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延续了大明的寿命，最后却下场惨烈

此人延续了大明的寿命，最后却下场惨烈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今天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于谦的相关内容，不知能否帮助大家拓展一些知识?

在明朝的历史上，有一件事情让大明王朝的历史发生了巨变，不仅国力直线下降，连军队的战斗力也开始落后于西方，国家威严不再不说，整个大明也从威服亚洲的强国，变得被敌人吊着打。而这件事情就是大名鼎鼎的土木堡之变，甚至被瓦剌军来到了大明王朝的首都前。

当时的情况是，明英宗朱祁镇对自己过于自信，加上王振的撺掇，他不顾大臣的反对，亲自带兵亲征瓦剌。结果呢，虽然他不仅带着朱棣留下的五十万大军，而且是装备优秀的大军，配备着神机营，还有大炮，火器等当时领先的设备。但是，问题是他们是远征，距离后方太远，加上朱祁镇是突然间的御驾亲征，所以，一切并未完全的准备就绪。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因为，瓦剌离大明的腹地过远，加上准备不够充分，参考蜀汉时期的大将都知道提前。一年的时间准备军备物资，而土木堡之变则完全和兵法相违背。不方便运输物资，加上皇帝亲征，最高统帅从驻守边疆的大将，变成了朱祁镇自己。而他又是个耳根子很软的人，被王振撺掇着亲征就是最好的证明。

如此一来，大明的军队完全没了胜算。后来皇帝被捕，大明的军队全军覆没，随行大臣全部被处死，瓦剌军，甚至兵临北京城下。原本整个大明就被因皇帝被捕，陷入了消极的状态中，更重要的是，朱祁镇亲征时，已经把大明的主力、精锐部队带出去了，留守在北京的军队并非主力不说，人数也不行。更恐怖的是，当时已经有大臣提出迁都南京避祸，来为大明保存实力。

于谦力挽狂澜

就是在这个时候，于谦横空出世。当时因为朱祁镇出征前，曾嘱托朱祁钰监国，当时的于谦虽然官职不低，但是，却并非受到重视的臣子。但是，在一片迁都的声音中，是于谦出来义正言辞的说：此时迁都，所有人都是大明王朝的不肖子孙，提出迁都的人应该立刻斩首示众，以安民心，因为宋朝恶例在前。

然后，在否定了迁都的说法后，他提出了应该主战，不仅仅是挽救大明的江山，更重要的是要挽回大明的尊严，而明朝的人，因为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气节方面根本不需要怀疑。于谦此话一出，立即受到了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外国官员的支持。紧接着，监国的朱祁钰也表示此法可行，然后众臣就将防守北京的计划定下来了。

于谦也因此被提升为兵部尚书，全权负责筹划京师防御。 在他的带领下，北京军民一心，坚持答应了北京保卫战，使得瓦剌不远而来，原本打算以朱祁镇为交换条件的想法也落了空。加上，他们虽然兵临城下，但是和大明远征瓦剌一样，同样面临着军资运输不易的局面，加上大明的军民们，因为皇帝被捕，而产生的巨大凝聚力，以及大明臣子和太后，一致重新拥立了朱祁钰为帝。所以，大明打赢了北京保卫战。

主持击杀王振残余力量

但是于谦并非仅仅功止于此。在北京保卫战爆发之前，虽然他提出主战，但是更重要的是，在群臣激愤之时，要求惩罚王振的党羽，以告慰被捕的朱祁镇时，朱祁钰当时尚未继位，也知道王振是他哥的心腹，一时难以抉择。是于谦，拉住他的衣袖，让他早下决断，以平复臣工的怒气。也是他在王振党羽被众臣群殴致死时，提出群臣激愤，但杀的却是罪人，不需惩处，双管齐下，安抚了朱祁钰，也维护了百官的利益，更让奸贼付出了代价。

拥立新君继位

另外，于谦还有拥立新君，安稳朝纲之功。当时朱祁镇被捕，虽然已经立有太子，但是大明当时正值多难之秋，如果少主继位，很可能会招致敌人的觊觎。于是，大臣们提出让朱祁钰继位的想法。原本，朱晨已经和太后谈好了条件，朱祁钰只需要继位就好了，但是，朱祁钰不愿意登基。此时是于谦声说："我们完全是为国家考虑，不是为个人打算。"朱祁钰才勉强同意。

朱祁钰继位后，于谦还说服他将朱祁镇接回来，更重要的是，在朱祁钰为帝的十几年里，于谦一直兢兢业业，认真为大明的朝廷出力。并且，他从不贪污，即便是后来朱祁镇复位，下令将他家查抄，也是一贫如洗，没有不该出现的钱财。只有朱祁钰赐给的蟒袍、剑器。所以，于谦的案情是天下皆知的冤枉，但是为了立威，于谦还是被朱祁镇给杀了。

因为于谦虽然贤能，但是却在朱祁钰的手下干了多年。还深受重用，复位的朱祁镇即便是因他还朝，甚至明知他贤德，还是要杀他，警示其他人。因为于谦这样的贤臣都可以杀，何况其他人?同时，朱祁镇此举也的确效果斐然，无人敢有异议。

魏忠贤临终前，对崇祯讲了什么事，能延长大明寿命，但崇祯没明白？

魏忠贤对崇祯说不要重用东林党人，这些人只会动动嘴皮子，实则什么都干不成。崇祯并不会听魏忠贤的话，在他的眼里，魏忠贤就是一个小人，是他想要除掉之人。

崇祯对魏忠贤很是不喜，因为魏忠贤是一个太监，却手握重权，天启帝还重用魏忠贤，才导致朝廷越来越黑暗。有一次魏忠贤给崇祯递了份奏折，当他想跟崇祯一起讨论讨论的时候，崇祯却下了逐客令。魏忠贤表示难以置信，一直以来帝王都非常重用他，他哪里受得了冷落，于是便执意要陪崇祯一起讨论。

魏忠贤的行为在崇祯眼里就是挑衅，连帝王的话都不听。崇祯直接跟魏忠贤说自己并不需要他，魏忠贤才明白崇祯不打算跟他装下去了，这是要拿他杀鸡儆猴啊。崇祯谋划了很久，将魏忠贤逮捕入狱。这期间崇祯一直在重用东林党人，因为东林党人一直在跟魏忠贤对着干，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魏忠贤临死的时候劝告了崇祯，他说东林党人其实是一帮伪君子，让这些人当道只会加速明朝的灭亡。崇祯听了之后大怒，好你个魏忠贤，死到临头还在妖言惑众，为了跟魏忠贤对着干，崇祯将东林党人都提拔上来了。魏忠贤知道崇祯容不下他，他曾经跟崇祯说你要杀我，只需要派一个人过来就好了。崇祯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怎么可能听魏忠贤的话。

等到边关战事吃紧，崇祯想要听听臣子们的看法，但是却没有人能够给出什么意见，或者出钱帮助国家度过难关。很多东林党人为给自己谋后路，都会选择贪污，贪污的钱财数目惊人。崇祯这时候才意识到国家无人可用，也没有钱可以打仗。事实证明东林党人才是真正误了明朝的人，最后也是这帮道貌岸然的君子将城门打开，放了敌军进来。

大明王朝的生死劫，最后77年，白银流入如何让帝国崩溃？

公元1550年的春天，浙江巡抚朱纨，服毒自杀了。

三年前，这名军事才华出众的帝国官员，被嘉靖皇帝任命为浙、闽两省最高军事指挥官，负责平息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

为官清正的朱纨，一上任就收到了各种暗示。有人许他富贵，有人许他升官，朱纨不为所动，来了个釜底抽薪，“革渡船，严保甲，一切禁绝私市”，把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压得死死的。

当时整个帝国都知道，所谓的“倭乱”，绝大多数是亦商亦盗、以海外贸易为生的浙闽两省人，只有极少数的日本浪人参与其中，而且这些日本人往往受雇于中国大海商。

朱纨严格执行帝国的海禁政策，并采取强硬的军事措施，先后俘获了当时最大的两大海商集团头目——许栋和李光头。

朱纨在给朝廷报捷的奏疏中，指责浙闽两省的世家大族与“倭寇”有勾结。

这项指控，相当于在浙江、福建沿海的豪强家族中扔下一颗炸弹。

两省的豪门大族，立马动用各自的官场资源，对朱纨展开反击。浙闽籍的朝廷言官纷纷弹劾朱纨，一方面说被俘的许栋、李光头等人都是良民，不是贼党，更不是倭寇，要求从轻发落；另一方面说朱纨污蔑浙闽士人，惑乱视听，请求皇帝撸掉他的军事权力。

结果是，朱纨下令对96名被俘的“倭寇”和“海盗”，处以死刑。

这一下，浙江、福建两省士大夫十分惊恐，再次弹劾朱纨“擅杀”——帝制时代，生杀大权必须掌握在中央特别是皇帝的手里，朱纨擅自杀伐，给了别人弹劾他谎报军功、僭越权力的理由。

转瞬之间，“禁海”名臣朱纨，变成了帝国的待罪之徒。

他无限感慨地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绝望中，朱纨喝下毒药自杀。临死前，他颇为无奈：“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为官清正、能力很强的官员，在死守一条落后于时代的国家政策（海禁）时，连同自己的性命，也为时代所吞噬。

朱纨死后17年，1567年，隆庆皇帝即位后顺应时势，开放了海禁。由此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显著的一点是，世界上的白银，终于源源不断、堂而皇之地流入中国。

从此时起，到帝国覆灭，大约77年间，大明王朝迎来了它的“白银时代”。

一个帝国，生死系于白银。

1

1542年，从日本驶向中国漳州的三艘商船，在中途被俘获，船上满载白银3000公斤。当时，在海上从事中日贸易的这样的商船，大约有10—20艘，进口到中国的白银不少于20000公斤。

而这都属于非法的走私贸易。

嘉靖时期，声势浩大的“倭乱”，很大一部分诱因，是由于日本发现了产量巨大的银矿。来自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的商船，于是不断航行到日本九州，跟日本“以物易银”。

1544年，一艘中国商船在海上遭遇风暴，漂到朝鲜。朝鲜方面问船主，为何事而来。船主回答说：“以贸银事往日本，为风所漂而至此。”

这说明，中国商人以获取白银为目的的中日海上走私贸易，已经开始了。

根据历史学者的估算，在1540年—1644年的100年间，平均每年有75吨白银从日本流入中国，总计有7500吨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这仅仅是白银进入中国的一个来源。

白银的另一个来源，是美洲。

1545年（嘉靖二十四年）和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西班牙殖民者相继在波托西（今属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发现特大型银矿。此后，大量低成本的美洲白银，通过国际贸易、金融操作、走私、海盗掠夺以及战争赔款等多种渠道，源源不断地注入西班牙和欧洲其他主要国家。

但是，流入欧洲的美洲白银，最终，大部分都被装运到了中国，用于购买中国产品。

其中一条路线是：西班牙著名的“无敌舰队”装载白银，自墨西哥、巴拿马和秘鲁等地出发，经葡萄牙里斯本港和西班牙本土南部港口，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果阿港。沿途有买有卖，有装有卸。在果阿港又增载来自地中海和中近东市场流入印度的大量白银，再经马六甲运至澳门。然后由葡萄牙人用这些白银购买日本、印度、中东、近东、中欧和西欧各地市场所需的大宗中国货物。

仅仅葡萄牙商船，每年自果阿港运至澳门的白银，就有6000—30000公斤。

1571年，隆庆五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马尼拉建立殖民首府。此后，美洲白银直接航越太平洋，运到马尼拉，再经过贸易转至中国，这就是著名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这条路线，成为明朝晚期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主要渠道。

一项数据研究显示，在1590年—1644年的50年间，通过美洲—菲律宾—中国这条路线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达到4620吨。

数据表明，明朝晚期，包括日本和美洲在内的世界白银产量，占总额的1/3至1/2最终都流入了中国。

明朝中国因此被形容为世界白银的“吸泵”，吸纳了当时全球巨量的白银。

没办法，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太强了，天下无敌。当时，整个世界都受益于中国输出的物美价廉的商品，茶叶、瓷器、丝绸、棉布、药材等等。而站在中国，放眼世界，其他地方能够售予中国的货物，却非常有限，这就逼迫他们只能用白银货币来跟中国做生意。史载，当时的外国商船来中国贸易，“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

难怪后来的清朝皇帝会习惯性地声称“天朝上国，啥都不缺”，这是中国在1800年之前的三四百年一直维持大幅度贸易顺差的思维惯性使然吧。

说个有意思的小例子。1637年，崇祯十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首次到达中国，英国人很兴奋，以为从此可以狠狠赚中国人的钱了。结果，他们连一件英国货都卖不出去，只是抛出了8万枚西班牙银元，满载中国货而归。

明朝对洋货没兴趣，但为何对洋元（白银）这么有兴趣呢？

2

在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之前，明朝法定的货币，已经崩溃了。

明朝建国后，最初的法定货币，也是唯一的法定货币是铜钱。7年后，洪武八年（1375）起，明朝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开始了明朝的纸币时代。

为什么要改铜钱为纸币？

明朝的官方说法有三点：

一是如果用铜钱铸币，由于铜矿缺乏，民间不得不以铜器上缴国家，这是劳民伤财；二是当时民间已经出现了盗铸铜钱的现象，扰乱国家货币秩序；三是铜钱分量重，长距离交易、携带和运输，远远不如纸币方便。

道理大家都懂，但是，明朝发行纸币，竟然没有准备金的概念。

有多少储量的铜钱，就发行相应数值的纸币用于兑付，这在当代是一个基本的金融常识。而在当时，包括最早发行纸币的宋、元两代，基本都没有准备金的理念，想着用纸一印钱财就滚滚来。元朝的崩溃，一大原因就是滥发纸币引发通货膨胀造成的。

朱元璋只想着学宋元两代印钱，想印多少就能印多少，多爽，但他从未想过元朝真正的死因是什么，以为只是被自己的雄才大略打垮了而已。

不难想象，大明宝钞从面世之日起就开始贬值。

大明通行宝钞

由于发生不可控的贬值，朝廷就加大发行量，从而造成更迅速的贬值，这是一个无解的恶性循环。

洪武二十三年（1390），大明宝钞仅仅发行了15年，钞值已经贬到官方定价的1/4。到宣德十年（1435），大明宝钞发行60年之时，宝钞对白银的市场比价，降到了1000贯抵1两（官方定价是1贯抵1两）。也就是说，明朝的法定货币在60年间，贬值千倍，形同废纸。户部经过调查后表示，民间交易，只用金银，宝钞没人用。

面对大明宝钞刹不住车的贬值，朝廷的应对也很奇葩：一开始是用权力，禁止民间使用铜钱、金银交易，后来想到要回笼旧钞，但回笼过程还想着以新钞来搜刮社会上的白银，导致彻底失败。

直到大明宝钞发行大约100年的时候，即正统至成化年间，宝钞在民间流通中彻底绝迹。这个时间点，跟元朝的寿命（97年）差不多，但明朝没有因此灭亡，只是多亏了朝廷的变通。

从正统到成化年间，朝廷逐步放开“银禁”，“朝野率皆用银”，相当于政府被逼放弃了已经崩溃的法定货币，重新锚定了具有硬通货性质的白银，从而拯救了明朝的经济体系。

到嘉靖末年，明朝的赋税几乎都是通过白银收取，甚至国家的各项财政支出，包括军饷、工程营建、政府采购等，也都用白银。

这说明，在1560年代左右，虽然朝廷仍未承认白银是法定货币，但在现实中，白银已是整个帝国的第一货币。

白银一旦成为明朝的首要货币，它的产量就变得至关重要，重要到可以影响帝国安危。但是，中国本土的白银产量非常有限，即便明朝中后期在广西、云南等地加大开采力度，所产仍然远远不足以应付整个社会的货币需求。

救命稻草来自于我前文所说的海外白银，包括日本产和美洲产白银。

这里有一个非常巧合的时间节点：当明朝需要大量白银的时候，日本和美洲的银矿刚好被发现了，大航海时代也刚好来临了。

嘉靖时期虽然厉行海禁，其实对走私贸易禁而不止，仍有大量沿海人民以中国制造换取世界白银。而且，浙、闽两省人从这种海外贸易中获利甚巨，从大海商、大海盗、地方豪强富户，到朝中士大夫、官员，形成强大的利益共同体。

但也正是在嘉靖时期，海上走私贸易的问题，以“倭乱”之名被当成政治问题提了出来。

从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纨受命巡抚浙闽开始，明朝对之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走私贸易进行收紧。无论是朱纨处死大海商许栋、李光头，告发浙闽士大夫勾结“倭寇”，还是后来胡宗宪诱捕纵横东南海域、在日本叱咤风云的大海商汪直，都是政策管制趋严的表现。

然而，这是一把双刃剑。严禁海外贸易，相当于切断了白银输入的路径，引起浙闽两省的内部反抗不说，光是对于明朝货币的供给而言，就已经造成了白银紧缺的恶果。

所以，1567年，隆庆皇帝上台后，帝国已经有撑不住的迹象，赶紧开放了“海禁”和“银禁”，以宽松的政策，促进白银流入。巨量的白银，最终缓解了明朝的经济窘迫，并促成了后来张居正的改革，增强了朝廷的财政实力，使其能够为之后的“万历三大征”买单。

如果嘉靖再活10年，或者没有隆庆开关，继续执行严苛的海禁政策，明朝能不能撑到17世纪，真的很难讲。

可以说，明朝最后的命，是白银给的。

3

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明朝续命依靠白银，明朝的死，最终也因白银而起。

稍微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一个很著名的论断：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朝中后期。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资本主义萌芽，正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和进口催生出来的。

白银类似于当代的外汇，为了换取外汇，明朝发展出了成熟的外向型经济，促进整个社会向着专业化、商业化，甚至跨国、跨区域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随着国内外对丝织品、棉布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土地从粮食作物改种桑麻等经济作物，越来越多的人改行进入到纺织生产和贸易行业。这些地方的人民得风气之先，游走在海外贸易的灰色地带，赚得盆满钵满，成为最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

传统理解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江南、东南沿海地区被冲击得七零八落。

白银大量进入中国社会，财富暴涨，也改变了当时人的金钱观念、消费观念以及社会关系。

我们熟知的，《金瓶梅》等情色小说在晚明的泛滥与畅销，正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市民阅读情趣的产物。这引起了一些观念保守者的警惕，他们认为，拜金主义、奢靡消费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表现，而归根结底是整个社会对白银的渴望引起的。他们呼吁大家回到明初那种纯粹的自然经济时代。

回去是不可能回去了。

但朝廷真正的隐忧，并不在于白银引起的商业发展和风气演变，而在于国家彻底失去了货币的控制权。

早在弘治时期（1488—1505），户部尚书丘濬就从明朝的统治需要出发，主张应该由君主垄断货币权，如果朝廷放弃货币铸造权，就会造成社会混乱。

我在前面说过，明朝的法定货币大明宝钞，因为无限制发行而崩溃，白银于是取代大明宝钞成为国家的主要货币。但由于中国自产白银十分有限，明朝政府无法行使白银铸币和发行权。虽然很长时期内朝廷并未承认白银的法币地位，但实际上，国家已经默认了白银的流通及其重要性。而政府手里又没有白银货币，大量的进口白银货币由外贸巨商掌握，这相当于国家把金融命脉委之于商人。

以丘濬为代表的一些官员，预见到国家垄断货币权的历史，在明朝中后期结束了。国家权力，将被极大削弱。

果然，明朝晚期政府一步步向操控了进口货币的商人妥协，制定了一系列重商政策。著名的“一条鞭法”，就是帝国内部，政府与商人、社会相互博弈的产物。张居正曾说，“一条鞭法”乃“势所必然，势所必行”。顺应了白银货币化的趋势，明朝国家财政收入，在“一条鞭法”全面实施后，提升了整整一倍，从国库一年收入200万两白银，飙升到400万两左右。

然而，一场巨大的危机悄悄降临。

关于明朝覆灭的原因分析，我们已经写过很多，比如气候因素、自然灾害、民变频发、满洲崛起、朝廷党争，甚至最后一任皇帝努力自救但使错了方向等等。应该说，任何朝代的沦丧，都是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白银，也参与了埋葬明朝的整个过程。

虽然明朝皇帝自始至终抗拒海外贸易，不到绝路不会开放海禁（隆庆开关），但事实上，基于白银这种介质，明朝在15世纪末以后的大航海时代中，扮演了世界经贸中心的重要角色。有学者指出，在“丝（丝绸）银（白银）对流”的贸易中，形成了以明朝中国为中心的南海经济共同体。

明朝由此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中，与寰球共冷暖。

1620年代起，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西班牙等国家重商主义盛行，开始采取措施遏制白银外流。中国商船原来每年有40多艘停泊于马尼拉，到1629年，仅剩下6艘。贸易萎缩，输入中国的白银锐减。

1634年，西班牙颁布了紧急限制贸易的征税令。

1639年，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的大屠杀。

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

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印度果阿港与澳门的贸易线也被切断。

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急剧下降。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崇祯时期。

朝廷早已丧失货币控制权，常年对后金、对内乱的战争都需要巨额财政，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世界却不太平，经济危机来袭，白银输入的通道几乎都断了。这就是崇祯统治时期，朝廷一直处于缺钱状态的深层原因。崇祯朝的悲剧，真是一半在人，一半在天。

明朝政府采用的应对办法，是加税。从1618年至1636年，18年间，连续七次增税以应付满洲人的入侵和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这些新增的税收，从社会中抽取了大量白银，让处于经济衰退期和自然灾害频发期的整个社会雪上加霜。由此触发更多的民变和反抗，明朝逐步走入死循环。

帝国的贪官和巨商，原来就有窖藏白银的习惯，巨额白银被藏入地窖，退出流通领域，如同进入黑洞。如今，白银紧缺，民间惶恐，也纷纷窖藏白银自保。结果，一方面海外流入的白银少了，另一方面国内流通的白银也少了，造成了严重的银荒。

1642年，崇祯要求户部发行5000万贯纸钞，每贯兑换白银0.97两。这是想赤裸裸地从老百姓手上抢劫白银，时人评论说，“百姓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纸”？

1643年，安徽桐城人蒋臣赴京出任户部主事。他经历过家乡民变，在日记中说，如今天赤如血，流民万里，无外乎就是贫户去抢富户的白银罢了。

一年后，明朝覆灭。死因之一，被诊断为“白银中毒”。

参考文献：

全汉升：《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中华书局，2011年

[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

樊树志：《明史讲稿》，中华书局，2012年

晁中辰：《明后期白银的大量内流及其影响》，《史学月刊》，1993年第1期

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

兵部尚书杨嗣昌，十面埋伏重病而亡，为何成为崇祯最信赖的人呢？

诚然纵观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绝大多数皇帝都是真正的孤家寡人，为了皇权而同室操戈、父子相向的例子数不胜数，玄武门之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之一。

但是当时的兵部尚书杨嗣昌却是一个例外，崇祯皇帝对他说信赖有加，推心置腹。杨嗣昌究竟有何特殊之处，能够成为崇祯皇帝最信赖的人?

一:独断多疑，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1:早年坎坷，悲惨遭遇

童年时期就遭受了丧母之痛，其后被多人抚养长大，在深宫之中一个无权无势失去母亲的孩童，必然经历了诸多坎坷。

据《明史》当中记载称:"庄烈愍皇帝，讳由检，光宗第五子也，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生。母贤妃刘氏，早薨。天启二年，封信王。"可以说崇祯皇帝早年坎坷的经历塑造了他多疑猜忌的性格。

2:频繁换相，自毁长城

在崇祯皇帝在位期间，不可否认的是他一直兢兢业业，企图将大厦将倾的明王朝中兴，奈何天灾人祸不断，内忧外患不止。

大明王朝早已经是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但是崇祯皇帝多疑猜忌的性格和明朝灭亡也有着直接的关系。

且不说崇祯皇帝多次错失良机，独断转行。就说抗清名将袁崇焕被无辜杀死就是他自毁江山的举措。

据《明史》当中记载称:"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

就是怎么一个独断专行，多疑猜忌的皇帝，却有着可以推心置腹的大臣——兵部尚书杨嗣昌。

二:崇祯第一宠臣?大明兵部尚书杨嗣昌1:父子同台，崇祯朝新贵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在崇祯皇帝继位之后，在开展对魏忠贤等为代表的阉党进行大清洗的运动的同时，崇祯皇帝也开始紧锣密鼓的开展培养属于自己的"嫡系部队"。杨嗣昌父子就进入了崇祯皇帝的视线当中。据《文弱公行略》当中记载称："寻擢公巡抚山永提督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在任请建山海两翼城。"

2:十面埋伏，手握实权

在崇祯时期，大明帝国早已经是危机四伏，而内忧又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当时北方已经是烽火狼烟，而其中最为严重的地区莫过于陕甘地区。

杨嗣昌的父亲就因为睡觉"剿匪"失败而被下狱，最终在杨嗣昌的请求下居然逃过一劫，而且在崇祯皇帝还采纳的杨嗣昌"十面埋伏"围攻农民起义军的计策。

并且全权让杨嗣昌负责。据《明史》当中记载崇祯皇帝对杨嗣昌的信任称:"凤翼故柔靡，兵事无所区画。嗣昌锐意振刷，帝益以为能。

每对必移时，所奏请无不听，曰："恨用卿晚。"杨嗣昌最终也并没有辜负崇祯皇帝的信任，在平定农民起义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3:督师剿匪，病重身亡

杨嗣昌被崇祯皇帝倚为心腹大臣之后，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恰巧因为关外的清军撕毁合约，杨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宣告破产。

国内农民起义军死灰复燃，在种种情况之下群臣激奋，但是出人意料的却是崇祯皇帝力排众议，甚至还处罚了为首的几个人。

最后崇祯皇帝不得已将杨嗣昌派去南方剿匪。在剿匪的过程当中杨嗣昌最终因为病重而倒在了路上。

据《杨嗣昌集》当中记载崇祯皇帝对杨嗣昌的评价称:"讵料乘箕谢世，赍志深渊，功未遂而劳可嘉，人已亡而瘁堪悯"。

由此可见，杨嗣昌从生前还是死后都得到了多疑猜忌的崇祯皇帝的信赖，那么杨嗣昌究竟有何过人之处，能够得到崇祯的青睐?

三:兵部尚书杨嗣昌为何会成为崇祯皇帝最信赖的人1:杨嗣昌过人的才与能力，其政治思想得到崇祯的认可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杨嗣昌之所以能够得到崇祯皇帝的青睐，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杨嗣昌过人的才华与能力，特别是在明朝末年那个内忧外患的时期。

人才对于挽救时局，平定叛乱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杨嗣昌一直遵循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让我国内的农民起义军才是威胁明朝政权稳定最重要的因素。

据《梅村诗话》当中记载评价明朝灭亡的原因称:"闯献同起延绥，扰乱中原，十数载间，卒亡明室。"历史事实证明杨嗣昌的眼光是正确无比的。

光有才能或许还得不到崇祯皇帝的如此信赖，最重要的是杨嗣昌的一系列政治主张说到了崇祯皇帝的心坎之中，杨嗣昌的许多想法和建议都是那个时候的大明帝国所需要的。

2:杨嗣昌是"孤臣"，没有参与到党派之间的争斗

在明朝末年时期，在朝廷之上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党派之间的利益争斗，这个现象在崇祯皇帝在位期间表现得特别突出，当时崇祯皇帝刚刚继位之初。不仅仅有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祸乱朝纲，而且之后的东林党等党派也纷纷异军突起，朝廷之上几乎没有一心为国的大臣，党同伐异的现象屡见不鲜。

3:杨嗣昌能够为崇祯皇帝分担罪责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当中皇帝具有绝对的权威，这也就意味着皇帝无论做什么都是正确的，错误的只能说手下的臣子。

但是事实却是皇帝也会犯错，而且对于皇帝的威信打击是巨大的。所以说皇帝对于那种愿意为自己背锅的臣子是极其喜爱的。

杨嗣昌也是这样一个臣子，在满朝文武都不愿意议和来集中力量对抗国内农民起义军的时候，唯独杨嗣昌扛起这个责任，甚至还说"人不肯担其责而臣担之"。

最终得以遏制农民起义发展的速度，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明朝的寿命。面对这样一个知心的臣子，作为皇帝的崇祯怎么能够不喜爱呢？

明亡在崇祯，为何史学家认为“大明之亡，实始于万历”？

崇祯是大明王朝最后一个君王，他也成为了大明王和亡国之君，但是真正埋葬大明王朝的时代却是在万历时期。崇祯只不过是在无奈的情况下接过了这个烫手山竽，他已经无力改变大明王朝灭亡的事实，只能尽自己最大努力延续大明王朝的寿命，所有的人都知道，大明王朝的末日已经到来，崇祯只能成为大明王朝灭亡的牺牲品和陪葬品，?大明之亡，实始于万历?这句话也揭露了大明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万历时期大明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万历执政的前期在张居正的看护之下还算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君王，张居正作为先帝留下的辅政大臣，他掌控着朝中局势，掌控着万利生活工作，不仅仅是万历的臣子更像是万历的父亲，而且是一个极其严厉的父亲，在张居正的看护之下，万历想做一个名垂千古的君王。大明王朝已经发展了100多年历史，这个过程积累了很多的弊病，万历年代急需一个人物站出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解除朝廷疑难杂症。

张居正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开始医治这个国家的疑难杂症。但是张居正的寿命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持续的改革动力，在张居正去世之后他所有的改革都被抹杀。而亲自抹杀张居正改革措施的就是万历，张居正给万历带来了很大的生活阴影，他早就想逃出张居正的约束，万历真正掌权之后开始对张居正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他要抹杀张居正的历史存在，他要抹杀张居正在这个世上的一切痕迹。

而这一切仅仅是万历疯狂行为的开始。万历创造了一个历史记录，长达二十年不上朝，以后很多的君王都效仿他的行为，大明王朝从这一刻彻底失去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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