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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保是满洲镶白旗人，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举人，原本是个拿笔不拿刀的书生。虽然只是举人，但由于胜保是满人，加上写文章确实有两把刷子，所以他升官很快，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出仕为官到升迁为卿贰，仅仅花了十年的时间。
《清史稿》胜保的本传，谓其“屡上疏言事，甚著风采。”而胜保一生中的几次重要转折点，也确实都和他上疏言事有关。
第一次转折点在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进攻湖北武昌，时任内阁学士的胜保上疏给咸丰，阐述御敌方略。咸丰一看，想不到这个文官还懂一点军事，正值前线用人之际，于是把胜保派往河南，给钦差大臣琦善帮办军务。胜保从此由文转武，过上了戎马倥偬的生活。
不过，胜保虽然身在行伍，却心系朝堂，经常自军中上疏讨论朝政。比如在咸丰八年(1858年)，胜保上疏为“戊午科场案”中被枉杀的柏葰鸣不平，斥责肃顺“罗网弥天，衣冠扫地”，非常看不惯肃顺这种鲜廉寡耻的行为。这实际上也为胜保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即在辛酉政变中倒向恭王一方，上疏倡议垂帘埋下了伏笔。
在同治元年(1862年)，胜保的另一份上疏，再次改变了他的命运。而这份上疏，让胜保把命都搭了进去，至于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后面再谈。
话说在辛酉政变中赞助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助他们诛除顾命大臣后，原本就非常自傲的胜保腰杆更挺直了，讲话也更硬气了。据说胜保刻有两枚私章，一枚为“十五入泮宫，二十入词林，三十为大将”，藏不住那年少得志、自命不凡的自豪感;另一枚为“我战则克”，吹嘘自己战必胜攻必克。
但这位喜欢自吹自擂的将军，实际上对军事并不怎么在行，反而因为经常打败仗，被人起了个外号叫“败保”。但这位不会打仗的将军却不降反升，深受朝廷重用，主要依靠的是他自己发明的“三板斧”打法。
这第一板斧，叫做讳败为胜。
明明吃了败仗，却给朝廷虚报战功，皇帝有时无法查实，就给胜保论功行赏，命其为钦差大臣，还赐给他一把非常拉风的“神雀刀”，对副将以下可先斩后奏。但时间长了，总会露出马脚，在与太平天国北伐军的作战中，咸丰发现胜保打仗确实不行，以前的战功都是吹出来的，大怒之下将其革职，派往新疆戍守。
咸丰六年(1856年)，因战事方殷，值用人之际，咸丰将胜保起复，让他继续参与对太平军的作战。几年之间，胜保也立下了一些功劳，咸丰再次命其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几场小胜下来，胜保又开始得意忘形了。
咸丰十年(1860年)，安徽有个平民叫胡文忠，这人把女儿卖了筹措进京资费，只为了告钦差大臣胜保一状：“胜保督师久无功，又骄纵，好声色，皖名城多陷。苗沛霖跋扈，反形日露，胜若不知。民无生望，吾当为桑梓痛哭矣。使袁甲三终不去，皖何至是?”
为了逼御史林之望将他的话上达天听，胡文忠不惜自缢而亡。最终林之望上疏，弹劾胜保“酒色行乐”，打仗的时候还举办生日会，接受将弁给他庆贺生辰，及其“剿匪不力”等，咸丰决定还是不能让此人留在前线扰乱军心，而将胜保内召回京，降职留用。
胜保这次回京，本来应该是再次由武转文，干回光禄寺卿的老本行。但那一年却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内犯，给了胜保在皇上面前再露一手的机会。这里胜保用上了他打仗的第二板斧，能力不够，演技来凑。
我们知道，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与英法联军的关键一战，发生在北京郊外的通州八里桥。当时咸丰命胜保领八旗禁军，与僧格林沁、瑞麟一道与英法联军在八里桥会战。
僧格林沁以冷兵器的蒙古铁骑去对抗英法联军的洋枪洋炮，结果不难逆料，英法联军以极小的代价击溃了清军。八里桥失守，意味着失去了阻挡英法联军的最后一道屏障，咸丰将不得不离开舒适的皇宫逃难去热河，让其大为光火，下旨严斥了僧格林沁和瑞麟。
但同样战败的胜保，不但没有受批评，反而得到了咸丰的嘉奖。原因是打仗的时候联军的炮弹打中胜保的坐骑，导致胜保跌下马背磕伤了下巴。胜保就向咸丰上疏说自己作战如何英勇，不畏枪炮，亲上前线督师。自己决不会像僧格林沁他们那样，急着和洋人议和，想不战而降等等。
当时已经焦虑不已的咸丰一见胜保，下颚果然有伤，愈显得没有负伤的僧格林沁和瑞麟像是临阵脱逃。于是咸丰在谕旨中重重地表扬了胜保：“本日据胜保奏，齐集援兵、静以观变一摺，足徵该大臣忠勇性成，赤心报国!”以致后来咸丰死后，胜保还经常把这句话拿出来说事，每次给朝廷上疏，动辄就说“先皇帝曾奖臣忠勇性成，赤心报国”云云。
除了上述精神奖励之外，咸丰还给了胜保实质性的嘉奖。
“(胜保)著即授为钦差大臣，并开缺以侍郎候补，总统各省援兵，相机剿办。……其各省未到援兵，毋庸归僧格林沁、瑞麟大营，均著交胜保调遣。”
紧接着，胜保向咸丰提议改练京兵，于是又得到了圆明园八旗和内务府包衣三旗兵的统帅权。在辛酉政变时，胜保得以在京畿一代控制有如此多的兵力，即是来源于此。
而胜保打仗的第三板斧，则是招降纳款。
所谓招降纳款，实际上就是封官许愿，比如遇到一股捻军势力，胜保就跟他们的首领说：兄弟，你如果向我投降，我给你顶三品帽子戴戴，过过官瘾，来不来?
招降之术，是胜保用得最多的一个策略。因为这种方法不但不费一兵一卒，而且降将的官职是朝廷给，降卒的军饷是朝廷出，胜保可以漫天开价，最后也不用自己掏一分钱。既能上报军功，受降的捻首又实实在在能为其所用，何乐而不为?用这种方法，胜保招降了李昭寿、张元龙、苗沛霖、宋景诗等一大票捻首，成果显著。
但是，军饷和官帽虽然都是朝廷出，但这些人认的大哥却是胜保。朝廷自然会担心，你胜保手下兵力这么强，而且都是降军叛将，万一你造反了怎么办?
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是文官出身的曾国藩，处理的方式就要高明得多。在攻破天京，立下大功之后，曾国藩不但多番推辞朝廷的奖赏，还主动裁撤湘军，以免被朝廷猜忌。
而胜保则恰恰相反，觉得自己对同治有拥立之功，得意忘形，丝毫不避嫌疑。《清代野记》的《胜保事类记》记载，胜保“生平慕年羹尧之为人”。以前给皇帝上疏，胜保都是自称“奴才如何如何”，而辛酉政变后，胜保开始学着年羹尧的样子，自称“臣如何如何”。不仅如此，胜保还经常在军中大放厥词，经常说“古语有云，阃以外将军治之，非朝廷所能遥制”，又说“汉周亚夫壁细柳时，军中但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等，俨然有养匪自重，轻视太后及幼主之意。
胜保管不住自己的大嘴巴，远不止上面这件事。
在入陕西督军之后，胜保还念念不忘他的年羹尧大将军梦，给地方巡抚写信，都用朱笔札文，已是僭越。幕僚劝阻胜保，他却不以为意道：“尔辈何知，钦差大臣者即昔之大将军也。大将军与督抚例用札，不以品级论也。”对同级的官员，胜保都以钦差大臣自居，肆意凌辱，得罪了不少官员。
除此之外，胜保对好色贪财这四个字，也很好地进行了诠释。
胜保在军中，养了很多“优伶”，而实际上是胜保本人的随营军妓。这些人多为回妇和民间妇女，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之妻。陈玉成在安庆兵败后，被苗沛霖诱擒，献俘于胜保。胜保诛杀陈玉成后，竟看上了他的妻子，纳为自己的侍妾。
而且胜保还很有经济头脑，充分发挥这些优伶的利用价值，让她们冒充亲军，每个月从军饷里提取三千两，进了胜保自己腰包。少了这三千两，胜保手下真正上阵打仗的士兵工资都发不下来，成了当时清军中著名的“饥卒”，无不对胜保怨声载道。
胜保种种自掘坟墓之举，已可知其必不能长久。而我们前面提到，胜保才此时上的一道奏疏，成为了致令其败亡的一道催命符。
胜保初到陕西时，军机处给他寄了一份密信，说朝廷有意任命他为封疆大吏，出任陕西巡抚或陕甘总督，同时劝他在正式任命出来之前，不要向朝廷上疏，以免触怒慈禧。
过了一段日子，这项任命却始终没有下文，胜保开始着急了，不听幕僚的劝告，写了一份奏疏向朝廷邀官：
“凡治军非本省大吏则呼应不灵，即如官文、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皆以本省大吏治本省兵事，故事半而功倍。臣以客官办西北军务，协饷仰给于各省，又不能按数以济，兵力不敷，又无从召募，以致事事竭蹶，难奏厥功。若欲使臣专顾西北，则非得一实缺封疆，不足集事。”
一方封疆大吏之职，岂能由臣下开口，讨价还价?因此这份奏折上去之后，果然触怒慈禧。此前不满胜保所作所为的大臣们，如光禄寺卿潘祖荫、顺天府府丞卞宝第、御史丁绍周、华祝三等纷纷上弹章弹劾胜保，谓其“贪财好色，按兵不动，降众杂出，漫无纪律”等。而湖北巡抚严树森更是直言：“回捻癣疥之患，粤寇亦不过支体之患，惟胜保为腹心大患。观其平日奏章，不臣之心已可概见。至其冒功侵饷、渔色害民，犹其余事。”给胜保扣上了一顶叛逆的大帽子。
或许有人认为，严树森是用欲加之罪陷害胜保。但当时胜保为巩固自己的势力，不听诏旨，擅自调降将苗沛霖的部队入陕，恐怕他说自己没有不臣之心，也不会有人相信。
胜保被押解进京后，还是改不掉祸从口出的毛病，不但不配合调查，还狂妄自大、满口胡言。军机大臣李棠阶、大学士周祖培审问胜保河南奸淫案，胜保回答说：“有之。河内李棠阶、商城周祖培两家妇人，无老幼皆淫之。”惹得两位主审官大怒。
而最后，胜保最信任的两位小弟，苗沛霖和宋景诗太不讲义气。两人降而复叛，彻底断绝了胜保生还的希望，这也成为了朝廷处死胜保的最大一项罪名。
“苗沛霖性情阴鸷，曾谕胜保，察其就抚是否可靠，胜保极口保其无他，并乞恩施，且擅调其练众入陕，迨谕旨不准，犹敢屡次抗辩。今苗沛霖已戕官据城，肆行背叛。宋景诗以反复降匪，经胜保代为捏报战功，保至参将，后又在陕拥众东归，亦已背叛。是今日苗宋二逆之糜饷劳师，皆胜保之养痈遗患所致。而胜保之党护苗宋二逆，不得谓无挟制朝廷之心。……姑念其从前剿办发捻有年，尚有战功足录，胜保着从宽赐令自尽。”
而那位最讲义气的小弟李昭寿，此时已经官至提督，提出自罢官职为胜保赎罪，不但没有帮到胜保，反而坐实了他结党营私的罪名。这位曾经功名赫赫，不可一世的胜保，不知道最后选择了自缢还是饮药，总之是不复往日风光，最终死在这四面高墙的幽狱之中了。
1908年11月15日的清晨，这天的皇宫每个人都很忙，而慈禧太后也很忙，皇宫其他人在忙着给光绪皇帝操办后事，因为在前一天的11月14日，光绪帝突然暴崩，这让很多人相当吃惊，因为此时的光绪只有37岁，他的死似乎没有任何预兆。
不过慈禧却不吃惊，这个曾经想从自己手里抢权的后辈，慈禧早就看不顺眼了，基于此，很多人认为光绪皇帝其实是被慈禧毒死的，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不然哪能那么巧，光绪帝怎么就刚好死了在慈禧太后去世的前一天？
影视中的慈禧
光绪的死因，我们暂且不表，慈禧在这天清晨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而这件事远远比光绪的葬礼更重要，那就重新立个皇帝，所以慈禧在当天清晨就紧急召见了几个大臣，一起商讨另立皇帝相关事宜。
当天中午，慈禧如释重负。
慈禧和自己信赖的大臣一起商讨立帝事宜的过程十分顺当，没有丝毫波澜，这次紧急会议在慈禧太后的?意思?下，最终三岁的溥仪全票被当选为大清朝的新一任皇帝。
按照惯例，新帝继位，对于功臣要先赏赐一番，这次会议上的慈禧，裕隆那绝对是新帝溥仪登基的最大?功臣?，所以没有意外，会议结束之后，这两人各自高升一级，慈禧成为了太皇太后，裕隆成为了太后。
慈禧
当天下午，慈禧再次召开紧急会议。
等到载沣、裕隆等人到达慈禧的跟前时，慈禧开始一件件地安排起自己死后的后事来了，不过在安排之前，慈禧自然要对自己的一生做个总结，其总结的话语，也大多只是?我尽力了，我是被逼无奈才数次垂帘听政?之类的话语，其他人听到之后自然要再次进行一番恭维。
等交代完这些事情，慈禧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力气，所有人都知道这位操作了大清几十年的太后，已是强弩之末，不过当所有人都?期盼?着这位太后咽气的时候，太后突然回光返照，她似乎还想要说什么。
慈禧临死前，用尽力气说出了最终遗言。
等着慈禧咽气的一帮人，当看到她回光返照的那一刻，着实都被吓了一跳，随即慈禧身边的奴婢再次扶着慈禧坐了起来，平复了慈禧的心情，等到慈禧缓过来一口气后，她说出了最终的遗言：
慈禧
此后，女人不可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相违，必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
这位大清的太后，最终却说出了这样的遗言，当真让无数人惊掉了下巴，自己本是女子专权了几十年，最后却交代此后不许女人参政，当真让人哭笑不得，而又说了不得令太监擅权，似乎也忘记了自己最为宠爱的是总管太监李莲英。
如果抛开慈禧的生平，单说她的遗言，这些话无疑是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最为明智的遗言，因为这些遗言的确是有些封建王朝灭亡原因，让后继者引以为戒也无可厚非，只不过从慈禧口中说出来，却变了味道。
慈禧
慈禧说完这些遗言，最终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慈禧走了，可以说是平静地走了，死后的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字数超过入关后满清所有皇帝的谥号，当真是?荣耀非凡?。
这主要是因为恭亲王思想的变化，在他的成长过程中逐步对延续上千年的封建礼数不重视，轻视中国的传统礼数。而他的这种真性情为他带去了诸多麻烦，而对于这一点，慈禧很不满意，因此才会将他革职。
恭亲王是咸丰皇帝的兄弟，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要比咸丰聪明的，他真正意义上开始进入大众视野，展现自己才能是在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之后。恭亲王在目睹了整个清王朝的溃败之后，他的性情发生了转变，开始重视洋务运动，对待洋人的态度也从保守变成了接纳。恭亲王通过与洋人的接触，思想也逐渐开化，开始被人们所赞许。
然而，这样的一个恭亲王在接受了西方的进步思想后，开始慢慢的轻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礼数。他变得无法接受与咸丰皇帝从兄弟到君臣的转变，以至于做了许多违反祖规的事情，从而遭到革职。而后，在慈禧掌握大权后，他从心底里表示出不屑与蔑视，这一点被慈禧牢牢记在心里，开始逐渐削弱恭亲王的实力，到最后革去了恭亲王的职位。
恭亲王的一生都是充满傲气的，他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无可替代，是晚清接受先进思想的第一批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了自己国家的不足，并试图通过自身努力进行补救。但奈何时不待我，他的傲气和开放的思想也使得他受到了惩罚，即便是功臣，也不得不接受被革职的命运。
爱新觉罗·奕欣(1832--1898年)，清末洋务派首领。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元年(1851年)被封为恭亲王。咸丰十年(1860年)，咸丰帝逃亡热河时，被任命为全权大臣，留京议和，与英、法、俄分别签订《北京条约》。咸丰十一年(1861年)受命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咸丰帝死后，与慈禧太后共谋发动祺祥政变，清除肃顺集团，任议政王，掌军机处及总理衙门，总揽朝政，主持洋务活动。因与慈禧太后的矛盾，几度解职、复职。戊戌年病死。
一 皇六子——失败的帝位竞争者
清宣宗（道光）生前共有三后九子，长子薨于道光十一年四月，而二、三两子幼殇；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宣宗第三后孝全皇后生皇四子奕詝，即后来的清文宗（咸丰）。如果处在明朝，则“立嫡不立长，立长不立贤”的立嗣规则就已注定了奕詝这位嫡长子的未来皇帝身份，不过就算在以立贤为主的清朝，奕詝的嫡长身份亦使他得到了帝位竞争者中最有利的地位。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后宫中地位仅次于皇后的静皇贵妃生皇六子奕欣。
道光二十年正月初九，时年三十三岁的皇后驾崩，道光帝亲自为其定谥为“孝全”。在孝全皇后之后，道光帝未再立后，于是奕欣的生母以皇贵妃的身份成为了六宫中之第一人，而年幼的奕詝也交托给皇贵妃抚育。在某些人看来，帝位的天平开始向奕欣倾斜了。
但为一母所育奕詝和奕欣都还是不懂事孩子，成人所追求的权利此刻尚未给他们带来任何影响。也许是年龄相仿（皇五子奕淙出嗣为敦郡王，而皇七子之后年龄都太小），也许是因为身在寂寞宫廷而缺乏别的朋友，兄弟俩的感情十分亲密。据《清史稿》载“（王）与文宗同在书房，肄武事，共制枪法二十八势、刀法十八势，宣宗赐以名，枪曰“棣华协力”，刀曰“宝锷宣威”，并以白虹刀赐奕欣。”由此可见二人关系之亲密，而宣宗亦为此感到欣慰。
树欲静而风不止，奕詝和奕欣还没有争夺帝位的念头，而他们的老师杜受田与卓秉恬却开始在暗中进行着无声却激烈的斗争。亲奕欣的卓秉恬生前长期担任大学士，“历管兵部、户部、工部，赐花翎”，身后谥为“文端”，由此可见是一位才德皆有可观之重臣，但《清史稿》又载其常在亲贵主持的会议中于众皆称是之际却“时有辩论，不为用事者所喜”，卓秉恬这种不够圆滑性格也在言传身教中极大的影响了弟子奕欣；而亲奕詝的杜受田虽然职位较低（此时只是从二品但担任上书房总师傅。），但其在处事与捉摸宣宗心思方面却胜过卓秉恬甚多。根据史书记载，有两件事对宣宗决定继承人取到了重要影响，其一载于《清史稿》，曰：“文宗自六岁入学，受田朝夕纳诲，必以正道，历十余年。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长且贤，欲传大业，犹未决；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受田辅导之力也”。其二出自野史笔记《清人逸事》，曰：“道光之季，宣宗衰病，一日召二皇子入对，将藉以决定储位。二皇子各请命于其师，卓（秉恬）教恭王，以上如有所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则谓咸丰帝曰：‘阿哥如条陈时政，智识万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如其言，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道光二十六年，清宣宗置立储诏于鐍匣。
观以上二事，奕詝得立多倚杜受田之力（杜受田又靠揣摩宣宗心意，老实说不是所谓“正道”），而两事给人的的感觉又颇似《三国演义》中曹丕与曹植，做哥哥的都靠取巧而成为继承人，虽然可说都是应该的，但往往令人为弟弟抱不平；而第二件事则已写明奕詝在时政方面不如奕欣，而两事合并又体现了奕欣的文武双全。另一方面，卓秉恬虽未替奕欣取得皇位，但奕欣却学到了卓秉恬因长期兼管京尹而获得的理政务实之才。由于此时奕欣未满十五岁，可以说还是个孩子，所以他并未完全了解这次竞争的成败会对自己一生所产生的影响；而大奕欣一岁半的兄长奕詝却充分了解到了个中玄妙，岁月磨练带来的经验胜过了天资聪明。此外，没有证据表明奕詝、奕欣的兄弟之情在争夺帝位的过程中受到大的损害。
道光二十八年，奕欣（应该没满十六岁，好年轻……）娶桂良之女为妻；而后来的慈安太后“事文宗潜邸”应稍晚于此。奕欣娶桂良之女为妻一事对他以后的外交生涯和所谓“恭王派”的成立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1850年2月25日) 清晨，清宣宗病笃，遂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霖、陈孚恩、季芝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公启鐍匣，宣示御书“皇四子立为皇太子”；但宣宗最终也没有放弃皇六子奕欣，他在生命的最后留朱谕“封皇六子奕欣为亲王”，而这种留双遗诏的情况是罕见的。是日，宣宗崩于圆明园慎德堂。
二 恭亲王——最年轻的军机大臣
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六(1850年3月9日)未满十九岁的奕詝登上了帝位，改明年为咸丰元年。尊皇贵妃为皇贵太妃；追封早薨三兄为郡王，封弟奕欣为恭亲王（咸丰二年四月分府，命仍在内廷行走），其余诸弟皆为郡王。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以奕詝这个年龄成为中国的统治者未免太过年轻，而在清朝，这个年纪继位的皇帝却不算小了。
也许是皇家子弟早熟，抑或政治责任感驱使，年轻的皇帝很快显示一个统治者应有的气魄（也很可能多数为杜受田所教，《清史稿·杜受田传》曰：“国家大政及进退大臣，上必谘而后行”。）。一方面，奕詝重新起用了被誉为道光朝第一贤臣的林则徐，命其以钦差大臣署广西巡抚的头衔赴广西镇压刚刚兴起太平天国运动（可惜林则徐未至广西便于半途病故，若林文忠多得三载之寿，则两秀很可能就不能离开两广了）；另一方面，即位仅九个月的奕詝以“妨贤病国”的罪名将受宣宗顾命的领班军机大臣穆彰阿革职永不叙用。穆彰阿在道光朝中后期权倾一时，结成“穆党”以至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堪称祸国甚烈。奕詝这一果断的处置，使得天下正人无不称快，而奕詝的地位也随之稳固下来。
奕詝锐意图治，这需要一个同样想振作的行政班子。穆彰阿之后，咸丰先后任命赛尚阿、祁隽藻担任领班军机大臣，但这些老臣很快就用事实证明了自己不是那种栋梁之才。随着太平天国的发展壮大，满清的局面也越来越糟，咸丰三年，太平军林凤祥、李开芳部逐步逼近京畿，已对祁隽藻彻底失望的咸丰帝想起了自己二十岁的弟弟——恭亲王 奕欣。此刻的奕詝显然不认为局面的败坏是因为自己志大才疏能力不足所致，在他看来原因在于内而军机、外而督抚都辜负了自己。
咸丰三年九月（一说十月，九月之说出自《清史稿·恭亲王传》），奕欣受命在军机处行走。这是在雍正七年军机处（房）设立以来的第三位出任军机大臣的亲王（第一位是怡贤亲王允祥，但允祥任职不足一年就去世了；而第二位成哲亲王永瑆也只入值军机十个月）。此刻的奕欣刚满二十岁，在军机处又属新进，但他亲王的地位使得祁隽藻亦须对其顾忌、退让，此后在咸丰的默许与支持下奕欣很快成为了事实上的领班军机大臣，祁隽藻在委蛇了一段时间后于咸丰四年八月请了病假，又在十一月致仕（祁隽藻在不受咸丰信任的情况下又遭到了端华、肃顺的排挤）。奕欣遂成为正式领班军机大臣，至此道光朝之军机大臣已全部撤换，一个全新的行政班子成立了。
史书就奕欣担任首辅这一时期的作为鲜有较详细的记载，其中《中国史纲要》称：“奕欣任职两年，没有什么作为”，但事实证明满清的情况在这一时期并未继续恶化。相反，之前发展迅速的太平天国在这一阶段遭受了几次相当大的挫折；当然，缺乏经验的奕欣不太可能是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角，但奕欣在任职期间的表现应相当优异（其间陆续兼任都统、右宗正、宗令。），否则咸丰末年深孚众望的恭亲王就不会存在。在朝廷认为最重要的华北战区，林凤祥、李开芳统率的太平军“扫北”军一路劫掠北上，至沧州又尽屠全城，于是该部“长毛贼”迅速陷入绝境，至咸丰五年初全军覆没，而奕欣也因为“畿辅肃清，予优叙”。在南方战区，湘军于湘潭大败太平军林绍璋、曾天养部，太平军随后被迫从湖南全境退出，而平定本乡出援外省的湘军也因此开始成为满清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这一事实表明奕欣不属于那一类具有满汉珍域之见的满蒙亲贵）。
咸丰五年七月，奕欣的生母（静）皇贵太妃病笃，随后尊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至七月初九皇太后崩，七月二十咸丰以恭亲王“办理皇太后丧仪疏略”为由“罢军机大臣、宗令、都统，仍在内廷行走，上书房读书。”《清朝简史》一书以“咸丰帝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奕欣赶出军机处”来形容这次事件。奕詝和奕欣何以决裂？高阳先生在历史小说《慈禧全传·序》中曾引用王闿运《祺祥故事》所载并做分析说明，现摘录如下。（A段为《祺祥故事》所载；B段为高阳先生所做分析。）
A 会太妃疾，王日省，帝亦省视。一日，太妃寝未觉，上问安至，宫监将告，上摇手令勿惊。妃见床前影，以为恭王，即问曰：“汝何尚在此？我所有尽与汝矣！他性情不易知，勿生嫌疑也。”帝知其误，即呼“额娘”。太妃觉焉，回面一视，仍向内卧不言。自此始有猜，而王不知也。
B 圆明园三园之一的万春园，原名绮春园。道光年间，尊养孝和太后于此。文宗即位，亦奉康慈太妃居绮春，这是文宗以宣宗尊孝和者尊康慈，而视疾问安，又无异亲子，凡此都是报答抚育之恩。但看康慈误认文宗为恭王所说的一段话，偏心自见，而猜嫌固先起自康慈。
A 又一日，上问安入，遇恭王自内而出，上问病如何？王跪泣言：“已笃！”意待封号以瞑。上但曰：“哦，哦！”王至军机，遂传旨令具册礼。
B 此记康慈不得太后封号，死不瞑目。“哦，哦！”是暂不置可否之词，恭王则以为文宗已经许诺。这可能是一种误会，但恭王行事，有时亦确不免冲动冒失，因而被认为“狂妄自大”，以后与慈禧的不和，即由于此种性格使然。……至于“传旨”，通常指口头传达旨意而言。
A 所司以礼请，上不肯却奏，依而上尊号，遂愠王，令出军机，入上书房，而减杀太后丧仪，皆称遗诏减损之。自此远王同诸王矣！
B “所司”指礼部。尊封皇太后，应由礼部具奏，陈明一切仪典。恭王传旨，虽非文宗本意，但皇帝如摈拒礼部请尊封皇太后的奏章，则将闹成大笑话，所以不得不依奏。而恭王的“传旨”，起于误会，终同挟制，文宗自然要懊恼。
由于缺乏其他相关史料，而高阳先生所做分析又颇为精当，是故引用上文于此。而咸丰之罢恭王，既被后世称为“莫须有”，其不公可知也。
咸丰五年七月奕欣被罢免。次年二、三月太平军破江北大营，五月破江南大营；同年二月、十月广西马神甫案与广东亚罗号事件先后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廷一时内外交困。两大营败破的在于两大营本身缺乏战斗力，而太平军急于解除南京遭到的封锁；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则可认为是英、法两国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之后可以将军力移往中国，以便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以上几事基本不会因为清朝皇帝或首辅的意志而有所改变，若咸丰能将对奕欣的罢免推迟一年再以军事外交的失利作为借口，则理由就充分了很多。而奕欣凭借运气躲开了这个责任，于是在局势再次败坏后部分臣僚开始怀念这位二十三岁的前首相，其中也开始夹杂了对咸丰帝的抱怨。
咸丰既罢恭亲王，乃以顾命大臣、协办大学士文庆接任领班军机大臣并“晋武英殿大学士，管理户部，充上书房总师傅。”。而文庆亦是满臣中之能者，其人在道光朝已多次出任军机大臣，在此危急之时主张“欲办天下大事，当重用汉人”，积极支持曾国藩及湘军，同时提拔了胡林翼、袁甲三、骆秉章、阎敬铭诸人。《清史稿》曰：“文庆醇谨持大体，……端华、肃顺渐进用事，皆敬惮其严正焉。”文庆在任职年余病故。文庆之后，彭蕴章继任领班军机大臣。其间由于宗室肃顺逐渐得宠，中枢乃分为彭、肃两派，为争宠计，两派皆外引督抚为援（彭蕴章文倚何桂清、武恃和春、张国梁等人；肃顺内以郭嵩焘、王闿运为幕，外而力荐曾左彭胡等湘系诸人），犹如唐之刘李党争。中枢既如此，时局安得不坏？若非太平天国亦同时内讧连连的话，清朝的统治也许就结束了。但在另一方面，英、法两国没有为了配合中国人也搞一场内讧，他们与清军开始在广东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
也许是为了笼络负责外交谈判的桂良，也许是想起了昔日的兄弟之情，咸丰七年五月，奕詝复授恭亲王为都统。据野史所载，咸丰使恭亲王治太后陵事，肃顺为固己位遂以作反诗、心怀怨望为名屡次攻讦恭亲王，以至奕詝和奕欣之感情一直未能恢复。
三 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临危受命，“督办和局”
咸丰七年十一月十四日（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破广州，尽获城内大员。
咸丰八年四月初八日（1858年5月20日），联军克大沽炮台；满清谈判代表东阁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被迫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与英法代表进行谈判，6月26日《中英天津条约》签订，27日《中法天津条约》签订。
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五日（1859年6月25日），僧格林沁率部破联军于大沽。
咸丰十年七月初五日（1860年8月21日），联军破僧格林沁部于大沽；八月初四日（9月18日），联军复破僧格林沁部于张家湾；八月初七日（9月21日），联军再破僧格林沁部于通州八里桥，至此满清在京畿一带已无可用之兵。
咸丰十年八月初八日（9月22日），奕詝用肃顺之谋（彭蕴章因当年二月何桂清等人在江南的失败而被迫下台，继任领班军机大臣穆荫已依附肃顺；肃顺、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三人已基本把持朝政），以“坐镇京北”、“将以巡幸之备，作为亲征之举”为名逃往热河（承德），同时任命奕欣为“特授留守京师、督办和局、便宜行事、全权钦差大臣”留京善后。如果结合之前的中外事态来看，这个所谓的“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其实是肃顺排挤奕欣的手段，这个职务把恭亲王送进了一个既危险而又难以措手的境况。
由于咸丰十年八月初三日（9月17日），中国谈判代表怡亲王载垣下令扣留了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谈判代表38人，之后通过咸丰的命令又处决了其中26人（这也是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所持的理由，而绝大多数中国历史书没有记载中方杀害英法谈判代表一事。这里所用资料来自《剑桥中国晚清史》）。而留在联军控制下的北京的中国谈判代表奕欣不得不当心自己会因此遭到报复，即便不遭处决、监禁，但以奕欣的身份只要遭到了“外夷”的侮辱也是不能容忍的；鉴于耆英的例子（1858年，作为谈判代表的耆英因“擅自回京”的罪名被赐死），奕欣也无法弃职逃走。此刻的奕欣无疑将闯了祸又把烂摊子推给自己的肃顺一伙恨之入骨。据另外一些资料记载，奕欣在联军入城后出城躲到了长辛店，拒绝（其实是不敢）与之进行直接谈判，最后在所谓“调停者”——俄国公使伊格那切夫愿以自己作为人质以担保奕欣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奕欣回到北京由桂良、文祥辅佐开始了与侵略者的谈判（但奕欣谢绝了由伊格那切夫作为人质以担保自身安全的建议），而奕欣也因此第一次戴上了卖国的帽子。
奕欣本人曾对当时的局面作了这样的描述：“大沽未败以前，其时可剿而亦可抚；大沽既败而后，其时能抚而不能剿。至夷兵入城，战守一无足恃，则剿亦害抚亦害。……（故不得不）权宜办理。”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谈判无非是任列强予取予求罢了，无论改换何人进行谈判也决不会有什么迥然不同的结果，此外躲在热河的咸丰又命令奕欣“将退兵各层迅速定议，俟该夷酋进城，即行前住画押换约，保全大局，毋再耽延，致生枝节。此时天气尚未严寒，该夷如能早退，朕即可回銮以定人心”。九月，条约达成，奕欣上奏自请议处，咸丰以“恭亲王办理抚局，本属不易。朕深谅苦衷，毋庸议处。”为由赦免了做替罪羊的弟弟。
在这一过程中，侵略者的强大与先进无疑给了奕欣极大的震撼，奕欣由原先的“理智型攘夷派”（奕欣在咸丰八年上《通筹大局不能稍涉迁就折》主张拒签《天津条约》，之后又上《江岸通商贻患甚巨宜早筹战备折》主张积极备战）转变成了“师夷自强派”，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61年1月20日）咸丰批准了由恭亲王奕欣、文华殿大学士桂良、军机大臣文祥等在9天前在《通筹夷务全局折》中提议设立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统管一切涉外事务，并任命奕欣为首席总理大臣，桂良、文样担任总理大臣；至此，“恭王派”开始了对清朝外交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控制；此外，由于俄国获利最多而祸华最烈，治俄先于治英法成为了奕欣的对外方针。与此同时，奕欣的“师夷”思想及外交风度无疑受到了“外夷”极大的欣赏，于是在庆祝签约的宴会上，“夷人”把奕欣恭上了“绝座”，叫其他王公跪迎，为此奕欣得到了“鬼子六”这个称号。而很快的，一个奕欣将要造反代替奕詝的谣言在京城一带开始流传，奕欣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虽然没有证据，但结合当时的情况来看，制造谣言的幕后黑手有极大可能是躲在热河而与奕欣意见相左的肃顺。
四 辛酉政变
咸丰十一年春，为了避免与“夷人”同城居住而滞留热河的奕詝由于生活放纵无节搞坏了身体；七月十六日，奕詝病笃，乃留遗诏二道，一是立皇长子载淳为太子；二是任命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肃顺及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军机大臣穆廕、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人“赞襄一切政务”，以上八人也被称为“赞襄政务王大臣”。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清晨，清文宗奕詝崩于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东暖阁。
留守京师的恭亲王奕欣很快就得到了咸丰帝驾崩的消息和遗诏的内容，抛开兄长去世的消息不说，奕欣对那张既在情理之中又在预料之外的“顾命大臣”名单感到了相当程度的震惊，他完全没有料到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自己竟会被兄长彻底排除在新的权力中枢之外。不止奕欣自己，军机大臣文祥的落选表明了整个“恭王派”都遭到了排挤（文祥在军机处的资历与匡源大致相同，优于焦佑瀛；咸丰十一年在军机处五大臣中排名第三，先于杜翰、焦佑瀛；而此刻却唯一落选），在这种情况下，奕欣必须在妥协和反抗间做一个决定。
如果选择妥协，运气好的话，奕欣在新时代可以继续担任“外长”（被首相压抑的外长日子不会好过，这个可以看日本前外相田中的例子），但这种可能很小，因为统论亲尊贵贤，奕欣都是诸顾命大臣无法比拟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的顾命大臣们也无法坐视在各部门都有自己一套班子的恭亲王与之分享权力，特别是贪权而又专断的肃顺绝对不能容忍奕欣成为反对自己的一面旗帜。因此在当时那种“办理抚局大不易”的情况下，肃顺等人很容易就可以找茬将奕欣革职让其归邸养老，而从30岁不到就开始养老显然是当时英气勃发的奕欣所不能接受的，毕竟他曾经看到过取得天下的希望，在已经委屈了多年以后，奕欣不愿再接受这样悲惨的未来。为了自己，也为了支持自己的众人，奕欣毅然走上了反抗之路。
清文宗奕詝因为自己执政后期的失败而变得十分多疑，他不信任在江南统兵的曾国藩、不信任留京办理“夷务”的奕欣，最终也没有完全信任在自己身后“赞襄一切政务”的肃顺。为了保持相对的权力平衡，奕詝在弥留之际将“御赏”、“同道堂”两印分别赐予皇后（母后皇太后、慈安）与懿贵妃（圣母皇太后、慈禧），而其用途显然并不是用来做纪念品。于是在清文宗驾崩之后，顾命大臣们同意在上谕和廷寄的首尾钤用两印作为两太后（代表小皇帝载淳）经审阅后同意发出的凭证，形成了“垂帘辅政，盖兼有之”的局面，这种情况使得顾命八大臣的权力（也包括办事效率）大大低于康熙年间的顾命四大臣。
慈禧太后有着很强的权力欲，而其在文宗病重期间曾替文宗批阅奏章的经历使之有了干预政务的能力；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们为此而加意防范慈禧太后，结果大大加深了双方的恶感。另一方面，权势日重的肃顺在两宫太后面前显出一种妄自尊大的态度而深遭两宫太后之忌。在慈禧太后的提议下，两宫太后暗中发懿旨招唯一有力量可以对抗顾命大臣的恭亲王奕欣赴热河行在“筹谘大事”。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奕欣的为了探听新政权的虚实而要求赴热河叩谒梓宫。在热河的肃顺等顾命大臣一方面没有理由驳回奕欣这个合情合理的折子；另一方面又对自身的权位过于自信，认为奕欣即便来了热河也兴不起什么风浪，于是批准了奕欣赴热河叩谒梓宫。
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1861年9月5日）奕欣到达热河，在澹泊敬诚殿叩谒梓宫之后立即受到了两宫太后的单独召见。双方在会见中显然达成了推翻现有“顾命大臣”制度代之以“两宫垂帘、恭王秉政”的新制度的默契，以之后的结果来看，肃顺等人并没有获知这次会谈的内容。为了不使肃顺等人起疑，直到回京，奕欣没有再和两宫太后单独会见过。双方的秘密交通改由醇郡王奕譞之妻（慈禧亲妹）负责传递。奕欣对顾命大臣的进攻开始大规模发动起来。八月初六，都察院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奏请两宫太后“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不能干预，庶人心益知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肆其蒙蔽之术”，“更当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辅弼一切事务”。而督办“河南安徽剿匪事宜钦差大臣”胜保与山东巡抚谭廷襄亦同时联衔具折“恭请皇太后圣躬懿安”，开了臣子向太后请安的例子。
八月初七，奕欣赶回北京，召集在京重臣进行布置，只待众人从热河行在回京。
以当时情况来看，奕欣的“恭王派”在北京占有较大优势，首先奕欣自己是留守京师的“全权钦差大臣”，在顾命大臣正式回京办事之前在北京拥有绝对权威；而“恭王派”首席干将文祥在事实上掌握北京卫戍部队（现任步军统领端华在热河，而任左翼总兵的文祥曾兼署该职）；在京重臣中文华殿大学士桂良是奕欣的岳父，武英殿大学士贾桢是奕欣的老师，体仁阁大学士周祖培因在担任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时受了满尚书肃顺的排挤乃与之结怨颇深；而“一时清望所归”的前重臣祁隽藻、翁心存（也是奕欣的老师）亦“并与肃顺不协”，前领班军机大臣彭蕴章更是对其深恶痛绝。京中臣工又多有上述诸人之门生故吏，于是在北京形成了一个针对肃顺及顾命大臣的强大包围网。而外国势力因为载垣之前的作为自然也站到与之相反的一方。
京畿周边的统兵大员僧格林沁、胜保一方面对肃顺主张重用曾国藩等汉员不满；另一方面又因为咸丰十年八月间肃顺等人自行逃逸，而将吃了败仗的自己丢在一旁而心怀怨恨，因此也站到了恭亲王一边。
在热河，双方实力对比又恰恰相反，“恭王派”及其支持者的实力只限于以领班军机章京曹毓瑛为首的一批司员和位尊而权不重的醇郡王奕譞等亲贵；其余军政要职都掌握在顾命大臣手中。肃顺等顾命大臣首先以在大丧期间使用黄折为由将胜保、谭廷襄交部议处。为了董元醇奏请两宫垂帘一事更是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慈禧太后在收到董元醇奏请“两宫垂帘、（恭）亲王辅弼”的折子后知道无法立刻实行，于是将该折留中不发,而顾命大臣则打算严惩董元醇以杀鸡儆猴，继而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为此要求将该折发下处理。
两宫太后在商议后将该折发下并明确指示批准董折“亲王辅弼、添派师傅”二事。顾命大臣为此而大为恼火，当下以祖宗旧制向无皇太后垂帘之礼为理由，坚持写明发上谕痛加驳斥，并由焦佑瀛起草了一份措辞严厉的上谕稿指责董折“奏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殊属非是”，“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两宫太后对顾命大臣违背己意、擅自改写上谕稿一事亦不能容忍。结果双方当廷争执起来，肃顺等人“勃然抗论，以为不可”，称“顾命之臣，辅弼幼主，不能听命于太后，请太后看折子，原是多余的事！”，最后竟把小皇帝载淳吓得小便失禁哭了出来才算停口。次日，顾命大臣又停止办公，拒绝开视发下的折件来向太后施加压力。只拥有名义上权力的两宫太后无计可施，被迫向顾命大臣屈服，将董元醇的奏折和焦佑瀛所拟谕旨发下照抄。
顾命大臣在这次冲突中取胜，但他们的跋扈却使得舆论倒向了相反的方向，而大多数亲贵也随之站到了太后与恭王一方。另一方面，顾命大臣将对手一时的韬晦认为是永久的屈服，大大放松了警惕（这一时期顾命大臣对奕欣的反击仅是任命对奕欣不满的豫亲王义道“佩带领侍卫内大臣的印钥”进行牵制）。利用顾命大臣的松懈，两宫太后巧妙解除了肃顺、载垣、端华所兼任的步军统领和銮仪卫、向导处、上虞备用处（粘竿处）等职务，削弱了顾命大臣在内廷的影响力。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1861年10月26日），两宫太后偕幼帝载淳奉文宗梓宫离热河回京。为了在东华门率众跪迎咸丰帝灵枢，两宫太后偕幼帝载淳及载垣、端华等七大臣在前间道先回；而肃顺与醇郡王奕譞等亲贵护送咸丰帝灵柩随后。在这种安排下，顾命大臣中的灵魂人物肃顺与中枢产生了短暂的分离，最终导致了致命的后果。
这位皇后就是西汉时期汉哀帝刘欣的妻子傅氏，她能够作为当朝皇帝的皇后，这都是源于她的堂姑母是当朝的傅太后。如果不是因为傅太后这一层关系，傅氏很可能一生都只是一介平民。傅氏虽很幸运地成为了皇后，可是她的丈夫刘欣只继位6年就去世了。刘欣死后，傅氏就失去了靠山，并且总是受到政治敌人的侮辱，最后她被安排给自己丈夫守陵，她最后选择在自己丈夫墓前自尽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傅氏在嫁给刘欣的时候，刘欣还不是国家皇帝，而是定陶王。刘欣前一位皇帝是汉成帝刘骜，只可惜他膝下没有儿子继承皇位，只能从皇族宗室里面挑选。傅太后就借此机会贿赂汉成帝周边的人，推举她的孙子定陶王刘欣为太子。最后，定陶王刘欣幸运地成为了国家太子，因为此事幸运的还有傅氏，她也因此成为了太子妃。
一年后，汉成帝刘骜突然死亡。这就让刘欣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国家的君王，傅氏也没有经过各种各样的勾心斗角就成为了国家的皇后。由此可见，傅氏的这一路晋升实在是太顺利，太幸运了。刘欣也是一个聪明的人，他继位后，及时削弱了一些王氏家族的的势力，并借此机会扶持自己祖母傅氏家族。刘欣成为皇帝这件事情，可以说傅皇后是其中的最大的受益者，傅皇后的父亲就因此机会升官加爵。
只可惜，汉哀帝刘欣沉迷于男女之爱，他只在位6年就去世了。曾经被刘欣狠狠打压的王氏家族趁机掌握国家的权利，并扶持刘衎上位。王氏家族为了泄愤，将傅皇后废黜，并且还会时不时羞辱她，并让她去为自己的丈夫守陵。最后，傅皇后选择了在自己丈夫的墓前自尽，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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