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带来刘秀为何迷信谶纬?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谶纬是一种古老的吉凶预测学,所谓谶,就是通过文字、图案、语言等,以隐晦的方式预示未来吉凶,通常跟政治挂钩,代表上天的意志。所谓纬,亦称纬书,是对图谶符谶等预言的辑录,相对于经书而言称纬书。
通俗地说,谶纬学说就是研究神道方术,假借天命对未来作出预测的迷信活动。只不过这个迷信活动上升到了学术研究的层次,一度与儒家经学并驾齐驱,甚至与经学相互渗透。
举几个历史上最有名的图谶案例:秦朝的“亡秦者胡也”、汉武帝时期的“代汉者当涂高”、唐朝的“三世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等等。
谶纬起源很早,但是真正发展成为“流行病”,始于西汉末年,到东汉逐渐变成主流意识形态,风头盖过了经学。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就是个坚定的谶纬主义者,堪称明君圣主的刘秀,一辈子在谶纬上没少干荒唐事。建武元年登基之初,刘秀竟然依据《赤伏符》暗示任命官员。光武一朝,如果谁要是不信谶纬,就要倒大霉,下面这三位经学大家就是如此。
谶纬横行世界里的“反谶三剑客”
1. 郑兴
郑兴是东汉初年四大学术泰斗(桓谭、郑兴、杜林、陈元)之一,他专长于《春秋左氏传》,东汉《左氏传》学派,半数出自他的门下。新朝时期,他和弟子们,曾经与大名鼎鼎的国师公刘歆,一起研讨、宣讲《左氏传》。
郑兴信天命,却不信谶纬,他是个有神论者,信奉天人感应。同时他他不认为上天会降下“圣旨”(谶),所有的图谶符谶只不过是伪造的罢了。
2. 尹敏
尹敏的思想大体上接近郑兴,也是个反对谶纬的有神论者,同样主张“以五经仁义正道为本”。
东汉开国不久,刘秀命尹敏整理新朝遗留下来的图谶,尹敏不愿意,他说:“谶纬不是圣人之言,错误颇多,会贻误后代。”刘秀不听,赶鸭子上架,尹敏干出了一件劲爆的事:
“敏因其阙文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帝见而怪之,召敏问其故。敏对曰:‘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
他见一个符谶有缺文的地方,就提笔在那里补上一句“君无口为汉辅”。“君”无口,就是“尹”,意思是姓尹的要当辅臣做宰相!
刘秀被搞愣了,问尹敏你这是啥意思?尹敏大大咧咧地说,图谶那玩意前人不就是这样随便增增减减嘛,我也学学,运气好的话说不定也能梦想成真!
尹敏直指图谶的本质,这东西按理来说应该是上天降下来的,可事实上基本都是伪造的,根本不靠谱。你刘秀当初不是凭《赤伏符》,就任命一个不知从哪儿蹦出来的孙咸做大司马嘛,我怎么就不能骗个宰相当当?
用你的矛戳你的盾,看你怎么办!
3. 桓谭
桓谭是两汉之间最伟大的经学大师,也是天文学家,他甚至被人誉为“素丞相”(相对于孔子的“素王”称号),他的《新论》被推崇为可以与《论语》比肩。
跟郑兴、尹敏不同,桓谭是个无神论者,更是一个坚定的反谶纬学者,是我国古代唯物主义的先驱。
当然,在谶纬横行的时代,桓谭为他的学术思想付出了巨大代价,他一生多次上疏刘秀,陈述自己的治国理念,痛斥谶纬的“奇怪虚诞”:
“孔子难言天道性命,子贡等人不得而闻,后世俗儒岂能通之!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
可惜刘秀对桓谭的奏疏,要么直接扔垃圾桶,要么就是“不悦”,桓谭为此还差点付出生命的代价。
三剑客合璧也不敌皇权的威力
郑兴、尹敏和桓谭,就像浑浊世界里一股清新的风,更像是一把刺穿黑暗的利剑,但是在皇权面前,三剑合璧也难免剑折人销。
有一次,刘秀向郑兴咨询祭祀事宜,郑兴的回答,差点让他蒙难:
“帝尝问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兴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之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
刘秀想凭谶纬定郊祭典仪,郑兴仅仅说了句我不懂谶纬,惹得刘秀大怒。郑兴还算识趣,以“我没学过谶,不代表谶就不对”,逃过了处罚。因为不依附谶纬学说,郑兴终生得不到重用。
尹敏公然挑战刘秀,但是方法太巧妙,让刘秀竟然没办法动怒,虽逃过责难,同样也一辈子位居纤末,不得伸展。
桓谭不像郑兴那么圆滑,也不像尹敏那么技巧,他对谶纬迎头痛击,显得那么义无反顾。由此桓谭不光一辈子不得志,下场还很悲凉:
“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
刘秀想筹建灵台以观天文星象,在选址讨论会上,刘秀问桓谭,以谶纬决定怎么样?桓谭忍了半天没忍住,还跟刘秀顶嘴,说谶言不是经典。
盛怒之下的刘秀失去理智,竟然差点杀了桓谭。可怜七十多岁的老人家,把头都磕破了,才换回一条命,在发配六安郡的途中郁郁而终。
以郑兴、尹敏和桓谭的学问,倘若放在西汉末年,他们必然位居宰辅,这就是王充为何称桓谭为“素丞相”的原因。可惜三人一辈子都在中低级别混,他们的治国理念从来就没被接受过,还被刘秀折磨得七晕八素。
那么,刘秀为何如此迷信?他就从来没有怀疑谶纬的不可靠吗?
刘秀对谶纬认知的三个阶段,迷信背后有文章
刘秀对谶纬的信,应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叫“不能不信”,第二阶段叫“不得不信”,第三阶段叫“不许不信”。
“不能不信”是主动的信,是当时儒学大环境下的自然熏陶,也可以说那是一种盲目迷信,刘秀接受的就是这个教育。
更主要的是,“汉室复兴,刘秀为天子”的谶言,直接将他带入其中。虽说刘秀也知道,那个“刘秀”其实不是他,恐怕内心深处还是有一个强烈的呼声:为什么那个刘秀就一定不是我呢?
所以,刘秀登基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要亲眼看一看,那个被传得神乎其神的《赤伏符》,那里面是否真的有“刘秀”两个字。
当刘秀看到了彊华献上的《赤伏符》后,心里顿时凉快了,也豁然开朗了:敢情这玩意不靠谱,一看就不是真的。现在真假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天下人都信,我这个受益人,当然必须信,装也要装成信徒!
从这个阶段起,刘秀对谶纬变成了“不得不信”,一切从政治需要出发,事实退居其次。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当他发现新朝遗留的图谶,很多都是有利于王莽的,他特地让尹敏篡改内容:
“帝以敏博通经记,令校图谶,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
很显然,刘秀已经完全洞悉,曾经被奉若神明的图谶,其背后都是假大空。他令尹敏捉刀篡改,其实就已经失去了对谶纬的敬畏之心,谶纬已经堕落为他的工具了。
那么,刘秀为何还要表现出对谶纬的执著呢?这就是他的第三阶段“不许不信”,他要把谶纬学说,打造成东汉帝国新的意识形态,从“假神”变成帝国新的精神信仰,所以,包括他自己在内,所有人都必须信!
从这一刻开始,一场由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三代帝王主导的纬学造神运动拉开帷幕。刘秀召集当世的谶纬大师们,在前人《七纬书》基础上,杂糅《论语谶》、《河图》、《洛书》,编撰成八十一篇谶纬。
中元元年,刘秀下令正式颁布图谶于天下,规定所有儒生必须读谶纬,否则不能入仕。由此,谶纬被称为“内学”,五经反而下降为“外学”。
至此,谶纬成了皇权为天下人精心打造的精神信仰,他可以不信,老百姓必须信!
谶纬学说的政治工具属性,才是刘秀迷信的必然性
从个人信仰,变成政治需要,再塑造成精神信仰,刘秀这么费尽心机,到底为了啥?
当然是为了政权的统治需要!谶纬学说至少为东汉政权做出了如下几大贡献:
1. 验证了东汉政权的合法性
刘秀建立的政权,除了他本人姓刘,其实跟西汉没有一点关系。每朝开国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要验证政权的合法性。但是谶纬帮刘秀省却了这个麻烦,他借“汉室复兴”的谶言,宣布自己是按照天命,恢复了汉政权,而不是建立了新政权。
2. 验证了刘秀皇位的合法性
神秘的《赤伏符》,就是刘秀的护身符,没有哪个比上天的指示更具说服力。
3. 统一了天下百姓的思想
谶纬学说还推动了儒学的宗教化进程,宗教化的儒学,反过头来又以神的意志,宣扬统治阶级的思想,对加强思想统一,强化政权稳定起到了积极的意义。
图谶这东西,有史以来就存在,之所以一直没有泛滥成灾,就是因为它本不靠谱,要么人为造假,要么牵强附会。可是一旦当它变成工具,甚至为政治利益服务的工具时,它就像一个基因被改造的怪兽,迅速疯长。
所以,谶纬的畸形发展,本质上并不是刘秀本人的迷信,刘秀也早就看穿了图谶的欺骗性。假如否定谶纬,就是打自己的脸,给自己的皇位抹黑。最聪明的做法就是,继承并改造谶纬,让谶纬迸发新的生命力,为自己在老百姓的思想里,植入一个对汉家天下的信仰!
郑兴、尹敏和桓谭的悲剧在于,他们根本没看透这一层,误以为刘秀是盲目迷信,试图通过对学术的自我坚守,来影响和改变刘秀。殊不知,光武大帝的思想深邃,岂是迷信二字就能概括的!
凭借强力争夺到了皇位的暴发者们,虽然作了兆民之上的最高统治者,但是他们毕竟心虚。为了粉饰自己,胁服人民,他们便只有借助于神力的迷信。
《易经·观卦》说:“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疏》:“神道者,微妙无方,理不可知,目不可见,不知所以然而然,谓之神道。”神道就是这样一个莫名其妙、而且是有意让人莫名其妙的东西。不过,拆穿来看,这里面也没有什么神秘。“一切宗教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个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不同的极为复杂的人格化……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和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理解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在更进一步的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54—355页)商人的帝,周人的天,都是殷王、周王经过神化后曲折而抽象的折光。古人创造了这样一个“颠倒了的世界”,便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神道。他们对它的实质自然不可能理解,因而是不知其所以然、莫名其妙的。但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所具有的特殊的政治与社会职能,即其在补充与强化统治者权力方面的实际作用,却又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古人很早就说过:“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周易正义》卷三)
围绕对天的崇拜,周人在感生说、天命论、以祖宗配天祭享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创造,给后来的封建王朝以深远的凭借和影响。
《史记·周本纪》载周人的祖先“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沂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而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而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这个巨人无疑就是天帝。“皇天上帝,改厥元子”。“有王虽小,元子哉!”(《尚书·召诰》凋王就是天帝的长子,所以就称周天子。这比起殷人把始祖所自,说成是吞食了玄鸟卵而生的原始腾崇拜来说,周人的天,已是至高无上的尊神。这确是大有了进步。但是,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天子式微,天国同样在发生分裂。天帝有五个:东方苍帝灵威撤,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黄帝含枢纽,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纪。此外又有一个吴天上帝,地位最尊。这正是五霸、七雄在天国里的反映。
刘邦这个身份卑微的小小亭长,一朝成了皇帝,在当时世卿世禄、社会等级森严的思想影响仍十分严重的社会里,不啻是石破天惊的大事。为了掩饰自己的形象,他假冒姓氏,说刘姓为陶唐之后,表明他原是贵族身份。这还不够,又借助于神道,利用感生说来大作文章。《史记·高祖本纪》:刘邦的母亲刘媪,“尝息大泽之破,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刘邦父)往视之,则见蚊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可见刘邦这个人,生来就是神种;因为是神种,形象也自与凡人不同。《史记》说:“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每醉卧,人“见其上常有龙”;所居之处,其中辄有云气覆护。他的得天下决不是偶然的,远在他微贱时,早就有过预示性的奇兆。他曾带领十余人行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姐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娘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姐为不诚,欲告之,姐因忽不见。”班彪专门写过一篇《王命论》,所谓“壬命”,帝王受命也,就是专门宣扬刘邦是天命所归的真天子。他说:“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于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他驳斥说,这种看法既暗于天道,又不明于人事,是完全错误的。他举出刘邦之兴,其因有五:一日帝尧之苗青;二日体貌多奇异;三日神武有征应;四日宽明而仁恕;五日知人善任使。后两条虽说是人事,但这种超人的品质也得自天成,决非凡俗之可及。这就让人毫不怀疑,刘邦之得天下,冥冥之中,老天早有命定;而且灵瑞符应,也早已昭示于人。人们对于他,当然只有甘心降服。总之,“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然后精减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故能为鬼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不信天命,“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此世之所以多乱臣贼子者也”。然而,乱臣贼子们“苟昧权利,越次妄据,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则必丧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寿,遇折足之凶,伏斧铖之诛”。只有敬信天命,“距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贪不可冀”,“则福祥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文选》卷五二《论二·王命论》)。由此可见.天命论的编造,完全是为强化其统治、防范所谓乱臣贼子的觊觎出发的。
刘邦之后,历代的那些开国君主,包括割据一方的统治者,莫不编造奇征异貌的古怪神话,来张扬自己据说是来自上天的威力。
东汉的光武帝生来“大口、隆准、日角”。早在西汉将亡时,就有刘秀为天子、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的谶语。
晋宣帝(司马懿)有狼顾之相。魏武帝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颈,面正向后,而身不动。
晋元帝白毫生于日角之左,隆准龙颜,目有精耀,顾眄炜如也。
隋文帝“为人龙颜,额上有五柱人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日王”。始生之夜,紫气充廷,他母亲抱着他,忽见头上角起,遍体生鳞。
唐太宗生日,“时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三日而去”。
宋太祖降生在洛阳夹马营,“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他未发达时,到开封府高辛庙求卦,卜自己的前程。“俗以一俯一仰为圣交。自小校而上自节度使,一一掷之,皆不应。忽曰:‘过是则为天子乎?’一掷而得圣篓”(《石林燕语》卷一)。
成吉思汗出自感神光所生的尼伦部,出生时“手握凝血如赤石”
明太祖的母亲方娠,梦神授药丸一,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有余香。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
爱新觉罗氏的远祖母佛库伦,相传感朱果而孕。
类似的材料还可以举出一大堆,无非就是生而灵异,汪明他不同凡俗,是天命早已有归的皇帝。阴阳家的创始者骏衍就说过:“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见样乎下民。”《册府元龟·闰位部·诞生》的序文大加发挥,说:“夫天命所祐,运历攸归,有开必先,体应斯见。故其先也,必有冥符之应、神灵之纪,以启其祥焉。非独秉五胜而起,继三微而王者有是征也。至于居余分之次,擅一方之地者那复嘉祥贵象,兆于厥初。斯盖上稽灵心,虽殊于天序;下观人事,亦异于常民。”总之,皇帝都是天生的,灵异便是天生的证据。这种鬼怪的故事,实在只能算是最拙劣的编造,让人见了觉得荒诞可笑。但是,要知道,在古代,人民愚昧,迷信流行,它所产生的迷惑力、欺骗力、镇胁力和凝聚力,对于野心家们攫取皇位、巩固统治的作用是难于估量的。
《史记》说刘邦隆准龙颜。隆准是高鼻子,好理解。龙颜的颜,《集解》作颡额也。《尔雅》谓:“颜、额也。”问题是龙额到底又是什么模样?《索隐》引文颖曰:“高祖感龙而生,故其颜貌似龙,长颈而高鼻。”龙到底又是个啥样子?谁也没有见过,谁也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它究竟是附会什么东西而产生的,现在还难于说清楚。《易经》说:“龙者,变化之物。”又说:“龙则阳气也。”阳者至刚。然韩非《说难》篇载:“夫龙之为虫也柔,可拥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仿佛又是阴柔之物。这是不是就是它善于变化,使人莫可测知的表现?总之,龙的原形是什么,目前还没有公认的结论,有待于考古学家、民俗学家们继续努力。不过,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正因为它善变化,所以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人们可以赋予它不同的性格与外形,而成为四不像那样的凑合。把龙和皇帝联系起来,大概是从刘邦开始的。从此,皇帝又成了龙的化身。他的身体称龙体,心称龙心,面孔称龙颜,皇位称龙位,朝廷称龙廷,皇帝的器用也冠以龙称,如龙袍、龙靴、龙车、龙旗。龙成了标志皇帝庄严神圣的通俗象征。
和奇征异表这种预兆相类似的还有谶纬。谶,验也。《说文》锴注:“凡谶纬皆言将来之验也。”胡寅说:谶书原于《易》之推往而知来。谶与纬原本不是一回事。谶者,党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七经皆各有纬书,所言大抵均荒诞不经之说。两者性质相近,故人例合称之。秦始皇时民间流行的“亡秦者,胡也”,就是谶。陈涉的鱼腹书“陈涉王”就是陈涉自己编造的谶。西汉末,社会上谶纬大行。大科学家、文学家张衡曾严肃地指出:《谶》成于哀、平之际,皆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欺罔较然,莫之纠正。东汉以后,一直盛行。光武帝就是一个谶纬的笃信和奉行者,甚至用人行政亦以谶书从事。“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谶,兼复附以妖言。”(《后汉书·张衡传》)成为东汉一代的风气。黄巾大起义就是利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发动群众进行的。南齐的萧道成是一个制造谶的惯手,所造带谶书性质的刻石、民歌、梦异等不可胜计,皆以隐约的言词,证明他必将代刘宋而取得帝位。有趣的是.这时的谶,又把不语力、神、怪、乱的孔子,拉了出来,充作预言的权威。“自汉以后,凡世人所传帝王易姓受命之说,一切附之孔子。如沙丘之亡,卯金之兴,皆谓夫子前知而预为之谶,其书盖不一矣。魏高祖太和九年,诏自今谶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旧唐书·王世充传》:“世充将谋篡位,有道士桓法嗣者泪言解谶,乃上《孔子闭房记》,画作丈夫,持一竿以驱羊。释云:‘隋,杨姓也。干一者,王也。王居羊后,明相国代隋为帝也。’世充大悦。”(《日知录》卷三十《孔子闭房记》)谶纬这类东西,本由人造,开国的君主们,自然支持和鼓励,甚至本人直接参与它的炮制,以借助迷信的支持。但反抗者和觊觎者、野心家也同样希进行利用屈此尼又使统治者头痛而下令禁止。谶纬书,经隋炀帝严令取缔以后,世不复传。“稍可见者,唯类书一二援引及诸家书目具名而已。”(胡应麟《四部正讹》)但从这以后,利用谶语参与政争和组织反抗的事,仍不绝于史。如隋末方士安伽预言“李氏当为天子”,曾力劝炀帝尽诛海内凡姓李者。又唐太宗末年,民间有《秘记》流传,说“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元末的红巾军起义,则以“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语为发动。民间流行的李淳风《推背》、刘基(伯温)《烧饼歌》,都是这一类东西。
在汉代统治者的倡导之下,谶纬神学非常盛行。
谶是一种宗教性的神秘预言,又称谶语,以之预测吉凶,因通常配有图,故又叫图谶。古人多用於政治斗争中,如秦始皇晚年,卢生奏《录图书》说:亡秦者胡。又有「始皇帝死而地分」、「今年祖龙死」等谶语。纬是相对於经而言,指用图谶等神秘含意解释儒家经典,又称为「纬书」,如纬书《孝经援神契》说孔子即已预言刘邦当皇帝。
实际上,谶纬神学是古代的具有宗教神学色彩的政治宣传心理学,以此为谋求权力者或已登上权力宝座的统治者大造舆论,从而收服具有传统天命观的民众,证明其权力的合理性。谶纬神学在西汉末年的哀、平之际大兴,在王莽与刘秀的推波助澜之下,到东汉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本来,董仲舒以神秘的阴阳五行学说附会儒家经义,提出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使儒家学说宗教化。儒生与方士的结合造成了汉代社会浓郁的宗教气氛,这样的社会环境给神仙方士创立宗教提供了方便。道教发生於东汉不是偶然的,与谶纬神学的流行分不开,并得到其启示,如受纬书对孔子神化的启示,早期道教逐渐装扮老子,终至以老子为道教教主太上老君。後世道教也曾大量造作和利用图谶,如魏晋南北朝时「老君应治,李弘应出」的谶语。唐代道教徒为李渊创业而制作的「桃李谣」等即属此类。
东汉初年谶纬大盛。东汉光武帝刘秀曾以符瑞图谶起兵,即位后崇信谶纬,“宣布图谶于天下”,谶纬之学遂成为东汉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高度的神圣性。当时用人施政、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都要依谶纬来决定;对儒家经典的解释,甚至也要向谶纬看齐。谶纬在汉代的流行,是与汉代思想界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泛滥分不开的。谶纬与经学的结合,推动了汉代经学的神学化。
本文地址:http://www.dadaojiayuan.com/lishitanjiu/23210.html.
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本站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转载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立即通知我们(管理员邮箱:602607956@qq.com),情况属实,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