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如何评价刘璋的“温仁”?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刘璋是汉末三国时期一个比较悲剧的军阀。他与刘备、孙权等人结盟,邀请他们进入自己的领地,帮助自己作战。结果就是引狼入室,被刘备吃光抹净了。对于刘璋这个人,很多人是报以同情的眼光。因为很多史料记载,他是一个“温仁”的人,是一个老好人的形象,但是这个“老好人”却被老奸巨猾的刘备干掉,不禁让人感叹天道不公云云。关于刘璋与刘备之间的恩怨,从道德的角度上来说,刘备肯定是对不住刘璋的,毕竟他是背盟的一方,而且还不是用正当的军事手段。不过刘璋真的是一个温仁的人吗?恐怕也不是这样的。下面小编就来聊一聊刘璋的“温仁”,看它到底是不是客观的评价。
刘璋“温仁”的体现
刘璋的“温仁”,小编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是史料的支持。《三国志》、《后汉书》、《华阳国志》都用了“温仁”的字眼来评价刘璋,三种史料都这么说,似乎坐实了刘璋的温柔宽仁的性格特点。史料如下。
《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州大吏赵韪等贪璋温仁,共上璋为益州刺史。”
《后汉书·刘焉传》:“州大吏赵韪等贪璋温仁,立为刺史。”
《华阳国志·刘二牧志》:“州帐下司马赵韪、治中从事王商等贪璋温仁,共表代父。”
除了史料的评价以外,还有一些事能够体现刘璋的所谓温仁。在刘备与刘璋正式撕破脸皮,倒戈相向的时候,刘璋的一个州从事郑度就提出一个建议,他认为刘备是一支孤军在益州,没有足够的兵源和辎重。如果将益州北部的巴西郡、广汉郡的一些老百姓迁走,焚烧当地的粮食,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那么刘备的部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溃败。而刘璋拒绝了这个建议,认为太过劳民;后来刘备打到了成都,成都城中尚且还有一定的战力,刘璋不顾部下的反对,向刘备投降,避免了更多的伤亡。这些可以视为刘备温仁的一个证据。
另外根据《条亮五事》的记载,诸葛亮与法正等人在制订《蜀科》的时候产生了一些分歧。诸葛亮主张以严治蜀,法正认为应该向汉高祖刘邦入关时的“约法三章”学习,放宽法律以获得人心。诸葛亮认为法律需要张弛有度,秦朝法律严苛,所以“约法三章”废除苛法;刘璋暗弱,“威刑不肃”,没有严苛的法律,导致蜀中风气不正,因此要以严法来约束。这里似乎也是刘璋温仁的表现。
对这些表现的另一种看法
上述这些表现可以证明刘璋的温仁,但是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首先在史料方面,虽然三处史料都证明刘璋温仁,但是我们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的记载,刘备和诸葛亮在隆中对策的时候,诸葛亮将刘璋视为刘备的目标之一,其理由是“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按照诸葛亮的说法,刘璋反而是不懂得存恤百姓的统治者。我们在对刘璋进行评价的时候,除了《三国志》、《后汉书》、《华阳国志》的记载,是否也要参考诸葛亮的说法呢?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赵韪等人“贪璋温仁”是发生在刘璋刚上位之前,也不能概括刘璋的整个统治时期。
另外是刘璋在刘备入川之战中的表现,同样也不能作为他温仁的确切证据。古人十分安土重迁,《潜夫论·实边》中这样评价:“民之于徙,甚于伏法。”曹操曾经打算迁徙淮南之地的百姓,结果百姓反而大多跑到了江东。郑度的计策如果顺利实施,是可以达到对刘备釜底抽薪的效果。但是反过来,刘璋的军队强迫百姓迁徙,焚烧百姓的粮食,破坏百姓的财产,谁能够保证在实行的过程中不出现动乱呢?刘璋拒绝郑度的建议,很有可能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至于刘璋献城投降的举动,实则是迫于刘备的军事压力。当时刘备、诸葛亮、张飞、赵云等人已经从成都的北面、东面、南面团团包围,而且是马超的出现才导致刘璋心理防线的崩溃。马超是张鲁的部下,被刘备挖了墙角。但是刘璋并不知道这件事,马超出现在成都城下的时候,刘璋更可能是想到张鲁与刘备联合进攻自己,于是就投降了。至于刘璋的不愿意继续伤亡的说法,几乎每个投降的军阀都有一套说辞,不足为论。
最后是益州的法律。诸葛亮说益州法律宽松不假,不过这个宽松是否对所有人都一样呢?恐怕未必。诸葛亮所说的可是“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刘焉算是一个温仁的人吗?我们再看两处记载,就可以判断出,刘璋包括刘焉的“恩”只是针对“东州士”这个特殊的群体而已,对待益州本土的法律恐怕并不宽松。
《英雄记》:“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
《三国志·蜀书·彭羕传》:“(彭羕)后又为众人所谤毁於州牧刘璋,璋髡钳羕为徒隶。”
刘璋的黑点
上面的论述,都是小编针对刘璋的评价和一些事情的动机的个人观点,除了刻意放纵东州集团践踏法律以外,都没有确切的证据支持。那么刘璋有过什么道德上的黑点吗?其实也是有的。在刘璋刚刚上位的时候,汉中的张鲁对刘璋的态度很傲慢,并不支持他的统治。刘璋的做法是杀死张鲁留在蜀中的母亲和弟弟。这导致了双方的彻底决裂。张鲁曾经是刘焉的拉拢对象,对刘焉统治益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张鲁只是不服从刘璋的统治,还没有公然反叛并且对抗刘璋。刘璋可以用军事手段或者政治手段对付张鲁,进攻或者怀柔都没有问题,为何杀死张鲁的家人呢?
类似的情况在汉末三国时期也不是没有,袁绍手下的东郡太守臧洪因为袁绍阻止自己救援被曹操围攻的张超而选择脱离袁绍,袁绍击败并俘虏臧洪,开始的时候仍然愿意赦免臧洪,但是臧洪还是坚持不服从袁绍,因此被袁绍所杀。东郡丞陈容以此指责袁绍,袁绍的态度是“绍惭,左右使人牵出。”看来在同样的事情上,刘璋的表现比被评价外宽内忌的袁绍尚且不如。
可能有人认为这个例子不具有说服力,毕竟张鲁先不服从刘璋在先。那么这件事就足以说明刘璋并不是一个仁慈的统治者。在刘备围城的时候,蜀郡督邮朱叔贤及其兄弟不愿意给刘璋卖命,打算出城投降刘备,事情败露被杀。这个倒是没有什么问题。而后刘璋做出一个举动,他将朱叔贤的妻子张昭仪赠送给自己的将士,用来提高士气或者以儆效尤,导致张昭仪不堪受辱而自杀。“三军莫不哀叹”,说明刘璋军队对张昭仪的境遇是同情的,或许也包含对刘璋的举动的不认可。
我们看黄权投降曹魏、糜芳通敌江东、郤揖跟随孟达,刘备对他们的家眷都是原而不问;包括有质任制度的曹魏,中郎郭脩在蜀汉延熙十三年(即公元250年)被姜维俘虏到蜀汉,在延熙十六年刺杀蜀汉大将军姜维,三年的时间里,曹魏也没有诛杀他的后代。刘璋以张昭仪配军的行为,很明显不是温仁的举动。所以小编认为,刘璋作为汉末的军阀之一,并非是一个“白莲花式”的存在,他统治益州的一些举动,比如杀张鲁母弟、放任东州集团的暴行,也与温仁尚且有一段距离。刘备进攻刘璋无疑是背盟的不义之举,而刘璋的失败更多的是内部的分裂和军事实力的差距,而非后人所说的“宋襄公之仁”了。
益州之战是东汉末年,刘备为夺取益州与刘璋发生的战争。自赤壁之战后,刘备领有荆州,为实现《隆中对》跨有荆、益的计划,已有意图进攻益州。此时刘璋受制于据守汉中的张鲁,又有强大的曹操意图攻取汉中,对蜀地构成威胁,张松于是劝刘璋欢迎刘备入蜀。
在此背景下,刘备得以率领大军进入益州,并和刘璋展开了激烈地较量。在益州之战中,刘备率领了3万多的兵马,与此相对应的是,坐拥益州的刘璋,则拥有10万大军,也即刘璋的兵力要远超刘备。但是,和赤壁之战、官渡之战等以少胜多的战役一样,益州之战也是兵力较少的一方取得了胜利,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在益州之战中,刘备之所以可以以少胜多,战胜刘璋,离不开后者的一系列错误。根据《三国志》等史料的记载,刘璋上表推荐刘备代理大司马,兼领司隶校尉,配给刘备士兵,督白水军,令他攻击张鲁。刘备北至葭萌,驻军不前,厚树恩德以收众心。
此外,对于刚刚来到巴蜀之地的刘备,益州牧刘璋还多加赏赐。凡此种种,无疑是在增强刘备一方的实力,也可以说是“养虎为患”了。而在益州之战进行的过程中,益州牧刘璋的手下提出了一个对付刘备的计策,不过,非常可惜的是,优柔寡断地刘璋没有采纳。
刘备攻陷雒城。刘璋聚众官商议。从事郑度献策曰:“今刘备虽攻城夺地,然兵不甚多,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在此基础上,郑度提出了“坚壁清野”的策略,以此让刘备无法在巴蜀之地获得补给。
长此以往,刘备自然无法继续进攻下去,等到刘备撤退的时候,刘璋再派兵追击,完全可以重创刘备。在得知郑度的这一计策后,刘备可谓非常惊恐。赶忙询问法正。法正回答说:“刘璋最终不会听的,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刘璋果然像法正所说那样,也即没有采纳郑度的计策,从而错失了击败刘备的机会。
另一方面,坐拥10万大军的益州牧刘璋,之所以败给了只有3万兵马的左将军刘备,和刘璋内部势力错综复杂,尤其是法正、张松等人的背叛存在直接的关系。
根据《三国志》等史料的记载,刘焉死后,益州官吏赵韪等希望利用刘璋温仁,于是上书推举他继掌益州刺史,得朝廷诏为益州牧,同时任命赵韪为征束中郎将。
将领沈弥、娄发、甘宁起事反对刘璋,被赵韪打败后奔荆州。也即对于刘璋来说,在即位后就遇到了益州内部的叛乱。对于为人懦弱,一直没有彻底掌控益州,也即其一部分兵力需要应对益州各地的叛乱,还要堤防汉中地区的张鲁。
刘璋集团,是刘焉集团的延续和发展。自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益州牧刘焉病逝后,其子刘璋便继任了州牧一职,并接掌了刘焉所缔造的益州割据势 力。该集团自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至献帝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期间,盘踞益州地区长达20年。对于汉末益州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也 为之后蜀汉政权的建立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环境。> > 上任伊始> > 刘璋集团的形成,源于刘焉死后刘璋的继位。虽然之前刘焉在益州已经统治了六年,但并没有给刘璋带来一个稳定的内部环境。因此刘璋继位伊始,面临了来自内外两方面的挑战,形势非常严峻。> > 首先是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三国志·刘二牧传》注引《汉献帝春秋》中说:“汉朝闻益州乱,遣五官中郎将牛为益州刺史;征璋为卿,不至。”而在《英雄 记》中则是说:“焉死,子璋代为刺史。会长安拜颍川扈瑁为刺史,入汉中。荆州别驾刘阖,璋将沈弥、娄发、甘宁反,击璋不胜,走入荆州。璋使赵韪进攻荆州, 屯朐忍。”综合这两个记载可以得出一个判断:由于在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刘焉曾经联合凉州的韩遂、马腾集团对当时控制东汉中央政权的李、郭汜集 团进行对抗,并企图进攻长安,诛杀李、郭汜,以获得对中央 *** 的控制权,因此,李、郭汜集团与刘焉集团并不是战略盟友,而是互为对手。在刘焉死后,李 、郭汜集团便立刻向益州派遣刺史,企图夺取对益州的控制权。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便联合了此时荆州的刘表集团和益州内部反对刘焉统治的部分本地势力,欲 乘着刘璋立足未稳,发动突然袭击。在这种严峻的局势面前,支持刘璋继位的势力奋起反击。刘璋利用的,是其父刘焉所遗留下来的主要力量——以赵韪为首的外来 益州势力,终于打败了来自外界的挑战。最后远在长安的李、郭汜也只能承认了刘璋的政治地位。《后汉书·刘焉传》中说:“诏书因以璋为监军使者,领益州 牧。”> > 其次是益州内部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挑战。在打败了凉州李、郭汜集团对益州的袭扰之后,刘璋没有过上几年安稳日子。献帝建安五年 (公元200年),来自益州本地的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又爆发了。而这次叛乱的主要起因,是原本刘焉维持益州统治的主要力量——以赵韪为首的外来益州势力与另 一外来的东州势力发生的严重矛盾。《后汉书·刘焉传》记载: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璋性柔宽无威略,东州入侵暴 为民患,不能禁制,旧士颇有离怨。赵韪之在巴中,甚得众心,璋委之以权。韪因人情不辑,乃阴结州中大姓。建安五年,还共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反应。东 州人畏见诛灭,乃同心并力,为璋死战,遂破反者,进攻韪于江州,斩之。> > 刘璋依靠父亲留下的“东州兵”这支同为外来势力的武装力量,得以平息了这场内讧。从而缓和了益州的内部矛盾,基本稳定了益州内部形势。不过这种表面上的稳定,其实是暗藏危机的。> > 治理益州> > 诸葛亮在隆中对曾经说过:“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他的这番言 论,虽然饱含贬义,但是却从客观上表明:刘璋对益州的治理还是比较成功的,就连诸葛亮也不得不承认在刘璋统治下的益州“民殷国富”。> > 综合各种历史记载,客观地说,刘璋对于益州的治理是多方面的,还是有值得称赞的地方。> > 首先,刘璋初步平衡了益州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保持了益州内部的基本稳定。笔者在论及刘焉的时候曾经提到,刘焉统治益州,主要依靠了三种政治力量:第一 是以赵韪为首的外来益州势力,前引《后汉书·刘焉传》中“赵韪之在巴中,甚得众心……乃阴结州中大姓这股力量”,就证明了赵韪在益州的地位和政治影响。不 过这股力量在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发动的叛乱中被东州兵大败,实力大损,失去了对益州政局的影响力;第二种是益州本地势力。这股力量的主要代表是 广 *** 王商,王商是东汉中叶名臣、巴郡太守王堂的曾孙,同益州很多大族有联姻关系,为汉末益州大族的主要代表人物。《华阳国志·刘公孙述刘二牧志》中说: “州帐下司马赵韪、治中从事王商等贪璋温仁,共表代父。”这也证明了王商在益州政坛的影响力,在赵韪势力失败之后,王商所代表的本地势力在益州日益发展壮 大。据《华阳国志》中的记载,王商先后向刘璋推荐了孟彪、陈实、龚扬、赵敏、王澹、盛先、黎景等人,都是益州大族;除此之外就是刘璋在平定赵韪叛乱时所仰 仗的主要军事力量——东州士了。前引《后汉书·刘焉传》中他们的青壮被改编成了东州兵,同时他们还逐渐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华阳国志·刘公孙述刘二牧 志》中说:“时南阳、三辅民数万家,避地入蜀,焉恣饶之,引为党与,号东州士。”这就说明早在刘焉时期,东州士已经成型,到刘璋时期由于刘璋的支持而开始 壮大起来。《华阳国志·蜀志》中说:“四曰涉头津,刘璋时,召东州民居此,改曰东州头。”而在东州势力与赵韪势力发生冲突的时候,刘璋选择的是东州士。这 些也足以说明东州士在刘璋心目中的重要性。因此,在益州政局稳定后,如何处理益州本地势力和东州士之间的关系,是刘璋最需要解决的难题。从刘璋控制益州到 刘备入川之前的情况看,益州基本保持了十余年的政局稳定,在这段时期也没有出现政局动荡的情况,说明了他在处理二者关系的问题上还是比较成功的。> > 其次,刘璋广纳流民,努力发展益州的经济。汉末战火纷飞,百姓流离失所,而益州地区则保持了难得的稳定,因此大量流民纷纷进入益州地区,为益州提供了丰 富的劳动力资源。因此益州才会出现诸葛亮隆中对中所说的“(益州)民殷国富”,说明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益州就以经济发达而蜚声中土;另外, 《三国志·许靖传》注引《益州耆旧传》中说:“今之益部,士美民丰,宝物所出”;《三国志·董和传》中也说:“蜀土富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 婚姻葬送,倾家竭产。”而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刘备入川之前庞统对益州经济情况的分析,见于《三国志·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庞统说:“今益州国 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说明经过刘璋在益州十余年的经营,经济形势是非常良好的。刘备益州之战结束的 时候,刘备“赐诸葛亮、法正、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其余颁赐各有差”,说明益州的经济发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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