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您想找个地方,把中华史诗一气领略,恐怕没有一个古都能满足您的要求。不论是承载盛世的西安、追溯久远的洛阳,亦或是我们熟悉的北京,都不能串起上下五千年的悠悠文明。而在北京阜成门内大街上,一个占地只有32亩的古老院落,却汇聚着从上古至今的华夏故事,积淀了中华文明史的精华。它就是——北京历代帝王庙。
历代帝王庙,顾名思义,它是一个祭祀历代帝王、追思圣贤、告慰先祖的场所。把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聚集在同一个小院里追思,就仿佛是我们每个没有忘本的中国人的祖庙、家庙,有生之年至少也要去一回。
把历代帝王请到一起来集中祭祀,这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创意。最初的明朝历代帝王庙于洪武七年(1374年)始建于南京,经过几番定夺,入祀了从三皇五帝至明朝以前的16位开国皇帝。明朝迁都北京后,开始并没有把明太祖的创意搬到北京,直到十分重视礼制的嘉靖帝在北京建历代帝王庙。经过明、清两朝的增减、调整,至清乾隆时,形成了我们保留至今的“188配(79+1)”版本:即北京历代帝王庙正殿主祀三皇五帝至明朝期间的历代帝王共188位,东西配殿从祀历代名臣79位,西跨院单独为关羽建庙。
历代帝王庙的帝王牌位里,有明朝的亡国之君崇祯,却没有最早实现大一统的秦始皇嬴政。那么这些帝王和名臣的牌位舍谁取谁?是由建庙以后明清两朝的历任皇帝说了算,映射的是后来的皇帝对前朝前任的评判,尤以明太祖朱元璋和清康熙、乾隆为重。随着中国封建帝制的结束,我们今天看到的历代帝王庙从祀的牌位,应该说体现的是康熙和乾隆祖孙两帝的话语权。康熙帝以超越个人好恶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大历史视野,提出“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应尽入庙崇祀”;乾隆帝在传承康熙崇祀思想的基础上又作了新的拓展,将“法戒论”作为祭祀的核心要义,引前人治国之失为当世治理之戒,告诫后人要居安思危;把“共尊炎黄,中华一脉”作为祭祀主题,形成“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的祭祀文化,将“偏安之国”与正统王朝同列入中华帝王谱系当中。
一代帝王引领一代风骚,一代将相辅佐一代帝王。“忠君礼臣”是封建王朝君臣关系的最高境界。在中华帝制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康熙帝制定标准的宽宏,188位入祀的帝王,并非每一位都经天纬地。但陪祀的79位名臣,可以说个个都是人中龙凤,其功勋并不逊色于同朝帝王。“功在社稷,德协股肱”是清雍正帝对历代名臣的两大赞誉——所建功业益于江山社稷,高尚品德堪称国家栋梁。功、德双馨者方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大浪淘沙后沉淀为金,愈显可贵。因此,让我们把目光从景德崇圣殿的188块朱地金书的牌位移开,投向东西配殿79块赤地墨书的名臣牌位,去了解他们如何在历史中诠释“功”与“德”的含义。
北京历代帝王庙从祀的名臣中,上起三皇五帝、下至明朝中期,大体上分为文臣40人、武将39人。但他们之中也有很多人文武兼备,跨界建功,仅用文或武来界定,难免有争议也有失偏颇。79位名臣所涉朝代既有雄踞中原之政权,也有偏安一隅之小国,体现了宏大而严谨的史学观;既有华夏正统之帝国,也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所立之王朝,这都是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力证,也是中华文明赓续不断的根源。
有关历代名臣的史料传记浩如烟海,有正史、野史,年代久远者也不乏民间传说。我们依据故宫出版社《历代帝王庙从祀名臣》一书,和北京历代帝王庙“从祀名臣展”,对79位名臣的生平事迹加以整理,力图慎重选用史料、真实呈现风貌、文字简短轻松,使您在碎片化阅读时代,可以用零星的时间,逐日积累起对79位历史文武名臣的完整印象。
全篇共分6季:第一季——三皇五帝时期,第二季——夏商周时期,第三季——两汉三国时期,第四季——唐朝,第五季——宋辽金时期,第六季——元明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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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文末“八字命理学六爻卦”,领略79位名臣风采!
有功也有过,不过我决的她是功大于过最起码她在位时,可以算是国太民安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许多人对她的作为作过评论,或褒或贬,莫衷一是。而我则认为武则天的一生虽然充满了传奇色彩,但她毕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而且是一个女人。武则天以一个女性身份“治朝纲,理天下”,不得不镇压反对自己的人,更必须重用各种各样的人才。她的所作所为就必然有过也有功。
如果说她经人举荐入宫是偶然的,那么她能够位居九五则是自己拼搏、斗智的结果。她用计除掉了所有反对自己的人,连亲骨肉也不放过。但是,她的政绩还是光耀千古的。毛泽东这样评价武则天: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
天授二年(691年)除夕之夜,有人请武则天去观赏隆冬之牡丹,武则天猜到这是一个阴谋,便派人先去查看,果然发现赏花是假,谋害是真,下令杀了不少人。神功元年(697年)又发生了“三十六名家”图谋叛乱的事件。刘思礼等人以相面算命为名,联络了许多人。可这件事早已被明堂尉吉顼发现,他向武则天打了小报告,使得宰相李元素、孙元亨以及大臣石抱忠、刘奇、周潘等,共三十六家,都是海内名士,全被灭族,其亲党被连坐或流放的,达一千余人。最重要的是她平定了徐敬业的叛乱。徐敬业企图以“匡复”的名义推翻武则天,在短短的四五十天里就被平息下去。可见徐敬业违逆了民意,而武则天却甚得民心。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武则天重用了各种各样人才。刚开始时,她提倡告密,擢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酷吏,滥杀了许多无辜,招致群情激愤。武则天便反过来杀酷吏“以雪苍生之愤”,实际上酷吏们都是秉承她的命令行事的。表面上看来,这是耍弄权术的把戏,不值得赞赏。但是要承认,当时所杀的多是李唐宗室贵戚、旧朝元勋大臣,这在客观上削弱了已经腐朽的士族势力。
鲠直的人、确有才干的人,只要不被武则天怀疑为谋反者,武则天还能尽力予以保全或重用。例如,被酷吏诬告的狄仁杰,不但得到平反,还升任宰相。又如仇人的后代上官婉儿,能诗善赋,不但受到宽宥,还被武则天留作近侍,倍加恩宠。
武则天统治时期,边境并不安宁。她果断地启用了唐休璟、娄师德、郭元振等猛将,在西北平突厥,设北庭都护府;在西南胜吐蕃,显示出赫赫国威。
可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势和地位,武则天又有残暴的一面。她不惜杀害一代忠臣长孙无忌,用毒酒杀死长子李弘;贬黜著名书法家褚遂良以及次子李贤、三子李显、四子李旦等。她对于胆敢违抗自己的朝中重臣来济、韩瑗、柳弼等,一概严惩不贷;对于王皇后、萧淑妃这样的“姐妹”辈,先是诬告上许多罪名,再让她们受尽非人的折磨,最后置之于死地,连她们的女儿也不放过。因此,要说武则天是个暴君,也有一定的根据。
但是,从整体上看,武则天的功还是大于过的。她从前在唐太宗宫中时,唐太宗有一匹壮马叫狮子骢,非常暴烈,没有人能驯服它。武则天对唐太宗说,我能制服它,但要有三件器物:铁鞭、铁挝和匕首。先用铁鞭打它,不服,再用铁挝打它的头,再不服,就用匕首割断它的喉。唐太宗很称赞她的气概。她果然用制壮马的方法驾驭群臣,造成历时半个世纪的有效统治,对国家统一的进一步巩固和社会安宁的长期保持,作出了特殊贡献。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男皇帝比起武则天来,恐怕连一根汗毛也沾不到边。我赞同当代著名史学家郭沫若对武则天的评价:“政启开元,治宏贞观”。武则天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功绩将彪炳千秋!
从小看古装片,不管是武打片还是历史剧,里面少不了一种重要角色,那就是奸臣。
所谓奸臣,首先权倾朝野,然后是无恶不作,贪污腐败、贪赃枉法、口蜜腹剑,整个人就是为使坏而生。每当奸臣在电视上出镜,大家就义愤填膺,恨不能生食其肉。
然而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在历史上,那些无论是史书还是百姓口碑都定义为奸臣的人,他们一生当中并非只干坏事,不干好事。很多奸臣在国家大事上就有比其他忠臣更高瞻远瞩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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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明朝自开国起,北方的蒙古一直屡屡犯边。
明朝跟蒙古人打仗,后勤方面劣势很明显。明军一个士兵要两三人保障补给,而蒙古骑兵,一个人两匹马,吃喝都够抢。一般来说,明朝只要出兵一次,当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就没了,而战果却少得可怜,往往是斩杀几十人。因为蒙古骑兵来去如风,比游击队还灵活。
但游牧民族也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它的经济生活受天气影响很大,一场大雪便可能让牲畜死掉大半,蒙古人只好南下抢掠,不然没有活路。
明朝盛产布匹、棉花和粮食,而蒙古有大量的牛羊、马匹。如果双方开辟交易市场,互通有无,这样既造福两国百姓,也避免了战争。
所以蒙古人主动说,我们别打了,做生意吧!
嘉靖年间的一位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便向皇帝上书,建议与蒙古互市。
正当朝廷主意未定之时,一位大臣跳了出来,认为与蒙古和谈是损害民族气节的卖国行为,不但要坚决跟蒙古人死磕到底,还要把朝中主张互市的人砍头。
可后来的事实证明,随着贸易往来,明朝北方边境延续200多年的战争结束了,长城内外物富民安,商业空前繁荣,朝廷每年也节省了上百万两白银的军费。
那位主张互市的首辅大人,就是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奸臣严嵩。
而反对他的大臣,就是以一身正气、刚正不阿而彪炳千秋的忠臣杨继盛。
对于很多持传统忠奸观的人来说,这样的结果是非常幻灭的。
流芳百世的未必不糊涂,遗臭万年的也未必不英明。
身陷好人坏人的思维定势里,看人看事只会越发狭隘,世人哪有好人坏人之分呢?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怎样看待明朝与蒙古互市这个问题,无关忠奸,只有智商和学识的区别。
如果是从宏观大局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奸臣也有治国良策;如果愚昧无知,仅仅因为所谓的民族大义、气节就喊打喊杀,那么忠臣也会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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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奸臣里面,不但有人聪明睿智,有的还能极大推动历史的进步。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就是东汉蔡伦的伟大创举。
蔡伦是个太监,如果不是因为发明造纸,那么他可能会跟赵高、魏忠贤一样被列入弄权干政的奸臣行列。
蔡伦的政治生涯可谓助纣为虐、专政弄权。他先是帮主子窦皇后用毒计害死太子生母,后来又投靠新主,自己的官越当越大。
蔡伦在负责编写经书的过程中改良了原来已有的造纸术,大大提高了纸张的质量,也降低了造纸的成本。这项极大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发明,其实只是蔡伦向主子献媚的产物。
通过蔡伦,我们可以发现,要当奸臣,尤其是历史上的著名奸臣,智商是个很高的门槛。这些奸臣们的智商不光会用于阴谋诡计,还有发明创造。
我当然不是为了给奸臣翻案,说他们其实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人。他们之所以被后世判为奸臣,当然是干了不少祸国殃民的事。但功过要分开看,不能因为他们有罪过,就抹杀其历史功绩,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功,就文过饰非。
既然奸臣有时候也会做好事,那么这里就有了一个新问题:
他们不是奸臣吗?他们不是满肚子坏水吗?可为什么他们还要做好事,因为偶然的良心发现吗?
好事只是一个客观的结果,一件事对人民有益就可以称之为好事。
但做好事的人是出于什么心理,这种主观想法就不确定了。很多时候,主观的意愿与客观的结果很可能是相违背的。
杨继盛反对严嵩与蒙古和谈,从杨的角度来说,他当然是出于拳拳爱国忠义之心,但实际上是在误国。蔡伦改进造纸术的初心,也不是为了造福人类,加快文明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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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情况,一个政治家在做事的时候,考量最多的是自己集团的利益。
至于做的事在客观上是好事还是坏事,这就交由后人评说了。
清末民初的一代枭雄袁世凯就是这样。
在历史教科书中,袁世凯被定性为“窃国大盗”、“独夫民贼”。他生前不仅因为称帝而臭名昭著,一路发迹起来的手段也并非光明正大,而是充满了权谋和争议。至于人品,更是不堪入目。
历史大剧《走向共和》中,编剧给袁世凯量身打造了一道金句:“ 这就是政治,你可以犯罪,但绝不能犯错 !”
虽为杜撰,却经典得拍案叫绝,相信袁大头在泉下也要引为知音。
袁世凯青年从军就表现出卓越的胆识和才干,很快在军中担任要职。甲午战争后,清廷深感旧式军队已然不能承担国防重任,便想效仿西方列强编练新军。袁世凯多方运作,谋到这一职位后,他极力在军中安插、培养亲信,暗暗把朝廷的军队变成袁家军。
袁世凯在清末最为世人不耻的事当属戊戌告密,出卖变法领袖康有为、谭嗣同,既给顽固派扑杀维新变法送上了助攻,也坑死了戊戌六君子,害了光绪皇帝一生,而袁自己靠告密博得了慈禧的提拔。
秀才出身的袁世凯能够当上朝廷重臣,完全是清廷的提携。可袁不但没有对朝廷感恩戴德,反而把它当成实现自己宏图大志的工具,当清廷气数已尽的时候就毫不留情地一脚踢开。
辛亥革命暴发后,清廷启用袁世凯镇压南方的起义。袁世凯手握强大的北洋军,本来可以轻松地打败革命军,然而他却不紧不慢地磨洋工,一边打一边跟朝廷要价。袁逐步做大后,连哄带威胁,逼迫清廷逊位,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清朝就此寿终。
就是这样的一代奸雄,在他担任直隶总督期间,却给中国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03年,他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端方上书朝廷教育改制,开启了我国近代教育的全新起点和高速发展。
1905年废除科举后,他为培养新式人才,确立发展师范教育这一战略,建立各级师范学校有40多所。他压缩军费用以发展全免费的国民学校,即四年制初级小学。
他还建立了中国现代警察制度。1902年,袁世凯在直隶省城保定首设巡警总局和分局,并参照外国拟定了中国最早的《警务章程》。1905年,他又在北京、天津建立了巡警,4年后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了巡警。
1905年,他任用人所熟知的“留美幼童”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办路务,修成170多里长的京张铁路。两年后,袁世凯奏请朝廷任命詹天佑出任汉粤川铁路总办。此外还有新易铁路,中国和比利时合资建成的芦汉铁路。
袁世凯还首先在天津搞法制改革,引入西方议会制度,实行宪政。后在全国倡导实行君主立宪,认为“官可以不做,宪法不能不立”,对中国民主进程的推进所作出的贡献不可磨灭,在晚清时期高举“立宪”的大旗,请求立宪,对晚清宪政的形成至关重要。
袁世凯的这些功绩,极大地助力了中国追赶世界先进文明的进程。
难不成袁世凯也成了焦裕禄、孔繁森式的好干部,一心一意,为国为民?当然不是,所谓奸臣者,是指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人民之上,并为一己之私而不择手段。 但有些时候,个人利益与国家、人民利益并非完全背道而驰 。
袁世凯编练新军,主观上是要实现自己的野心,但客观上,他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制度,精心培养留学生。这些举措都给中国军队带来了进步和新思想。
后来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在任上锐意革新,是因为他认清了变革的大趋势,并且顺应时代潮流。因此在客观上也为国家立了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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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话说, 小孩子才分对错,成人的世界里只有利弊 。
虽然不用这么绝对,但我们在评判历史人物的时候,如果标准仍然只有忠臣和奸臣,那就太过幼稚了。
在职场上,如果管理团队或与人协作,就更容易发现,并不是忠臣就一定大公无私,一心为公,他们也有自己的诉求;而奸臣也不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他们也会跟公司保持一致,公司完了对他们也没好处。
利用公司和工作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人性决定的,如果因私而废公,那就滑入了“奸”的行列。
电视剧里的忠奸善恶只是拿给人消遣的,拿来指导办实事则百无一用。
每个人在决策、选择的时候,都会权衡利弊,而人品,只是影响决策结果的因素之一。
因为研究人的思想和决策的需要,现代心理学、管理学应运而生。
任何问题,最后往往是人的问题。
我们应该多读相关的书籍,掌握基本的心理学、人际学知识,切莫再简简单单地以好人和坏人区别身边的人。
对人性的隔膜与无知,在任何时候都不是智慧。
我想很多人现在都有着非常大的疑问,对于我们中国历史上两个非常伟大的历史人物郑和与郑成功,其实对于他们两个人的疑问已经由来已久了,因为两个人都姓郑,于是很多人都感觉两人是不是同一个人,就算不是同一个人是不是也是有什么关系。面对这样的疑问,我们一起来找找答案。
郑和和郑成功两人是一个人吗?
郑和与郑成功都是明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不过这两个人根本是牛马不相及的两个人物,郑和是朱棣时期最得宠的太监,与他有关的事迹就是闻名今外的郑和七下西洋了,并且郑和原名姓马不姓郑;而郑成功是明末清初的军事家,是收复台湾和清政府对抗的民族英雄,两人并不是指的同一个人。
郑和资料介绍:
郑和(1371-1433),明朝太监,原姓马,名和,小名三宝,又作三保,云南昆阳(今晋宁昆阳街道)宝山乡知代村人。中国明朝航海家、外交家。
郑和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出生,是马哈只第二子,郑和有姐妹四人。洪武十三年(1381年)冬明朝军队进攻云南,马和仅十岁,被明军副统帅蓝玉掠走至南京,阉割成太监之后,进入朱棣的燕王府。永乐元年(1403年),姚道衍和尚收马和为菩萨戒弟子,法名福吉祥。
永乐二年(1404年),郑和立下赫赫战功。明成祖朱棣在南京御书?郑?字赐马和郑姓,以纪念战功,史称?郑和?。并升任为内官监太监,官至四品,地位仅次于司礼监。郑和有智略,知兵习战,明成祖对郑和十分信赖。1405到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壮举,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郑和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国去世,赐葬南京牛首山。
郑成功资料介绍:
郑成功(1624.08.26-1662.06.23),本名森,又名福松,字明俨、大木。福建泉州南安人,祖籍河南固始。汉族,明末清初军事家,抗清名将,民族英雄。其父郑芝龙,其母名田川氏。弘光时监生,因蒙隆武帝赐明朝国姓?朱?,赐名成功,并封忠孝伯,世称?郑赐姓?、?郑国姓?、?国姓爷?,又因蒙永历帝封延平王,称?郑延平?。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首先是建立政权,废除荷兰侵略者的一切殖民体制和机构,他以赤嵌为东都明京,设一府二县。府为承天府,县为天兴县、万年县。天兴县管北路,万年县管南路。也在岛上设立了一个安抚司,专门管理这个地区的事务。从此台湾建立起与祖国大陆相同的府县制度。
郑和与郑成功两人是什么关系?
郑和与郑成功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彪炳千秋、名垂千史的英雄人物,是中国人民引以自豪的杰出人物。他们所建的旷世奇功:郑和?七下西洋?,郑成功?光复台湾?一直为史学家所津津乐道,为中华民族所万世景仰。历史就有那么巧,两个人都姓郑,都是明朝人。
一个处于明朝初年,处于封建历史上的?盛世?;一个则处于明朝的末年,经历明亡清初时代。两人都深得当时的皇帝的信任,并且都由皇帝赐姓,郑和这个?郑?姓是永乐皇帝所赐予的。而郑成功也得到皇帝赐姓的殊荣,不过给他赐姓的是南明三个小皇帝中的隆武皇帝,他本姓郑,皇帝却赐他姓国姓?朱?,叫朱成功,又称?国姓爷?。但在历史上还是叫他郑成功或?国姓爷?而不叫朱成功。他们都是传奇人物,都是英雄人物。
郑和是明朝前期朱棣时代的人,而郑成功是明朝后期南明时代的人。郑和与郑成功除了都是中国籍,还有都是响当当的历史人物之外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更谈不上是同一个人了。
郑和与郑成功两人的共同点介绍:
都属于明朝
郑和是明朝早期
郑成功是明末清初
都被明朝皇帝赐姓
郑和原姓马,被赐姓郑
郑成功被赐姓朱,被称为?国姓爷?
都是舰队统帅
郑和带领的舰队算是使节团
郑成功带领的是海军
都和外国人打过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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