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场“潜规则”：曾国藩如何收礼和送礼

清代官场“潜规则”：曾国藩如何收礼和送礼

曾国藩是一个标准的传统官僚，他科举出身，从翰林院编修起家，做到了副部级的礼部侍郎。在那之后，他创建湘军，带兵打仗，最后一路做到大学士、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可以说出将入相，位极人臣。我们可以通过曾国藩这个具体典型，观察一下清代地方官员的经济生活状态，观察一下清代官场的潜规则是具体如何运转。

两江总督收入丰厚，曾国藩一家却生活简朴

咸丰十年（1860）四月，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两江包括今天的江苏、江西、安徽，总督主掌军政民政，统辖三个省的一切文武官员。而就太平天国时期的形势而言，两江总督的重要性可谓天下第一。如此重要的人物，年收入是多少呢？

如果说基础工资，或者叫法定工资，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大清帝国的总督，年收入只有一百五十五两白银。如果大致以一两白银兑换二百元人民币计算，大约为人民币30100元，合成月薪约为2583元。而按现行的《国家公务员级别和工资标准》，省级公务员职务工资标准为2510元。古今薪酬制度之一脉相承居然如此巧合。

当然，和今天的工资制度一样，这一百五十五两只是工资条上的基本工资。从雍正时期起，皇帝又特批给督抚们一笔数额不菲的补贴，叫“养廉银”。乾隆十二年（1747），朝廷定两江总督养廉银为一万八千两 ，在全国总督中处于较高水平。

然而事实上，对于帝国内绝大多数督抚来说，“养廉银”在全部收入中仍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中国官员更大宗的收入是“规费”，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灰色收入。按照西方标准，这种规费收入当然属于腐败，但是“中华帝国的朝廷和百姓都不认为收取规费有什么不妥或者是腐败，只要此种行为保持在习惯性的限度以内就行”。而这个习惯性的限度，据张仲礼的研究结果，督抚级的官员平均是十八万两。如果真的如此，我们差不多可以说曾国藩是大清帝国的顶级富人之一了。

然而，顶级富人曾国藩却活得像穷人一样。

总督时期，曾国藩的衣着不修边幅。赵烈文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这一记载得到了外国人的印证。同治二年（1863），戈登在安庆与曾国藩会面，这些外国人惊讶地发现“曾国藩……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

不光自己的生活非常简单，他对家人的要求也非常严苛。他家里只有两个女仆，一个是老太太，一个是小姑娘，帮不上什么忙。那么总督府中的日子怎么过活呢？曾国藩要求曾家的女人们，每天都要进行体力劳动。从洗衣做饭腌制小菜，到纺线绣花缝衣做鞋，都要亲力亲为。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剿捻回任再督两江后，为家中女人们制了个工作日程表：“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巳午刻（早9点到中午1点），纺花或绩麻，衣事。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酉刻（傍晚5-7点），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从早到晚，基本上不得休息。如此辛苦的总督府家眷，恐怕大清天下找不到第二家了。

曾国藩如何收礼和送礼

成为地方大吏，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礼品。一旦升官，任何一位前来谒见的下属，都不会空手而来。身在官场，从始至终片礼不沾是不可能的。如此“不近人情”，不符合曾国藩“和光同尘”的作风，也不利于他在某些情况下与下属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所以在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他会从下属送来的礼物中挑一两样价值最轻的。

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初九，湘军名将鲍超亲赴安庆，一为商量军务，二为给曾国藩贺寿。鲍超的军队向以能战、能抢闻名，因此他既是一个粗人，也是一个富人。其他部下不敢给曾国藩送礼，鲍超却不管这一套，他一共带来十六包礼物，其中许多珍贵的珠宝古玩之类。曾国藩览之而笑，从中挑了一件收下，其他都送还鲍超。收了一件什么呢？一顶小帽。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记载：“鲍春霆来，带礼物十六包，以余生日也。多珍贵之件，将受小帽一顶，余则全璧耳。”鲍超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好又带了十六包东西回去了。

曾国藩还收过美籍华人容闳“报效”的礼物。同治四年（1865），容闳从美国采购机器回到中国。两年前他受曾国藩委托，以“出洋委员”身份，携六万八千两白银出洋采购机器，开启了洋务运动之先声。机器运抵上海之后，他赴南京向曾国藩汇报工作。此时曾国藩已经离开南京，北上剿捻。曾国藩知道，按中国官场惯例，容闳一定会向他致送礼物，因为曾国藩给他的是一个“肥缺”。所以曾国藩特意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容闳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内，既可收留，多则璧还为是。”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收受礼品，有一条默认的“价格线”。至于容闳所送的是什么，价值多少，没有留下记载。

当然，除了清的一面，曾国藩也有“浊”的一面。总督时期，曾国藩在人情来往上开支不少。

两江总督本是天下最“肥”之“缺”，曾国藩的前任们因此手笔都比较丰阔。曾国藩既袭此任，在许多方面也不得不萧规曹随。

联络京官，是地方大吏必不可少的动作。曾国藩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笔炭敬对京官们来说意义何等重大。曾国藩致送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他在给曾国潢的信中说：“同乡京官，今冬炭敬犹须照常馈送。” 这笔钱，每年至少数千两。

除了炭敬，另一笔比较大的花销是程仪。如前所述，迎来送往是官场上的重任。有人出差路过，他除了请人吃饭，还要给他一百两银子的程仪。

至于“别敬”，则频率较低，只有在地方官需要进京时才发生。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日，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这一年十二月他抵达北京，在北京过完年后出都赴保定就任。在出发之前，曾国藩身上带了一张可以兑换二万两现银的银票。为什么要带这么多钱呢？主要就是为了给京官们送“别敬”。多年没有入京，那些在穷京官生活中挣扎的故友新朋们盼他如望云霓，他的别敬当然不可能过少。他在日记中多次记载“核别敬单”，“定别仪码”，“定分送各单”，可见这件事他是多么在意。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说：“余送别敬一万四千馀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总共送了一万四千两，他仍然认为不厚。

要想顺利报销就要给“好处费”。

除去人情往来，官场上的“潜规则”更需要大笔银子。

同治七年，捻军被消灭，天下大致平定，太平天国战争军费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报销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费”问题。

按照清代财务制度，曾国藩需要先将这些年来的军费开支逐项进行统计，编成清册，送交户部。户部要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审查合格，才呈报皇帝予以报销。因此，报销过程中，最关键的是户部的态度。如果户部高抬贵手，什么不合规定的费用都能报销；如果他们鸡蛋里找骨头，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过不了他们的审计关。那么，户部的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视“部费”也就是“好处费”多少而定。报销前，曾国藩托李鸿章打听一下户部打算要多少“部费”，李鸿章回信说：“报销一节……托人探询，则部吏所欲甚奢。虽一厘三毫无可再减。……皖苏两局前后数年用饷约三千万，则须银近四十万。如何筹措，亦殊不值细绎。……若辈欲壑，真难厌也。”也就是说，李鸿章托人去找户部的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们要一厘三毫的回扣，也就是1.3%。曾国藩需要报销的军费总额是三千多万两银子，按1.3%算，“部费”需要四十万两。

四十万之巨，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的。怎么办呢？只有继续公关。曾国藩命江宁（南京）布政使李宗羲托人，李又托了一个人出面和户部书吏接洽，做了大量工作，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八万两，显然书吏做了极大让步。

恰好在这时，中枢的批复到了。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皇帝（实际是太后）同意他们免于报销，曾国藩对此感激涕零，说他对此“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按理说，皇帝发了话，这八万两就可以省下了。不过，曾国藩却说，这说好的八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因为阎王好见小鬼难搪，毕竟以后他还需要和户部打交道。

曾国藩也有“小金库”

那么，以上这些开支，钱都是从哪来的呢？

原来，曾国藩在自己的财政司中建有一个“小金库”。我们说过，总督的平均陋规收入一年会有十八万两。那么曾国藩不许下属给他送贵重礼物，不收现金，这样就少了一大块。此外，他还不收各州县送的陋规。但是盐运司送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几个海关送的“公费”，就是曾国藩这个“小金库”的金钱来源。因为这些单位，是有钱单位，如同今天的烟草专卖局，你不收，他们也发作福利了。

小金库的用途，则主要供曾国藩官场应酬打点之用。曾国藩同治七年底进京，一路路费和生活费，在京中送礼所用，再加上带到直隶总督府的两千两零花钱，全系“小金库”中的钱，并没有动用自己的“养廉银”。曾国藩的养廉银则存放在布政使衙门，主要供自己家庭开支所用。

在曾国藩北上就任直隶总督之际，“后路粮台”的“小金库”共存了三万两左右。如前所述，这三万两小金库在北京只花掉了两万，还剩下一万怎么办呢？按官场惯例，这一万多，曾国藩完全可以携归家里。不过他却不想这样做。在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的信中，曾国藩对纪泽说：“其下余若干（尔临北上时查明确数）姑存台中，将来如实窘迫，亦可取用。否则散去可也（凡散财最忌有名）。”就是说，家里实在需要花钱，可以用一些。否则，临全家北上时，想办法捐掉。曾国藩要求“散掉”时不可为人所知，“凡散财最忌有名”，这是因为“一有名便有许多窒碍”。他还说：“余生平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

这是解读曾国藩为官风格最关键的两句话。一方面，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但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接受官场潜规则，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应该归入“非典型类清官”。也就是说，内清而外浊，内方而外圆，只要清官之实，不要清官之名。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是“当清官”，而是“做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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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重臣曾国藩的早年：七次参加科考只中个秀才

曾国藩的一生办过很多大事，而且手段都非常高明、精明。但其实曾国藩的智商并不是特别高，从家庭遗传的角度来看，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在读书的时候脑子就很笨，从十几岁开始考秀才，一直考到 43 岁，前后足足考了 17 次，最后头发已经花白了，才中了一个秀才。

30岁以前基本是个平庸的人

曾国藩自己的科举道路，一开始和他的父亲有点像。前 6 次考秀才都失败了，一直到第7次才勉强中了一个秀才。为什么说是勉强呢？因为他的名次是倒数第二。

关于曾国藩的天资，当时人就有很多议论。他的朋友左宗棠经常在和一些亲友的通信中评论曾国藩，说曾国藩欠才略、才太短、才艺太缺，兵机每苦钝智。他的学生李鸿章当他的面说他儒缓，说他做事反应太慢。

曾国藩在 30 岁以前，性格方面有很多平常人常有的缺点和毛病。在他到北京做官之后，他每天用于社交的时间特别多，到处去喝酒、聊天、听戏、下棋，用于读书的时间特别少，读书也往往坐不住。有一次，翰林院放了 40 天的假，在假期结束的时候，曾国藩在日记中做了一个自我总结，说自己这 40 天做了什么事情？除写了几封家书之外，什么事都没做，稀里糊涂就混过去了。

他为人傲慢、修养不好、脾气比较暴躁，曾经和别人发生过几次比较严重的冲突。其中一次是和同乡的一个京官郑小山，两个人因为吃饭的时候意见不合就打了起来。什么脏话都骂了出来，甚至问候了双方的亲人。曾国藩过后感到非常后悔，说自己这种举动太有辱斯文了。

所以 30 岁以前的曾国藩，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很平庸的人，和我们后来印象中人格完美无缺的圣人有非常大的差距。

说起来很简单，他学做圣人就是从写日记开始。在日记当中，他还给自己定下每天攻克的下限，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每日读一经，隔三差五地练习作文。有了日记的这一工具之后，曾国藩工作、学习的效率大为提高

三十而立 深刻反省学做圣人

为什么后来曾国藩能够脱胎换骨，能够刻苦地自我修炼呢？这个也跟他到北京当官分不开。曾国藩在北京见到了很多大儒、大学者，他很受触动。同时在做了官之后，曾国藩身上就没有作八股文的压力，他就开始有时间从容地研究一些学问。那时候一个读书人必不可少的是要研究理学，理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就是每个人通过自我磨炼都可以成为圣人，每个人都有圣人之志。所以在 30 岁的时候，曾国藩觉得三十而立，不能像以前那么混下去，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学做圣人。

曾国藩学做圣人是如何入手的呢？说起来很简单，他学做圣人就是从写日记开始，用工整的蝇头小楷，把自己每天的所作所为，每天早晨一睁眼到晚上睡觉所做的事情，特别是把不符合圣人标准的都摘出来，痛自反省。在日记当中，他还给自己定下每天攻克的下限，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每日读一经，隔三差五地练习作文。有了日记的这一工具之后，曾国藩工作、学习的效率大为提高。

在立志自新之后，曾国藩马上就想起和郑小山打的那一架，虽然这一架两个人都有毛病，但是要改过，就要反求诸己，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且要改过就要从速。所以曾国藩马上到郑小山家登门拜访、赔礼道歉。郑小山也很感动，留曾国藩吃饭。于是两个人重新和好如初。

曾国藩有一句话，他说尤不愿得清官之名，就是说他不想让别人认为自己是一个清官，他这种和光同尘、遵循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的做法，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他自己和官场的冲突，有利于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办一些大的事情。曾国藩是一个内清而外浊、内方而外圆的非典型的清官

生活窘迫 仆人都不愿跟他

一般来讲，大家对曾国藩的争议就集中在曾国藩到底是一个真诚的人还是虚伪的人。很多人说曾国藩是一个很真诚的君子、圣人，但也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曾国藩是一个虚伪的人，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都为了升官发财。一个人的经济收支是一个人生活中非常隐秘的方面，通过对这一方面的了解，我们往往可以界定这个人的真伪。

《湘乡曾氏文献》当中有一本曾国藩道光二十一年前后的账本，因为曾国藩这个人心很细，做京官期间，经济很紧张，曾国藩每天的生活都要记账。通过这个资料进行一个梳理，就可以看到曾国藩一生经济收支的基本脉络。

先说曾国藩在做京官时的经济状况。道光二十年，曾国藩中了进士，被皇帝授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的官职，这相当于今天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副处级以上的研究员，经常要见各部的长官，有时候还要见皇上，经常给国家起草一些文章。但他的经济状况可以用一个字概括——穷。比如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的一个仆人叫陈升，跟主人吵了一架。主人跟仆人吵架这也是经常的事情，但是陈升吵完架之后卷起铺盖走人了，到另外一个官员家里去攀高枝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曾国藩家生活水平太低了，经常拖延他的工资，吃的也不好。所以这个事使曾国藩很受 *** ，然后就写了一个傲奴诗，说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手里没钱，仆人都瞧不起自己，一个仆人比自己都傲慢。为什么这么穷呢？这就因为清朝的低薪制。

用清代的一两白银能够买多少大米来进行换算，大概一两白银相当于今天的 200 元人民币，曾国藩一年的工资大概相当于现在 24000 元人民币。这个钱如果对今天的一个京漂来讲都是非常困难的，何况曾国藩拖家带口。当时一个京官的支出是多少呢？在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全年花了458 两 1 钱 9 分白银，财政赤字是333 两 5 钱 4 分。

咸丰十年（1860 年），曾国藩当上了两江总督。此时曾国藩的收入是多少呢？ 155 两，和他做京官时期差不多。但这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工资。清代总督和巡抚最主要的收入是规费，用通俗的话讲就是灰色收入。总督级的官员，规费的平均年收入是18 万两，相当于 3600 万元。如果曾国藩的收入真的这么多的话，他可以是全大清帝国数一数二的高收入者。收入能够有如此天翻地覆的提升，曾国藩的生活水平提升了多少呢？

曾国藩的生活水平确实和做京官时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首先在穿衣方面，曾国藩在总督时期，不仅是穿衣朴素，而且到了不修边幅的程度。这一印象得到了外国人的印证。洋枪队的首领戈登，在同治二年到安庆和曾国藩有一次见面，戈登的随员写了一本回忆录，提到了这次会面。这些外国人惊讶地发现，堂堂两江总督，衣服陈旧、打皱，还有斑斑的油渍，就是吃饭的时候不小心落的油渍。为什么曾国藩当总督的时候穿衣反而不讲究了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两江这个地盘上，曾国藩就是最大的官员，他没有上级可以觐见，来见他的都是下属，他可以随便一些。

内清外浊的非典型清官

曾国藩的资料中有一件有意思的功课表，这是他给总督府的女眷定的。因为曾国藩不允许在总督府内雇佣太多的仆人，人手不够用，曾国藩要求自己的女眷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做家务活。同治七年，曾国藩给女儿、儿媳妇定了一个工作日程表。每天早饭之后要做小菜、做点心、做酒浆，叫食事。上午纺花或织麻，叫衣事。中饭之后做刺绣之类的细工。晚上还要做鞋，这是粗工。所以总督府的女眷从早上睁开眼到晚上休息，几乎歇不了。如此的总督府家眷，我相信在大清王朝肯定找不到第二家。当时每天晚上，在南京的总督府里，曾国藩在一边秉烛批阅公事，他的女眷在一边点灯织布，应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动人的画面。这是曾国藩的清廉表现。

与此同时，他身上也有浊的

一面。曾国藩也大吃大喝，在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有一次到苏州去检查工作，他每天大部分的日程是请客吃饭。到临走前，他也摆了两桌请苏州的官员。这种做派和晚清的任何一个官员的做派都是一样。同时曾国藩晚年也要给在京的京官送冰敬、炭敬，总数达几千两白银。

曾国藩在官场上最大的一笔应酬发生在同治七年（1868 年），因为这一年他从两江总督调任到直隶总督，他到北京去陛见慈禧太后和皇帝。出京的时候，按照当时官场的惯例，要给在京的官员送笔别敬，也就是分手礼。花了 14000 两白银，他觉得还不是很丰厚，和别人相比，钱数还不是很多。

总结曾国藩一生的经济收入和支出，我认为曾国藩是一个非典型的清官。一方面，他确实是清得问心无愧，并没有把一分钱纳入自己的私囊。但另一方面，他的清和中国传统历史上的清官做法不一样，他不像海瑞这些清官，清可见底，严格遵守国家的规定，国家规定不能拿一分钱，一分钱都不拿;国家规定不能办的事儿，一点也不办。我觉得这样的清官是门面式的清官，做不了任何实事。如果一个官员清到这种程度，就会成为官场上的公敌，大家都不会认可你。因为你这种做法显然暗示了别人都不清廉，你在官场上不可能有任何朋友，不可能有任何支持自己的力量。

曾国藩有一句话，他说尤不愿得清官之名，就是说他不想让别人认为自己是一个清官，他这种和光同尘、遵循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的做法，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他自己和官场的冲突，有利于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资源，为社会办一些大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曾国藩他是一个内清而外浊、内方而外圆的非典型的清官。

懂风水，但不独占好坟地

曾国藩比较会相面，每次接见生人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先不和你说话，让你坐在座位上，从上到下打量你，看上几分钟，然后再开口。这个习惯挺吓人，但曾国藩自己认为这是他鉴别人才的一种方式。

此外，曾国藩还会算卦，在他带兵打仗的时候，每一次遇到军事上举棋不定的时候，他都要翻开《易经》自己算卦，这种记载在他的日记中有15 条之多。曾国藩还相信托梦、风水等。

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在理学中，鬼神、风水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曾国藩是一个理学家，所以他迷信鬼神，研究风水，在当时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是一件非常光明正大的事情。

既然懂风水，曾国藩对自己将来葬地的风水当然不可能没有任何考虑。曾国藩晚年有一个朋友叫冯树堂，这个人非常善于查风水，晚年他自告奋勇对曾国藩说，要到湖南给曾国藩找坟地。曾国藩很高兴地答应了，冯树堂回到湖南之后，挑了整整半年多时间，给曾国藩找了一个上好的万年吉地，这个地方在湘乡的东台山。冯树堂给曾国藩写信汇报说，东台山的风水实在是太好了，如果曾国藩将来葬在这个地方，可以保证后世代代出举人、出进士。没想到，曾国藩回信说，这块地我不能要。因为这块地太好了，它关系到一县的文运，如果我埋在这儿的话，湘乡县的文运都被我曾家占有了，就会妨碍别人家文运的兴盛。这种事儿，我不会做。所以你再给我挑一块地，不用太好，只要能够保佑我的子孙平安就可以了。所以曾国藩去世之后葬在另外一个地方。即使在风水、迷信这一类事情上，也可以反映出曾国藩人格的与众不同。

曾国藩到底是清官还是贪官

一想到清官，我们脑海中总会浮起"囊橐萧然"、"贫不能殓"这样容易引动人悲情的词汇。似乎所谓"清官"，必须"清可见底"。朱元璋时的弘文馆学士罗复仁雇不起小工，自己登梯粉刷墙壁；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海瑞，则要靠在官署内种菜以维持生活(《明史》)。

以此标准，曾国藩算不上清官。他入仕之前，曾家是小地主。而曾国藩晚年，曾氏家族已经是湘乡巨族。曾国荃富甲一方不说，曾国藩也无法保持寒素面目。曾国潢等代他营建的"一等毅勇侯第"，三进八横，大小房屋120余间，巍然特立于荷叶镇上。

不但自己没有做到"一贫如洗"，对他人，曾国藩也没能做到"一身正气"。曾国藩十分尊重官场潜规则，庆吊往来，礼数十分周到。而且和大部分官员一样，他请客送礼，有时用的也是公款。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曾国藩确实又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清官。他终生生活俭朴，"夜饭不荤"。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用于个人消费的记录。相反，他倒是经常以自己的养廉银来周济他人，或者垫补公款之不足。由于生前多次"散财"，及至身死，曾国藩只存银万余两，办理丧事都不够用。

一般来讲，清官往往很在乎"清誉"，然而曾国藩却唯恐得到"清官"之名。他多次告诫自己的儿子说，"散财最忌有名"，"一有名便有许多窒碍"。身跻高位之后，他一直以清廉之名为惧："余生平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所以他的"清廉"，只求问心无愧，不求为人所知，内心操守坚定，表面上和光同尘。他的一生，可谓既"清"又"浑"，以"浑"为表，以"清"为里。这种居官行事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

曾国藩遵守规矩的例子有哪些、越多越好

1，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冬，曾给自己订下了每天读书的十二条规矩。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在军务繁忙之际，犹定申、酉、戌、亥四个时辰温旧书，读新书，偿外债（指诗文债、字债），写笔记。同治元年（1862年），他任两江总督，白天忙于军政事务，夜里仍温读诗文。他自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初一起写日记，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二止从未间断，数十年如一日。 2，为官遵守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规矩。“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当时清朝官员的真实写照，但曾国藩却始终出污泥而不染，洁身自好。在京任职期间，他鄙视人情送礼，以身作则拒绝收礼。并因此得罪了不少京官。3，生活中遵守勤俭的规矩。他有件青缎马褂，只是在重大庆典活动时才拿出来穿，平时就放在衣橱里因此三十年那衣服依旧光亮如新。临终前他留下遗嘱说：“我要是死了，把我的灵柩沿运河运回老家去安葬，沿途谢绝一切接待，概不收礼。” 可见他的简朴。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的时候，有一天他到扬州的一个盐商家去做客。那个时候的盐商可以说是富冠天下的。曾国藩面对满桌子的山珍海味，只是低头吃自己身边的一点东西，吃过饭之后，属下问他，大人你是不是对这一桌子饭感觉不可口，曾国藩说了一句话让大家非常吃惊:“一食千金，吾不忍食，吾不忍睹。”一顿饭吃了千把两银子，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不忍吃不忍看。曾国藩一生以身作则，黎明即起，每天只休息四五个小时。

带你了解不一样的曾国藩

? ? ? ?说起曾国藩最先想到的是曾国藩的为人处世之道，却从未有人谈及曾国藩的经济生活，《曾国藩的经济课》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最后一个圣人其实也是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平凡人。

? ? ? ?就像书中所说，人们大多过于关注曾国藩的功业道德文章而忽略了他的经济生活，所有关于曾国藩的记载都对他的经济生活提之甚少，偶尔的出现也是一笔带过，那么曾国藩的私人账簿究竟是否如他的为人一般“真诚”呢？

? ? ? ?在1993年第一期《湖南城市学院学报》上看到曾国藩的经济伦理思想及其实践摘要：曾国藩在思想上形成了淡泊名利，黜奢崇简、去财免祸的经济伦理观，在实践中他身体力行，并谆谆告诫家人去奢戒欲厉行节俭。从上所述足以看出曾国藩对待钱财有其独到的见解，并非如某些清代官吏一般视财如命，贪得无厌。

? ? ? ?曾国藩不贪财并不代表他不会理财，如作者所说，曾国藩的一生，从经济上看，既“清”又“浊”，以“浊”为表，以“清”为里。这种居官行事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清代官场的特点迫使曾国藩不得不像其他官吏一样收“炭敬”和“打秋风”，连林则徐这样的清官都不免俗更何况是曾国藩呢。但是曾国藩有自己的行事准则，曾国藩在总督时期便设有小金库，而小金库中的钱并非归为己用，在其北上就任直隶总督之际，小金库中结余银两经曾国藩三次书信最终确定分配，皆全部用作军费报销的“部费”。此结余虽无法最终确定到底用于何处，却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其灰色收入有正确的对待方法。

? ? ? 曾国藩的一生不能说其清廉，也不能判其腐败，亦清亦浊之间体现的却是大清官场上不可避免的“陋规”。《曾国藩的经济课》从一人视角来讲述整个清代社会生活的很多规律，揭示其腐败现象背后的成因，并从同时代或晚期一些官员如李鸿章、左宗棠、那桐、刘光第、李慈铭的经济生活体现晚清时代官员群体的经济生活特点。

? ? ? ?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一文钱都不贪的境地，更何况是在晚清时代那种大环境下，能够将银两用于必用之处，而非浪费中饱私囊已是圣人之举。从前的我们只知曾国藩的为人处世之道，如今看完《曾国藩的经济课》更让我们了解了最后一个圣人的收入与支出，这既是一部曾国藩的个人生活史，也是一部晚清政治、社会史。不仅是全面了解曾国藩，也是了解中国传统社会政治运转规律的必读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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