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北宋马政，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作为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北宋王朝在富裕繁荣的同时又在军事上屡屡失败，给人以积贫积弱的印象。
宋军兵弱，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骑兵力量薄弱，而后人又往往将原因简单总结为前朝丢失养马地，军马无法得到持续有效补充。
那么北宋的马政发展到底如何?宋军骑兵不成规模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一、养马地
骑兵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几乎是无敌的，其机动性高，冲击力大，杀伤力强，获胜时能乘胜追击，战斗不利也可迅速撤退。
因此骑兵作战胜利时常常能打成歼灭战，失败时则往往是击溃战，步兵则与之相反。所以中原王朝想要打败游牧民族，就必须建设自己的骑兵部队。
要组织骑兵首先要有战马，但养马场也不是随处都可以建设的，马喜欢生活在高寒地带，对水草要求较高。宋代史学名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就曾高度总结道：
“马喜高寒，非炎方所利。”
总体而言，整个蒙古高原到处都是优良的马场，但草原地带不适宜农耕，即便不考虑游牧民族的袭击中原王朝也不可能长期滞留。
所以历朝历代想要养马，最好是挑选长城以内尽量靠近北方的宜耕宜牧区设立马场，这样的地方大致有三处：
河西走廊(陇右)、河套地区以及冀北地区。
北宋开国初期并非没有优质马场，宋太宗时期虽未能进兵河西走廊，冀北马场也因幽云十六州的丢失而损失殆尽，但北宋却控制着河套地区的大部。
优质马场的大致方位
准确来说，当时河套地区的灵州和定难五州为北宋直接管辖，早在西汉时期，汉王朝就在灵州设立了河奇苑和号非苑两大著名马场。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曾描述道：
“畜牧为天下饶。”
《后汉书》也对灵州的风土物产大为感叹：
“水草丰美，土宜产畜，牛马衔尾，群羊塞道。”
然而严重缺乏马匹的北宋对此地的重视程度似乎并不高，在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几乎没进行多激烈的战斗就将仅有优良马场丢给了党项人。
在此后的岁月里，北宋和西夏连年征战并逐渐取得优势，元丰四年(1081年)宋军占领兰州，崇宁三年(1104年)置陇右都护府。
陇右地区同样是历代著名的产马地区，《新唐书》记载：
“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
唐王朝后来甚至还因为陇右地区养马太多而地方狭窄，不得不将部分马匹迁到河曲地区。
当然唐代的陇右地理概念要比北宋大的多，根据《唐六典》的描述，当时的陇右道行政区划：
“东接秦州、西逾流沙，南连蜀及吐蕃，北界朔漠。”
这几乎将北宋陇右都护府和西夏王国全部囊括在内，不过即便如此北宋陇右所在的河湟地区也大量出产良马，历史上著名的“茶马互市”就是用茶叶在此地换马。
如果我们以宋军丢失灵州和占领兰州为节点，北宋开国至灭亡的167年内，至少有88年拥有优质马场，这么长的时间足以建立大规模的骑兵部队。
除此以外，就算丢失了北方所有的优质养马场中原仍然是可以养马的，早在秦汉时期，黄河沿岸的大片区域就曾大规模放牧。
但是受气候和植被的影响，在中原地区养大的马匹会较为矮小，体力和速度也比不上草原马，其中大部分无法军用。
以宋神宗时期的中原马场为例，《宋史》曾对良马比例有过精确统计：
“河南北十二监，起熙宁二年至五年，岁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四。”
按照这个数据计算，中原马场大约只有百分之十六的马匹可以作为军马，这么低的比例无疑会造成大量浪费。所以中原非不能养马，只是养马的代价比较高。
二、摇摆不定的马政
那么在北方养马场时有时无的情况下，北宋的马政究竟成效如何呢?宋王朝最终又为什么没有像西汉那样建立起强大的骑兵部队呢?
事实上自灵州失守后党项人日益强大，辽国也在北方边境蠢蠢欲动，深切感受到威胁的宋真宗早期对战马极其重视。
公元1007年，北宋著名大臣陈尧叟主持养马工作，在全国设立22个监牧区，经过多年的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宋史》记载：
“凡内外坊、监及诸军马凡二十万匹。宋代马政之盛极于此矣。”
要知道根据史料记载，汉景帝末期全国马匹数量大约也只有三十万匹，这还是几代人积累的结果，宋真宗年间养马的成效可见一斑。
然而对西汉来说，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养马就是无可置疑的国策。无论国家经济困难与否，皇位如何更迭，马政都被坚定不移的贯彻了下去。《后汉书》总结道：
“马者，兵甲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济远近之难。”
汉武帝北击匈奴并非全靠其个人魄力，尤其是战马，更多的是几代人的积累。自刘邦白登之围，和亲政策开始后，汉朝上下就从未因边境短暂的安宁而懈怠片刻。
北宋则不同，自宋太宗北伐失败后趋于保守，长期偏安，“饮马塞外，收取河西”的宏图大志很难在朝堂中持续占据优势。
自宋辽两国签订“澶渊之盟”后，北方边境迅速安定下来几乎再也看不到战争的苗头，此时北宋朝堂对养马的兴趣大为下降。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养马开支巨大，有人建议将战马卖掉，《宋会要缉稿》中就记录了宰相向敏中和宋真宗的对话。向敏中建议：
“近岁边陲彻警，兵革顿销。然诸军战马尚未减数，颇烦经费。望加裁损。”
宋真宗则对此表示认同：
“已令内中精选止留近上等第马，其余令民间货卖，定价闻奏。”
这对于北宋养马业的打击是巨大的，在黄河流域养马本来就极其昂贵，如果没有朝廷财政支撑是无法维持下去的。
到了宋仁宗年间，由于西夏崛起，为解边境之急北宋再次开始养马，受限于财政困境逐渐摸索出了行之有效的“民间养马”法。
王安石变法后，“保马法”开始实行并取得良好效果，但由于新旧党争，新党失势后“保马法”被全面废止，马政再次遭到重大打击。
值得一提的是反对马政的北宋大臣并非都是置大局不顾的奸臣，包括司马光、包拯在内的许多知名人物都对养马明确表达过反对意见。
他们考虑的出发点是经济，在黄河流域养马的性价比是相当低的，尤其是在北宋人口大规模增长的背景下，人与马争地的现象尤为突出。
根据《唐六典》的记载，即便是和平时期每匹马的口粮也是人的五倍以上，仅以此推算，宋真宗养二十万匹马所消耗的资源至少可以养活上百万人。
这还不算养马所设立的太仆寺等机构及人员的日常消耗，如果再把骑兵的训练、装备等费用全部算上，对于任何朝代来说都是巨额开支。
由于政策的朝令夕改，北宋始终无法积累起数量庞大的战马。这点在宋徽宗年间尤为突出，根据史料统计，大观元年(1107年)北宋全国战马竟不足1800匹。
三、鱼与熊掌
那么北宋末期养马场都到哪里去了呢?部分被开垦为农田，还有很多被用来养羊，可以养马的草场养羊自然也是得天独厚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西北地区几乎家家户户养羊，北宋《图经》对此盛况描述道：
“近河东、陕西及近都州郡皆有之。”
这主要是因为北宋时期对羊肉的消耗量非常大，《宋会要缉稿》记载了皇室每年的羊肉用度：
“羊肉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两，常支羊羔儿一十九口。”
《东京华梦录》则详细描述了北宋都城民间用羊肉制成的近50种美食。
由于朝堂到民间对羊肉的偏爱，废掉马场去养羊当然极大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甚至还因为大量出产羊毛间接推动了纺织业的繁荣。
古代纺织业
军备和经济不可兼容，绝大部分军事装备生产出来后是无法投入再生产创造价值的，对于中原王朝来说战马也如此。
那么可以不要军备吗?不行，因为从古至今战争从未绝迹，抢劫比生产容易，如果没有足够的武备创造再多的财富也只是为他人做嫁衣。
既然如此可以无限制的生产军备吗?也不行，如果占用了太多的经济资源，穷兵黩武的下场同样是毁灭。
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何处理军备和经济的关系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北宋显然没有做到这点。
和平时期无远图，但凡有片刻安宁立刻放松武备，等到战争爆发又从头开始建设，面对威胁态度摇摆不定，做不到秦汉时期“奋六世之余烈”的数代积累，最后亡于外敌也是必然的事情。
参考消息：
《宋史》
《图经》
《史记》
《后汉书》
《新唐书》
《唐六典》
《宋会要缉稿》
《东京华梦录》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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