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恩怨背后,是由变法引起的政治斗争,并引发了北宋无法根治的顽疾——党争,进而把北宋的辉煌带进了坟墓。与宋哲宗朝之后,党争完全堕落为毫无是非观的利益倾轧不同,司马光与王安石虽然在政治上斗得你死我活,但是在私交上依然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也就是说,俩人尽管斗得厉害,但是围绕的核心还是针对变法的内容,不像后期的政治家们,争斗的内容完全偏离变法本身,只在乎利益。所以,用“君子和而不同”来形容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恩怨,比较恰当。司马光与王安石,变法与保守势力的恶斗北宋中期,财政遭遇了重大危机,一方面庞大的官僚机构导致财政支出的巨大负担,另一方面与西夏无休止的战事,带来了沉重的军费开支。同时土地兼并的加剧和腐败现象的丛生,让朝廷面临内忧外患。王安石变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所有的变法,说穿了就是要从既得利益阶层身上割肉,必然会遭到激烈反对。实际上变法要比割肉还要复杂得多,往往是割了肉也补不了疮,该不该割?怎么割?割谁的肉?等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就构成了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争端。司马光与王安石虽是一对好友,但是两人的思维方式差异很大,王安石激进,司马光稳健,在对待变法问题上,一个主张大刀阔斧,一个主张四平八稳,矛盾就出来了。更关键的是,这俩人都有一个性格缺陷:执拗,眼睛里揉不得沙子,对自己认准的东西坚持不懈。于是双方的矛盾走向了难以调和。由于宋神宗的坚持,司马光知道自己无法阻止变法,他不顾皇帝的挽留,坚持离开朝廷外放,十九年潜心编著《资治通鉴》。宋神宗驾崩后,司马光回朝任宰相,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他对新法开始一一废除,并将被贬黜的保守派人士全部复职。而身处地方的变法领袖王安石,眼看自己的变法成果毁于司马光之手,除了痛心疾首,什么也做不了。变法的是是非非,双方都没有绝对的对错吕思勉先生曾经说:“王安石的变法,旧史痛加诋毁,近来的史家,又有曲为辩护的,其实都未免有偏。”吕先生一语中的,王安石变法其实就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击中时弊的改革手段,又有超脱实际,解决不了问题甚至带来流弊的举措。比如,王安石的那句有名的“不加税而国用足”,其核心思想是通过货币政策,促进货币流通总量,从而增加税收。这种经济理念非常超前,在当时并不具备实施条件。王安石变法,在打压了豪强地主和垄断商人利益的同时,其实也是对民间商业资本的打击,有人说这是国家与民争利,也不是完全没道理。另外,司马光对王安石用人的方式也颇多不满。王安石识人的眼光相对较差,改革之初,一批投机分子混入了变法派阵营,比如吕惠卿,王安石不能识别,被派系斗争蒙蔽了双眼。结果这些投机分子的介入,让变法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比如青苗法成了地方官员盘剥百姓的工具。同时这些投机分子,也让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政治斗争更加复杂。所以,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反对,不能简单地以对或者错来评论,这就变法的复杂性所决定的。除尽朝服,实乃一对惺惺相惜的好友当保守派攻击王安石变法时,常常超脱变法本身,对王安石实施人身攻击,甚至道德评判。在《宋史》中,王安石被列入《奸佞传》就清晰地反映了王安石在当时艰难的处境。那么,作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司马光如何评价王安石呢?司马光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说王安石奸邪的人太过分了,人家人品没问题,他这个人就是有点不明事理,性格过于执拗,认死理,九头牛拉不回,人称“拗相公”!也就是说,司马光对王安石的为人是认可的,对他的做事方式是不认可的。通俗讲就是,主流是好的,毛病是有的,三七开。司马光对王安石是政见上反对,为人上认可,那么王安石对毁了他心血的刽子手司马光什么态度呢?王安石说:“司马君实,君子人也。”简洁明了:司马光这人是君子!一生的心学都被毁了,反过来还夸赞他是君子,这得多大的心!司马光得多大的魅力?这就是事实呐,哥俩掐了一辈子,脱掉朝服,又变成了一对好朋友。在引起俩人争端的变法之前,王安石与司马光就是一对志趣相投的密友。你看他们,在很多方面都那么的相似:简朴的生活作风,不慕名利,醉心于学术,甚至都坚持不纳妾。综述以上分析可见,王安石与司马光,在政治上基于不同的理念,双方是水火不容的死敌,司马光亲手摧毁了王安石的变法成果。但是他们的矛盾目的性很单纯,都是为了公义,为了国家利益,不存在个人得失的成分,正如孔子所言:君子和而不同!可惜的是,由王安石变法所导演的党争,愈演愈烈,那些深陷纷争的党人们,大多没了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君子之风”,完全脱离了变法本身,而是拿变法,当作党同伐异的工具!也应了孔子所言:小人同而不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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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在政治上是标准的守旧派人士,他跟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了严重分歧,几度上书反对新法。他认为刑法新建的国家使用轻典,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典,这是世轻世重,不是改变法律。所谓“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司马光与王安石,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问题,如新法不能有效落实和用人不当等情况,从侧面证明司马光在政治上还是老练稳健的。
司马光之所以与王安石政见不和仅仅是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在本质上都是为国为民的真君子——纯粹君子之争,绝对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不然王安石在痛恨司马光之余也不会由衷的道出:“司马君实,君子人也!”一个令政敌都叹为君子的人,绝对不是一个小人!司马光在政治上的理解比王安石要深刻得多,在为变法问题斗得死去活来之后,司马光留下了这样的见解,基本可以概括他对王安石一生的看法“介甫无它,唯执拗耳”~
司马光雕像
司马光曾在宋仁宗时期就提出了免役法,照理说其思维模式和想法与王安石是接近的,其次司马光曾支持范仲淹改革,不算是因循守旧之人,到了真正变革的时候为什么会反对呢,其原因各有说法,其众说纷纭。
说法一:司马光认为这场变法推行的新法弊大于利,弊处要比好处多,这就觉得没有变法的必要了。
说法二:司马迁生活于封建社会,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深受儒学的毒害很深。生活在这样一个封建社会中,要想接受新思想,新思维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司马光就是属于守旧派的一员,故而反对变法,属于理念差距。
说法三:司马光为了自身利益,王安石变法受到最大程度伤害的要数官僚地主了。北宋中期,官僚集团臃肿而庞大,在这个体系中,官员人数众多,享受国家很好的俸禄优待,有钱拿还不用办事,文武百官的生活可谓是相当幸福的。王安石新法推行,首先针对的就是官僚地主,且很大程度的抑制了官僚的特权及损害了其经济利益。
司马光当时正在写《资治通鉴》,他花费了近30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这本著作,写完他已经是个66岁的老头子了,司马光一心就想编修史书,对政治没有野心,他反对变法是因为出于私心。当时当官俸禄高,事情少,自己要想无后顾之忧的写书,又有钱养家,那么当官是最好的选择了,每月有钱拿,又能干自己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三种说法谁真谁假,真真假假现在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
王安石变法
北宋建立初期,统治阶级通过一些列举措来缓和阶级矛盾,起初收到了良好的效益,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矛盾加剧,集权统治其消极的一面的开始显露,并且动摇着北宋王朝的统治,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北宋中期,土地兼并现象越来越严重。建国初期,统治者采用的是不抑兼并的策略,地主公然兼并土地,还不用缴纳任何税赋,这种政策最终导致土地越来越集中,国家财政收入越来越少,国库亏空。造成的一种社会现象就是农民没地种田,田都握在地主手里,然后农民为了种地成为了佣户,受着地主残酷的剥削和压榨。百姓活不下去就举兵起义,放下农具拿起武器,开始了反抗斗争之路,而且农民起义愈演愈烈,撼动了统治阶级。
北宋时期,官僚机构环环相扣,人员众多,当官者只拿俸禄,不干事,而且官员待遇优厚。不仅如此,北宋虽有大规模的军队,但是没有系统的训练,战斗力极其低下。但是国家必须要养着这群人,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凑齐军饷,国库亏空,提前消费现象很是严重,导致情况就是国家穷,百姓穷,官僚富,穷一些人富一些人。北宋存在着严重的财政危机。
王安石变法就是基于这些因素,从而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旨在革新利弊。
王安石变法
这个反对意见是由两位宋史专家提出的,分别是王曾瑜和杨子忠。他们认为王安石变法的最终目的是要“求富”而不是所谓的抑制兼并,增加财政收入才是变法的最终目的。其实从王安石变法所推行的新法都可以看出来,新法推行前,土地兼并严重,官僚结构人员庞大,且吃着国家饭不干活,国家积贫积弱严重。王安石变法的背景就是这些存在的社会矛盾,新法推行后,就是要改变这种现状,并且一系列的新法也是为解决这种问题而颁行的。
新法推行后,推行了数十项新法,包括青苗法,均输法等但是没有一条是关于抑制兼并这种现象的新法,而且从实际效果中也没有看出任何对于目的有效的。
变法是变了,新法是推了,冗员没变,土地兼并现象只有多没有少,冗兵数量是少了,但是国防力量变小了,王安石变法都没变到点子上。但是有一个方面他做到了,那就是富国。
王安石变法中的理财新法中,很多新法都是增加财政收入的,均输法,青苗法都是基于钱的基础上。
所以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就是为国家求富,充盈国库,增加 *** 的财政收入。
王安石图片
新法推行以来,大力兴修水利,共修建了17000多处,开垦荒地,垦田面积占了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更是针对理财和整军颁布的新法不同程度的抑制了官僚地主的特权及恶势力,为百姓谋得了福利。这些举措不仅增加了 *** 的财政收入,也减少了农民的负担。
但是王安石变法是一次创新型的全面社会改革活动,处于封建社会的人们因循守旧,很难接受新事物,新想法,而且这次变革严重的干扰和触犯到了官僚地主的经济利益,所以他们想方设法攻击变法。守旧派与新法派双双对决。
王安石为人刚愎自用,党同伐异,不听取老一辈改革家范仲淹,司马光等人的意见,最终遭到了严重的抨击,让新法的推行难上加难。王安石则深陷变法中,不能自拔,他急于求成,对于各方面的考虑欠缺周到。不仅如此,王安石在用人方便有着严重的问题,只要同意王安石变法的人他对认为是一派的,不问其人品,从而引狼入室,培养了一批奸臣小人如曾布,魏继宗等人。
王安石只知理财和整军,却忽略了行政改革,北宋朝政千疮百孔,王安石在其伤口上继续撒盐,这显然是不可为的。新法本身也存在着很多的漏洞与缺点,种种内因外因最终导致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
《苏东坡》王安石剧照
一:政治家
1042年,王安石参加科举考中进士从此开始了他的仕途之路,先后任职地方官吏,当过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群牧判官,知常州事,知制诰等多个职位,在为官这段期间王安石关注民生,大力兴修水利,扩办学校,注重教育与人才的培养,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而且早年的宦游南北与在底层当官,让王安石知道国家的问题所在,知道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以及三冗问题及土地兼并严重等重大社会矛盾。
二:改革家
王安石知道国家的矛盾与问题所以,所以当收到皇帝重用时,他就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与建议,要想改变社会格局与解决问题,就要进行全面改革,从而推行了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是一场全面的社会改革运动,其根本就是解决国家的社会矛盾问题,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最终目的。王安石从理财和整军这两个方面入手开展,从而推行了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将兵法等一系列的新法。但是变法最终失败,是因为变法最大程度的伤害了官僚地主的利益,从而遭到强烈反对,最终变法失败。
三:文学家
王安石将政治与文学创作做了结合,创作了大量的政治诗,将艺术与政治结合,从而在文坛上添上了璀璨的一笔。王安石在诗歌,散文,词等方面均有涉猎,被人们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画像
引原文:
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难大任"。帝曰:“文学不可任耶?经术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介对曰:“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议论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帝不以为然,竟以安石参知政事,谓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经术。”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帝曰:“然则卿设施以何为先?”安石对曰:“变风俗,立法度, 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纳之。
文章的主要意思是:宋仁宗打算重用王安石,但是朝中大臣唐介说王安石没有能力胜任这个工作。宋仁宗奇怪道:他什么地方不能胜任吗?是才学不够吗?还是经术理论不够?吏事方面的才能不足而不能够被重任么?唐介说:王安石的文学才能足够了,但是思想很古板,所以每每谈论要事的时候都是不切实际的,理论与实际不符。如果皇帝你重用了他,那么他的为政举措肯定是常年变更的。但是宋仁宗却不这么认为,最终无视唐介的劝谏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担任要职。
宋仁宗对王安石说:其他人都不了解你,在他们的眼中你是个只知道经学数术的人,没有实战经验,不清楚世务的人。王安石听后说道:经学数术却恰恰是规划与处理事务的最好标杆。宋仁宗问到: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呢?王安石说道:如果要改变现状,那么就要从社会风气,社会礼节,社会习惯等入手,推行新法,这就是现在目前的最好举措。宋仁宗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
这个故事中的王安石充满自信,有着大谋略大抱负。故事中的宋仁宗用人不疑,给了王安石一个机会。这段典故是推行王安石变法的一大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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