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为什么耻于当比丞相地位还高的中书令

司马迁为什么耻于当比丞相地位还高的中书令

汉武帝晚年，不知道是良心发现还是哪根筋不对，重用提拔了被他实施了宫刑的司马迁，任命其为中书令。中书令以前的官制中没有，是汉武帝新创的一个职务，主要工作就是帮助自己处理公文、起草颁布诏书，上朝时的班次在丞相之前，是一个既有权力又非常荣耀的高职。但是司马迁却不领汉武帝的情，多次上书辞职。太史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根据史书记载，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书令。或许现在的历史爱好者不清楚中书令是个什么样的职务，那小编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中书令是汉武帝晚年创立的一个全新职务，一般由宦官担任此职，专门负责辅佐皇帝管理、处理公文，有权向皇帝面呈密事，并且掌管诏书撰写、颁布，位在丞相之上，是一个非常有实权的职务（中书令是皇帝与外界的传声筒，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兼官方发言人，能够天天和皇帝粘在一起，想不升官发财都难）。东汉初年，出于皇帝对中书令的忌惮，废中书令一职。三国时，重新设立中书令，由皇帝亲信的大臣或宦官担任，地位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

隋朝时，中书令正式归入宰相一列，专门由皇帝亲信的大臣担任，协助皇帝处理军国大事。但隋朝中书令的官品仅仅为正三品，是一个权力大而品级低的职务。唐朝中叶，中书令官品调整为正二品。北宋时，将中书令提升为正一品，但属于虚职，只赠予亲王和年老有功的宰相。真正让中书令这个职务大放异彩是在元朝，中书令不但是名副其实的宰相，而且是首相，实际权力仅次于皇帝，皇帝不在位时，中书令可以代行皇帝职权。有鉴于元朝中书令位高权重，祸乱朝纲，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没有废除中书令一职，但刻意淡化了中书令的职权，使中书令虽有宰相之名，却没有宰相之实。至最后一任中书令胡惟庸被诛杀后，中书令一职被正式废黜，退出历史舞台。

从中书令的职权和官秩来看，设立的那一天开始就是朝廷重臣。能够位列丞相之上，这份荣耀按理也称得上光宗耀祖了。但是我们的太史公可不这么想。他认为汉武帝设立这么一个阉人才能担任的职务，是在侮辱自己的人格。我司马迁堂堂七尺男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就因为帮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被处死，最后为了撰写《史记》，不得不以宫刑替代死刑。现在皇帝竟然把我当阉人看待，让我担任阉人才能担任的职务，我觉得丢人，我不想干。司马迁说到做到，多次上书辞中书令一职。汉武帝一开始还极力挽留，不批辞呈。后来被司马迁纠缠烦了，也就顺水推舟让太史公回家养老去了。但事实上汉武帝任命司马迁为中书令，还真没有侮辱他的意思。司马迁弃职后，接任中书令的人是酷吏张汤的儿子张安世。张安世辅佐汉昭帝刘弗陵一十三年，为官清正廉明，拜富平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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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朝代宰相的职位都怎样称呼？有什么区别？

宰相在我国古代的地位可是仅次于君王，是在皇帝之下最高官位的一个通称。在汉朝时期的时候，古人们把处于宰相位置的人称为中书令，主要是帮助皇帝在平时处理各种政务的官员，或者是直接向皇帝上奏较为重要的事情。可想而知，中书令的责任还是比较重大的，通常情况下，中书令一般都是文官出身的。

像大家都很熟悉的文学家司马迁，曾经就当过中书令。在司马迁中年的时候，对天文方面的学识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过人的天赋，所以司马迁就凭借自己的实力当上中书令。在朝堂上，中书令的位置甚至比丞相都要高，司马迁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担任中书令的人。

丞相这个称呼，相信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在很多的古装电视剧里，一些位高权重的人都是有着丞相的职位。在我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个丞相应该就是诸葛亮了，并且曹操在当时的魏国阵营里，也被人们称为丞相。简单来说，丞相的称呼是从三国时期开始的，丞相的职位主要是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官员，这一点和中书令是比较相似的。

在战国时期的时候，人们普遍把宰相称为相国。 虽然相国也是属于宰相，但是相国和丞相相比是完全不同的。从两者的官职大小相比，相国的权力比丞相的权力要大一些，在朝堂上，丞相也是相国的一个副手，等级和地位都是没有相国高的。在唐朝时期，宰相也被人们称为参知政事，是古代官员的一种职位之一。在最开始的时候，参政知事并不是真正的宰相，而是到了唐太宗贞观年间，才正式的命为宰相的官名。总的来说，我国的历史文化非常悠久精深，不同宰相的名称，更是一种文化之间的传承。

司马迁<报任安书>原文及其详细解释

解题：

司马迁三十八岁时，继父职为太史令。四十七岁时以李陵事下狱，受宫刑。出狱后，为中书谒者令。《汉书·司马迁传》：谓“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事”。中书令职，掌领导尚书出入奏事，是宫廷中机要职务。《报任少卿书》是在他任中书令时写的。

任少卿名安，荥阳人。曾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史记》卷一百四《田叔传》后附有褚先生所补的《任安传》。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曾经写信给司马迁，叫他利用中书令的地位“推贤进士”。过了很久，司马迁给他回了这封信。此信写于武帝太始四年十一月（公元前93年，这年司马迁53岁）。当时任安因事下狱，状况危险，所以书信中虑及任安的死。但任安被汉武帝赦免了，褚先生述汉武帝的话：“安有死之罪甚众，吾尝活之”，大概指的就是这件事。又过了几年，在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的时候，因他对戾太子的态度不明朗，终于被武帝杀死。

在这篇文章中，司马迁以极其激愤的心情，申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内心的无限痛苦，大胆揭露了汉武帝的喜怒无常，刚愎自用，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比较进步的生死观，并表现出了他为实现可贵的理想而甘受凌辱，坚韧不屈的战斗精神。感情真挚，语言流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对于了解作者的生平和思想，有着重要价值。

原文：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不报，幸勿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忼慨之士乎！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闒茸之中，乃欲昂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昂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而仆又茸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其在阱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财。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财绳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棰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合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之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指谬乎。今虽欲自雕瑑，曼辞以自解，无益，于俗不信，只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尽意，故略陈固陋。谨再拜。

译文：
太史公、愿为您效犬马之劳的司马迁谨向您再拜致意。少卿足下：往日承蒙您写信给我，教导我务必慎重地待人接物，并推荐贤能之士。情意十分诚恳，似乎是抱怨我没有照你说的那样去做，而附和俗人的看法。我并非如此。请允许我谈谈自己固塞而鄙陋的想法。长时间没有答复你，希望你不要责怪。
我的先人，没有获得丹书、铁券那样的特大功勋，所从事的是起草文书、编写史料、记录天象、制定律历的工作，（其职位）接近于占卜之官和太祝之间，本来就是皇上所戏弄，当成乐师、优伶一样畜养的人，为流俗所轻视。假使我受到法律制裁被处死刑，就像九头牛身上失去一根毛一样，跟蝼蚁（之死）有什么不同？而世人又不会将我与能死节的人同等看待，只认为我智力穷尽，罪过极大，不能自己解脱，终于去死而已。为什么呢？这是自己平素所从事的职务所处的地位促成的。人总有一死，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得）比鸿毛还要轻，这是由于应用死节的地方不同的缘故。最上一等是不辱没先人，其次是不辱没自己，其次是颜面上不受辱，其次是辞令上不受辱，其次是被囚系受辱，其次是换上囚服受辱，其次是戴上刑具、挨打受辱，其次是剃掉头发、以铁索束颈受辱，其次是毁伤肌肤、断残肢体受辱，最下一等是遭腐刑，到极点了!《礼记》中说：“对大夫不能用刑。”这是说士人不可不保持（自己的）节操。猛虎在深山（的时候），所有的野兽都非常害怕它；待到被关进笼子里或落入陷阱之中，（却）摇尾（向人）讨吃的，这是（人）以威力逐步制服了它的结果。所以，对士人来说，（即使是）在地上画一座牢狱，那情势也叫人不敢进去；（即使是）一个木制的狱吏，也不敢跟它对质，必须在遇刑前自杀（以免受辱）。现在手和脚都被刑具束缚起来，脱掉衣服，接受杖责，关闭在四面墙壁之中。在这个时候，看见狱吏就以头碰地，看到狱卒就胆战心惊。为什么呢？这（也）是以威力制约逐步发展的结果啊。待到已经到了这一步，还说不受辱，不过是所谓“脸皮厚”罢了，哪里说得上尊贵呢？再说，西伯是一方诸侯之长，（却）被囚禁在里；李斯是丞相，备受五刑的处置；淮阴侯韩信是王，却在陈地被戴上刑具；彭越、张敖都曾高坐在王位上称孤道寡，（后来）又都被捕入狱；绛侯周勃诛杀吕氏党羽，权力之大超过了春秋时期的五位霸主，后来被囚禁在特设的监狱“请室”之中；魏其侯窦婴曾任大将，后来也穿上了罪人衣服，手、脚、脖子上都加了刑具；项羽的大将季布，后来剃光了头，以铁圈束颈当了朱家的奴隶；灌夫曾在拘留室里受到侮辱。这些人都身居王侯将相的地位，邻近国家都知道他们的名声，一旦有罪受到法律制裁，而不能自杀。落入微尘一般轻贱的境地，从古至今都是如此，怎能不受侮辱呢？由此说来，勇敢或怯懦，坚强或软弱，都是由形势决定的。明白了这个道理，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一个人不能早在遇刑前就自杀，因而渐渐志气衰微，待到受杖刑，这才想到要死于名节，离名节不是太远了吗？古人之所以对大夫施刑很慎重，大概是由于这个缘故啊。

就人的本性而言，没有不贪生厌死的，（难免要）怀念父母和妻子儿女；至于为正义和公理所激奋的人，则不是这样，那是因为有所不得已的缘故。现在我不幸，早年失去了父母，（又）没有亲兄弟，独自一人，至于对妻子儿女怎么样，少卿是看得出来的吧？况且勇士不一定死于名节，而怯懦的人仰慕道义，则随时随地都可以勉励自己不受辱。我虽然怯懦，想苟全性命，却很懂得舍生取义的道理，何至于甘心接受绳捆索绑的侮辱呢!再说，奴婢侍妾一类人，尚且能自杀（而不受辱），何况我是不得已啊？我之所以含垢忍辱，苟且偷生，情愿被囚禁在粪土一般的牢狱之中，是因为我的心愿尚未完全实现，耻于默默无闻而死，而文采不能显露给后世的人们。
古代拥有财富、尊位而姓名埋没的人，不可胜数，只有卓越超群的人才为后人所称道。文王被拘禁在里时推演了《周易》；孔子在困穷的境遇中编写了《春秋》；屈原被流放后创作了《离骚》；左丘明失明后写出了《国语》；孙膑被砍去了膝盖骨，编著了《兵法》；吕不韦被贬放到蜀地，有《吕氏春秋》流传世上；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下了《说难》《孤愤》；（至于）《诗经》三百篇，也大多是圣贤们为抒发郁愤而写出来的。所有这些作者都是心中感到抑郁不舒畅，他们的思想观念不被当时的人们接受，所以叙述所经历的事情，让后世了解自己。例如左丘明眼瞎了，孙膑的腿断了，毕竟不能为世所用，（于是）回家著书，抒发心中的郁愤，想留下文字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我不自量力，近来将自己的心愿寄托在无用的言辞上，搜集世上散失的文献，粗略地考证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统观他们由始至终的过程，考查他们成功、失败、兴起、衰败的规律，上起轩辕黄帝，下到如今，写成表十篇，本纪十二篇，书八章，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计一百三十篇。也想用来探究天道和人事的规律，弄清从古至今的历史发展过程，成就一家的学说。（此书）已经起草，尚未完成，就碰上这桩祸事，惋惜它没有写成，因此宁愿接受宫刑而没有怨怒的表情。我确实想完成这本书，把它（暂时）藏在名山之中，（以后）再传给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使它流行于大都会，这样我就补偿了前番下狱受刑所遭到的侮辱，即使一万次遭到杀戮，哪里有悔恨呢!可是，这番话只能说给有见识的人听，对俗人就难说了。
况且，在负罪的情况下不容易处世，身处卑贱，受到的非议和指责也就很多。我因为（对皇帝）说话（不谨慎）而遭到这桩祸事，深深地被邻里同乡所耻笑，以致先人蒙受污辱，还有什么颜面再为父母扫墓呢？即使再过一百代，也只是耻辱更甚而已!因此我心思重重，极为痛苦，在家时总是恍恍惚惚，好像丢失了什么，出外时又不知要到什么地方去。每想到这桩奇耻大辱，没有一次不是汗流浃背，将衣湿透!我现在身为皇宫里的小臣，怎么能离开皇宫去过山居穴处的隐士生活呢？所以，我只好随波逐流，按照时代的风气行事，用来抒发内心的悲愤。如今少卿却教导我推荐贤能之士，这岂不跟我私下的愿望相违背吗？尽管我（也）想打扮自己，用美妙的言辞粉饰自己，可这对世俗没有好处，不能取信于人，恰恰是只能招致侮辱罢了。总之，到死的那一天，然后是非才会有个定论。这封信不能详尽地表达我的意思，（只能）简略地说说一些固塞而鄙陋的想法。谨再次致意。

名家评《史记》

孙执升:史迁一腔抑郁，发之《史记》；作《史记》一腔抑郁，发之此书。识得此书，便识得一部《史记》，盖一生心事，尽泄于此也。纵横排宕，真是绝代大文章。（评注《昭明文选》）
孙月峰:粗粗卤卤，任意写去，而矫健磊落，笔力真如走蛟龙，挟风雨；且峭句险字，往往不乏，读之但觉其奇肆，而不得其构造锻炼处，古圣贤规矩准绳文字，至此一大变，卓为百代伟作。
又曰：凡文字贵净贵炼，此文全不练不净；《中庸》称“有余”“不敢尽”，此则既“无余”矣，犹哓哓不已，于文字宜不为佳，然风神横溢，读者多服其跌宕不群，反觉练净者之为琐小。（评注《昭明文选》）
夫迁以救李陵得罪，迁但欲护陵耳，非有沮贰师意也。帝怒其欲沮贰师而为陵游说，则迁罪更不容诛。以武帝用法之严，而吏傅帝意以置迁于法，迁之死尚得免乎?……迁惜《史记》未成，请减死一等就刑，以继父谈所为史；帝亦惜其才而不忍致诛，然则迁之下蚕室，出于自请无疑也。(清·赵铭《琴鹤山房遗稿》卷五)
迁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子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之耳，故仅以近代史和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评价最高的是孙月峰
评价最著名的是鲁迅

司马迁为「中书令」及「史记」的问题？

想请问这个官职，主要掌管的事物，以及某种如何？与司马迁后来写的“史记”有直接的关系吗？又，司马迁在被武帝宫刑之后出任中书令。还是，司马迁的史记是私人杜撰的，还是官方杜撰的呢？

汉武帝时以宦官担任，掌传宣诏命。司马迁被刑后，曾任此职。西汉后期更换中谒者令。与司马迁后来写的“史记”有直接的关系吗？没啥直接关系。太史公在受腐刑以前就以着着手史记的工作。受腐刑以后觉得人生一切都不美好。所以借完成史记以寄托存留于世的价值。所以也有间接关系。还是官方杜撰的呢？？肯定是私人的啊。因为他把刘彻玩弄于笔头间，把汉家天子调侃一番。官家写的早就被销毁。况且史记是司马迁本人实际探考所完成的着作。所以是私人杜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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