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范仲淹,人们首先会想到他的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实际上,范仲淹不但有文学才华,还大公无私,有经济学思维,懂得放权,把价格直接交给市场。范仲淹主政杭州时,适逢浙江地区发生饥荒,谷价飞涨、百姓叫苦不迭。绍兴三十二年出版的吴曾的笔记《能改斋漫录》中还记载了范仲淹利用市场杠杆原理干预物价的故事:
范文正治杭州,二浙阻饥,谷价方涌,斗钱百二十.公遂增至斗百八十,众不知所为。公仍命多出榜沿江,具述杭饥及米价所增之数。于是商贾闻之,晨夜争进,唯恐后,且虞后者继来。米既辐辏,遂减价,还至百二十。若价贱,则商船不复来,益困矣。既而米斗价一百,商旅辐辏,民赖以生。
上述的意思翻译过来便是范仲淹为了救济灾民,他不仅不阻止商人们提高米价的做法,相反为了鼓励商人们运送更多的米进来,还专门让他们提升米价。外地的商人见到这里米价这么高,认为有利可图,于是就大量运送大米过来。
按常理,作为地方主政官员来说,正常的处理方式应该是运用行政手段强制要求粮店粮商不得随意涨价,以求稳定粮价。
然而,范仲淹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不但不采取行政手段平抑物价,反而张榜要求商贩将谷价增加到每斗一百八十钱。众人都不理解范仲淹的。事情接下来的发展,却出乎所有人意料:杭州谷价提高的消息很快就传到,许多外地粮商一见有利可图,就不分昼夜地纷纷将谷米运往杭州;杭州的粮食需求量毕竟是有限的,待到运进杭州城的粮食量已经超过市民需求后,运粮而来的粮商们又不能再要高价出售,毕竟粮食也是有各种成本的,不得不竞相降价出售,粮价迅速回落,使杭州百安度过了荒年。
原来,这正是范仲淹高明的经济思维,虽然那时候他不懂经济学大道理,但他懂得东西供应量多了,这东西的价格就不得不下降。粮食市场是比较充分竞争的商品市场,其价格主要受市场调节,粮食供应小于需求,则价格自然上涨,反之,粮食的供应量大于需求,则价格自然下降。范仲淹正是利用这朴素的商品供求关系原理,成功稳妥地解决了荒年粮食供应问题。
其实,如果范仲淹是一个小人的话,那么限价对主政一方的范仲淹是最有利的选择。首先,范仲淹将变相拥有对贫苦百姓的生杀大权,因为限价后的粮食供应是有限的,供应给谁,不供应给谁,全凭范仲淹的命令;如果范仲淹是一个追逐个人利益、贪恋权力的人,这样对他将是最有利的。其次,范仲淹也可以将合法伤害权应用到富户身上。富户家中必然粮食充裕,出于商人逐利的本性,以及平价市场供应的严重不足必将导致黑市泛滥,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如果选择性执法必然会大捞一笔;他可以以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罪名法办任何一个富户。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是空话,范仲淹最终没有这样做,而是把自己的权利交给了市场、交给了百姓,让杭州度过了那次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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