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了解嘉祐二年的事情,接下来跟着小编一起欣赏。
我国古代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封建专制统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皇帝是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这是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中从来没有改变的硬性规定。
其下会根据各个朝代和国家对于统治制度的不同需要设置不同的官职,比较普遍的官职大小,从高到低依次被分为一品,二品,三品,一直到九品。九品官职是朝廷官员里官位最低等的,也因此会有所谓的九品芝麻官的说法。
这样看来,中国古时候的官位基本就像是金字塔一般的存在,地位最高且权利最大的就是皇帝,位于金字塔顶端,仅此一位,其下随着权利和官职越来越小,担任官职的相应人数也就越来越多。
这种制度之所以能够在古代封建王朝坚持了两千多年,或者说,这种制度是封建王朝的命根与基石,正是这种制度存在,封建王朝才得以持续两千多年,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制度背后的选官制度,即科举制是非常先进的。
不过,古时候的选官制度也并非一开始就是科举制度。这种科举制,实际上在隋朝才开始确定下来,唐朝时期将科举制完善,开始作为此后历朝历代最重要的选官制度被保留下来,虽然在元朝时期科举制度一度被中断,但是其后又重新恢复举办。而在更早的年代,官方还并没有发明科举制。在汉朝时期,官家选官制度是察举制,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进一步发展为九品中正制,并一直流传下来直到被科举制替代。
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之所以会被科举制度永久性取代,就在于这两种制度都有着致命性的缺点。这两种制度虽然明面上都是要在全国范围内选贤任能,但是由于实际上的选官都是贵族子弟,所以其实它们所面向的只有贵族子弟,只是为贵族子弟专门设置的制度,也就是说,在隋朝以前,贫民子弟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想要一步登天,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
而科举制度的最大优势就在于此。科举制度从创立之初就已经明文规定面向的是全国所有社会阶级的百姓,无论是谁,只要能通过科举制度的考试,成绩足够优异,就一定能够选中成为朝廷官员。这给了天下寒门子弟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途径,给了他们新的希望。
当然,科举制度设置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维护皇帝的权利,因为给了寒门子弟改变命运,改变贫穷的希望,就能够减少社会底层人民对于封建王朝的不满,降低农民起义的概率,从而达到巩固统治的真正目的。但也由于前面所说的附带效用,使得科举制度受到天下人的维护,并一直保持到封建王朝的末期。
科举制不但给了天下人希望,还给封建王朝带来了更多的优秀人才,正是有新鲜血液的不断加入,才使得封建王朝得以不断延续。
那么,哪一次的科举制是千年以来培养人才最多最优秀的呢?
经过对史书相关记载的研究,我们发现,在宋朝时期宋仁宗当朝的嘉佑二年那次科举,绝对是历史上最牛的一届科举。
之所以要说这句话,是因为那一届的考官和考生都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文学大家。
先说考官,那一届的主考官是著名的宋朝政治大家和文学大家欧阳修,史上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而且也是其中成就最突出的一位,宋朝时期最著名的诗文革新运动就是由他发起的。而且副考官梅尧臣也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现实主义诗人,在文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再说考生,落榜的考生就不提了,一起来看一下那一届上榜的是哪些大咖级的人物。首先,当年的前三名其实很尴尬,这三人在历史上基本没有建树,文学界也没有他们的身影,算得上非常低调了。但是后面的几位,也就是进士,却有好几位是文学界举足轻重的大咖级别人物,比如苏轼和苏辙这两位亲兄弟,还有曾巩和张载等人。
从中进士的人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当年那届科举绝对称得上是历史上最难的、最群星乱斗的一届,而之所以当时这些大家却没有能考上前三名,只是因为苏轼的作品被考官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弟子曾巩的作品,而避嫌打低分,苏澈当时太年轻,曾巩是被避嫌。
可见,这一届的科举的确是各路大仙各显神通的一届。也正是有这些文人墨客在,才使得宋朝的文学是历史上成就最高的。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秋闱中有不少省份的策论题目都很有意思。秋闱即乡试,乡试就是进京前的各省海选。题目由各省分拟,有点像现在的高考自主命题。
最切合朝廷风向的:
京师顺天,京畿之地,天子脚下,永远带节奏。
题一,《汉初驰商贾之律论》;
题二,《东汉中兴功臣多习儒术论》;
题三,《龚遂治渤海虞诩治朝歌论》;
题四,《隋唐二史不为王通立传论》;
题五,《吴兢上贞观政要张九龄上千秋金鉴司马光上资治通鉴真德秀上大学衍义论》。
最有地方特色的:
河南,《中州形势论》,不要老是讲“井盖”;
陕西,《王猛治秦论》,只要有猛人,额们也是很牛哒;
山西,《韩信引兵下井陉如陈余用李左车策信将何以待之论》,三晋之地,表里山河,天下形胜,别光看着黑黝黝的煤炭呐!
最霸蛮嚣张的:
湖南,《夏少康年四十以一成一旅致中兴论》,明摆着是以少康喻光绪,保皇倾向昭然若揭,要知道这时候光绪帝还被软禁在瀛台,而这届恩科正是为了庆贺慈禧太后七旬万寿,这出题人的胆子......
最有趣而无奈的:
广东,《侠以武犯禁论》,估计是当时广东革命党暗杀之风太烈了,如吴樾曾说,“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清廷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本是件人心所向的好事情,但吴樾还是给他们来了一下子。当然,结果是五大臣没事,自己倒给炸死了。
最莫名其妙作死的:
山东,《辽金元开国兵力论》,作死程度直追湖南,但湖南尚有保皇的立场可言,山东这个题目就显得没来由了,也不知有没有人举报它。放在清朝早些时候,这种题目,光标点符号都足够兴一场文字狱了。不过由是观之,当时的舆论氛围似乎也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紧张,抑或是清之将亡,时人早已嗅出了气味,压根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顺便说一句,这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秋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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