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南巡劳民伤财，大臣试图劝阻却都没有好下场！

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乾隆南巡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乾隆皇帝将“西师”、“南巡”两件大事作为他一生的最大功绩，“西师”是指平定准噶尔和南疆回部，“南巡”是指他六次巡幸江南。客观地说“西师”确实是乾隆的一大亮点，但南巡就有点名不副实了。别说是江南的百姓，就是当时的不少官员也认为是弊政。

乾隆皇帝从乾隆六年(1741)起，就开始到处巡幸了，每到一地，地方官自然奉命唯谨，供应迎送，龙舟华灯，一路不绝。这正好给了各级官吏一个上下其手的好机会，借此向民间勒索，如果勒索不遂，即给以违碍接驾的罪名。

乾隆帝到避暑山庄时，曾对内大臣博尔奔察说：“此地气候极清淑，大胜京师，洵无愧避暑山庄也。”奔察却回答说：“陛下就宫内言之耳，若外间城市狭隘，房屋低小，人民皆蜗处其中，兼之户灶衔接，炎热实甚，故民间有谚曰：皇帝真避暑，百姓仍是热河也。”

乾隆帝为此大怒，但因为博尔奔察是满人和武臣，所以没有加罪。后来乾隆南巡到了苏州，见灵岩梅树合抱极为叹赏，又是这个博尔奔察侍卫在旁，他拔出佩刀，准备砍了这颗梅树。乾隆帝惊问为何如此。奔察回道：“怪其不生于圆明园，而使上有跋涉江湖之险也。”意思是说，费了这么大的劲，就是为了看这颗梅树，可谓劳民伤财。

第二次南巡时，退休回籍的无锡官员顾栋高在接驾时得到乾隆的召见，他说：“汝年衰，是以准回籍颐养。将来朕巡幸江南，尚可见汝。”顾栋高立即回答说：“皇上还要南巡吗?”意思是要皇上爱惜民力，不要在南巡了，结果乾隆大怒，夺了他的官衔和俸禄。

还有尹会一出任江苏学政时，写了一道奏疏说：“上两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乾隆帝马上严词训斥说：“汝谓民间疾苦，试指出何人疾苦?怨声载道，试指出何人怨言?”这叫臣子怎么回答呢?结果尹会一因此而充军。杭世骏在论时事时也说：“巡幸所至，有司一意奉承，其流弊及于百姓。”他因说了这句话，差一点人头落地，最终罢官回籍。

从上面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当时不少官员是反对乾隆南巡的，更不要说是民间了。虽然南巡期间，乾隆帝也曾下谕禁止地方官铺张，但这只不过是形式而已。有些官场老油子，很懂得其中的奥妙：皇帝的谕旨，哪些是应当认真遵行的，哪些是做做样子装点门面，认真不得的。

乾隆十四年(1749)十月，乾隆帝打算南巡，两江总督黄廷桂，以江南绅士共望临幸上奏，深得乾隆欢心。他供应非常周到，但因其性情刚燥，使得两江三省的官吏叫苦不迭，很多人因为办事不力遭受处罚，弄得人人自危。

江西抚州卫千总卢鲁生，以及南昌守备刘时达，因为接驾事繁差累，便想谏阻乾隆南巡。于是两人编造奏告，写成南巡“五不解、十大过”等名目，又借着素有大胆敢言的、时任吏部尚书的孙嘉淦之名上疏谏阻南巡。这就是乾隆朝著名的“伪奏稿案”。这份奏疏长达万言，指斥乾隆帝南巡的种种弊端，在各省很快就流传开来。

乾隆十六年(1751)八月，云贵总督硕色发觉伪奏稿，即下令各地密访严拿。在查办过程中，因株连而受刑的人员颇多。此案后来被乾隆帝无尽放大，文武官吏牵连获罪者达上千人，蔓延至七八个省。获罪的原因，有的是查办不力，有的是罗织附会。主犯卢鲁生被凌迟处死，刘时达斩监候。

伪奏稿中的具体内容，如五不解、十大过等均为公布，上谕只是说“诽谤”。卢、刘二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罪，说得都是事实，要说有罪就是不该假托孙嘉淦之名，但不至于非杀不可。

这以后，乾隆帝还是继续南巡，照样祸害百姓。但敢说真话的大臣已经不多了，唯有尹壮图上了一道奏折，说地方督抚办差，勒索属吏，遂致亏空。结果被乾隆戏耍了一番，落得名誉扫地的下场。此后，再也没有人为南巡进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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