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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除倭患,郑和出使日本日本二话不说斩了二十几个倭寇!

揭秘历史故事 2023-06-18 04:16:02

为除倭患,郑和出使日本日本二话不说斩了二十几个倭寇!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文章,欢迎阅读哦~

明朝的“海禁”政策,主要在明朝初年和明朝中后期。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明朝初年的时候,明太祖期望海禁政策对海防的巩固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到了明朝中后期,倭寇横行,此时的“海禁”政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大明王朝建立前后,中国土地一直受到倭寇的侵扰,边境战乱频发,使得百姓生活受到了严重的滋扰。明太祖朱元璋对于倭寇非常痛恨,所以,一怒之下,不仅断绝了与日本的来往,更是禁止了海上运输。

后来,朱棣夺得帝位,希望与周边的藩邦搞好关系,希望四海归一都臣服于自己的统治,所以,他尝试开放海禁。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样的举动竟然让日本浪人钻了空子,一股脑的涌入到了中国境内。倭寇的势力越来越大,来势越来越凶,甚至,已经达到了明朝军队都无法抵御的地步。

这些个日本浪人,仅仅坐着十几只小木船,就能闯入中国的南部沿海地区,且犹如进入无人之境,大有“鬼子进村”的感觉。他们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使得当地的老百姓被其侵扰的无法正常生活。为了避开日本浪人的烧杀抢夺,当地百姓开始选择逃难,很多人流离失所,非常可怜。

在这里,要说明的一点就是,明朝当时所说的倭寇,与后来侵华的日寇并不一样。明朝时期的倭寇,是一些连日本政府都管不了的海贼,或者说是海盗,他们并不是日本政府的正规军。

虽然这些日本浪人已经严重侵犯了明朝的疆土,滋扰了明朝百姓的安宁,但是,明成祖朱棣,还是决定采取“告状”的方式,不远万里去国外“打官司”。于是,就有了郑和下东洋出使日本的“故事”。1404年,郑和带着10万人,浩浩荡荡的下了东洋。

他此行的目的有五个:

一是、扬明朝国威;

二是、开拓朝贡贸易;

三是、找建文帝;

四是、迎佛牙;

五是、加强与海外国家的联系。

在当时的日本,怀义王已经驾鹤西去,当时的统治者,是第三代室町幕府的将军足利义满。就是他统一了日本的南北朝时期,《明史》称: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源道义”。当郑和代表着大明王朝,带着10万多人东渡来到日本之后,这位日本的实际执政人对郑和的来意非常清楚。

为了给这些带着大量宝物,“诚意满满”的大明使臣一个交代,足利义满顾不上君臣之间的虚名,果断的斩杀了二十多个海盗浪人,并将他们的首级献给了到访的明朝使臣。虽然,在杀人的数量上有些敷衍,而且,也没有根治浪人作奸犯科的问题,但是,这样一来却给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卖了一个天大的面子。

接下来,日本接受了明朝的封号、金印、冠服等,表示愿意臣服于大明帝国,并按照属国的名分向大明帝国的皇帝递交了国书。就这样,郑和带着20多个倭寇的首级,以及足利义满的“臣服表”,班师回朝向明成祖交差。朱棣看到郑和带回来的“战利品”,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兴。

因为,朱棣这样的成就远胜于他的父亲朱元璋,这使他非常有面子。毕竟,自己当初的皇位来得并不光彩,有这样的一次“丰功伟绩”,足以为自己继承大统找一个更为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能者居之。日本肯臣服于自己,这让朱棣非常高兴。所谓礼尚往来,为了表彰日本国的臣服之心,朱棣不仅“嘉其勤诚,赐王九章”,还向源道义赠了好多的真金白银,瓷器书画等等。

最重要的是,除了这些物质奖励以外,朱棣还同意日本的朝贡师团的人数可以增加到200人,并允许其在江浙地区进行贸易往来。这样的利好政策,使得中日之间的关系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明史学者总结:“郑和下东洋”,以经济手段怀柔,“不战而屈人之兵”。反观日本政府,得到了实惠并无什么损失。

可以说,郑和不管是下东洋还是下西洋,都体现了明朝作为泱泱大国的国家实力,同时,也向世人展示了大明朝作为当时文明大国的典范形象。10万兵马,浩荡出师,使得中国海军能够纵横大洋,受万国仰视。与此同时,此行更是加强了明朝与海外各国的友好往来,传递了中华文化。

郑和用经济手段与各国进行交往,不仅加强了明朝与周边邻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还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他摒弃了武力和战火的不良影响,使得双方都得到了真正的实惠,特别是对中日关系的改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次盛举,此后,再无如此壮举发生了。

与此同时,郑和的每一次远洋,也给明朝政府带来了不小的经济压力,甚至,出现了一些不计成本的航海跋涉,这也给明朝的财政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随着明朝国力的日渐衰退,这样的壮举慢慢的失了色,最终,悄然而止了。

其实,在世界航海史上,郑和比欧洲所有伟大的航海家都要早。在郑和去世半个世纪以后,1486年欧洲的航海家才发现了好望角,并从红海南下到达马达加斯加岛对岸。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497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绕航好望角,第二年到达印度南部的古里。

由此可见,郑和下西洋对世界航海的影响之大。

对郑和下西洋的评价与反思,对戚继光抗倭的评价与反思

郑和下西洋是一种国家行为,郑和船队是一支强大的战略力量。明政府派遣郑和船队下西洋显然是从当时国家利益(包括皇帝的意志)和国家需要出发。郑和下西洋的使命和功绩概括起来,主要包括4个方面:

1、推行和平外交,稳定东南亚国际秩序

郑和下西洋前,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动荡,主要表现在东南亚地区各国相互猜疑,互相争夺。当时东南亚两个最大的国家爪哇、暹罗对外扩张,欺压周边一些国家,威胁满剌加、苏门答剌、占城、真腊,甚至在三佛齐,还有杀害明朝使臣的,拦截向中国朝贡的使团;再一个海盗猖獗,横行东南亚、南亚海上,十分嚣张,海上交通线得不到安全保障。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一方面直接影响中国南部的安全,一方面极大影响了明朝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明朝的稳定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明朝皇帝采取了“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和平的外交政策。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通过各种手段,调解和缓和各国之间矛盾,维护海上交通安全,从而把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同周边联系起来,试图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提高明王朝的国际威望。所以从明朝派遣郑和的使命可以看出是实现和平的使命。

郑和下西洋调解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有利于周边的稳定,维护了东南亚、南亚地区稳定和海上安全,提高了明朝的声望。所以,可以看出郑和的船队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不是用于侵略扩张,而是用于实现和平目的。在当时国际环境条件下,陈祖义几千人,阿烈苦奈儿上万人,没有强大军事实力做后盾,是难以实现和平的。

李约瑟评价: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记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虽然有恩人自居;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

2、震慑倭寇,牵制蒙元势力,维护国家安全

当时,威胁明朝安全的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东部海上的倭寇,北方的蒙元残余势力和西北的帖木儿帝国。中国倭寇最早出现在元朝末年,日本国内发生内战,部分武士和浪人为了生存便到中国沿海抢劫,到明初朱元璋时期,非常猖獗。当时明朝刚刚建立,国内还不稳定,所以集中精力安内,国防上采取被动的防御战略,在沿海省份设立卫所,在北方修长城和派兵屯边。

朱棣时期,陆海两方面对明朝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改变了被动防御战略,主动出机,陆上方向实施迁都、亲征漠北;海上方向组建了郑和舟师,震慑和打击倭寇和反明势力,并从海上实施战略包抄,对西北方向进行战略上的牵制,从而减轻明朝北部的压力。

3、发展海外贸易,传播中华文明

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政治目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经济目的,国家实施这么大的战略行动,它是多方面考虑的。在郑和船队下西洋过程中展开许多贸易活动,主要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朝贡贸易。这种贸易是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基本形式,带有封建宗主国的性质。它通过这种形式获得这些小国对明朝宗主地位的认可,这是朝贡贸易的政治目的。当时各国都积极到中国来朝贡,一方面得到明朝的庇护,一方面得到的丰厚赏赐。据统计,永乐在位22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盛况空前。更有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4个国家先后7位国王亲自率团前来,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还有3位国王在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他们遗嘱要托葬中华。明朝都按照王的待遇厚葬。

第二种官方贸易。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双方官方主持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交易,是明朝扩大海外贸易的重要途径。郑和船队除了装载赏赐用的礼品外,还有中国的货物,如铜钱、丝绸、瓷器、铁器等。这种贸易可以用明代铜钱买卖,多数以货易货。最有影响的是击掌定价法。在印度古里国,中国船队到达后,由当地的代理人负责交易事宜,将货物带到交易场所,双方在官员主持下当面议价定价,一旦定下,决不反悔。双方互相击掌表示成交。这种友好的贸易方式,在当地传为美谈。郑和下西洋期间,尤其是后几次下西洋贸易规模扩大,遵循的平等自愿,等价交换,具备了国际贸易的一些基本原则。

第三种民间贸易。这种贸易一定程度上是在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带动下出现的。它不是通过官方,而是由商人或民间自发性展开的。郑和下西洋消灭海盗,维护了海上安全,开辟了航线,促进和刺激了民间贸易。据有学者研究,郑和使团不禁止下西洋官兵带一些中国货物在沿途进行交换。东南亚百姓对中国丝绸、瓷器、工具非常喜欢,郑和船队一到都争先恐后的划船或到码头交易,有的还请官兵到当地的集市设摊交易。当时中国主要输出的瓷器、丝绸、茶叶、漆器、金属制品、铜钱等,中国换回的主要是珠宝、香料、药材、珍奇动物等,当时中国从海外进口100斤胡椒,当地价值1两,回到国内出售20两,利润丰厚。

郑和下西洋进行的贸易活动有政治行为的贸易,也存在经济行为的贸易。

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不仅进行海外贸易,还传播先进的中国的文化。当时东南亚、南亚、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比较落后,非常向往中华文明。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还肩负了“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使命。郑和出色将中华文明远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华礼仪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

现在在海外还流传许多郑和的故事。在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留下郑和遗迹,表达了当地人民对这位传播中华文明的先驱的敬意。

4、开拓海洋事业,铺平亚非航路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占据着地球表面积70.8%,拥有着丰富的资源。自古以来,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与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盛衰休戚相关。我们的祖先早期创造了龙山和百越海洋文化,15世纪初,郑和大规模远航活动,把中国古代的海洋事业推向发展高峰,对人类的海洋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是开辟了亚非的洲际航线,为西方人的大航海铺平了亚非航路。当葡萄牙的航海家达加马沿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抵达东非海岸时,当地人就告述几十年前中国人曾几次来到这里。他们在阿拉伯领航员的帮助下,沿着郑和船队开辟的航线顺利到达了印度。

二是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一些海洋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许多海洋科学数据。《郑和航海图》就是通过大量海洋调查绘制的。这种海洋考察活动比世界记载最早的1872年——1876年英国的“挑战者”号进行海洋调查早了400多年。

三是对航海区域进行了战略布局。郑和下西洋根据其使命和掌握的海洋知识,在辽阔的海外选择了占城、满剌加、旧港、古里、忽鲁莫斯等地作为海洋发展的重点区域,有利于扩大海外交通和贸易范围。

郑和下西洋在海洋事业上还有许多贡献。郑和的功绩是辉煌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从30多岁开始,前后28年献身海洋,最后一次下西洋时,已经60岁了,为了中外文化交往和航海事业,他毅然率领船队出使,这次他再没有回来,病逝在印度的古里,时年62岁,永远的长眠在他开辟的和平的道路上。

在群星璀璨的中华英杰中,郑和不但以先于西方人航海,胜于西方人的航海技术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我觉得人们关注和研究他的最主要层面,恐怕是郑和所代表的一种文化精神:一种中国人不畏艰险,征服自然的价值趋向,一种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决心。

郑和这种敬业献身报效国家的精神是永存的,凝聚着中华民族开放进取、和平友好、交流合作、经略海洋和敢为天下先的优秀品德,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继承和弘扬,推进人类的文明。(编辑:胡曼筠)
.“戚继光抗倭”一目。

先明确交待抗倭的历史背景,可结合《戚家军抗倭形势》挂图(或投影、计算机课件等),首先阐明“倭寇”的概念,再让学生搞清楚明朝中期倭患严重的原因,指导学生观看《戚家军抗倭形势》图,以对倭寇的骚扰范围之广、危害之深有一个形象的认识。教师还可以出示有关材料,启发学生思考:倭寇对我国东南沿海的骚扰造成了什么严重的后果?明确了以上几方面的问题,就为正确认识戚继光的抗倭斗争,以及更好地评价抗倭斗争的性质做好了铺垫。

戚继光抗倭斗争的经过:先指导学生观看《戚继光》像,然后让学生阅读戚继光的生平事迹,再结合“动脑筋”一题说一说从戚继光身上能学到哪些优秀品质?关于“戚家军”的编练,教师可以补充戚继光严于治军的小故事,如条件允许,可尝试着在课下排练“鸳鸯阵”,然后拿到课上表演,使学生切身体会到戚继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以及士兵们团结合作的精神风貌,因为这些都是“戚家军”得以战胜倭寇的重要因素。利用《戚家军抗倭形势》图,简要介绍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台州九捷”。在基本荡平侵扰浙江的倭寇后,“戚家军”又开赴福建、广东,与当地明军一起剿灭了那里的倭寇。

戚继光抗倭斗争的评价:教师请学生结合所讲过的内容,分析戚继光抗倭取得胜利的原因(可分组讨论后回答),基本概括为四点:首先这是一场反侵略的正义战争,符合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心向背”;二是戚家军纪律严明,作战英勇;三是戚家军与其他爱国军民配合作战,体现了一种同仇敌忾的民族向心力;而戚继光卓越的军事韬略和指挥才能,则无可争议地成为另一个原因。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回忆:在中国古代史上还有哪支军队以纪律严明而著称?对比一下“岳家军”和“戚家军”在抗击对象上有什么不同?由此引出对戚继光及戚继光抗倭斗争的正确评价,需要明确的是,抗倭斗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反抗外来民族侵略并取得胜利的斗争,戚继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

教师此时可补充一些民间纪念戚继光的童谣、民间故事、传说等,使戚继光这个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并由此反衬出戚继光人格的伟大,使学生进一步悟出一些做人的道理。

.戚继光继承父职后,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联系课文中他的诗句,你认为他有什么高尚的品质值得人们学习?

“遥知夷岛浮天际,未敢忘危负年华。”表达了戚继光决心将自己的一生和抗倭事业结合起来,使自己处在时代激流的中心,为民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决心。戚继光能在国家危难之时立下远大志向,挺身而出,时刻以国家和民族安危为己任的高尚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另外,“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则更明确地表明戚继光为驱逐倭患、保卫海防、拯救百姓于水火,而并非追求个人功名的崇高品质。

元明的倭患

中日两国的关系历来极为友好。元朝初年,高丽人赵彝向蒙古贵族进言,说日本可通。元世祖忽必烈于是决心降服日本。他几次派人出使日本,要求日本臣服元朝,没有得到答复,乃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十八年(1281年)两次派兵出征日本,结果均因遭遇暴风而告失败。当时,日本镰仓幕府刚建立不久,各地武士阶级(中小封建主)的分裂割据仍很严重。他们利用镰仓幕府与天皇及其反对者之间的矛盾,乘机扩大势力。为了掠夺财富,开始是通过商人以贸易形式同南宋往来。元军侵日失败后,有些武士和商人就打着贸易的旗号,携带兵器,到朝鲜、中国沿海一带进行抢劫。这使元朝政府不得不严加防范,屡次下令“严商下海”,取消主管对外贸易的市舶机构。日本政府也恐元军再来,除严加防范之外,终元之世不与元朝通使往来。由于元、日双方处于敌对状态,无法进行正式的贸易活动,日本的商人便在各地封建主的支持下,继续以暴力方式,到中国沿海进行海盗和走私活动。同时,随着日本封建兼并战争的加剧,丢失军职而破产的武士数量日增,沦为浪人,他们也大量加入海盗行列。因此,到元朝末期,倭寇的骚扰日趋严重。

明代的倭患是元代倭患的继续和发展。明朝建立时,日本正处于南北朝对立时期(1336—1392),倭寇“乘中国未定”“率以零服寇掠沿海”(金安清《东倭考》)。为了制止倭寇的侵扰,明太祖多次遣使到日本交涉,均不得要领。因此,下令实行海禁,停止与日本的往来,“专以海防为务”(《明史·日本传》),大力加强沿海防务。永乐时,明成祖一方面允许日本政府和商人来中国贸易,同时继续加强海防,永乐十七年(1419年)于辽东金线岛西北的望海埚歼灭一股入侵的倭寇,使倭寇不敢再大规模骚扰我国沿海。

到了嘉靖年间,倭寇的侵扰又猖獗起来。日本南北朝的战乱,到14世纪末以北朝的胜利告终,但到15世纪中叶又进入藩侯割据的战国时代。各封建藩侯为满足自己的奢侈欲望,并弥补战争经费的不足,都积极支持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进行抢掠。中国的一些奸商,也与倭寇相勾结,合伙从事走私和劫掠。还有一些破产的滨海贫民,为饥寒所迫,也充当倭寇的胁从。当时明朝统治腐败,海防松弛,浙闽沿海卫所,“战船、哨船十存一二”,士卒也只剩4/10,“倭剽掠辄得志,益无所忌,来者接踵”(《明史·朱纨传》),倭寇为患达到了猖獗的程度。

东南沿海的奸商勾引倭寇上岸抢劫分赃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在大地主、大商人汪直、徐海、陈东、萧显、麻叶等的勾引下,“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明史·日本传》)。第二年,倭寇越来越多,“每自焚其舟,登岸劫掠”(同上)。他们把根据地从海岛迁到陆上,分成几十人到几百几千人的小股,四出劫掠。由于官军的腐败,倭寇一直闯到徽州、芜湖、南京、淮安和徐州、邳县一带。他们到处杀人越货、掳人勒赎或出卖。例如倭寇骚扰江苏昆山县城,“孤城被围凡四十五日,大小三十余战。其六门并被攻。被杀男女五百余人,被烧房屋二万余间,被发棺椁(挖坟盗棺)四十余县。各乡村落凡三百五十里,境内房屋十去八九,男妇十失五六,棺椁三四,有不可胜计而周知者”(归有光《昆山县倭寇始末》)。倭寇骚扰浙江湖州,“大肆毁掠,东自江口至西兴坝,西自楼下至北新关,一望赭然(空尽无物),杀人无算。城边流血数十里,河内积货(倭寇抢劫的财物)满千船”(采九德《倭变事略》)。倭寇的残暴骚扰,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

戚继光

戚继光(1528—1588),明代杰出的军事家,抗倭的民族英雄。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登州(今山东蓬莱)人。他出身将门,17岁承袭父职任登州卫指挥佥事,担负起防御倭寇的任务。倭寇的不断侵扰,激起他歼敌卫国的热情,曾写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止止堂集·横槊稿》上《韬钤深处》)的诗句。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调浙江,任参将,抵抗倭寇。他看到官军非常腐败,就到义乌招募农民、矿工,编练“戚家军”,成为抗倭主力。嘉靖四十年(1561年),在台州大败倭寇。次年驰援福建,捣破倭寇在横屿(宁德城外海中)的大本营。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再援福建,升总兵官。二年后又与俞大猷剿平广东倭寇,肃清东南沿海的倭患。隆庆元年(1567年)被调到北方,镇守蓟州(今天津蓟县)。晚年受排挤 ,居家病死。所著《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极受军事家的重视。其他著作尚有《止止堂集》。

戚继光曾赋诗明志:“遥知夷岛浮天际……”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1:“(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巡海上诸营……已而转节过文登营赋诗云:‘冉冉双幡度海涯,晓烟低护野人家。谁将春色来残堞,独有悲风吹晚笳。水落尚存秦代石,潮来不见汉时槎。遥知夷岛浮天际,未敢忘危负年华。”《止止堂集·横槊稿》上《过文登营》最后两句作“遥知百国微茫外,未敢忘危负岁华”。

台州九捷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三月,戚继光由浙江都司参将调任独镇一方的分守台(州)、金(华)、严(州)等处地方参将。他根据该地三面阻山、一面临海的情况,作出以陆战为主、兼用水(海)战的决策,将军队分驻于松门、海门,并制造战船,加强海上防务。嘉靖四十年(1561年)四月,16艘倭船由象山至奉化西凤岭登陆,窜扰宁海团前。戚继光判断倭寇的行动旨在诱离松门、海门的戚家军,然后乘虚直犯台州(今浙江临海),就在台州、海门配备必要兵力,另派水师至宁海外洋伏击,自己亲率主力前往宁海,并请宁海驻军水陆会剿。倭寇果然分兵3路,分别东向桃渚、新河所和健跳所圻头,企图进犯台州。戚继光令佐理军务的兵巡佥事唐尧臣率领戍守海门、台州的军队救援新河,自率主力进剿宁海的倭寇。唐尧臣在新河大败倭寇,骚扰宁海的倭寇也纷纷逃窜,但桃渚的倭寇仍继续向台州进犯。戚继光立即挥师南下,于二十七日中午赶到台州城外,枵腹进至花街,“五战五胜,二路共斩首三百八级,生擒巨酋二浮,其漂溺无算”(《戚少保年谱耆编》卷2)。五月初一,健跳圻头的两千名倭寇又窜至台州府城东北的大田。戚继光率领身边的一千五百名亲兵前往大田迎战,因遇大雨,相持3日未能交锋。倭寇趁雨西窜,欲经仙居改袭处州(今浙江丽水)。戚继光率兵急趋上峰岭,设伏截击,“三战三捷,计斩首三百四十四级,生擒五酋”(同上)。不久,戚家军又取得长沙(在今浙江温岭市东南)大捷。经过一个月的战斗,戚家军九战九捷,彻底消灭了侵犯台州的倭寇。与此同时,总兵官卢镗、参将牛天锡等也在宁波、温州一带大败倭寇,浙江的倭患基本平息了。

戚继光抗倭业绩永为民间纪念

数百年来,在戚继光曾经任职和生活过的地方,人们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纪念他,而纪念形式之多、数量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是许多历史人物所不能及的。在京北的长城沿线和浙闽沿海地区,修建了许多戚继光祀祠、塑像、碑刻、纪念馆(堂)或亭台楼阁等纪念性建筑。在他的故乡山东蓬莱,不仅建有戚继光纪念馆和塑像,还修建了“水城”。纪念性命名也是民间纪念戚继光的主要形式之一,在上述地区,就分布着相当数量的因戚继光而命名的山、水、石、木、村、路、桥、井、亭阁等,如浙江余姚有戚家村,温岭有继光路。以民俗的形式纪念戚继光,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如八月十六过中秋,吃“光饼”等。纪念戚继光的民间文学,主要有抗倭故事、治军故事、爱民故事等十余类,此外民间还流传着相当数量的古谣、儿歌。反映戚继光事迹的文艺作品,有闽剧《戚继光斩子》、话剧《戚继光平倭记》等戏剧,而民间舞蹈《藤牌舞》和《光饼舞》,则分别取材于戚继光作战的场面和“光饼”制作过程中的动作;在体育健身方面,人们还发掘整理了民间武术——“继光拳”。总之,这些纪念形式,无不涵盖了百姓生活的各个层面,虽经历数百年人世变迁,依然流传至今,足可以体现戚继光在民间影响之深远。

附:

八月十六过中秋(节俗):浙江省台州市所属的椒江、临海、黄岩等县(市)民间就将中秋节定为八月十六。相传,当年抗倭形势吃紧,戚继光率军于中秋之夜扫荡倭寇获全胜,次日夜,军民同庆抗倭胜利,并补过中秋佳节。后来为纪念这一事件,百姓过中秋节总是推迟一天,相沿成俗。

光饼(食俗):又称继光饼、肚脐饼,是浙江省台州市、温州市所辖各县(市)及福建省莆田市、宁德市所辖各沿海县(市)民间常见的面食。它以小麦兑水调匀,烤制而成,其形扁圆,中有一小孔可穿绳。据说当年戚继光在浙闽沿海抗倭时,“戚家军”以光饼穿绳扎于腰间,充战时干粮。相传此饼为戚继光首创,故称“继光饼”或“光饼”。

口令的来历(民间故事):

戚继光抗倭时,夜间派士兵沿海警戒,为避免夜幕中敌我难辨,戚继光让警戒的士兵都带着竹哨,如果发现人影就喊一声:“哨起!”对方若是自己人,就要立刻喊“立正”而原地站直。在部队操练时,戚继光不停地让士兵练习这两个动作。后几经演变,“哨起”“立正”就成了军队队列练习的正规口令。

哄儿谣:天皇皇,地皇皇,莫惊我家小儿郎,倭倭来,不要慌,我有戚爷会抵挡。

明朝史上都是如何亲手斩杀倭寇

这事得慢慢从明朝嘉靖年间说起。朱厚执政的嘉靖年间,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战争极多。南方的倭寇,外加北方的鞑靼部落,每年轮流侵扰,史称“南倭北虏”之患。论及影响,北方的鞑靼侵扰,打得明王朝头疼,每年都是几万人肆虐,边关败绩连连,军民死伤惨重。而东南的倭寇劫掠,却更让明王朝心疼:明王朝的财政税收,绝大多数都指望东南沿海,倭寇一打劫,不但财产损失惨重,连带着是年的当地税赋,也都一股脑泡汤。

因此自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起,倭患越闹越凶,嘉靖皇帝朱厚,也越来越急,平倭的招数,能使的都使了,除了厉行海禁,严打走私外,更调兵遣将,集结精锐部队到东南,多次重拳出击,非要灭了倭患不可。但严打的结果,却是经常被打惨。反映到战场效果上,起初的明军,更是灰头土脸,多次被倭寇打得落花流水,战况十分丢人。而且前线的作战过程,还经常比想象得更衰:经常是没打几下,全副武装的明军,就做鸟兽散,被倭寇追得撒腿跑。之所以闹成这样,原因很多。首先倭寇问题,并非是海盗打劫这么简单,成员也不止日本人。论及因素,既因为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国内乱作一团,各色武士浪人结伙流窜,侵扰程度加剧。更因为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发展,传统的海禁政策已经过时,各地走私猖獗,明王朝既不开放民间贸易,更无力制止走私,于是走私团伙与日本海盗互相勾结,背后还有沿海当地大户撑腰,以至于局面闹得不可收拾。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军事因素。发展到嘉靖年间,明朝传统的卫所制度,早已经败坏不堪,军屯大量流失,士兵更纷纷逃亡,勉强服役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弱残兵,战斗力极其不靠谱,上了战场,更缺少杀敌立功的勇气,招呼俩下子就跑路,那是常有的事。而倭寇这边,更绝非简单的强盗团伙,相反军事素质极高,首先说武器,虽然在战船和弓弩技术上,倭寇远逊明朝,但是火枪技术却极先进,特别是常年和葡萄牙人打交道,不但火器制造技术突飞猛进,战术也日益成熟,还出现了线形射击战术,好些能征善战的明朝猛将,都是阵亡在倭寇的火枪下。

除了火器外,倭寇的战刀工艺也极好,特别是著名的武士刀,性能更强于明朝军刀。而且就作战而言,倭寇中的“真倭”,大多都是日本的浪人武士,即使放在日本,也都是战斗力强悍的职业军官,这么群人凑在一起,军事素养极高,临阵作战,战术纪律也极强,他们最擅长使用长蛇阵,将老弱兵隐藏在中间,精壮士兵打先锋或者殿后,作战时候的花招更是多,尤其缺德的是,针对明军纪律败坏的特点,倭寇还常故意把财宝美女扔到地上,引诱明军哄抢,然后趁机冲杀。甚至好些以战斗力强著称的明军,都被这种雷人战法打垮。但作为一支曾经横扫天下的虎师,在历经多次失败后,明军很快焕发了斗志,一批仁人志士们采取募兵的方式,很快摔打出多支善打硬仗的铁血军队,一群新兴的名将也相继脱颖而出。在嘉靖时代的最后二十年里,东南抗倭战局,在这些将士的浴血奋战下,终于艰难的朝好的方向扭转着,并最终于嘉靖四十五(1566年)年,随着最后一股倭寇团伙在越南万桥山被歼灭,肆虐明朝近二百年的倭寇之患,终于彻底肃清。这是大明军人的卓越功勋。

而在嘉靖年间跌宕起伏的抗倭战争中,涌现出的将星也格外多。但是,在曾经作为浙直总督胡宗宪的幕僚,几乎全程参加抗倭战争的明朝大才子徐文长眼中,这些人里真正匹配得上“名将”身份的,满打满算不过三人:谭纶,戚继光,俞大猷。而三人当中,对比职业武将戚继光和俞大猷,谭纶,却是唯一文官身份。

一:文官带兵不简单

三大名将中,论在后世的知名度,谭纶恐怕是最小。但论行政职务,他却是最高,且另外俩位将星戚继光和俞大猷,也都曾做过他的下属。特别是今天已公认是民族英雄的戚继光,和谭纶的渊源非常深,军旅中最光辉的生涯,几乎都是二人同呼吸共命运。而之所以说他,除了上述原因外,却还因一个重要意义:谭纶的戎马生涯,堪称明朝“文官带兵”景象的缩影。说起明朝“文官带兵”这事,即使是好些现代人也唏嘘,觉得外行的文官,偏要操持军务,能打胜仗才叫怪。甚至一些专业史家,指摘明朝的弊病时,这也是重要一条。

这些指摘,确实也有一定道理,“文官带兵”制度发展到明朝中期,已经成了一项固定制度。明初只能由公侯担任,权力极大的“总兵”职务,到了明朝中后期,虽然依旧是武将的最高官职,却早被牢牢压制,不说上面有总督和巡抚俩个文职压着,就连七品的御史,也可以不拿这官当回事。按照正德年间名臣杨一清的说法,文官面前,武将已经越发没地位,就连一些以往杂役才做的事,武将们也心甘情愿被文臣使唤,平日工作往来,更是毕恭毕敬。这个制度当然也有问题,武将日益被边缘化,战斗热情受打击,而且文臣武将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越发恶化,文臣瞧武将是老粗,武将们虽说大多没胆反抗,但心里却怨怒,打起仗来更是阳奉阴违。由于文武不和而造成的败仗,在明朝也一直不少。

但是明朝的文官带兵,比起之前宋代来,虽说表面类似,却至少还有一个重要进步:并不是所有的文臣,都能获得带兵的机会,明朝中期的文臣,更不会像宋代的范雍之流那样,只凭着日常工作表现好点,哪怕半点军务不懂,也能成为统兵一方的大帅。一介文官,想要在明朝带兵,既要有真本事,更得有相关的历练。而在这方面,明朝的政治体制,也有一套成熟的选拔培养流程。而作为明朝儒将的代表,谭纶正是从这个培养流程中摔打出来的。谭纶字子理,江西宜黄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登第的时候很年轻,才二十四岁,但名次却不算好,没机会成为庶吉士,仅授官南京礼部六品主事。清水衙门里的小角色。

虽说正经学业不成,而且授官也不理想,但早年起的谭纶,也是个小有名气的青年,有名的不务正业。喜欢的学问,都是正经老夫子眼里的闲篇:不但喜欢军事,好读兵书,而且还常写心得体会。甚至日常生活中遇到些许小事,哪怕碰上斗蛐蛐这类闲事,也常和军事联系起来,研究兵法从来着迷。其作品《说物寓武》,就是此中的得意之作。这爱好在后人看来,属于军事天赋。但在当时好些人看来,纯属闲的难受。而且谭纶早年干过的闲事,还不止这条,更喜欢戏曲艺术,不但爱好填词,更喜好琢磨曲牌,一研究起来,也同样入迷。而后来的人生里,看似不务正业的谭纶,在这两件入迷的事上,都做出了不小的成就。

当然这两件闲事里,倒也体现了谭纶的一大优点:认真。只要愿意干的事,就会倾注百分百的心血,不干好不罢休。步入仕途后,他这认真的特点,也很快崭露头角。外加他天资聪颖,说话办事稳重。没过多久,竟也进入了朝廷的视野,成为栽培对象,很快就换了工作:升调南京兵部职方司郎中。虽然还是在清水衙门的南京,但这个调动却非同小可,南京的衙门,绝大多数是闲职,唯独不清闲的,却是执掌东南兵权的南京兵部。而职方司,更是其中极其重要的衙门:日常掌管各地军事资料,战时更要负责制定作战方略,工作琐碎辛苦。但这个职务,却是明朝“文官带兵”的一个重要跳板,通常担当这个职务的,都是朝廷眼中,未来统兵打仗的角色。给这个岗位既是考察,更是难得的磨练机会。比如弘治年间的军事家刘大夏,便是从这个岗位走出来的。

在这个岗位上,谭纶一样做得认真,尤其重要的是,通过这些辛苦琐碎的工作,大明军备的实际情况,也逐渐了然于胸。怎样打胜仗,也是这位青年书生一直苦苦思考的问题。而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五月,一场意外的危机,却令常年苦苦思考的谭纶,得到了一展身手的机会:有股嚣张的倭寇,居然突破明朝水师的层层防御,一下杀到南京城下,消息传来,整个南京都乱了套,官员们慌了神,守军们也吓得哆嗦,眼看一场浩劫在所难免。危急时刻,谭纶却猛得站了出来,甚至主动 *** ,临时招募了周围一群壮丁,总共五百多人,简单教授点武艺战术,就急火火上了战场,按照军事常识,这群人去打倭寇,还不够给人塞牙缝的,但谭纶有办法,一是会做动员,他口才很好,诸如民族大义之类的话一说,立刻把大家煽动得嗷嗷叫。然后也会抓战机,趁着倭寇们刚登岸,脚跟都没站稳,就突然发起攻击,而且是俩面夹击,一部分人正面冲,另一部分人侧面打,一下把倭寇切割成两半。而谭纶本人也不含糊,带头冲在第一线。就这样连冲带杀,竟然就把敌人打垮了。这仗打完,谭纶一战成名,成了朝中擅长用兵的俊才,接着又得到新考验:就任台州知府。

郑和为什么没有访问日本?

  公元1404年明成祖派郑和出使日本。
  1402年明成祖派遣使臣分赴四方。永乐元年(1403年)琉球、日本、暹罗各国使节到中国朝贡,建立了宗藩与册封关系。1404年明成祖派郑和出使日本。郑和统督水师10万到达日本,向室町幕府第三任将军足利义满宣旨:"使其自行剿寇,治以本国之法"。足利义满同时受明朝封赏,并派遣使节献上抓获的倭寇,与明朝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双方签订了《勘合贸易条约》,日本以属国的名义对明朝进行朝贡贸易。明朝赐足利义满"日本国王"金印一枚,足利义满回书自称"日本国王,臣源义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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