已 ”。这也难怪明朝遗老吴伟业大叹“ 明之亡,亡于马吊 ”了。

直到清朝初期,马吊仍然是主流游戏,但很快发展成了 默和牌 ,大致是以“ 默默地和牌 ”简缩而成。

图为叶子戏的一种变体——水浒牌,上有刻画108位水浒英雄,栩栩如生。

再往后,人们在默和牌的基础上发明了 碰和牌 。《红楼梦》第四十七回中,贾母与薛姨妈、王熙凤玩的就是碰和牌。

从某个角度来说,麻将能让参与者将社交暧昧化,牌起牌落之间关系熟络了,面子给足了。 倒不是说游戏本身便立足于这个需求——这只是国人性格使然,情感太细腻以至于需要借用游戏委婉表达,才能相互都有面子。

清代晚期的麻将馆,墙壁上赫然贴有“大杀三方”四字。

但是往后关于现代麻将的成型历史相对就模糊了。 麻将作为这一游戏的用名,目前最早见于小说《宦海升沉录》(1909)—— 相比之下,“麻雀”作为牌戏名称的出现更早,首见于清末狭邪小说《海上花列传》 (1894) , 历史上第一部麻雀牌谱《绘图麻雀牌谱》(1914)也是以“麻雀”作为游戏名称,可见 如今我们所用的“麻将”一词并非原名 。

根据传播最为广泛的说法,麻将是由晚清时期的宁波人陈鱼门所创。 传说中陈鱼门以出海捕鱼为业,捕鱼太无聊就改良了一种名为“公侯将相牌”的马吊牌戏变体的玩法,又将原来的纸牌换成了风刮不走浪打不湿的 竹质牌 ,得以发明了麻将。

图为上世纪20年代美国制作的空心铁皮麻将,

这种麻将牌的制作方式在当时是最为实惠的。

这位陈鱼门历史上确有其人,道光年间贡生,后来官居三品,太平天国期间负责筹措浙江全省的军饷,得到过左宗棠的赏识。

末代皇帝溥仪御用的五彩螺钿牌原来便是藏于这个麻雀博物馆中,2013年为遵循野口恭一郎的遗愿,将其归还中国。

此外还有郑和发明说、万秉迢发明说等数种说法,也都没有能够坐实的依据。

转眼间大清倒台,麻将随着历史大流来到民国时期。 麻将在民国有多流行? 往南看看上海,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联手打造“福煦路181号赌场”引领时代潮流,每天近两万中外赌徒在夜上海的氤氲水汽中厮杀,主要赌具正是麻将。往北看看天津,外国人资本介入,赌场遍地开花,达3000多个,使得天津成为了当时继上海之后的国际性大赌城,主要用具仍然是麻将。

在每个时代,文人或许都是社会上最敏感的群体。在胡适的《麻将》一文中,他与麻将的爱恨情仇无疑深刻表现了这一点。 胡适妻子江冬秀是个老牌骨,经常在家中设局搓麻,赢来的钱贴补家用,因此难免有三缺一的时候,这时候胡适就需要发挥男主人的作用了。

嗯,我们必须要承认,以三缺一为理由对他人发出的麻局之邀,带有难以掩饰的道德绑架成分。

胡适与妻子江冬秀合照

但胡适本人喜欢打麻将吗? 很可惜,胡适在随笔《麻将》中给出的评价是这样的:

我们走遍世界,可曾有哪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

不仅如此,胡适还给全国人民算了一笔账:

麻将平均每四圈费时约两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一百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四百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都还在外。

这个算法有没有很熟悉?大思想家胡适无疑影响了后世千千万万的教育从业者。

虽然对麻将文征笔伐,但是在他的《胡适留学日记》里头, 仅1910年8月就有10天记录了“打牌”二字。其中的8月5日,全天日记仅有两字——打牌;24日则记录了“打牌两次”。

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

在胡适的这篇《麻将》随笔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关于麻将海外传播的相关信息:

前几年,麻将牌忽然行到海外,成为出口货的一宗……欧美人竟发了麻将狂热了。谁也梦想不到东方文明征服西洋的先锋队却是那一百三十六个麻将军!

上世纪20年代,纽约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Waldorf Astoria)开授的麻将课程。

胡适的这篇文章写于1919年,可见 麻将在海外的兴起大约在上世纪20年代 。此外,1925年的《朝日新闻》中也已经出现了关于麻将的报道;1920-1924年的短短四年间,第一本英文麻将说明《麻将规则》(Mah-Jongg Rules)重印了12版;美国1922年进口的13万多套麻将抢售一空,即使售价高达500美元一套。 1923年的美国人口为1.11亿人,其中便有1500万人在玩麻将,占了总人口的13.5%。

四个亚洲面孔在当时的西雅图移民中心打麻将。

图源:西雅图历史工业博物馆,1938年

小小一座方城,四人围坐巧斗。牌起牌落之间,一坐就是数百年不息。

谁知道胡适的《毕业赠言》的内容

诸位毕业同学:

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

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有人说:“出去做事之后,生活问题急须解决,哪有工夫去读书?即使要做学问,既没有图书馆,又没有实验室,哪能做学问?”

我要对你们说: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

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撙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

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十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书;三十年读十一万页书。

诸位,十一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一个学者了。可是,每天看三种小报也得费你一点钟的工夫;四圈麻将也得费你一点半钟的光阴。看小报呢?还是打麻将呢?还是努力做一个学者呢?全靠你们自己的选择!

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

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

北京大学胡适的毕业赠言

胡适给毕业生的赠言三篇:

中国公学十八年级毕业赠言

胡适

诸位毕业同学: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

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有人说:“出去做事之后,生活问题急须解决,哪有工夫去读书?即使要做学问,既没有图书馆,又没有实验室,哪能做学问?”

我要对你们说: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

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撙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

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十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书;三十年读十一万页书。

诸位,十一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一个学者了。可是,每天看三种小报也得费你一点钟的工夫;四圈麻将也得费你一点半钟的光阴。看小报呢?还是打麻将呢?还是努力做一个学者呢?全靠你们自己的选择!

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

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

民国18年6月25日

怎样才能不受人惑?

——给北大哲学系1931年毕业生的临别赠言

胡适

一个大学里,哲学系应该是最不时髦的一系,人数应该最少。但北大的哲学系向来有不少的学生,这是我常常诧异的事。我常常想,这许多学生,毕业之后,应该做些什么事?能够做些什么事?

现在你们都快毕业了。你们自然也在想:“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依我的愚见,一个哲学系的目的应该不是叫你们死读哲学书,也不是教你们接受某派某人的哲学。禅宗有个和尚曾说:“达摩东来,只是要寻求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想借用这句话来说:“哲学教授的目的也只是要造就几个不受人惑的人。”

你们应该做些什么?你们应该努力做个不受人惑的人。

你们能做个不受人惑的人吗?这个全凭自己的努力。如果你们不敢十分自信,我这里有一件小小的法宝,送给你们带去做一件防身的的工具。这件法宝只有四个字:“拿证据来!”

这里还有一只小小的锦囊,装作这件小小法宝的用法:“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可以算作定论。”

必须自己能够不受人惑,方才可以希望指引别人不受人诱。

朋友们大家珍重!

(胡适时任北大人文学院院长)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胡适

两年前的六月底,我在《独立评论》(第七号)上发表了一篇“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在那篇文字里我曾说,我要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赠送三个防身的药方给那些大学毕业生:

学问的环境,若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打旋,就很难保持学生时代的追求知识的热心。

第二个方子是:“总得多发展一点业余的兴趣。”毕业生寻得的职业未必适合他所学的;或者是他所学的,而未必真是他所心喜的。最好的救济是多发展他的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和活动。

第三个方子是:“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应该信仰:今日国家民族的失败都是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然不会白费。

这是我对两年前的大学生说的话,今年又到各大学办毕业的时候了。前两天我在北平参加了两个大学的毕业典礼,我心里要说的话,想来想去,还只是这三句话:要寻问题,要培养业余兴趣,要有信心。

但是,我记得两年前,我发表了那篇文字之后,就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写信来说:“胡先生,你错了。我们毕业之后,就失业了!吃饭的问题不能解决,那能谈到研究的问题?职业找不到,那能谈到业余?求了十几年的学,到头来不能糊自己一张嘴,如何能有信心?所以你的三个药方都没有用处!”

对于这样失望的毕业生,我要贡献第四个方子:“你得先自己反省:不可专责备别人,更不必责备社会。”你应该想想:为什么同样一张文凭,别人拿了有效,你拿了就无效呢?还是仅仅因为别人有门路有援助而你没有呢?还是因为别人学到了本事而你没学到呢?为什么同叫做“大学”,他校的文凭有价值,而你的母校的文凭不值钱呢?还是仅仅因为社会只问虚名而不问实际呢?还是因为你的学校本来不够格呢?还是因为你的母校的名誉被你和你的同学闹得毁坏了,所以社会厌恶轻视你的学堂呢?——我们平心观察,不能不说今日中国的社会事业已有逐渐上轨道的趋势,公私机关的用人已渐渐变严格了。凡功课太松,管理太宽,教员不高明,学风不良的学校,每年尽管送出整百的毕业生,他们在社会上休想得着很好的位置。偶然有了位置,他们也不会长久保持的。反过来看那些认真办理而确能给学生一种良好训练的大学——尤其是新兴的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他们的毕业生很少寻不着好的位置的。我知道一两个月之前,几家大银行早就有人来北方物色经济学系的毕业人才了。前天我在清华大学,听说清华今年工科毕业的的四十多人早已全被各种工业预聘去了。现在国内有许多机关的主办人真肯留心选用各大学的人才。两三年前,社会调查所的陶孟和先生对我说:“近年北大的经济系毕业生远不如清华毕业的,所以这两年我们没有用一个北大经济系毕业生。”刚巧那时我在火车上借得两本杂志,读了一篇研究,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偶然发现那篇文字的作者是一个北大未毕业的经济系学生,我叫他把他做的几篇研究送给陶孟和先生看看。陶先生看了大高兴,叫他去谈,后来那个学生毕业后就在社会调查所工作到如今,总算替他的母校在陶孟和先生的心目中恢复了一点已失的信用。这一件事应该使我们明白社会上已渐渐有了严格的用人标准了;在一个北大老教员主持的学术机关里,若没有一点可靠的成绩,北大的老招牌也不能帮谁寻着工作。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里,去年我看见傅斯年先生在暑假前几个月就聘定了一个北大国文系将毕业的高材生。今年我又看见他在暑假前几个月就要和清华大学抢一个清华史学系将毕业的高材生。这些事都应该使我们明白,今日的中国社会已不是一张大学文凭就能骗得饭吃的了。拿了文凭而找不着工作的人们,应该要自己反省:社会需要的是人才,是本事,是学问,而我自己究竟是不是人才,有没有本领?从前在学校挑容易的功课,拥护敷衍的教员,打倒严格的教员,旷课,闹考,带夹带,种种躲懒取巧的手段到此全失了作用。躲懒取巧混来的文凭,在这新兴的严格用人的标准之下,原来只是一张废纸。即使这张文凭能够暂时混得一支饭碗,分得几个钟点,终究是靠不住保不牢的,终究要被后起的优秀人才挤掉的。打不破“铁饭碗”不是父兄的势力,不是阔校长的荐书,也不是同学党派的援引,只是真实的学问与训练。能够如此,才是反省。能够如此反省,方才有救援自己的希望。

“毕了业就失业”的人们怎样才可以救援自己呢?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格外努力,自己多学一点可靠的本事。二十多岁的青年,若能自己勉力,没有不能长进的。这个社会是最缺乏人才又是需要人才的。一点点的努力往往就有十倍百倍的奖励,一分的成绩往往可以得着十分百分的虚声。社会上的奖掖只有远超过我们所应得的,决没有真正的努力而不能得着社会的承认的。没有工作机会的人,只有格外努力训练自己可以希望得着工作,有工作机会的人而嫌待遇太薄地位太低的人,也只有格外努力工作可以靠成绩来抬高他的地位。只有责已是生路,因为只有自己的努力最靠得住。

三十年代北大校长蒋梦麟给即将毕业的北大同学的临别赠言:

诸君离学校而去了。在社会上立身的困难,恐怕比在学校里求学还要加甚。若非立志奋斗,则以前所受的教育,反足以增加人生的苦恼,或转为堕落的工具。这是诸君所当特别注意的。事业的成功,须经过长时间的辛苦艰难——成功的代价,走过了许多荆棘的路,方才能寻获康庄大道。立志是砍荆棘斧斤,奋斗是劳力。万不可希望以最少的劳力,获最大的成功。

蒋梦麟是蔡元培校长的早年学生,后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导师是杜威。归国后长期担任北大总务长一职,并常代为处理行政事务,是蔡元培治校的得力助手。傅斯年曾有这样的评论:“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比不上胡适之,但办事也比蔡先生和胡先生高明。”蒋梦麟还补充了一句玩笑话:“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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