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黄埔军校，恐怕无人不知，它是近现代军校史上的一座丰碑，曾为中国民主革命培养了大量优秀军事将领。
新中国成立前，黄埔军校一共在大陆招收学生23期，毕业学生3万余人。其中人才济济，强者如云，有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将。但在当年，校内最耀眼的明星不是号称“天子第一门生”的胡宗南，也不是后来成为开国元帅的林帅、徐帅等人，而是公认的黄埔第一学霸蒋先云。
蒋先云，1902年出生于湖南新田，17岁就参加了“五四运动”，成为我方最早的青年骨干之一。1924年，他在主席的推荐下报考了刚刚成立的黄埔军校，考试成绩在1200余名考生中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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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自进入黄埔军校，蒋先云就一直处于开挂模式，囊括了所有考试科目的第一名，创造了黄埔军校史上一项“绝无仅有”的奇迹。一年后，蒋先云从黄埔军校毕业时，毕业考试成绩仍然名列第一，是名副其实的“双料”状元。
蒋先云之所以能成为校内最耀眼的明星，可不是仅靠学习成绩。在校期间，他爱好广泛，社会活动频繁，还创建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一年半就将会员发展到2万多人，活动范围遍及全国，影响了无数军人之后的从军历程，也为自己赢得了很高威望，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据蒋先云的同学回忆“其犹如恒星一般，无论身在何处都不减其光辉，好像天生就是人中龙凤。”
如此才华横溢、天资超群的人才，自然受到了学校的重用。1925年初，蒋先云毕业后被留校任职，担任校长秘书，不久又参加了东征，亲自带领敢死队攻下惠州，表现神勇。北伐战争开始后，蒋先云即被任命北伐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兼补充第五团团长，授陆军少将军衔，很快就成长为文武双全的名将，被誉为“黄埔奇才”。
1927年初，老蒋以高官厚禄，多次拉拢蒋先云加入反动阵营，都被他坚决拒绝。期间，蒋先云还曾苦劝老蒋悬崖勒马，无效后果断举起反蒋大旗返回武汉。
然而，人心莫测，老蒋的器重为蒋先云招来了非议，一些人对他坚定的革命意志视而不见，到处散步令人作呕的流言，说他两边讨好，是假革命。这些，让蒋先云陷入于苦闷之中，不时表现出失望，失意和心绪不定之情。最终，这种质疑和所带来的负面情绪成为他英年早逝的主要原因。
1927年5月，蒋先云被任命为第11军26师77团团长，继续进行北伐。28日，北伐军与奉军主力在河南临颍展开大决战。作为指挥官，蒋先云本应在后方指挥全军，但是他却总是身先士卒，策马冲在最前线。一次战斗中，蒋先云腿部中弹，仍坚持冲锋，被炮火炸到人马倒地依然不顾，最终胸部中弹，血流不止，方被手下强行抬回。可惜多方救治无效，一代雄才英年早逝，时年25岁！
蒋先云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始终散发着最耀眼的光芒。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他将来的成就不可估量。天嫉英才，可悲可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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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黄埔军校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军事学校，从军校走出来的学生中，有不少人成为未来战争中国共两边的骨干将领。国军中比较出名的有杜聿明、廖耀湘、宋希濂、黄维、王耀武等，我军中比较出名的有徐向前、陈赓、周士第、左权、李运昌等人。
据统计，1955年授衔的一千五百多名我军开国将帅中，毕业于黄埔军校前七期的就有36人。这还不算如李运昌、程子华等因转行政而未被授衔的将军。如果再加上黄埔七期以后毕业的，那人数就更多了，比如黎原、曾泽生等。
那些能给未来的将军们讲课的教官，那更牛，可以说国共许多将军见了他们得礼貌地叫一声：“老师好！”。
那么，开国将帅中有哪些曾在黄埔军校授课，成为众多教官之一呢？
首先说说元帅，开国元帅中有三人曾在黄埔军校当教官。
第一个大家都知道，就是大名鼎鼎的叶剑英元帅。
叶剑英元帅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算是朱总司令的学弟。毕业后参加了粤军。陈炯明叛变时，叶剑英任海军陆战队营长，拒绝了洪兆麟和叶举的威逼利诱，率部坚守大元帅府，护卫孙中山脱险，同叛军英勇作战。嗣后前往福建任东路讨贼军第八旅参谋长、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随军入粤讨伐陈炯明。
1924年初，叶剑英受廖仲恺先生邀请，参加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教授部副主任兼兵器学教官。据一期学生回忆：“叶剑英教官讲课吸引人，一点也不枯燥，很有风趣，大家都很愿意听。”为了整顿学风，叶剑英每天早起，亲自检查教官、学生内务、出操情况，既严厉又不失慈爱，是黄埔军校中最有威望的教官之一。
后来前线吃紧，叶剑英重回粤军第二师指挥作战，遂离开了黄埔军校。
第二个说说聂荣臻元帅。
聂荣臻元帅是四川江津人，我党创始人陈独秀的老乡。年少时赴法勤工俭学，成为我党旅欧支部的创始人之一。1924年被组织上派到苏联学习，成为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第一批中国学员，1925年奉命回国参与黄埔军校建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直接领导政治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并向黄埔二期、三期、四期的学员讲授 社会 发展史、政治工作等课程。聂荣臻元帅善于把比较繁杂的政治和 历史 课程讲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很多学生都很喜欢听。这时就展现了聂荣臻元帅杰出的政治工作才能。
“中山舰事变”后，聂荣臻离开了黄埔军校，调任广东区委军事部特派员。
第三个说说陈毅元帅。
陈毅元帅也是四川人，毕业于成都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1923年入党。后考入北京中法大学文学院学习。黄埔军校在武汉设立分校后，急需大批教官，念过大学的陈毅元帅便被组织上派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任政治部任秘书兼政治教官。
陈毅元帅多才多艺，能文能武，而且讲课幽默风趣。据学员回忆：“陈毅教官上课时总能让大家哈哈大笑，很多看不懂的术语，陈毅教官都会写首易背的小诗让我们理解。而且下课后还主动和我们学生下象棋、围棋、打篮球、踢足球……”
再说说将官，将官中最出名的教官就是陈奇涵上将。
陈奇涵上将是江西兴国人。当时在粤滇军在朱培德的主持下，于广东韶关开办了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办学模式全部模仿云南讲武堂，陈奇涵于1919年考入，由于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广州护国第2军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加入赣军，任排长、连长、代营长。
1924年因不满军阀混战而脱离赣军，投奔广东革命政府，被任命为广州警卫军讲武堂区队长，参加了镇压广州商团叛乱。并率黄埔学生队两次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
因在战场上表现非常好，黄埔军校创始人之一——江西老乡刘峙特地从前线将陈奇涵调到黄埔军校，任第三队上尉队长兼政治讲师，到第四期时升任少校政治科大队长兼政治教官，前后培训了三、四、五期学员。1926年，组织上让陈奇涵回家乡赣南发动群众，壮大党组织，陈奇涵才离开了黄埔军校。
当时，因为刘峙的关系，黄埔军校的赣籍教员前后一共有五六十人，绝大部分后来都跟随刘峙或者校长，只有陈奇涵和熊雄等少数人不为所动。能活到建国后的我党黄埔军校赣籍教员只有陈奇涵一人。授衔前夕调任最高军事法庭庭长，1955年授上将军衔。
接下来说说袁也烈少将。
袁也烈少将，湖南洞口县人，1920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1921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算是主席的学弟。在校期间，积极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1924年7月赴广州，考入桂军军官学校。
1925年2月，桂军刘振寰等人联合滇军杨希闵发动叛变，袁也烈参与策动桂军军校学员起义，并联络同学200多人投奔黄埔军校，编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后留校从事政治工作，任三期入伍生队指导员，负责给三期新生上政治课。后组建我党第一支武装——叶挺独立团，为了充实军官和干部队伍，我党选派袁也烈任叶挺独立团连长，遂离开黄埔军校。
最后说说鲜为人知的洪水少将。
洪水少将可以说是开国将帅中的唯一——唯一一名两国双料少将。
洪山少将原名武元博，越南河内人，早年赴法国留学，1925年前往广州参加中国革命，到黄埔军校四期政治科学习，毕业后被叶剑英元帅保举留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课讲师，是黄埔军校唯二外国教员之一。另一位外国教员是朝鲜人杨林，牺牲于红军东征战役。1927年随叶剑英参加广州起义，后被调到海陆丰根据地和中央苏区任职。抗战胜利后回到越南，任第五战区司令员兼政委，1948年被授予越军少将军衔。1950年回到中国，任军委训练总监部条令局副局长，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
在我党 历史 上，一直存在二条战线：公开战线与隐秘战线。
在隐秘战线上，我党有过许多杰出的隐秘战士，他们在刀光剑影、云诡波谲的战场上同国民党斗争，为我党工作，牺牲极大，最后能全身而退活到新中国成立时的人不多。
廖运周将军是其中幸运的一位，他不但在战争年代为我党我军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而且在1948年11月距离新中国成立前的一年从国民党军队中亳发无损全身而退，堪称隐秘战线上的传奇。
一、廖运周早年的革命斗争与“潜伏历程”
廖运周，黄埔军校五期炮科毕业生，1903年，出身于安徽凤台廖家湾一个普通的家庭。受其堂兄黄埔一期生廖运泽的影响，1926年，中断了河南中州大学学业，考入了黄埔军校成为第五期炮兵科学员。
1927年，在国内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因为党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他奉命长期隐蔽，只与我党北方局组织部长兼军事部书记朱瑞单线联系。此后廖运周利用黄埔军校出身处处表现为“党国忠臣”，加之工作努力，事事求“上进”，于1938年2月，廖运周升任改编后的国民党第110师656团上校团长。同年10月因在武汉会战中阻击日寇有功，不久正式升任为国党军第110师师长。
在多年的潜伏中，廖运周始终保持着与我党北方局地下党组织同志单向联系，传递了大量重要军事情报。由于廖运周本人思虑周密，办事谨慎，一直没有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并不断被上司所器重信任。
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后，由于蒋介石开始发动内战，1946年6月，时任110师师长的寥运周为了避免在正面战场遭遇我党军队对阵，寥运周提出想回到党内。我党在经过认真考虑后，同意了寥运周这一计划。
然而，就在寥运周筹划起义的前夕，蒋介石突然命其师所在的第85军整体从河南新乡移防开往山东，于是起义工作被迫中断。
在寥运周部驻防河南新乡的这一年里，正是刘邓大军挺进中原。
挺进中原是我军解放战争时期一次危险极大的战略险棋。为了减轻黄河以北和山东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军对我军的压力，调动国军内撒回防，早在1947年3月，毛泽东已经在思考这一战略重大问题。至同年5月16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以刘伯承、邓小平、李先念、张际春、郑位三、李雪峰、刘子久、陈少敏等为常委，开始谋划经营中原。
二、汝河之战中，廖运周将军为刘邓军挺进大别山让开一条通道
1947年6月30日晚，刘邓大军四个纵队12万余人，在山东省的临濮集至张秋镇150公里的地段上，一举突破天险，强渡黄河。1947年6月3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电令刘、邓：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积极准备于6月底突破黄河，挺进中原。刘、邓接电后，立即部署进行各项准备。
在挺进中原重新建立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威胁南京地区这步险棋上，中央及毛泽东主席做了最坏的打算：若挺进中原失败，刘邓大军只好又回到黄河以北。
1947年8月17日，刘邓大军在抛弃或炸掉所有的重型武器及其它辎重后，胜利通过黄泛区。18日，又渡过沙河。20日，部队轻装向汝河急进。
在渡过汝河时可谓危险到了万分，在这时，廖运周所率的110师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避免了刘邓大部队突围不出有重大牺牲的危险。
23日，刘邓大军三纵陈锡联、一纵杨勇、二纵陈再道在击退国民党军沿途少数阻击部队后，渡过汝河，逼近淮河。当第六纵队掩护中原局、野战军直属队到达汝河北岸时，经平汉路赶来截击的国军整编第八十五师和十五师一个旅已占据了汝南埠等渡口，追兵三个整编师仅距二十余公里，情况一时万分危机
刘伯承、邓小平亲自指挥部队强渡汝河， 邓小平对纵队和旅领导说：“能否渡过汝河，关系到完成向大别山进军的战略任务，要不惜任何代价坚决打过去。”
刘伯承接着说：“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以进攻手段对付敌人的进攻，从这里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去。
六纵是刘邓大军中最骁猛敢战的部队，能否杀开血路掩护刘邓大军司令部渡过汝河，成为此次中原局和野战军直属队向南挺进的关键。
在当时刘邓直接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动员令来动员部队，由此可见情况万分危机。肖永银指挥十八旅在敌人已经占领河对岸渡口的情况下从敌人一个师手中硬是又重新夺下大雷岗渡口；李德生指挥十七旅拼命掩护了侧翼高山集。直接保护刘邓的十六旅旅长尤太忠率部为右路军后卫，决定由已在四十六团指挥作战的旅参谋长赖光勋带电台继续指挥四十六团以机动防御阻击追敌，保证大部队安全过河，坚持到最后胜利。
尤太忠旅长即同张国传政委亲率四十七、四十八团奔过浮桥，接过汝河南岸渡口两侧阵地。六纵政委杜义德也进行了相应部署，命令副司令韦杰负责全军过河，维护秩序，并且派人通知后卫四十六团，打到最后，过不了汝河，就地分散打游击，或者想办法转回鲁西南。
六纵九个团中，四十六团是唯一的红军团，也是战斗力最强的团之一。杜义德随即赶到前卫团指挥作战。十八旅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终于在毫无遮蔽的平原上杀出了一条血路
幸运的是六纵在冲杀的这一条路，正面就有廖运周所率的110师。在这过程中，廖运周师长并不能随意变更其截击方向，必须听命国民党第85年军军部之令，所以说这次我军与廖运周师部正面碰上有其非常偶然的因素。
国军第八十五年110师师长自然知道该怎么办，他故意“怯战”，令110师让出了一条大路。
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原刘邓大军6纵司令部参谋武英遇到了廖运周时问寥：“既然你是地下党，为什么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在汝河边打我们？”
廖运周说，面对解放军的冲锋，我当即把几个团长找来，给他们下了一道命令：“你们要灵活一点，共军打到哪个村庄，你们就撤出哪个村庄！”
几个团长有点不解地看着他，廖运周给他们解释说：“共军是杀红眼了，不要命地往前冲，我们把枪往天上打，不能去硬碰硬。”
这几个团长明白了，师长这是要“保存实力”。为这事，八十五军年长吴绍周事后曾严厉地训斥廖运周有意放走共军。
廖运周“据理力争”道：“要我顶也能顶住，可是打到最后，110师也就完了，对85军也没好处。”
吴绍周一听，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在国军部队里，有人有枪就有实力，没有人枪了就是光杆司令。他吴绍周也是聪明人，于是这事就不了了之。
为了保存实力而避战，竟然被上级理解，这在国民党军队中几乎成为一种文化，所以说国民党军队不失败天理也难容了。
1949年元月19日，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召开南京政府要员会议宣布隐退，愤怒地吼道：“我不是被共产党打败的，而是被国民党打败的！”蒋的这话也不无一定的道理。所以说战场上的刀光剑影下，其实国民党军队早就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
即使有廖运周做内应，刘邓大年挺进中原时的汝河之战，因敌我对比过于悬殊还是残酷无比。
第16旅后卫第46团最后通过浮桥后，炸掉了浮桥。在最后的时刻，旅长尤太忠一一看望滞留在岸边的伤员，伤员们关切地问他：“旅长，我们大部队都过去了吗？”
尤太忠握着他们的手：“同志们，你们好好养伤，大部队已经过去了！”说完，他立即转过身，强忍着不让泪水掉下来。
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的情况下，部队要强行军赶上大部队，十六旅只能带走一部分轻伤员，这些重伤员只能留在汝河岸边就地分散自行安置。
据此也可以想象这场发生在汝河南岸战斗的残酷。
新中国成立后，原第16旅参加过安置这次伤员的会计赵歧贤回忆说：“那些伤员真惨啊，这不比在解放区打仗，一个战士可以动员两个民工支前，负了伤，有担架抢救。在这里，只能给他们简单地包扎一下。我对他们解释说道：‘部队要走了，带不上你们，只能靠自己，能回家的就先回家，回不去的，将来再去找部队。’”
赵歧贤给了他们一些钱，有些是银元，有些是中州票，让他们能走的就走，能爬的就爬，找个地方先隐蔽起来。战士们也很听话，都默默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刘邓挺近大别山，是解放战争最残酷的战略行动，那些被带走的轻伤员，最后还是安插在了大别山老乡家里。这些人中大多数最后被敌对的土顽小保队所杀害。
历史 有时也很诡异，幸运的是留在汝河边的一些不能前行的重伤员，正好被赶来打扫战场廖运周收拢起来，留在了110师。
1949年11月27日，淮海战场上，六纵接受廖运周的110师起义。110师中一些士兵跑出来，扑在解放军战士身上就呜呜地哭了起来。原来，他们正是在汝河之战时留在了汝河边受伤的同志。
所以主席晚年多次提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是一着险棋，最后他们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对全国局势的改变影响很大，刘邓是有功的。”
在这场战略行动中，立下了大功的同样还有隐秘战线上的廖运周。如果不是有我秘密党员廖运周“怯战”放开一条路，恐怕6纵及刘邓大军司令部及直属队要付出更加沉重的牺牲代价。
三、淮海战役中，廖运周带领110师临阵起义，结束21年在国民党军队的潜伏，全身而退，安全归队
如果说汝河之战中是廖运周这位“潜伏将军”辉煌的序幕，那么在随后的“淮海战役”中临阵起义，直接加速了黄维兵团的全军覆灭则是他一生谍海生涯的高潮。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到22日，黄百韬兵团5个军被我军全歼。蒋介石惊恐万状，急调黄维、李延年兵团驰援徐州，原属汤恩伯兵团的第八十五军，也划归黄维的第十二兵团，急速开赴徐蚌前线。
此时的廖运周意识到机会即将来临，在请示邓小平所领导的淮海前委党委后，决心在前线举行起义。
11月24日，第八十五军从蒙城开到双堆集的赵庄。黄维把兵团司令部安在南坪集，命令各军向宿县攻击前进。不料，我解放军暗中向南移动占领了蒙城，一下子切断了黄维兵团的后路，把黄维兵团包围在一个设计好的“口袋”里。
黄维发觉情况不妙，急欲跳出我军的包围圈。黄维自恃兵力雄厚拥有12万之众，且装备精良，仍有信心从我军包围圈中突围杀出。
就在这时黄埔又收到不好的消息：原本和自己一同作战的李延年和刘汝明兵团为了保全自己，一早就南撤先跑路了。
此刻的黄维意识到自己的12兵团在双堆集已经成了真正的孤军作战。
但是饱读兵书又在德国军事院校留过洋的黄维也并未慌张，他对自己12兵团这支国军精锐主力部队仍有信心冲杀出去。分析思考后，于是决心在五个军中抽出4个主力师齐头并进，计划向西突围杀出解放军的包围圈。
在挑选4个主力师时，黄埔军校出身的廖运周的110师因为敢打，自然被选中。
廖运周一接到先锋突围的命令，马上就派人向解放军报告黄维的部署，同时要求利用突围之机举行起义，请求解放军予以接应。
为了打乱黄维原先齐头并进的部署，制造阵前起义的契机，廖运周向兵团司令黄维建议：“若4个师齐头并进，挤在在狭小的地带，并不便于展开兵力，不如先用一个师打前锋，其他3个师在后面紧跟策应；前锋师进展得手，后面的3个师迅速跟上，以便快速撕开共军包围圈的口子。”
黄维听后很是高兴，对廖运周道：“很好，我黄埔精神尤在，突围后我向校长为你请功！”
11月27日清晨6时许，110师官兵约5500余人，在廖运军的安排下快速开出双堆集地区的周庄、赵庄。每一位官兵们的手臂上都按预先与我人民解放军商量好的办法扎着白毛巾，冒着淮北平原刺骨的寒风，迅速向解放军的阵地前进。
从双堆集到吴大庄、西张庄30华里的行军中，黄维不断用报话机向廖运周询问“突围”的情况，廖运周一路上不断报告：“进展顺利，已突破共军的第几道防线，正在加速前进。”
两个小时后，110师起义官兵按照预定的路线，全部通过了解放军的前线阵地。我军第6纵队迅速合拢口子，进入阵地并封闭了通道。
比时，跟在110师后面的敌人其余3个师部队，突然遭到我军的迎头痛击。急忙向黄维报告：“共军火力猛烈，我军伤亡很大！”
黄维十分奇怪，又问廖运周已到了哪里。廖运周回答说：“正在前进，一切正常。”
黄维有些怀疑马上派飞机侦察情况。廖运周按和黄维约定的信号，向飞机表示“一切正常”。
侦察机在上空盘旋了几周后飞走了。飞机一飞走，廖运周马上下令关闭全师所有报话机，连同电台一起上交师部，切断同黄维的一切联系。
至此，黄维兵团的覆灭已经不可逆转，前方被打回后撒的3个师残部与12兵团前进的部队混乱地涌挤上前后不足20华里的地段上，部队一片混乱。
被围十天后，黄维兵团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再也无力组织突围：12万人所需的口粮、2000多匹骡马的草料、100多门重炮的炮弹消耗、数万支冲锋枪步枪的子弹补充，都已经完全跟不上了。
12月2日开始，黄维12兵团一切给养就全靠南京方面的空投维持作战了。然而蒋空军运力有限，而剩下的10万余大军每日所需粮草数量非常庞大，空投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突围不成决定固守后，黄维下令在双堆集修建了一个简易机场，但运输机数量有限，每日仅得数吨或十余吨补给，而该兵团作战最低需求也在每日200吨物资以上。
12月5日起我军发动总攻一步步攻克外围村庄后，到12月14日黄维就已经彻底崩溃了，情知无法坚持下去了，于是要求不顾一切突围。
在缺粮少弹士气低落之下的突围，很快就演变成了溃逃。至12月16日，第12兵团所属的四个军和一个快速纵队全部就歼，黄维被俘，胡琏逃了出去。
至此，黄维兵团12万人马荡然无存。
再说廖运周起义后的当晚，刘邓派第二纵队政委王维纲，代表二位首长看望起义部队官兵，并在连以上军官会议上宣布廖运周是我党多年的地下党员。
11月29日，刘邓首长发出《廖运周将军给毛主席、朱总司令致敬电》，并高度赞扬了原国民党第110师官兵的义举，鼓励他们为革命再立新功。
事后战史专家们分析，黄维的第12兵团虽然已被解放军包围，但该部武器装备精良，而且尚未受到解放军的重大打击，如果4个主力师同时朝一个方向拼力突围，还真有可能被他给跑掉。
幸运的是，在周恩来21年就布局下的廖运周将军这枚棋子，在淮海战役发挥了别人无法代替的作用，极大加速了黄维兵团的覆灭。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刘峙指挥国民党军共5个兵团、22个军、56个师及1个绥靖区官兵共计55.5万人被全部消灭并被改编。
四、尾声与花絮，新中国成立后，廖运周为人民再立新功，1955年成为开国少将
新中国成立后，廖运周被中央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炮兵学校校长兼党委副书记，后又任吉林省 体育 运动委员会主任。
1955年9月开国首次授衔，共和国没有忘记这位在国民党军队中潜伏21年的将军，廖运周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共和国802位开国少将之一。
1996年5月11日，廖运周将军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另值得一提的是廖运周起义后，其堂兄黄埔一期生廖运泽将军、黄埔四期生廖运升在受到蒋介石的怀疑打压情况下，仍然起义成功。
廖运周起义后，蒋介石恼羞成怒。廖运泽因此受到牵连被调往广州。由于蒋介石十分珍惜第110师的番号，便将暂编第一师改编为新的第110师，并任命廖运周的堂兄廖运升为师长。本来廖运升也没机会再任新的第110师师长的机会了的，但由于暂编第一师原是安徽的地方部队，淮军有浓厚的宗族观念，所以蒋介石在拆开廖氏兄弟后，又不得不任命廖运升为师长。
但是，令蒋介石万万没想到的是，廖运周率部起义不久，廖运泽、廖运升就立刻派人与他联系，请解放军派人前来协助起义。
1949年5月2日，新第110师开抵浙江义乌。廖运升马上召开了各团团长秘密会议，提出就地举行起义的主张，与会的团长们都表示愿意起义。5月3日天一亮，新第110师在共产党游击队向导的带领下，连夜行进，次日凌晨，部队开到黄宅镇。廖运升立刻向全国发出了起义通电：“我们决定起义!”
新中国后不久，周恩来总理电告廖运泽将军回国，1952年廖运泽从香港归来。至此，廖氏三兄弟，全部安全着陆。廖运泽，1987年9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廖运升，1981年8月21日在南京病逝，京年80岁。
廖氏三兄弟，全部安全从国民党军队回归到了新中国的怀抱，并且二次起义带出同一番号两个师起义成功，这在世界军事 历史 上也是没有过的事。他们的传奇成为了我军 历史 上一段佳话。(完)
——作者江南之春2020年10月23至25日写于宜昌
文章写作参考书目 ：
①《淮海战役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版，编者刘晓冰；
②《淮海战役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编者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③《挺进大别山》河南人民出版社，作者骆荣勋；
④《敌营二十年：廖运周将军的非凡经历》中国青年出版社，作者张圣芬、牛耕；
里也有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这是朱德总司令为悼念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壮烈殉国而写的一首诗。
左权是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著名军事家。1905年生，湖南省醴陵县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1期学习。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1分校教育长、新12军军长、第5军团第15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中革军委第一局局长和红1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1936年5月，任红1军团代理军团长。
全国抗战爆发后，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后兼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员，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军多次残酷“扫荡”，威震敌后。其高超的指挥艺术，严密细致的参谋业务，扎实的工作作风，深受朱、彭的赞扬。1940年秋，协助彭德怀指挥著名的百团大战。1941年11月指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进行黄崖洞保卫战，经8昼夜激战，以较小的代价歼敌千余人，被中央军委称为“‘反扫荡’的模范战斗”。他还“是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从1939年至1941年，他撰写了《论坚持华北抗战》《埋伏战术》《袭击战术》《战术问题》《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文章40余篇。左权为创建并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人民抗日武装，为八路军的全面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25日，他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在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年仅37岁。
左权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名将阵亡，太行山为之低咽，全党为之悲痛。周恩来称他“足以为党之模范”，朱德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为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文韬武略功勋著 赤胆忠心英名长——纪念左权同志诞辰100周年
（一）
左权同志文韬武略，赤胆忠心，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为人民军队的发展与壮大，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卓著的历史功勋。
左权早年投身革命，具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信念。1905年3月15日，左权出生于湖南醴陵县黄猫岭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青少年时期，他追求进步，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1915年正在小学读书的左权得知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当即写下“毋忘五九国耻”的标语，在村中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袁世凯的宣传。读中学时，他参加了校内由中共党员领导的社会问题研究社，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经常和思想进步的同学讨论各种社会问题，并立志从戎，决心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变革中国社会而努力。1923年冬，左权考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军政部主办的广州陆军讲武学校，1924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1925年2月，左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他参与组织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团结进步的青年军人，与国民党右派及反动分子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3月，左权从黄埔军校毕业，同年秋被调到以程潜为司令、林伯渠为党代表的攻鄂军，在司令部卫队营任队长。攻鄂军改编后，任卫队营的连长。在广州期间，左权积极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等一系列重大革命斗争和军事行动，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周恩来的提名表扬和苏联军事顾问的传令嘉奖。是年12月，左权作为优秀的革命军人，被程潜、林伯渠送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秋，他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30年6月，左权从苏联回国后，先后任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教育长、新编红军第12军军长、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参谋处长、中革军委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等职，为培养红军干部、保卫闽西苏区、推动红军参谋工作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1931年12月，左权奉命参与联络、指导国民党第26路军举行宁都起义。之后，起义部队被改编为红5军团，左权任该军团第15军政治委员，后任军长兼政治委员。为教育改造起义部队，他努力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精神，大力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其逐步转变为新型的人民军队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在赣州、漳州等战役中，他率部英勇作战，表现出了很强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指挥艺术。1932年6月后，左权相继担任红军学校军事教官、中革军委总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局局长、红1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他参与指挥红1军团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占领施秉城、攻打腊子口等一系列战斗，并多次率领部队执行佯动任务，掩护红军主力的行动，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又率部参加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1936年5月，左权任红1军团代理军团长，与政治委员聂荣臻一起率部参加西征作战，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并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同年11月他与聂荣臻指挥红1军团和红15军团一部参加山城堡战役，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1937年2月，左权调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协助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对红军部队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为红军改编和出师抗日做了必要的准备。
全国抗战爆发后，左权出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总部参谋长，后曾兼任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员，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在华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扩大抗日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他随同朱德、彭德怀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协助指挥八路军进行战略展开。1938年2月，八路军总部由山西临汾地区向晋东南挺进途中与西犯日军遭遇，左权亲率总部特务团仅两个连200余人的兵力在府城阻敌，与数千余日军激战四昼夜，掩护了总部机关和群众的安全转移。4月他参与筹划、指挥八路军在晋东南地区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巩固、扩大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7、8月间，朱德、彭德怀先后回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左权受命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全盘工作。在此期间，他根据中央军委和朱、彭的指示，指挥八路军胜利地粉碎了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大举围攻，进一步巩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主持召开了由八路军总部、第129师和中共晋冀豫区委参加的主要干部会议，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军民及时做好反“扫荡”的准备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他积极协助朱、彭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指挥八路军分别进入山东、冀中、冀南和冀鲁豫等平原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各抗日根据地。作为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为八路军的各项业务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1938年12月和1939年6月，他先后主持召开了八路军晋东南部队参谋长会议和参谋工作会议，制订并完善了八路军各级司令部暂行工作条例，健全了司令部的工作机构。与此同时，为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从1939年起，他先后三次协助八路军总部组织整军，并注重对部队官兵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教育，为八路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1940年8月起，他协助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仅前三个半月就毙伤俘日伪军4万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遏制了国民党的投降逆流，振奋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敌后抗战进入到严重困难阶段后，他协助彭德怀领导敌后军民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号召，展开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和精兵简政工作，为敌后军民逐步渡过难关奠定了基础。1942年5月，日军对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25日，左权在山西省辽县十字岭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不幸中弹，壮烈殉国，时年37岁。为了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从此左权的英名便镶刻在中国的地图上！
（二）
左权同志勤于思考，刻苦钻研，根据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的实际，积累和总结了丰富的战争经验和军事理论，为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
左权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和方法论，研究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作战指导思想。左权强调，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军要取得作战的胜利，必须坚持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术上的速决战、战略上的防御战与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战略上的消耗战与战役战斗上的歼灭战的统一；要实行正确的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注意反围攻与围攻作战的统一与协同，避免孤军作战；要争取战略、战役及战术上的主动，善于发现、创造并抓住敌人的弱点，同时应发扬自己的优点，消灭自己的弱点；注重发挥地方军、民兵的作用，使其积极有效地配合正规军的作战，反对限制、削弱群众武装的错误做法；在组织战斗时，要灵活地使用兵力，善于大踏步地进退，善于分散与集中，善于组织各种力量参加战斗；一切军事行动都应与民众的革命斗争有密切联系；军事斗争要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各种斗争形式密切结合，反对单纯的军事主义；要注意积蓄力量，不能只顾打仗而不进行积蓄力量的工作，也不能借口积蓄力量而不打仗或少打仗，在力量使用上要善于保存力量等。
左权注重从客观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适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术原则。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根据我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提出了许多与之相适应的战术原则。他指出：要经常地把眼睛看着敌人，了解敌人，保持经常充分的战斗准备；必须建立消灭敌人的信心与决心，多打战术上的歼灭战；要积极主动地寻求战机与敌作战，特别是向运动之敌或立足未稳之敌作战；除特殊情况外，不进行单纯的防御作战和持久作战；要加强战斗保证，严密侦察警戒，封锁消息，坚壁清野；必须善于利用地利、天候等自然条件，经常以小股兵力接近敌人，侦察与扰乱敌人；无论大小战斗，都应有周详之考虑与计划，以期必胜，不应仓促应战；保持部队的神速与秘密，提高与发扬战斗发起之突然性，出奇制胜；要集中兵力，以优势兵力突击敌之弱点，反对平均使用兵力；作战中要英勇顽强，连续作战，一鼓作气地歼灭敌人；不打无把握之仗，不进行毫无胜利希望的进攻，不可留恋无把握的胜利，不要与敌打相持不下的阵地战等等。
左权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强调必须按照新型人民军队的要求来建设部队。关于建军目标，他提出要“建设铁的党军”。他批驳了军队是“超阶级的”，“军队不应该干涉政治”等错误观点，指出：我军必须“保证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的绝对领导，并且坚持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必须能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必须有较高的军事政治文化水平；必须有铁的纪律。关于军队的教育训练，他认为既要重视军事教育，更要重视政治教育，又不能忽视科学文化教育。军事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官兵的军事技能及战术水平，政治教育主要是为了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而提高官兵的文化水平是“增进一切知识之钥匙”，“了解自然科学又成为学习军事、政治理论的必要基础”，所以加强官兵的科学文化教育，对于提高战斗力，对于建设强大的军队，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于政治工作，他认为：“政治工作不能不是军队的生命线，必须反对轻视政治工作的态度”。因为政治工作保证了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部队在政治上的质的优良，保障了部队的团结和巩固，发扬了官兵的牺牲性和创造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力。关于司令部建设，他提出要以“建设政治工作之精神来健全各级司令机关的组织与工作”；严格司令部条例，提高司令部的威信；加强参谋人员的教育与训练，提高其业务水平。关于后勤工作，他强调了其在建军上的重要地位。“军队组织越复杂，技术越发达，后勤工作的地位也越重要”；没有健全的后勤工作，“就没有正规军”，“就不会有前方的胜利”。后勤工作总的任务是：保证军队一切物质需要，以物质的保证，巩固军队，提高战斗力，战胜敌人。因此，要巩固后勤工作的各种制度，健全后勤部门的组织与工作，提高后勤工作人员的素质，处理好后勤机关与司令部、政治机关的相互关系。
左权重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主张开展有广大民众参加的人民战争。他说，民众中蕴藏着“战争的最深厚的伟力”，要善于将其“发掘出来”。因为要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不光靠我们有多少军队，军队仅是战胜敌人的一个力量，“主要的还要依靠民众的力量”，把军队的力量与民众的力量有机地统一与共同地发挥出来，“这是最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也是争取战争胜利“所最依靠的”。左权强调，在革命战争中要“广泛地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把一切无组织的民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党、政、军、民四位一体要密切配合，组织各种不同性质的民众武装，开展广泛的民众性的武装斗争；加强民众的军事教育，给民众武装更多的帮助与培植，使其学会革命战争的方法与艺术；加强民众战斗性的组织与训练，提高民众斗争热情，使民众的革命斗争与军队行动统一起来。要动员民众，进行人民战争，必须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同时，又必须体恤民力，合理使用民众力量。要善于发动民众，又不能违背民众意愿与民主精神，不浪费民力；要能领导民众进行英勇斗争取得胜利，但又不给民众过多的损失与牺牲。
左权重视军事理论研究，提出要创造中国马列主义的军事思想、军事科学。左权认为，“军事是一种科学”，它的基础是社会经济条件，因而军事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样，一切军事思想也都是随着社会经济条件而变化的，并受当时社会上层建筑的影响，然而一定时间与一定地点的经济条件，是起着主导作用的。虽然中国的军事思想随着社会经济而向前发展，但由于受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及机械唯物论等错误观点的影响，从而严重妨碍了其进步。为此，我们必须用“新的方法”、“新的观点”，创造“新的马列主义的军事思想”，“以代替旧的思想”。要创造中国马列主义的军事思想，既不能从外国照搬，也不能凭空创造，而只能在中国一定的客观环境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来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使其“逐渐从斗争中产生起来”。同时，要加强对战争经验、军事理论的学习与研究。要学习马列主义及马列主义关于战争的学说，要研究我军长期战争的经验教训，研究古今中外战争历史和军事理论，继承中国革命的传统，吸收中国历代军事思想的进步的优点，借鉴先进国家成熟的军事思想，从而把我国的军事理论推向前进，创造“中国光辉的马列主义军事科学。”朱德曾指出：左权“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建设、参谋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有极其丰富与辉煌的建树，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三）
在近二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左权同志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崇高的思想品德和优良的作风，充分展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精神风貌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贵品质。
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毕生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左权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便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中国革命，并以坚定的信念、炽烈的热情，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1930年夏，他在给大哥的信中曾写道：“我虽回国，却恐十年不能还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我将全力贡献革命。”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又表示：“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为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展华北敌后游击战争，他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许多日子彻夜不眠，有时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八路军总部下发的命令、指示、通报等文电，许多都是由他亲自起草的。朱德回忆说：“就是在昼夜不断的战斗与行动中，就是在几天几夜不合眼的疲劳中，他都从来没有表现过倦怠、疏忽、放任与暴躁。他在不断地解决问题，叮咛部署，起草命令，检查工作，甚至有时疲乏过度，梦中也在打电话和吩咐工作。左权同志这样工作，十余年来从未有过一句怨言，从未要求过一天休息。”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是非分明，襟怀坦荡，顾全大局，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左权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敢于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工作中有了失误，也从不推诿回避，勇于承担责任。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更是忍辱负重，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的关系，一切以大局为重。在中央苏区工作时，因受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左权被说成有“托派”嫌疑，被撤销红15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的职务，改任红军学校的军事教员。尽管如此，他“没有苟安”，“也没有消极”，党无论安排他做什么工作，他都是二话不说，愉快地服从，并尽职尽责地做好党交给的每一项任务。数十年后，已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耿飚在回忆此事时这样写道：“作为他的下级，我们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也没有一点感觉左权是蒙受不白之冤，受过委屈的人。”左权虽然长期地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但他受得住委屈，经得起考验，从未动摇过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始终如一地为党、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直至血染太行。他以崇高的党性，表现了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比忠贞；他以无愧的人生，证明了他是中国共产党一名忠诚而优秀的好党员。
他勤奋好学，笔耕不辍，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美德。左权一生酷爱学习，持之以恒。他常说：“书本是知识的海洋，学习是进步的阶梯。一个人不愿学习是可怕的。”即使在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涯中，他仍坚持学习与写作，经他起草、撰写或翻译的文电、论著及译著就达数十万字，他的刻苦学习精神在全军都是有名的。尽管左权地位高，知识渊博，对参谋工作十分内行，但他从不夸夸其谈，从不傲视别人，也从不突出自己，一直保持着谦虚谨慎的美德，遇事总是尽可能地征求多数人的意见，不搞一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工作中有了成绩，部队作战取得了胜利，他总是强调广大指战员或人民群众的作用，强调上级领导的正确，从不谈个人。
他为人清廉，生活俭朴，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左权虽然长期担任军队的高级领导职务，工作繁多，也很劳累，但在生活上却从来不搞特殊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1939年八路军总部移驻山西武乡县砖壁村，由于当地民房不宽裕，左权就住进了村中的一个破庙里。冬天到了，破庙四面透风，战士们不忍心参谋长挨冻，要与他换一下住处。可左权却说：“你们那房子里住着一个班，而我是一个人，怎么能让一个人住暖屋，叫十几个战士受冻呢！”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左权的身体逐渐地消瘦下来。一次，炊事员将部队喂养的鸡杀掉炖给他吃，可是他却让炊事员将那只鸡送给了伤病员吃。平时他身上穿的衣服、鞋袜，睡觉盖的被褥都是补丁贴补丁，从来不肯随意换新的。在指导修建黄崖洞兵工厂的防御设施时，他经常在山上爬来爬去。当他带的布鞋和草鞋都破得不能再穿，警卫员劝他换一双新鞋时，他坚决不同意。他将已磨烂的布鞋的鞋帮撕下来，将其钉在补好的草鞋底上。然后便穿上自己亲手做成的“新鞋”继续爬山。战士们无不为其艰苦奋斗的作风所感动。
他关心部属，爱护群众，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左权对自己严格要求，对战友、对人民群众却处处给以可能的关照。一次，有位战士的爱人来部队，没有地方住。左权知道后，就让他们夫妇在自己的房间休息。到了晚上，他就睡在这位战士原来睡的草铺上。总部管理科一副科长得了肺结核病，左权特别交代卫生部门要好好给他治疗，并经常带着自己舍不得吃的补品去看望他、安慰他。左权还经常把分给他的缴获的营养品送给伤病员或值夜班的同志。对战友，他关怀备至；对人民群众，他更是充满了真挚感情。左权曾说：人民是水，我们是鱼，水多了，鱼也活跃了；离水的鱼儿难得活。正是出于对这种军民关系的深刻认识，左权时刻关心人民的疾苦，注意维护群众的利益。每当日寇“扫荡”时，他总是指示部队要掩护好群众安全转移；群众有困难时，他总是指挥部队竭力相助。他带领八路军指战员与人民群众一起开荒地，栽树木，种庄稼，打水井，筑蓄水池、拦洪坝。1941年敌后抗战进入到严重困难阶段后，他和彭德怀带领部队与驻地群众在清漳河畔展开了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同群众吃住在沙滩；1942年春，他又和彭德怀带领广大军民共同完成了清漳河中段筑堤工程，增加肥田400余亩，被当地群众传为美谈。
左权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我们纪念左权同志，缅怀他的光辉业绩，就要学习他勇于追求革命真理，坚持党性原则，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学习他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学习他热爱党，热爱人民，严于律己，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优秀品质；学习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理论联系实际，勇于创新的良好学风；学习他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舍生取义的高尚情怀。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为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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