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明光宗的宠妃，没儿子还想垂帘听政最后下场如何

她是明光宗的宠妃，没儿子还想垂帘听政最后下场如何

大家好，这里是小编，今天给大家说说李选侍的故事，欢迎关注哦。

明代光宗朝的李康妃，在光宗做太子的时候是东宫选侍，因此被人称作李选侍。当时朱常洛有两位选侍，为了区别她们，就按其住所称之为东、西李，李康妃就是西李。

这位李选侍姿色冠绝东宫，最受朱常洛宠爱，她也仗着受宠，常常欺负其他妃子，其中就包括朱由校、朱由检兄弟的生母们。其中朱由校的生母正是在李选侍的殴打下造成重伤，不久以后就去世了的。说李选侍和朱由校不共戴天，也不太过分。

更滑稽的是，在两位妃子早逝以后，李选侍又主动向太子申请抚养这两位小皇孙，但她并不是真心同情这两个丧母的孩子，只是奇货可居，想靠这两个孩子为她自己谋福利而已。

朱常洛继位不久就因为纵欲过度而奄奄一息，遍寻良药而不可得。而在这个时候，一位叫崔文升的太监给他进了一份红丸。病急乱投医的光宗皇帝服用以后，本来还有望回转的身体更是急转直下，大限将至了。这就是震惊宫闱的“红丸案”。而这份红丸到底是谁进的，历来众说纷纭。但参考后来李选侍的作为，让人不得不怀疑是不是她搞的鬼。

朱常洛刚继位，那个已经不大管事的郑贵妃就跳出来要为李选侍请封皇后，而李选侍也为郑贵妃请封皇太后，朱常洛不置可否。在光宗皇帝即将龙御上宾的时候，他召集内阁商讨后事，居然第一个问题就是提出要封李选侍为皇贵妃。躲在屏风后的李选侍还不满意，推出皇长子朱由校，逼着他亲口说要封李选侍为皇后，皇帝默然无语。多亏礼部侍郎拿出太后谥号未定做搪塞，才把封后之事给压了下去。

不久以后，朱常洛一命呜呼，而在这个时候，李选侍意识到她手里的王牌——皇太子朱由校是时候打出来了，于是赖在皇帝寝宫乾清宫之中就是不搬走，还拉着朱由校一起住在里面，垂帘听政之心昭然若揭，朝野震动。

这个时候，一个品级很低的官员站了出来，由于在光宗垂危的那几天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忠勇，他被超擢为顾命大臣，共同辅佐小太子，他就是杨涟。有些糊涂的大臣表示皇太子的嫡母、庶母都已经去世，李选侍对其又有抚育之恩，应当让她垂帘。杨涟力争不可，表示李选侍只是拿太子当挡箭牌来完成她垂帘的阴谋，这才让一部分高官站在了他这边。

而此时的李选侍也急不可耐地露出了她的爪牙，先是不让朱由校进暖阁见其父亲的遗体，在被司礼监太监劝阻后又反悔，派心腹太监李进忠几次要请太子出去，而且最后还真把他拉出去了。直到走到乾清宫门口，李进忠还拉着皇帝衣服像拉小孩子一样，这就已经犯了大不敬之罪了。

在朱由校准备登基的时候，李选侍又派了几波人去阻挠，不许他去文华殿接受百官劝进，而且是当着群臣之面进行的。在杨涟等大臣好不容易将朱由校抢到怀里抱走的时候，李选侍又派那个李进忠去和大臣们对骂，企图把皇帝搬回来。这就是著名的“移宫案”。李选侍的如此种种行径，已经算是彻底挑战了皇帝的权威，等待她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按常理，新君即位后一旦皇位稳固，估计马上就要把李选侍、李进忠这波人全砍了。可此时宫内的话事人是王安，他希望维持宫内安稳，因而虽然代皇帝拟手书，揭露了李选侍殴打圣母(朱由校生母)、大不敬、企图垂帘听政的恶行，训斥了站在李选侍一派的官员，并且褫夺了李选侍的封号，但是并没有进行下一步行动，甚至还要厚养李选侍和她的女儿。

这样极其不彻底的政治清算带来的后患是无穷的，不久，李进忠改名魏忠贤，博取王安信任后又勾结皇帝乳母，遂权倾朝野，为李选侍恢复了名誉。而那些曾经跟他和李选侍过不去的人，则没有一个逃脱被迫害致死的命运。

晚明三大案中，两个都和李选侍有直接关系。从其表现可以看出她是一个政治手段极其拙劣的女人，而这样的女子居然想当太后，并且在不成功以后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不知是李选侍的幸运，还是整个大明王朝的不幸?

明朝的“移宫案”是怎么回事？详细说一下？

1620年，一个月时间内明神宗朱翊钧、明光宗朱常洛先后去世，明朝最高权力出现真空。为了掌控当时仅有16岁的继位新君朱由校，明光宗宠妃李选侍联手宦官魏忠贤和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大臣展开了激烈争夺。

本来李选侍等人身居皇宫，朱由校也在她身边长大，李选侍占据优势。但李选侍等人夺权的手段过于粗暴，想要软禁朱由校，激起了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的反对，最终王安联手杨涟、左光斗等人将朱由校抢出乾清宫，扶持其登基称帝，李选侍把持朝政图谋破产，被赶到哕鸾宫居住，这就是“移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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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宫案”实际上是明朝万历中期开始的皇宫内廷和朝堂文臣争夺国家控制权一系列斗争的延续。1572年，年仅10岁的朱翊钧即位，就是咱们熟知的万历皇帝，因为其过于年幼，经过一系列权力斗争，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掌握国家大权。张居正主政10年，大权独揽，威压皇帝，因此1582年张居正病逝后不久，万历皇帝就以清算张居正的方式树立自身权威，想要为亲政打下一个好基础。

可惜万历皇帝想多了，皇帝的权威丢失容易，重树难，这回压制他的不是张居正个人，而是明朝文官阶层。明朝中后期政府财政收入每况愈下，张居正改革只是稍微缓解，而且人亡政息，很多改革措施在张居正死后就名存实亡了，为了弄钱，万历皇帝派出大批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去收缴矿税、盐税、茶税、海外贸易税等等。但是封建社会的矿商、盐商、海商哪有普通百姓，背后站的是官僚士大夫阶层，自然不愿意皇帝侵害自身利益，因此一方面在地方煽动暴力抗税，打死收税的宦官、锦衣卫；另一方面在朝堂不断制造舆论，上书要求万历皇帝废除矿监税使，万历皇帝的各种政策遭到百官明里暗里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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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为了改变局面，像自己的爷爷嘉靖皇帝朱厚熜学习，弄出了个“国本之争”。嘉靖皇帝14岁的时候以藩王的身份登上皇位，没有任何根基和拥护者，为了掌权弄出了“大礼仪之争”，表面上看是为了给自己的生父上尊号，实质上是挑动朝堂斗争，拉一派打一派，收拢权力，打造皇帝的执政班底。而万历皇帝的“国本之争”是以“立太子”的名义去撬动文官内斗，趁机收拢权力。

可惜万历皇帝的图谋失败了，而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清算张居正的手段过于狠辣。张居正是万历皇帝的老师，而且身为士大夫阶层顶尖人物的张居正不顾骂名，强力推动损害士大夫阶层利益的改革，是为了挽救朱家的江山，有大功于国。但万历皇帝翻脸无情，不止剥夺张居正的官爵封号，还迫害张居正的家人，数十口人或饿死或流放，凄惨至极，这种行为太让人寒心，没有多少文官愿意为了万历皇帝卖命了。最终明朝文官确实分成了浙党、齐党、楚党、宣党、昆党、东林党相互倾轧争斗，但在压制皇权上却团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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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本之争”闹了十多年，最终以百官获胜，不受宠的朱常洛被立为太子，而万历皇帝三十年不出宫门、不接见大臣。1620年8月28日，万历皇帝去世，明光宗朱常洛登基，为了报答当年大臣们，特别是东林党人对自己的支持，对这些人大肆提拔，另外朱常洛沉迷女色，登基仅10天就重病缠身，朝政大权都到了文官手中。1620年9月26日，登基不到一个月的朱常洛就死了，而新君明熹宗朱由校更是个“好傀儡”，“移宫案”就是这时爆发的。

朱常洛一直不受万历皇帝待见，受父亲牵连朱由校从来没接受过正规教育，也就是说朱由校基本是个文盲，不识字，身为皇帝要是看不明白奏折，那不是等着被人忽悠么？因此将朱由校养大的明光宗宠妃李选侍就想控制新君，掌握权力，所以她就霸占乾清宫，不让朱由校接见大臣，妄想“垂帘听政”。

明朝的大臣们自然不愿意有个女人压在头上，因此一方面宣扬李选侍想当武则天，从舆论上打压她；另一方面强力逼宫，想要面见朱由校，双方就僵持住了。而最终打破僵局的是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王安是明光宗朱常洛心腹，是当时宫中权力最大的宦官，因为不满李选侍软禁朱由校，他选择帮助杨涟、左光斗等大臣。可以说没有王安的帮助，大臣们除非派兵强攻紫禁城，否则的话他们是没办法深入宫中，见到朱由校的，自然也没办法压倒李选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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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在外廷大臣的逼迫和太监王安的武力恐吓下，李选侍离开乾清宫，搬到了宫妃们养老的仁寿殿哕鸾宫，朱由校顺利登基，而作为扶持新君继位功臣的东林党权势大涨，掌控内阁、、都察院及六部，朝政大权尽在其手。得势后的东林党一方面利用掌控官员考核的机会排斥异己，将浙党、齐党、宣党的官员赶出朝堂；另一方面废除了万历皇帝的各种政策，免除江南商人地主的税负，为自己人谋利益。弄得明朝党争日趋激烈，政府财政日趋困难，而这些加到一起就催生出了魏忠贤的“阉党”。

天启皇帝朱由校刚登基的时候确实感激东林党，要不然东林党也不能霸占朝堂，但是东林党这帮人口号喊得响，不解决实际问题啊。国库没钱，东林党只会不断向贫穷的农民加税，而富可敌国的海商、盐商们分文不掏；辽东战事吃紧，没有军饷，东林党就指责武将指挥不当，士兵贪生怕死。这种情况下朱由校抬出了魏忠贤帮自己从富商地主手中弄钱，而被东林党打压的齐楚浙党官员顺势就团结到魏忠贤旗下，疯狂报复东林党，这才有了权势滔天的九千岁魏忠贤。最终围绕“国家税收、征收工商税”进行的权力斗争没有胜利者，朱明皇室丢了江山，东林党等官僚士大夫在清朝统治下也没了往日的特权地位。

万历皇帝身边的郑贵妃究竟该怎么评价她呢?

郑氏（？～1630），明神宗朱翊钧贵妃。大兴（今北京大兴）人。她是一个嗜权如命的女强人，野心勃勃，为达到总揽大权的目的不择手段，诡计多端。她搅得朝廷内外不得安宁，腐败堕落，人心涣散；她搅得万历江山危在旦夕，致使万历一朝宫廷斗争波澜起伏，成为明末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她可谓是活跃于万历一朝的风流人物。

争立太子 费尽心机

郑氏的父亲叫郑承宪，官至都督同知。初入宫时，郑氏位在淑嫔。她容貌艳丽出众，并且机智聪敏，爱读书、有谋略，更善于逢迎。因此，郑氏不久即得到神宗的宠爱，并在万历十一年（1583）超晋加封为贵妃，地位甚至跃居已生有皇长子的王恭妃之上。由于郑贵妃对神宗十分关心，鼓励他亲政，被神宗视为相见恨晚的知音。于是，无论于情于理，神宗对郑贵妃的宠爱和倚重便都是无以复加了。

万历初年，李太后为神宗娶的原配妻子是京师名门之女王氏。王皇后为人端谨知礼，伺奉太后用心周到，对神宗百依百顺。但是神宗并不喜爱她，加上她也没有给神宗生下一子，所以她对神宗寻花问柳之事并不介意，只求相安无事。

万历九年（1581年）的一天，神宗到太后处请安，发现服侍太后的宫女中有一个面容清秀的女孩，当时就临幸了这位姓王的宫女。不久，这位王氏宫女生下一子，即皇长子朱常洛（后来的光宗）。遵照李太后的旨意，神宗无奈只封了王氏宫女一个恭妃的名号。按礼，母以子为贵，已生有皇长子的王恭妃，地位仅可略次于皇后，除皇后之外，没有一个有资格可以位居其上的；而郑贵妃一入宫即受神宗宠幸，册封为贵妃，位于皇后之下、诸嫔妃之上，显然是于礼有违的。这是早已习惯封建正统礼法的朝廷百官们所不能接受的，于是为此闹得举国上下议论纷纷，奏章更是像雪片一样往京城宫中铺天盖地袭来，搞得神宗十分气恼，坐立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此时郑贵妃却从旁说了句：何不把这些奏章一概留中，看看这些乡巴佬还能怎样？神宗一听转忧为喜，便采纳了郑贵妃的建议。就这样，时间一长，果然奏章上的越来越少，渐渐地居然平息了下去，很少有人再提起这桩事了。

可是一波稍平，一波又起。转眼间郑贵妃已有身孕，万历十四年（1586）生下一子，这就是三皇子朱常洵。母以子贵，随之郑贵妃又晋升为皇贵妃--皇贵妃是仅次于皇后的封号，在名分上高出皇长子母亲恭妃两级。这样郑贵妃在宫中地位更加稳固，其野心和私欲也就逐渐膨胀起来。在封建宫廷中，一个女子的最高愿望无非是争得皇帝的宠幸，当上皇后，从而光宗耀祖，显达门庭。郑贵妃明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把自己的儿子推上太子之位，然后母以子贵，自己再做皇后；而此时最大的障碍就是皇长子朱常洛。

当时，那些坚持封建正统“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朝中官员们，早已把皇长子朱常洛看作是未来的皇帝。郑贵妃一心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时常鼓动神宗立其子为太子；神宗也一向偏爱郑贵妃和朱常洵，不喜欢朱常洛，又有立朱常洵为太子之意。但是因立其子不合礼仪，势必要遭到众人的反对，所以，神宗只好对立太子之事一拖再拖，以待时机，事见《明史·神宗本纪》：“储位久不定，廷臣交章固请，皆不听。”这也正符合郑贵妃的心计。然而，郑贵妃与神宗这种计谋瞒不过朝中大臣们。这一年，给事中姜应麟上书皇帝，提出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避免朝廷中的流言飞语。神宗看过姜应麟的奏章后，顿时大怒，在郑贵妃的唆使下立举圣旨，降谕道：“立储自有长幼之分，姜应麟怀疑君主，显摆耿直，应该降级到边远地区任杂职。”御旨一下，姜应麟即被贬往大同境内，但旨中有“立储自有长幼”一语，这句话实际上等于肯定了皇长子的地位。神宗起初没有察觉有此一失，待诸大臣要求皇上实现诺言，按照“立储自有长幼”原则赶快立储时，方才感到竟然如此地失策。但因此时圣旨既下，已无法挽回，经过与郑贵妃的又一番密谋，决定还是使用惯常伎俩，拖拖看。于是神宗出面对群臣推说，皇长子方才6岁，年纪尚幼，这时候谈立储，实非所宜。神宗原以为，这么一说就能蒙混过去了，可反驳的奏章反而因此有增无减。这是因为神宗本人就是在6岁的时候被立为皇太子的，人们自然要以此为由来辩驳。此时，人多口众，神宗如何能抵挡得了。拖了两三年实在熬不过去了，最后神宗只好自己定出期限，让首辅传谕诸大臣，说立储一事应到万历二十年（1592）议行，要诸臣安心等待，不要再为此惊扰圣上。“如果大家能遵守，我后年即行册立太子；若再有人生事的话，就等皇长子长到15岁的时候再行大礼。”

此时皇长子已经11岁了，本来也等不了几年；但因此前神宗本人屡次失信于人，所以这次自定限期，仍有廷臣放心不下，惟恐他会忘记或者是装聋作哑。因此，就在限期“后年”临近的时候，工部主事张有德忍耐不住，便变了个法子进行试探，上疏请求把册立太子的仪注先行订出。没有此疏还罢，此疏一出，神宗果然抓住了把柄，怒道：“我早已有话在先，如若渎扰，便要延期。现在又来渎扰，只有延期，以向天下昭示大信。如再渎扰，还要再延。”

此时立太子之事虽然又延了期，但郑贵妃眼看形势对自己不利，于是左思右想，又想出一个“待嫡”之说，要神宗加以宣谕。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神宗在给朝臣的诏书中说他“想待嫡子”。因为抬出了嫡子，则其他所有的皇子便都成了平头弟兄，都不是嫡子，也都没有什么当立为储的特权。但因礼法上所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长子之所以不同于诸子，正是由于他是符合于“无嫡立长”这一条的。所以这一说还没等公议，就被廷臣们推翻了。郑贵妃见此计不成，转眼又想出了一招，请求神宗来个“三王并封”。

所谓“三王并封”，就是在建储之前，先把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另一个皇子朱常浩三人都封王，只要三人同时封王，彼此就都别无二致。郑贵妃让神宗交与阁臣拟旨，大臣们仔细一研究，认为这又是郑贵妃为抑制皇长子布下的一个陷阱，是郑贵妃为自己的下一步所做的铺垫，这道谕旨当然也就不了了之。而且在这之后，朝臣又坚持让皇长子朱常洛预教。万历二十二年（1594），神宗为朱常洛举行了预教典礼。

就这样彼此你来我往互相较量了无数个回合，皇长子朱常洛在这场马拉松赛中长到了20岁。神宗此时已被这场斗争搞得精疲力竭，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并于第二年给他完了婚。至此，前后闹腾了十几年之久的立太子风波，才算告一段落。郑贵妃在这一重大回合中终于惨败了下来。

随心所欲 腐化无度

郑贵妃不仅野心勃勃，一心想当皇后，而且对金银财宝等财物也贪得无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以后，神宗派出大批矿监税吏，赋予种种特权，到各处去搜刮金银财宝。一方面，这些臭名昭著的矿监税吏如陈奉、马堂、梁永等都是郑贵妃的心腹宦官，他们知道郑贵妃受宠幸，无不极力巴结她。他们把从各地搜刮来的金钱和各地进贡的税银，进贡神宗与郑贵妃大肆挥霍。仅供郑贵妃和其他嫔妃使用的胭脂费，每年就支用白银10万两，而万历初年全国的田赋收入每年才400万两。另一方面，这些宦官称郑贵妃为“内主”，他们倚仗着这个后台在各地搜刮掠夺，杀人抢劫，无恶不作。虽然各地百姓群起反抗，一些正直的地方官员也纷纷上疏要求惩办这些宦官，但是神宗与郑贵妃都极力为他们开脱，使他们逍遥法外。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朱常洛立为太子后，朱常洵随之被封为福王。按规制，福王朱常洵受封藩王后应该立刻到藩国就任，但他却迟迟不肯前往。直至万历四十年（1612年），在群臣的一再呼吁和坚持下，郑贵妃知道无法让福王留在北京了，便以此为借口，提出了种种条件，想大捞一把。

郑贵妃提出要为福王在洛阳修建好藩邸方才就任。神宗一看大势所趋，这次福王是非去不可了，只好命朝廷拨款28万巨资在洛阳为朱常洵修建福王藩邸。然而，全部完工后，在郑贵妃的纵容下，福王坚决不到洛阳就任。借此，郑贵妃又要求划给福王庄田4万顷。按照明初规定，藩王明太祖朱元璋在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同时，还把他的24个儿子和一个重孙分封为王，称为藩王。他们一部分授以兵权，另一部分则驻于内地各省。在诸王中，以北方诸王势力最大。除岁禄外，划给的草地牧场多不过千顷，而郑贵妃要求给福王的土地大大超过了此数。后来因群臣的坚决反对，神宗不得已只好减半。

至此，郑贵妃还是不满足，又开始为儿子准备去洛阳的挥霍。如索要大学士张居正被籍没的财产及四川盐税和茶税，并要朝廷给淮盐300引，让福王在洛阳开店卖盐，并垄断洛阳的卖盐权。神宗不仅答应了这些要求，又在福王临行之时，把历年来税吏、矿吏所进献的珍宝，大都交给福王带走。福王到洛阳后，横征暴敛，胡作非为，造成黄河南北、齐楚河淮骚动，河南数年大荒，人民相食。而福王藩库有金钱百万，竟然超过了大内仓储。

郑贵妃自得宠后，其家族也大沾其光，飞黄腾达者前后有三代。神宗对郑贵妃家人的赐封更是随心所欲，超出常制。郑贵妃的父亲郑承宪横行地方，骄奢淫逸，为非作歹。然而神宗不仅不加过问，反而将他晋升为都督同知。郑承宪死后，他的儿子郑国泰超出父死子袭的常例，竟被神宗破格授予他都指挥使。对此，遭到朝廷中的许多官员表示反对，大臣们提出：“妃家蒙恩如是，何以优后家。”语见《明史·外戚列传·郑承宪》： “给事中张希皋言：‘指挥使下都督一等，不宜授任子。妃家蒙恩如是，何以优后家。’”显然是怀疑郑国泰兄妹阴谋篡权。果不其然，郑国泰利欲熏心，后来竟策动宦官收买张差，企图杀害皇太子朱常洛，但因为是郑贵妃之兄，未受任何惩处，不久反而升迁为左都督。郑贵妃的伯父郑承恩更是一个惯于挑拨离间、诬陷贤良的小人。当郑承恩得知给事戴士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与礼部侍郎吕坤有矛盾，并对贵妃专权不满，便上疏皇帝说戴、樊二人离间皇室，攻击皇帝和贵妃，应予严惩，结果使戴、樊二人不仅遭受庭杖之苦，而且还被流放边地。

神宗宠幸郑贵妃后，就经常不上早朝。郑贵妃见朝廷中有许多官员攻击自己，也害怕神宗被这些官员说服，与己不利，便极力唆使神宗尽量少和朝廷中官员见面，于是神宗从万历十八年（1590）开始，不再上朝理政，终日与郑贵妃厮守在一起，或是与太监、宫女做游戏，寻欢作乐。他们除了关心废长立幼外，其他任何事都不愿与大臣商量处理，诸如地方和中央官员补缺、有关国计民生的措施，甚至到了宫廷失火都懒得过问的地步。

明宫三案 祸首郑妃

皇长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福王朱常洵被迫迁往洛阳就任，这对郑贵妃来说，不能不算是沉重的打击。但就是这样，这个女人也一刻都没有因此放松对目标的追求，反而更加猖狂，狼子野心有增无减，致使新的宫廷斗争愈演愈烈。郑贵妃和她的父亲郑承宪、伯父郑承恩、哥哥郑国泰狼狈为奸，互相勾结，比以前更起劲地在暗中搬弄是非，挖空心思要把已册立的太子给废掉。他们的心里都清楚：只有废了太子，他们才会有救，于是制造了“妖书”一案。

所谓“妖书”案，还是在皇长子朱常洛被册立以前发生的一件案子。当时刑部左侍郎吕坤写了一本名叫《闺范图说》事见《明史·吕坤列传》：“坤撰《闺范》，独取汉明德后者，后由贵人进中宫，坤以媚郑贵妃也。坤疏陈天下忧危，无事不言，独不及建储，意自可见。”的小书，书中所载是历代一些有贤德淑名女子的故事。这本图说以汉明帝马皇后为首，而马皇后又是从宫女逐渐被晋封为皇后的，吕坤的用意很明显是在向郑贵妃献殷勤，为郑贵妃以后当皇后找个说法。神宗偶尔翻见到此书，也就把它赐给了郑贵妃。赐者无意，可受者有心。郑贵妃看过这本小书以后，觉得可以利用它来做点文章，于是自己又另外加上了12个人的图说，并且为之作序，又印了一些散发以扩大影响。事见《明史·后妃列传·郑贵妃》：“侍郎吕坤为按察使时，尝集《闺范图说》。太监陈矩见之，持以进帝。帝赐妃，妃重刻之，坤无与也。”郑贵妃之所以要刻此书，其意在于为自己的儿子朱常洵能立为太子找个先例，加以宣扬罢了。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大学士朱赓又发现京城流传着一部名为《续忧危竑议》的书，其核心是说太子虽然已立，但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被废掉，因为皇上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不得已勉强册立太子的，暗喻郑贵妃的爱子福王必会成功之意。事见《明史·后妃列传·郑贵妃》载：“帝于东宫不得已而立，他日必易。其特用朱赓内阁者，实寓更易之义。”不料此书的出现触痛了郑贵妃的心病，她哭闹着要神宗追查写书的人，于是大朝廷兴冤狱，许多朝臣、百姓为此无辜受害，死于非命。然而，此案最终却不了了之。

种种阴谋伎俩均未奏效，郑贵妃曾一度绝望过。但还有一个可能存在，那就是王皇后早日去世；如果王皇后真的死了，正宫一席非郑贵妃莫属，到时候“子以母贵”，母正位中宫，其子自然成为嫡子，皇长子的东宫太子也就当不成了。此时的郑贵妃在绝望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又开始实施新计划。只是王皇后虽说身体欠安，但却因生性清心寡欲，对人对事都抱一种超然的态度，又加上李太后多方保护，居然熬了一年又一年，最终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与神宗同一年去世。郑贵妃一个个手段都用尽了，一个个幻想都破灭了，绝望之余，她要铤而走险。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的二月，李太后去世，郑贵妃再也没有了顾忌，决定放手一搏。于是郑贵妃等人采取了非常手段，这就是次年发生的“梃击”案--此乃万历年间发生的明宫三大案之首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傍晚，有一个不知姓名的汉子，手持枣木棍，悄悄地闯进了皇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直到大殿前檐下才被内侍抓获。扰攘多年的明末三大案以此为起点，终于发生了。

第二天，皇太子急忙把夜里发生的一切向神宗启奏。神宗得奏以后，就命先将罪犯交由近处法司先行审问。审理此案的巡皇城御史刘廷元审问之后，向上奏报初审的大致情况：罪犯名叫张差，是蓟州（今天津蓟县）人，自称靠乞讨为生，语无伦次，如同疯癫，但是察看他的相貌，又像很狡猾的样子。因为此人有谋杀太子的嫌疑，所以，此案接着又移交到刑部由御史刘廷元与刑部郎中胡士相等会审。此时郑贵妃兄长郑国泰密访二人，经过一番协商，刘、胡二人便顺着郑国泰的意思上疏说：这个男子叫张差，患有精神病，应速处决，神宗也就同意了。然而，提牢主事王之寀对此事甚为怀疑，就私下询问张差，张差承认是受内侍指使。王之寀深感事关重大，立即告诉了刑部侍郎张问达。一时间，有人要谋害太子的消息在京师迅速传开。由于郑贵妃蓄谋夺权已久，其兄郑国泰又有秘密行动，朝议都指向郑贵妃兄妹。神宗也察觉到此事非同小可，于是下令十三司会审。张差经此一审，又供出自己谋害太子的行动是郑贵妃的心腹宦官庞保、刘成所指使，庞、刘二人曾许诺张差事成之后给以厚赏，此案终于真相大白。

此时，最紧张、最害怕的莫过于郑贵妃了，她越想越害怕，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得不使出了女人的最后一招。于是到神宗面前，连哭带嚎地要神宗给她做主，不然的话，就要死在神宗的面前。经她这么一闹腾，果然神宗心酸起来，叹息着对自己的爱妃说道：“现今既然已经闹成这个样子，恐怕是难解了，我出面恐怕反倒会坏事，现在只有一人能救你母子性命。”语见《明史·后妃列传·郑贵妃》：“帝曰：‘外廷语不易解，若须自求太子。’”郑贵妃一听连忙收住眼泪，急切地问道：“是谁？”神宗答道：“就是你要害掉的皇太子。”郑贵妃一听，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这如何使得？”神宗说道：“以他的出身、地位和目前的处境，我想也许会饶过你的，你去好好说说吧。”郑贵妃低下了头，迅速盘算着：看来也只能有这一招了。于是把心一横，转身亲自去求太子。

到了东宫，郑贵妃先是装出十分可怜的样子，抽泣着，一见太子便俯身下拜。太子一见，受惊不小，连忙回拜。郑贵妃顺势拉着太子的手，伤心地哭诉着，说她是如何如何地冤枉，只有太子能救她的命，给她辨明是非。太子毕竟年纪还轻，对宫廷这种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缺少经验，对郑贵妃还一向胆怯几分，因而尽管深知郑贵妃常欲加害自己，也无可奈何；再加上郑贵妃有求于自己，倒认为这是缓和矛盾的好机会。经过郑贵妃的这一番表演，皇太子很痛快地让手下草拟了一道旨意，要朝中大臣们不必再为此事多加纠缠，既然凶手早已抓到，即刻正法就是了，不要再牵扯他人。郑贵妃见此连连称谢，又把太子好夸了一顿，才高兴地离去。本来群臣认为必须揪出幕后指使人郑贵妃一家，否则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可是经太子这么一处理，大臣们看到连被危及生命的当事人对此都不加追究，当然也不便再追究到底。随后，朝臣按旨意将张差处死，又把刘成、庞保秘密处决。这场兴师动众、人命关天的梃击案就这样草草了结了，自始至终导演这场闹剧的郑贵妃却有惊无险地度过了一场危机。

五年后，也就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明神宗去世。皇太子朱常洛在八月初登上皇位，是为明光宗。可他在位仅30天。为什么在位只有这么几天呢？这还得从明末三大案的第二桩大案--“红丸”案说起。

梃击案了结以后，郑贵妃眼见皇太子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了，因而对自己的前途感到了担忧：一旦神宗去世，自己该如何自处？为将来着想，现在必须讨好皇太子。于是郑贵妃索性来个顺水推舟，借着感激皇太子在梃击案中的搭救之恩，极力接近皇太子，以改变长期的紧张关系。皇太子自幼不得宠，长年受到皇父及郑贵妃的冷遇，生性懦弱，精神上受到压抑，身体也欠佳。郑贵妃就此抓住皇太子的弱点，使出一条妙计，暗想：此招一则定会使皇太子更加信任我、亲近我，二则最主要的是能致皇太子于死命。果然不出郑贵妃所料，这位皇太子真的掉入了圈套。郑贵妃先是把自己最喜爱的珠宝献给皇太子。皇太子得到郑贵妃的礼物，又见郑贵妃态度转变，也就忘记了过去的私怨。李选侍是皇太子最宠爱的妃子，皇太子听信李选侍的话，还要礼部为郑贵妃加封。但终因遭到以礼部侍郎孙如游为首的一些官员的抵制而未能实现。

同时，郑贵妃又在自己的宫中选出八名最有姿色的美女，送给皇太子，让她们尽心尽力服侍未来的皇上，使他心满意足。皇太子开始放纵，整日耽于酒色之中，年纪尚不足四十，却早已垮了身子。等到即位称帝时，已病得很重了，没过几天就病入膏肓、卧床不起了。内医太监崔文升开了一服泻药，光宗服后腹泻不止，一天要拉三四十次。后来，鸿胪寺丞李可灼献上一颗红丸，自称是仙丹，光宗服后觉得精神大有好转。过了半日，李可灼又献上一颗，光宗再服之后，睡到次日凌晨，竟然再也没有起来。这就是所谓“红丸案。”

光宗死后，内外官员首先将其死因归咎于李可灼，事见《明史·熹宗本纪》：“光宗崩，遗诏皇长子嗣皇帝位。群臣哭临毕，请见皇长子于寝门，奉至文华殿行礼，还居慈庆宫。丙子，颁遗诏。时选侍李氏居乾清宫，吏部尚书周嘉谟等及御史左光斗疏请选侍移宫，御史王安舜疏论李可灼进药之误，‘红丸’、‘移宫’二案自是起。”后来又知道进泻药而使病情骤然加重的崔文升，竟是郑贵妃属下的人，而李可灼又是方从哲带进宫中的。原本二人都应处以极刑，但最后却都从轻处理：李可灼充军，崔文升贬放南京；方从哲和郑贵妃也都躲了过去。“红丸”案也就这样收了场。

光宗一死，郑贵妃顿感搬去了挡在自己面前多年的一块石头，轻松了许多，认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又有了希望，于是唆使光宗爱妃李选侍（西李）霸居乾清宫，酿成“移宫”一案。

光宗死后，郑贵妃企图当太后垂帘听政。她一面把皇太子暂时隔离起来，不让他登基与群臣见面，一面又唆使李选侍不要搬出乾清宫，以便向朝臣发号施令。但朝中官员们不买她们的账，联名上疏指责李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居正宫，而殿下（指熹宗朱由校）仍居慈庆宫，这种名分倒置的作法，是借抚养之名，行专政之实，武后之祸将见于今日”。并安排太监王安从宫内秘密接出太子，突然在文华殿升殿，接受群官朝拜。新皇帝即位，是为明熹宗。第二天，群臣又簇拥着新皇帝齐聚乾清宫，逼李选侍搬迁。李选侍见生米已成熟饭，只好离开乾清宫。不久，群臣又以熹宗名义宣布削去李选侍封号，对郑贵妃也不予理睬。在东林党人控制朝政的几年，郑贵妃勾结李选侍企图垂帘听政的美梦遭到了破灭。这就是所谓“移宫”案。

明熹宗年间，郑贵妃的权力欲望虽不减当年，但毕竟已年过六旬，力不从心了。崇祯三年（1630年）七月，这位一生享尽荣华富贵，连做梦都想做皇后的女人，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而结束了颇富传奇色彩的一生。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阴险、毒辣的贵妃，把大明江山搅得天昏地暗，竟与大明一朝相始终，遗祸之深为历代罕匹；而她本人却屡次有惊无险，竟安然地度过了余生，这种结局也算是“一奇”了。郑贵妃死后，被谥“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埋葬在银泉山。

为什么说明朝的移宫案是疑案？

移宫案是明朝派系斗争的缩影，因为最后并未查明是谁纵火，因此成为悬案。

明朝末年的疑案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万历年间的梃击案，最后只杀了拿着棒子进宫袭击的张差，还有张差供出的两个太监，并没有抓出背后的党羽。还有让朱常洛死于非命的“红丸案”，也并没有查个明白。

这明朝三大悬案的背后，都是东林和阉党的争斗。

接下来聊聊为何移宫案能成为悬案。首先了解一下背景，朱常洛死后他非常宠爱的宠妃李选侍非留在乾清宫不走。

朱常洛在的时候宠爱她，朱常洛不在了，宠妃李选侍还想继续荣华富贵当太后。文武百官当然不同意了，于是宠妃李选侍不死心，逮了朱由校来要挟群臣。

朱由校就是有名的爱做木工活的一国之君，这件事也是拖拖沓沓了很久，朱由校才下旨要李选侍搬出乾清宫，去历代妃子养老的地方。

李选侍当然不愿意了，李选侍以前经常欺压朱由校母子，所以朱由校对李选侍也谈不上什么感情深厚。

疑点在哪呢？李选侍搬去仁寿殿以后就失火了，差点把这个刚刚失去依仗的先皇宠妃给烧死。当然一把火也把李选侍垂帘听政的美梦给烧干净了。不过也没查出来是谁放的火。

放到现在，这也就是个社会新闻里的纵火案。但是放到明朝的历史背景下，反映出来的是明朝末年政治腐朽，国君昏庸。

而且宦官权力过于大，竟然势力能和朝廷正规的军队还有文武百官抗衡，才引起了东林党和阉党之间的斗争。以上就是我对此事的看法。

明未三大奇案中的移宫案，到底是怎样一个案件？

我来说下个人的看法。

移宫案的本质是文官集团为了避免出现后宫擅权、皇权旁落的可能，从李选侍（光宗宠妃、朱由校养母）手中夺取乾清宫的控制权。

在公元1620年，明代最大的懒人皇帝明神宗万历驾崩。这位三十年没上朝的帝王在位长达48年，期间各种事情不断，按现在的话说：朝政内卷严重。万历年间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这里就不展开说了，之所以说万历是因为移宫案发生在万历死后一个多月。也算是万历年间的一些问题延续。

当时，万历皇帝在七月底驾崩，他不喜欢的继承人明光宗朱常洛继位。然而，由于明光宗做太子时过于憋屈，当皇帝后一放纵身体被玩坏了。在位仅一个月左右，便在九月初一追随万历而去。这么短的时间里明王朝接连两位皇帝驾崩，朝局动荡、各种势力彼此冲突。

移宫案即发生在这一时期。光宗死时，他的皇长子朱由校由宠妃李选侍抚养，她想借混乱的局势更进一步。为了制约朱由校便借由养母身份想一直在乾清宫待下去。但朝中大臣不可能任由她胡作非为。

以七品给事中杨涟为首的文官集团在秉笔太监王安的配合下，对李选侍发起进攻。从九月初一开始到九月初六明熹宗登基期间，双方你来我往。（七品小官能够在这场风波中起如此巨大的作用的原因在于他是光宗死时指定的十三名顾大臣之一）

在此期间，众臣纷纷上书规劝对方自己离开。比如时任御史左光斗在奏折中指出李选侍不想搬离乾清宫是想效仿武则天！就差骂她不守妇道了。而李选侍也不是束手待毙之人，她凭借先帝（明光宗朱常洛）指定养母的身份希望通过谈判能让众臣让步。不过，她先后同左光斗和杨涟接触时接连碰壁，却和另一个更有权势的人达成了一致，时任首辅方从哲。

到了初五朱由校登基大典前一天，眼看李选侍丝毫没有走的想法。杨涟坐不住了，找方首辅希望能带领百官逼李选侍离开，却等到了对方回应：“迟亦无害。”

在无法获得文官集团首领的支持后，不得已，杨涟只能凭借自己的忠君之心四处拉拢群臣。在他的的积极活动下，众多大臣聚集在皇宫前，喊出了“能杀我则已，否则，今日不移死不去”。在敢于拼命的杨涟面前李选侍最终退让，迁居仁寿殿，以杨涟为首的大臣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移宫案是文官集团为了避免出现后宫擅权而做的斗争。从李选侍不想搬离乾清宫时，大臣们就看明白了她的意图，并指了出来：“选侍阳托保护之名，阴图专擅之实”。他们依靠一腔热血，战胜了妄图制约皇帝的李选侍，最终迫使她离开了乾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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