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羽山镇有个叫卢文起的大户,平日除了做生意,还爱好收藏,家里有个闲趣阁,专门布置四处搜集的古玩字画,闲时呼朋唤友,把酒吟。
一次,有同道对卢文起耳语:“阁中藏品,量虽多而质不佳,更缺少镇阁之宝,遗憾啊!”卢文起心里不高兴,嘴上却道:“我有宝物,只是不能给你看。”他暗自咬牙,怎能如此丢失颜面?
时隔不久,卢文起再邀群朋,一览其新近收藏的“镇阁之宝”。众人抬眼望去,不由眼前一亮——一只造型精美的朱漆妆奁令周围一切黯然失色,此物呈莲瓣形,盒盖顶部刻有园林仕女图,图中二仕女长裙曳地,发髻高耸,各执团扇,款款而行,有女童一旁持缶而立,四周上有朱红漆,戗刻有山石、花卉、树木等。卢文起介绍,此物唤作仕女朱漆奁,乃南宋之物,东西虽小,价值不可估量。
众人知之甚少,无不露出惊叹之色。这回,卢文起算是找足了面子,但事后一想,总觉得此举似有不妥。毕竟,那不过是件做工考究的仿品,只为满足一时的虚荣心。
卢家藏有宝奁的消息不胫而走,不少人慕名前来,卢文起心里没底,只闪烁推脱,不再以奁示人。访者只能败兴而去,更增加了仕女朱漆奁的神秘。
这天,卢文起正在书房习字,私塾先生慌张来报,方才,他去了趟茅房,小少爷阿宝竟不见了!卢文起猜想,阿宝天生顽劣,想必又跟先生捉起了迷藏,便发动家人寻找。角角落落寻了个遍,仍不见阿宝踪迹,他这才心慌起来,正欲报官,却见家人递上一封信。卢文起看罢跌坐在地。原来,阿宝去院外玩耍,竟遭绑票,现在歹人捎信,指明要用宝奁交换,不得报官。
为了爱子,卢文起宁愿倾其所有,区区一只仿品自然不在话下。他让家丁备好仕女朱漆奁,按照绑匪所约,送到预定地点,自己只身来到林子里接头。
可早过了约定时间,仍不见歹人踪影,卢文起心中焦急,开始在林子里左右寻找,忽觉脚下踩了软物,低头一瞅,不由失声尖叫,脚下正是阿宝!只是面色惨白,毫无气息。卢文起骂了声“狗日的歹人”,心疼得一下昏了过去。
其实,倒不是歹人存心撕票,事有凑巧,有队衙役执行公务远远奔歹人的藏身处而来,歹人误以为卢文起报了官,再加上阿宝蹭掉了堵嘴的布头,大呼小叫,吓得歹人慌忙捂住阿宝的嘴,不想捂得太久,竟把阿宝闷死了。
为了一只没甚价值的仕女朱漆奁,竟搭进了儿子的性命,卢文起以头抢地,后悔得连死的心都有了。
这段日子,他几乎是天天做梦,总梦见仕女朱漆奁上鲜血淋漓,还梦见满脸是血的阿宝跟他讨命……
没办法,为免日后再生事端,卢文起情急之下,将仕女朱漆奁搬到大街上,当着围观的众人砸了个稀巴烂,然后一把火烧了个干净。他以为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将宝奁之事遗忘,从此天下太平。
可很快就有了另一种说法:姓卢的不是白痴,怎么会把那么值钱的东西付之一炬?他烧掉的只是不值钱的赝品。卢文起欲哭无泪,逢人便解释:“我卢文起对天发誓,阁中所藏,本是请高人做的仿品,哪有什么狗屁仕女朱漆奁?”可没有人相信。
半年过后,卢文起总算从丧子之痛中慢慢走了出来,这天他打起精神去几个铺子料理生意,傍晚回来时见家里乱哄哄的。家丁告知,中午来了一班衙役,说是要搜查逃犯,然后东翻西找,折腾了个乱七八糟,什么也没找到,最后一走了之。卢文起觉得事有蹊跷,忙派家丁去县衙核实,方知官府今日并未动用人马抓逃犯。卢文起料定,这是山上贼寇所为,冒充衙役光天化日闯入卢府,还是冲着那只根本不存在的朱漆奁来的!
本已痛失爱子,岂能再让其他家人遭受株连?卢文起思前想后,觉得此事应该有个了断。
接下来,一连多日,卢夫人发现,每到三更半夜,老爷就背个大包,独自悄悄去后山,便跟踪想看个究竟,不想没跟几步就被石子绊了个趔趄,暴露了。卢文起见是夫人,就告诉她,眼下兵荒马乱,为防止歹人洗劫,必须将部分值钱的东西转移出去藏起来,以备日后有不时之需。夫人见是如此,便不再多问,由老爷去了。
几天后,卢文起举家迁往二百里外的海州城,他高价雇佣十几位官差护卫,择了个良辰吉日动身。一干人马刚离开羽山镇五十里,来到横沟岭下,忽然有一队山贼呐喊着飞马冲下来,领头的是土匪黑皮三。原来,这黑皮三不知从哪里掳来一绝美女子,有意做压寨夫人,可女子誓死不从。为博美女一笑,黑皮三急得是抓耳挠腮。这时,手下二秃子来报,羽山镇卢老爷举家搬迁由此经过。黑皮三一拍大腿,说:“真乃天助我也!”原来绑架杀死阿宝的正是二秃子,二秃子因背负人命不得已投奔了黑皮三,并把卢家有稀世珍宝的消息透露给了黑皮三作为见面礼。上次扮成衙役闯进卢家的正是这帮土匪,只可惜一无所获。现在,卢家兴师动众搬家,那宝物定然随身携带,而这绝世宝物定能讨美女欢心,岂能错过!
黑皮三的手下一通厮杀过后,官差都逃跑了,卢文起和他的家眷等人,悉数被掳上山去。
黑皮三劝卢文起交出宝物,以免累及他人。卢文起道:“要银子可以,要仕女朱漆奁难,因为我从来就没有真正的仕女朱漆奁!”黑皮三哪里肯信,他拽过卢文起的一个家丁,手起刀落,砍了脑袋,又将卢夫人拉出来,当众一件件脱她身上的衣物。卢文起恨得咬破了嘴唇,抬手示意黑皮三停下,说可以下山取宝。黑皮三叮嘱手下严加看管卢家老小,自己领着一帮手下押着卢文起下了山。
人马来到羽山脚下,随后辗转往山上爬。爬过两个小山包,越过一条山涧,卢文起在一处茂密的灌木丛前停下,拨开眼前的杂草,露出一个一人多高的洞口。众匪一看就明白了,宝物就在洞里。
黑皮三吩咐手下点起十多支火把,又在卢文起腰间系了根绳子,由二秃子从后面牵着,前头带路。卢文起举着火把摸索着慢慢往洞里走,走了一会儿,忽然高声唱起山歌,声音在洞中回荡,惊得一群山鸟呼啦啦从头顶飞过,吓得后面的山贼差点儿没尿了裤子。
黑皮三骂道:“哭丧啦?不许唱!”卢文起道:“我唱歌是给自己壮胆,要不你们谁胆子大前面带路?”黑皮三见手下个个直往后缩,便恶狠狠道:“那你号吧!回头拿不出宝物,老子再要你好看!”
卢文起忽然哈哈大笑:“还不知道谁要谁好看呢。此洞就是尔等葬身之地!刚才我已用火把点燃炸药的引线,你们抬头看看!”
山贼们纷纷仰脸,果然见山洞顶部一溜火星闪烁,立即炸了锅一般往外逃,黑皮三骂了句:“你他娘的疯了!”也撒开丫子。可一切都晚了,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再说,被黑皮三杀散的官差们回到县衙,连夜引来大队官兵,攻破了黑皮三的山寨,救出了卢文起的家眷。家人回到羽山镇,在整理卢文起的书房时,发现桌上放着卢老爷的一首绝命诗:本为富裕安乐户,何来仕女朱漆奁;招来鬼魅降大难,家破人亡凶事连。退避流离消万念,拼却一命惩劣顽;人生何须贪虚华,从来真诚最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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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的成就
文学历史
春秋战国时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散文、诗歌这两个方面,而在内容上更注重对历史的记述。
第一、散文上的成就。
殷墟卜辞可以说是先秦散文的萌芽。它在兽骨龟甲上简略的记录了殷商王朝的占卜言辞。《尚书》(又称“书经”)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为《虞书》、 《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记载上自尧舜,下至秦穆,大多都是史官所记的帝王的誓、命、训 诰,具有重要的古代史料价值。《尚书》也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散文集,后被称为儒家五经之一。其文章结构复杂,文辞简练。但关于作者,目前没有定论。
《老子》五千言,大部分是用韵文写成的,语言精炼而生动,含义深刻。
春秋时孔子编撰的《春秋》,是流传至今的中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它通过极为简练的文字,概括出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并表示出作者对这些事件的褒贬。《春秋》对于后世历史编写起到示范的作用。
《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它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 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质朴、精炼而形象生动,“诗味”浓郁,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
《左传》一书是战国初期的著作,部分学者认为是左丘明所著。它不同于专门解释《春秋》的《公羊传》和《谷梁传》,是中国 一部叙事生动而具有真实性的编年史。这本书不但语言丰富,对话生动活泼,而且对历史事件的叙述,特别是对战争的描写,都是绘声绘色。唐代著名的史学评论家 刘知几曾竭力称赞《左传》的叙事文,认为是“古今卓绝”。 《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
第二、诗歌上的成就。
民间歌谣在春秋、战国间是非常流行的。《左传》、《国语》和诸子书,就时常引用民间的歌谣。由于歌谣的流行和发展,战国时代的诗歌在文 体上已有不同。在春秋以前的诗歌总集《诗经》中,“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词,《国风》是土风歌谣。“兮”字的有无 是区别当时宫廷和民间歌词的标准之一。在《国风》里常见用“兮”作语助词,《大雅》、《小雅》、《周颂》、《鲁颂》、《商颂》中就很少见。原来“兮”字古 音读为“啊”,是古时民间歌谣中常用的语助词。
到春秋、战国间,民间歌谣中出现了句法长短参差而生动活泼的歌词,已不象《国风》那样多用整齐的四字句。这时民间的歌咏往往是用音乐来伴奏的,在音乐伴奏 中,唱着长短参差而生动活泼的歌词,是很能感动人的。荆轲从燕国出发入秦谋刺秦王时,路过易水,高渐离弹着一种叫做筑的竹制的弦乐器,荆轲歌唱道:“风萧 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的歌和高渐离所弹的筑的音调是相和的,据说先为“变征之声”(“变征”是一种悲哀的音调),大家听了都流泪涕泣;后 又“为伉慨羽声”(“羽声”是一种慷慨激昂的音调),大家听了,都睁大眼睛,头发也好象竖立起来了 。 这是南方民间的歌曲,更是曲折变化,悦耳动听。
据说楚顷襄王时,鄂君子晰泛舟于新波之中。钟鼓的声音刚停止,打桨的越人就一面打桨,一面歌唱,用越语唱出了三十二个字音的一首歌,因为鄂君听不懂,请人 用楚语译出,成为这样一首楚辞:“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悦君兮君不知。”
这一时期诗歌的代表成就是《楚辞》。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时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 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 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中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
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在《楚辞》中除了《离骚》以外,主要的作品有《九歌》(包括《东皇太一》、《云中 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天问》、《九章》(《惜诵》、《涉江》、 《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远游》等篇。
文字
中国的古文字在殷周时代就具有艺术风味。殷代的甲骨文除了刀刻的“刻辞”以外,还有用笔写的“书辞”。西周的金文(铜器铭文)在铸造之前,先要写好字迹。其中有好些作品字体美观,虽然都出于当时无名的书法家之手。
春秋末期,人们开始有意识的使文字艺术化。比如,春秋末年吴、越、蔡、楚等国往往在作为仪仗用的兵器上,镌刻美术字体。它和当时的草率字体正好相反,力求 工整美观,或者在笔画上加些圆点,或者故作波折,或者在应有的笔画之外附加鸟形的装饰。这就是“鸟篆”、“虫篆”或“缪篆”的起源。一九六五年,湖北江陵 楚墓发现的越王勾践剑,整个剑身满饰菱形暗纹,有铭文作“越王鸠浅自作用剑”八字;一九七七年湖南益阳县赫石庙战国墓中发现的一把铜剑,上下两面都铸有 “越王州句(即朱句)自作用剑”的铭文,都是这种鸟篆字体。
到了战国时代,文字在民间频繁而广泛的应用中,简化且草率的字体大量流行。不但字形的变化十分显著,不同地区之间文字异形的现象也很突出。当时印玺、货 币、陶器上的文字,铜兵器上的刻款,铜器上所刻工名,以及近年出土的竹简、帛书,都是草率的字体,它和青铜礼器上工整的铭文显然不同。大体上当时重要的青 铜器上工整字体,还是沿用着西周以来传统的写法,而在一般日用器物上的草率字体,是出于当时各地民间的自由创造。正因为出于各地民间的自由创造,字的写法 很不一致,连偏旁也有不同,出现了汉代许慎所说七国“文字异形”的现象 。
战国时代还没有字体的专名,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已形成工整和草率两种字体。工整的一种就是篆书的起源;草率的一种可以称为“草篆”,也可称为“古隶”,它是 从篆书到隶书的过渡。以秦国为例,当商鞅变法时,所制造的“商鞅方升”上的铭文写得工整,是西周以来传统的篆书;但是“大良造镦”上的刻款就很草率,是属 于草篆的字体。秦昭王时的两颗玉印(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都作“泠贤”两字,一个是小篆,另一个是草篆,近于隶书,“泠”字的偏旁已不从“水”而作“三 点水”。战国后期秦“高奴禾石铜权”的铭文,已是隶书字体,“奴”字的“女”旁和“造”字的“辵”旁都已同于隶书。在秦始皇没有完成统一以前,实际上小篆 和隶书两种字体都早已存在,“新郪虎符”的铭文是小篆,而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帛书《为吏之道》则近于隶书。隶书和小篆最大的区别,就是变圆笔为方笔,变弧 线为直线,这样写的速度就可以加快。
战国时代许多重要铜器铭文都用工整的篆书,讲究美观。例如战国初期韩国制作的编钟,所有铭文都先划好方格,在方格内写着工整的篆书,很是精美。河北平山中 山王墓出土铜器铭文也都是工整的篆书。这就是书法的起源。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文字也还沿用这个办法,除了广泛应用隶书以外,许多刻石和重要铜器上的文字都 用小篆,也都写得工整美观。相传李斯就是个书法家,“号为工篆”,许多刻石和十二“钟鐻金人”的铭文都出于他的手笔(《水经?河水注》引卫恒《叙篆》)。 从这时起,作为书法艺术的文字和作为应用工具的文字,分别遵循着各自的道路向前发展着。
艺术方面
战国时代的艺术作品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青铜器(附金银错、镶嵌及铜镜),二是雕塑性美术品,三是绘画性美术品,四是其它工艺品,包括漆器、玉器、陶器等。
在中国过去五十年的考古发现中,在山西浑源李峪村,河北易县、唐山,河南辉县、汲县,洛阳金村,山东临淄,安徽寿县,湖南长沙等地出土了大量战国时代的艺术品,包括铜器、瓦当、玉器、漆器和陶器等。从这些艺术品中,今人可以一窥战国时期的艺术成就。
首先,青铜器方面的成就。
从目前浑源李峪出土的赵国器,河北唐山出土的燕国器,辉县出土的魏国器、洛阳金村出土的韩国器,安徽寿县出土的蔡国器及楚国器,以及各地出土的齐、 秦各国器来看,制造时间多在春秋末期至战国时期,但它们基本有一些共同之处:其一,造型、装饰主题及装饰方法比较类似。装饰的部分走向立体化并趋向写实的 动物雕刻,装饰纹样以蟠螭纹最普遍,但处理的方法有多种不同。其二、在铸造技术上,透雕的装饰可能已采用蜡型法浇铸,花纹系利用简单的压抑法印在铜器的原 模上(不是印在范型上),铜和锡的成分也有新比例。其三,青铜器的风格华美瑰丽,突出表现在金银错等镶嵌的器物上,金、银及红铜等金属或松绿石、水晶、 玉、玛瑙等矿石,填充或镶嵌在青铜器的花纹空隙处,产生了多色彩的效果。
战国时代的铜镜,以楚国及其邻近地区发现较多。圆形铜镜(少数是方形的)的正面磨光可以鉴人,背面有组织得很严密而完整的图案。这些图案往往是在繁密的底 纹之上有旋转纵放的云雷纹或幻想的动物纹样。上下两层因反光不同而呈现出对比效果。战国的铜镜纹样是中国图案纹样的典范之一。战国铜境的合金中,为了使镜 面光洁细腻,常加入少量的铅,背面的花纹也因而特别整齐清晰。
其次,雕塑方面的成就。
战国时代的雕塑作品,具有了表现动态及开始刻画面部表情的能力。比如长沙出土的木俑和洛阳出土的胡女铜像。再如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的猴形、鹦鹉形铜饰,洛 阳金村出土的多种跽坐胡跪形铜人,金银错云纹及兽纹的铜洗上的一对正要跃入水中的蛙,都表现了动作真实的状态。还有洛阳金村出土的金银兽首、龙首,辉县出 土的车辕首的兽头形饰物,都运用了夸张的手法,同时利用金属的不同色泽进行装饰,获得了十分生动的效果。
第三,绘画方面的成就。
《韩非子》记载了画家用了三年时间为周君画箧,在特定的光线下,可以看出画中“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备具”,显然这是战国时代装饰画中的主要题材。 楚国诗人屈原在其作《天问》之前,曾见了楚先王庙及公卿祠堂壁画中“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圣贤怪物行事” 的充满幻想的神话图画。古代著名的巧匠鲁班,用脚画自知相貌狞丑,不愿人见而潜匿水中的“忖留神”的图像。齐国画家敬君,为齐王画九重台,不能回家,画了 自己妻子的像以自慰,以致妻子被齐王所夺。齐王客认为画人所熟知的狗马,难于画人没有见过的鬼魅。由此可知当时绘画艺术的发展状况。
战国时代的绘画性作品中,以长沙出土的帛画《龙凤仕女图》为代表。在长沙出土的彩画漆奁上,有树木、奔驰的车马、狩猎等景象。说明了当时绘画艺术的构图能 力。其它如金银错的狩猎壶及铜鉴上的车骑、动物等景象,也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当时绘画的一般水平。其它作品还有故宫所藏的在汲县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 壶》,上有奏乐、射箭、宫室景象及九种战斗场面;还有辉县出土的刻纹《燕乐射猎铜鉴》。
第四,其它工艺方面的成就。
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漆器工艺水平也十分突出。除了上述的绘画故事人物的漆奁以外,长沙出土的漆盾、神鸟盘、三凤及二凤盘、彩漆画案及轼,都是现存的最 早的完整的作品。用麻布制胎夹苎技术已很普遍,涂漆匀洁,颜色(红和黑)鲜丽。图案构图极为巧妙精美,线纹或细如发丝,或匀称厚重,描绘技术也达到高度水 平。战国漆器图案和铜镜图案,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此外,玉石工艺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洛阳金村出土的玉佩、玉璧及各种动物形玉饰,辉县出土的大玉璜、雕金镶玉嵌珠银带钩和玉鹦鹉,技术精绝为古代玉器工艺之冠。金村发现有玉石工艺的半制成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其制作过程。但古代制玉的技术,对于今天的人们仍然是一个谜。
服饰
东周男子服饰与西周服饰相差不多,大致沿袭商代的服制,只是略有变化。衣服的样式比商代略宽松。服装款式特点为右衽、窄袖,长至脚踝, 腰间束带的较多,也有衣长与坐齐的。衣袖有大小两式,领子通用矩领,但还没有扭扣,一般在腰间系带,有的在带上还挂有玉制的饰物。当时的腰带主要有两种: 一种以丝织物制成,叫“大带”或叫“绅带”。另一种腰带以皮革制成,叫“革带“。
一般“士”服是窄袖织纹衣。这种服装为矩领,领、袖、襟、裾均有缘饰,肩上有披肩,腰系绦带,并在右侧挂玉佩。
而春秋战国贵族冠帽和服饰与一般士人有所不同。他们头戴冠,两侧有组缨下垂系于颌下,脑后辫发上挽,包入冠内;身穿窄袖长袍,腰系带,足穿鞋。现珍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战国玉人就是戴冠、穿宽袖服装的官员。
春秋除胡服之外,还有一种服式,叫“深衣”。深衣不同于上衣下裳,是一种上下连在一起的服装,这种服装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不论贵贱男女、文武职别,都可以穿着深衣。
战国时期的服饰有较明显的变化,比较重要的是胡服的流行。所谓胡服,实际上是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服装,它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式汉族服装有较大差异,一般为 短衣、长裤和革靴,衣身瘦窄,便于活动。首先改穿这种服装的是赵武灵王,他可以说是中国服饰史上最早的一位改革者。短衣齐膝是胡服的一大特征,这种服装最 初用于军中,后来传入民间,成为一种普遍的装束。
科技方面的成就
“五行学说”的确立
西周末年就已出现了对“五行”的认识。《尚书?洪范》把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称为“五行”, 并认识到五行中的每一行都有不同的性能, 认为“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墙;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墙作甘”。(见西周史),而《国语?齐语》认为: “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战国时期五行学说开始广泛流行,并与阴阳学说想结合。五行学说反映了各种自然现象的相互对立与联系,对后世的科学技术观 念以及医学、炼丹术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数学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数学专著《九章算术》。根据刘徽的记载,《九章算术》是从先秦“九数”发展来的。暴秦焚书,经术散坏。西汉张苍(?─前152年)、耿寿昌(前1世纪)收集遗文残稿,加以删补整理,编成《九章算术》。
《九章算术》包括了近百条一般性的抽象公式、解法,246个应用问题,分属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九章。
其中, 方田章提出了各种多边形、圆、弓形等的面积公式;分数的通分、约分和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完整法则。后者比欧洲早一千四百多年。少广章介绍了开平方、开立方 的方法,其程序与现今程序基本一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多位数和分数开方法则。盈不足章提出了盈不足、盈适足和不足适足、两盈和两不足三种类型的盈亏问题, 以及若干可以通过两次假设化为盈不足问题的一般问题的解法。这也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成果,传到西方后,影响极大。方程章采用分离系数的方法表示线性方程 组,相当于现在的矩阵;解线性方程组时使用的直除法,与矩阵的初等变换一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完整的线性方程组的解法。在西方,直到17世纪才由莱布尼兹 提出完整的线性方程的解法法则。这一章还引进和使用了负数,并提出了正负术──正负数的加减法则,与现今代数中法则完全相同;解线性方程组时实际还施行了 正负数的乘除法。这是世界数学史上一项重大的成就,第一次突破了正数的范围,扩展了数系。外国则到七世纪印度的婆罗摩及多才认识了负数。
这个时代的人们能较熟练的运用数学原理于城市建筑、土地测量与赋役征收等方面。公元前五百一十年(周敬王十年),各国诸侯为周王筑城,动工前,专职官员 “计丈数,揣高卑,度厚薄,仍沟池,物土方,议远近,量事期,计徒庸,虑材用,书糇粮,以令役于诸侯” 。就是说,对王城的 长、宽、高连沟在内的土石方以及人工、材料,甚至各国劳动力的往返里程和所需干粮的数量,都计算的精确周到,所以工程得以提前完成。这说明当时人们已掌握 相当广泛的数学知识。公元前五百四十八年(周灵王二十四年),楚司马芜掩奉命整治军赋。司马芜对不同类型的田土、山林水泽等作了精密的测量和计算,然后依 据收入确定军赋的数额。
天文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天文知识已经相当丰富。
《春秋》一书对日月食的记录非常翔实。在二百四十二年间,记录日食三十七次,其中三十次已证实是可靠的,最早的一次是鲁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日(公元前七二零 年二月二十二日)的日全食,比西方的记录早了一百三十五年。《春秋》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六一三年)秋七月记“有星孛入于北斗”,天文学家公认这是“哈雷 雪”在世界上最早的记录,比欧洲的记载早了六百七十多年。。
大约在周初,中国已经知道用土圭观察日影,测定冬至和夏至的时日。《左转》记载了两次日南至(冬至),一次在鲁僖公五年(公元前六五五年), 一次在昭公二十年(公元前五二二年),两次间隔一百三十三年, 其间记录闰月四十八次,失闺一次,共计应有闰月四十九次,这就是有名的十九年七闰的方法。这不但比商代的历法精确,而且比欧洲应用这个历法早一百六、七十 年。
战国时期,楚人甘德、魏人石申各写出一部天文学著作,后人合称为《甘石星经》,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书中记录了八百个恒星,其中一百二十一个的位置已被测定。书中还记载了五大行星的运行情况。
机械
在机械方面,巧匠公输般为杰出代表。公输般是春秋末年鲁国人,姓公输,名般,字若,因系鲁国人,所以又称鲁班。这位民间工艺家,不仅能建造“宫室台榭”, 而且在攻伐征战频繁的年代,曾造“云梯”、 “勾强”等攻城、 舟战的器械;还“削竹木以为雉(鹊)”,借助风力飞行。相传他创造了“机关备具”的“木车马”以及磨子、碾子等,人们称颂他是“机械之圣”。鲁班对后世有 巨大的影响,几千年来,一直被公认为木工、石工、泥瓦工等工艺部门的祖师。
春秋时还出现了一种提挈重物或向深井打水的机械,叫桔槔(音高)。桔槔的形状是在井旁或渠边的高柱上,横支一根长木,长木前端用长绳悬一空小桶,后端捆扎 一重物(如石块)。将前端绳索往下一拉,水桶就可打水;然后把手放松,由于后重前轻,水桶便被提上来了。这种机械要比完全靠人力提水,轻易的多,因而得到 广泛的应用。近代农村中,仍有采用桔槔打水的。
衡器是称量物体重量的器具,发明较早。传说帝舜时代就有了。衡器有等臂秤(天平)和不等臂秤两种。一九五四年长沙左家公山出土的战国木衡是等臂秤,而传为 安徽寿县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王”铜衡,则可能是不等臂秤。衡器所据的原理是两边力矩相等而达平衡的杠杆原理。对于等臂秤(天平),权(法码)的重量与物的 重量相等;对于不等臂秤,重物与重臂(重物至支点的距离)之乘积等于权(秤铊)与力臂(权至支点的距离)之乘积。墨家学派曾阐述了不等臂秤的工作原理,墨 家把重臂叫做“本”,把力臂叫做“标”,权的重量比物的重量轻,对此,墨家指出,若要这种秤“相衡”的话,必须“本短标长”,可见墨家已知杠杆原理:重x 本=权x标。这比古希腊阿基米德于公元前三世纪发现杠杆原理要早一个多世纪。
此外,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了对滑轮、轮轴等杠杆机械的利用。据说公输般曾建议季康子造转动机关安葬其母,这种转动机关可能就是辘轳;在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中,也发现用辘轳提升矿石的遗迹。
建筑
古代建筑的宏大规模和技术进步,突出表现在城市的建筑和规划方面。春秋战国时,都城的建筑规模更加宏伟。洛阳的周代都邑呈不规则方形,南北长三千三百米, 北墙长近三千米,主要建筑物在中部偏南,和《考工记》“方九里”,“王宫居中” 的记述相符。战国城邑方圆千丈,户以万计,如齐国临淄有七万户,分内、外城;燕国的燕下都也分内、外城,东西长八千三百米,南北长四千米,主要建筑物安排 在城的中轴线上,成为主次分明,左右对称的完整建筑群,城内还有陵墓区、手工业作坊区等。
春秋以后,房屋建筑中瓦的使用更为普遍。秦国还有青铜铸造的“全杠”,作为梁柱结点和装饰之用。
木结构的广泛应用和框架式结构的高度发展是中国古代建筑技术最突出的特点。无论哪种木结构,构件主要用榫卯接合。长沙战国墓葬中,棺椁方木榫卯有插榫、银锭、齿形三种形式,说明这种建筑结构乃是中国先人的独立创造。
水利
春秋战国时期,水利出现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发展高潮。这个时期兴建的水利工程大致可分为灌溉、运河、堤防这三类。大型灌溉工程的修建始于春秋末,到战国最为兴盛,主要工程有芍陂、漳水十二渠、都江堰、郑国渠等。
芍陂(pí)是古代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今称水库),位于安徽省寿县安丰城南,又叫安丰塘,是公元前六世纪末由楚国令尹孙叔敖主持修筑的。芍陂的设计很巧 妙。它利用当地东、南、西三面较高而北面低洼的地形特点修筑,“陂有五门,吐纳川流” 。陂周约百里,灌田近万顷,民得其利。
漳水十二渠是大型农田灌溉渠道,由魏国邮令西门豹主持修建。各渠设有调节水量的水门,郦道元说是“一源分为十二流,皆悬水门” 。
都江堰是举世闻名的大型灌溉工程,在四川省灌县。是秦昭王(公元前306一前251年)时蜀守李冰主持修建的。整个工程由分水鱼嘴、宝瓶口、飞沙堰三个部 分组成,有灌溉、防洪的作用。都江堰修成后,使成都平原大约三百万亩良田得到灌溉,成了“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至今它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郑国渠是公元前二百四十六年由韩国的水工郑国为秦国设计开凿的。他“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由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渠成,“关中为沃野,无凶年” 。
医学
为后世奠定了中医望、闻、问、切“四诊”的诊断方法,被奉为“脉学之宗”的医学家的扁鹊就诞生在这个时代。
扁鹊,原名秦越人,齐国人。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扁鹊曾管理一家客栈,有一位长桑君在此客栈住了十余年,他 一直在观察扁鹊,他们互相都知道彼此均非等闲之辈。长桑君年迈之时,决定传与扁鹊医术。长桑君从怀中取出药给了扁鹊,并告诉他,用未沾及地面的水服用此 药,三十天后,就可看见隐秘之物。同时将所有的秘方书籍授与扁鹊。扁鹊依他的话服药三十天后,“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 耳。” 到了这个时候,扁鹊就能看见墙那边的人,已具有透视物体的特异功能。当用此功能看病时,可以透视人的五脏六腑,并知道病症在哪一脏腑。自此,扁鹊以“诊 脉”为名,开始在齐国或赵国行医,。
扁鹊曾以“切脉、望色、听声、写形”针药并用,使虢太子起死回生。他能预知疾病的进程和疾病的结果,这从他三劝齐桓侯和给赵简子医治的医案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对扁鹊赞道:“扁鹊言医,守数精明,为方者宗,后世循序,弗能易也。”
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扁鹊著有《黄帝八十一难经》二卷。《难经》是一部阐述《内经》中有关脉学、经络、脏腑、疾病、腧穴、针法等问题的著作。全书以 质疑问难开篇共分八十一难,其中第六十九难至八十一难主要讨论针法及其补泻法的运用。《难经》进一步丰富了《黄帝内经》的内容,对后世针灸学的发展有重要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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