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事变：洪杨政争引发的历史悲剧【重述伟大中华史（第4卷1-14）】

十四、天京事变：洪杨政争引发的历史悲剧就在太平军踏平江南大营之后不到三个月，震惊中外的天京事变发生了。

1856年8月，洪秀全密令带兵在外的北王韦昌辉、秦日纲返回南京诛杀杨秀清。9月2日，韦昌辉、秦日纲带数千士兵进入南京，突袭东王府，将杨秀清杀害。

石达开在武昌得到天京事变的消息，紧急返回南京，只带了少数兵马。回到南京后，得知不仅杨秀清被杀，其家属、部众约两万人也被一并屠杀殆尽。他指责韦昌辉杀人太多，激怒了韦昌辉。韦昌辉又派秦日纲带人去杀石达开。石达开提前得到消息，连夜逃走，但其家属被秦日纲杀掉。事后，秦日纲带兵离开南京去了镇江。

石达开逃出南京后，发布公告声讨韦昌辉的罪行，上书洪秀全请求诛杀韦昌辉。

不久，洪秀全与朝臣合力，杀掉韦昌辉，并将韦昌辉的人头送到石达开大营，请石达开回南京主持政务。石达开要求必须先诛杀秦日纲。洪秀全又下令将秦日纲逮捕回南京处死。

此后，石达开回到南京。他没有再对韦昌辉和秦日纲的部属亲信作进一步追究，把局面稳定了下来。朝廷众臣认为石达开才干、功劳和品德都足以服众，推举他接替杨秀清的“军师”地位。洪秀全遂封石达开为“通军主将”，全面负责太平天国军政事务。

但洪秀全对石达开也不信任，转而重用自己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把二人封王，后来干脆把洪家男性一股脑给封了王。这就直接破坏了太平天国非建有殊勋者不封王爵的惯例，把太平天国搞成他洪家朝廷。天王的军令政令不再通过石达开，而是由洪姓诸王直接掌握。在挟制、架空石达开的同时，还要夺取他的兵权，“终疑之，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甚至发展到对石达开有“一并谋害之意”[1]。

这种无理的刁难、挟制和阴谋陷害，使石达开已无法施展其能力抱负，关键是还有性命之忧，随时可能重蹈杨秀清、韦昌辉的覆辙。同时，石达开也对洪秀全本人极度失望，不禁发出“忠而见逼，死且不明”的叹息。

1857年10月，石达开被逼出走南京，回到安庆，从安庆走了数万精锐将士，到江西湖南等地独立作战。太平天国内部大分裂、大动荡，从此由盛转衰。

以上就是 “天京事变”的主要发展过程。所有讲中国近代历史的书都会讲一遍。这其中的关键是，谁应该为“天京事变”负主要责任？

最常见的观点是，杨秀清应该为天京事变负主要责任。因为他在踏破江北江南大营以后，居功自傲，无法克制自己的野心，以“天父下凡”的名义威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试图阴谋夺取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洪秀全被逼无奈，只能招韦昌辉、秦日纲“救驾”。韦昌辉和秦日纲平日多次受到杨秀清欺凌羞辱，早就忍无可忍，于是趁机杀了杨秀清。这里边甚至还有杨秀清心腹陈承瑢向洪秀全“告密”的说法，说杨秀清要杀天王而夺其位，并自告奋勇愿负扫除奸党的责任。获得洪秀全同意后，秘密打开南京城门，与韦昌辉、秦日纲里应外合杀死杨秀清。陈承瑢后来以韦昌辉“奸党”的罪名，与秦日纲一起处死。

陈承瑢“告密”这个事儿实在是无从考证。但杨秀清有没有“逼封万岁”的事情，则有史料可查。

首先，在1856年9月杨秀清生日这天，洪秀全要给杨秀清封“万岁”这个事儿应该是真的，这是个公开的典礼，朝廷上下知道的人不少。各种野史、石达开自述、李秀成供述，都提到了此事。

此外，洪秀全在之前大约一个月，破天荒的亲自去了一趟东王府，这也有确凿的官方资料记录。李秀成也说“逼封万岁”发生在东王府。这是洪秀全自从进南京以后，唯一的一次离开天王府。不过，这次在东王府内的洪、杨谈话，《天父圣旨》中只记录了一小段——杨秀清以“天父”的身份说“秦日纲帮妖、陈承瑢帮妖”、“朝内诸臣不得力”这样几句话。它可能是洪秀全为挑拨杨秀清与秦日纲、陈承瑢的关系编的，而把与“封万岁”有关的部分删掉了。也可能是讨论“封万岁”的时候杨秀清并未“天父附体”，所以其讲话内容不载于《天父圣旨》。

争议的关键是，到底是杨秀清“逼封万岁”？还是洪秀全主动要求给杨秀清“加封万岁”?

对此，有价值的史料主要是三个。

第一个，是石达开被清军俘虏后的供述。原文是：

“韦昌辉请洪秀全杀杨秀清。洪秀全本欲杀杨，口中不肯，且故意加杨秀清为万岁。韦昌辉忿气，把杨秀清杀了。”

第二个，是忠王李秀成的供述。原文是：

“原是北王与翼王二人密议，独杀东王一人,因东王……要逼天王封其万岁。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

这里边不仅说是杨秀清逼封万岁，而且还说石达开在天京事变之前就与韦昌辉密谋要杀杨秀清。

第三个，是野史《金陵省难记略》的记录。这个记录最详细。

书中说，杨秀清借口“天父下凡”，召天王洪秀全到东王府，对天王道：“你与东王皆为我子，东王有咁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

洪秀全只好顺口说：“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

“天父”又问：“东世子岂止千岁？”

洪秀全只好硬着头皮说：“东王既称万岁，世子亦当是万岁，世代皆万岁。”

“天父”大喜说：“我回天矣。”

关于“逼封万岁”的其它野史记录，大都跟《金陵省难记略》讲的差不多，来源也是坊间传闻，或者从《金陵省难记略》抄过来加以修改而成，不用多讲。

天京事变后活下来的核心人物只有洪秀全和石达开。东王府中杨秀清和洪秀全的谈话，可能有东王府的人在场，但他们大都在天京事变中被杀了。事后，洪秀全把一切罪名推到韦昌辉身上，还给杨秀清平了反，将杨秀清死的这天定为“东升节”，对“封万岁”之事，没有公开说过一句话。关于天京事变的内幕，也就没有其他史料能比石达开的原话更权威。石达开不在第一现场，但他的信息来源可能有两个，一个是东王府幸存下来的人，石达开庇护了他们，从中得到实信，还有一个就是那天陪洪秀全去的天王府人员。

李秀成是后期太平天国高层，天京事变时候并不在南京，职位也不高。后来虽然地位提升，也长期在外作战，没有很多机会回到南京。他的消息来源肯定不如天京事变的核心参与者、又在南京长期主持中央工作的石达开可靠。

《金陵省难记略》虽为野史，但作者张汝南曾经在太平天国治下的南京长期生活，且记录态度严谨，书中讲的很多事情都跟太平天国官方记录对得上。一般认为，此书记录大体可靠。不过，关于“逼封万岁”之事是个例外，作者特别声明，自己在天京事变之前就已经逃离了南京，“逼封万岁”是从那些天京事变后逃离南京的人那里听来的。

比较这三条史料，总体而言，石达开的话，可信度最高。也就是洪秀全“故意加杨秀清为万岁”，而不是被杨秀清逼封。石达开的话之所以可信，因为不管是洪、杨谁主动提出“封万岁”，都跟他石达开没关系，不会影响的命运和历史责任，也跟审理石达开的清军将领没有关系。他在临死之前强调说是洪秀全“故意”要封杨秀清为万岁，只能说是他想要把这个历史事实说出来、记录下来。

尽管如此，由于石达开的供述只有孤证。我们还是分两个场景来分析。场景一，就是洪秀全“假封万岁”；场景二，即杨秀清“逼封万岁”。

洪秀全假封万岁，其目的不难推测，就是想要麻痹杨秀清，让他把注意力放到这个意义重大的加封典礼上。东王府的工作人员，也必然为典礼的各项细节忙里忙外。这样，掌管南京城门的某些职位出现人事变动、韦昌辉和秦日纲带兵离开了驻地这些看起来不属于紧急军情的“小事”，就可以瞒天过海，至少是拖延几天才被杨秀清知道。为此，他不惜破天荒的离开天王府，卑躬屈膝亲自去往东王府说服杨秀清接受册封。

洪秀全把杀杨秀清的时机选择在江南大营被踏破之后，可能是 “狡兔死、走狗烹”的心态作怪。他那时候还不知道湘军的厉害，或许以为清军主力已被消灭，从此后大势已定，收拾残部用不上杨秀清，自己就能搞定。再不动手，将来杨秀清功劳威望更大，解决起来更难。此前局势危险，必须依赖杨秀清。现在不早不晚，刚刚好。江南大营被摧毁以后，杨秀清对南京城防的控制有所放松，方便韦昌辉、秦日纲带兵进京，韦昌辉又因为石达开去武汉而掌握了江西兵权，也应该是原因之一。

韦昌辉因水营哗变之事受杨秀清仗责，早就心怀不满。李秀成和石达开都说韦昌辉主动请求洪秀全诛杀杨秀清，应该是真的。但光有韦昌辉参与还不够，为了让秦日纲和陈承瑢也铁了心“入伙”，洪秀全又编造了杨秀清说“秦日纲帮妖、陈承瑢帮妖”的谎言，暗示杨秀清有诛杀二人之意，也为后来翻脸杀掉二人埋下伏笔。

根据传教士肯能在《南京与镇江：原始的叙述》中的记录，在天京事变的第二天，肯能就见到了秦日纲——肯能来南京和拜访杨秀清都是秦日纲引荐的，二人关系比较熟。他说，在杨秀清死后，洪秀全马上就派传令官谴责了韦昌辉和秦日纲，并且将二人各打五百大板。不过，执行仗责的并非天王府人员，而是韦昌辉和秦日纲的部下，因此仗责完全是在走过场。肯能见到秦日纲，首先就是“通过翻译向秦日纲表示，对他受到杖责深感遗憾”。秦日纲告诉他不要紧。

五百大板如果认真打，秦日纲和韦昌辉都得半身不遂。很显然他们都毫发无损，然后继续无所顾忌的屠杀东王下属。这是一场洪秀全主导的戏。韦昌辉和秦日纲未能看透其中玄机——如果洪秀全真的被杨秀清逼得无路可走，紧急求救于韦昌辉，他应该对韦昌辉和秦日纲感激涕零，至少不会第一时间派使者来假装打板子。也就是说，洪秀全刚确认杨秀清已死，就迅速采取行动准备推脱杀害杨秀清的责任，把“黑锅”扣到韦昌辉和秦日纲头上，为下一步杀掉二人做准备。这不像是在应对突发事件，更像是运筹帷幄、走一步看三步的操作方式。

如此说来，天京事变看起来是突发的，实则是洪秀全蓄谋已久的一次政变。不是杨秀清阴谋篡夺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他本来就拥有“天父下凡”的最高领导权。而是太平天国的宗教导师和虚位君主洪秀全利用太平军将领内部的矛盾，阴谋篡夺最高领导权的一次政变。他先利用韦昌辉、秦日纲杀害杨秀清，再利用石达开的军事压力和舆论压力杀掉韦、秦，最后架空石达开，让自己从“虚君”变成“实权君主”。

石达开一走，洪秀全就放话，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目标：

“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

洪秀全到底为这一天准备了多久，无人知道。但肯定不是他去东王府定下来给杨秀清“封万岁”之后，才仓促给韦昌辉下令的。整个事件布置的太周密了，假封万岁、密招救兵、打开城门、甩锅韦秦、逼走翼王，看似步步惊心，却又有惊无险，最后的受益者只有一个，那就是最先违反规则出牌的天王洪秀全。

以上是基于场景一的分析，接下来在看一下场景二。

即使我们认为《金陵省难记略》的记录是真的，杨秀清真的以“天父下凡”的名义要求封万岁，他也没有违反规则。因为他“天父下凡”的权力在紫荆山已经过洪秀全认可，同时也得到了所有拜上帝教众的认可，他以“天父”的身份说话，可以封任何人为万岁。

李洁非在《天国之痒》中认为，杨秀清的“逼封万岁”的目标不可能是杀掉洪秀全自己当天王，因为这会动摇整个拜上帝教的意识形态根基，也没有必要这么做。在其它非官方史料中，还有记录说在“逼封万岁”现场，洪秀全问了一句：“然将何以处我？”杨秀清回答：“当为万万岁”。即便“逼封”为真，杨秀清应该也只是想要建立西方基督教国家的那种“教宗+国王”体制。军政领袖为国王，由杨秀清担任，称“万岁”，洪秀全只做教宗，称“万万岁”。这样就把世俗权力和宗教信仰完全分开，从而推动太平天国体制从政教合一向政教分离发展，进一步实现国家体制正常化和世俗化。

洪秀全早就与韦昌辉有密谋要杀杨秀清，但犹豫不决，被“逼封万岁”后便抓紧行动。后边的故事，就仍旧与场景一“假封万岁”一样了。

在“逼封”场景中，杨秀清阴谋篡位，却对洪秀全可能的反击毫无防备——“逼封”之前先将江西兵权交给与洪秀全关系密切的韦昌辉，然后韦昌辉、秦日纲带兵离开驻地他也不知道，南京城门轻松就被叫开放兵马进入，这很不合理。要准备篡位，不说全城戒严，看紧城门和在防备外地的统兵大帅应该是基本操作吧？这都能忘了？中国古代，权臣准备篡位却被外地兵马秘密摸进首都杀掉的，从来没有发生过。外地勤王兵马都是大张旗鼓的进讨，因为在篡位准备期根本不可能将大队人马从外地带进首都而不被察觉——除非该权臣压根没打算篡位。

如果杨秀清做事如此粗心大意、顾前不顾后，他怎么能带领太平军从金田一路杀到南京？又如何组织西征开疆辟土？难道两个月前指挥秦日纲和石达开踏破江南大营的神来之笔真的是“天父上身”帮他指挥的？

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他没有准备政变，是中了洪秀全的“暗算”。

读书不多的杨秀清有一点可能是真忽略了：洪秀全不仅是一个宗教创始人，还是一个读了几十年儒书的童生和私塾教师，儒家的伦理道德他不相信，但按照儒家思想撰写的中国历史他很熟，借此掌握了儒家士大夫的专业技能：外战外行、内斗内行——带兵打仗不行，搞权力斗争、宫廷政变却是一把好手。

对杨秀清处处架空自己、以“天父”身份发号施令、又处处与自己的“宗教建国”理想对着干的行为，洪秀全长期以来敢怒不敢言，忍隐不发，对杨秀清的各种上奏，从来不发表反对意见，不仅一律批准，还要大加褒奖。在天京事变之前，洪秀全从来没有反驳过杨秀清的任何一句话，杨秀清说一句他就夸一句，简直就跟马屁精一样。有一回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三人谈起给洪秀全做龙袍的事情，杨秀清认为天王应该带头节俭、不要再新做龙袍了。韦昌辉却说，还是要多做几件才显得天国和天王的体面，而且花费也不多。洪秀全就说：六弟你虽然是为了我好，但终究不如秀清胞弟的直言无隐更为可嘉。从今后我天国大臣，都应该以清胞为楷模，学习他忠心骨鲠。

洪秀全与杨秀清说话，一贯就说这种风格。这让杨秀清对洪秀全放松了警惕，认为洪秀全的政策思路虽然荒唐，但还是一个能听得进意见、能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的人，没想到洪秀全会毫无征兆的以发动兵变的极端方式来解决内部矛盾。

天京事变是一次权力之争，也就是洪秀全想要夺权。

夺权本身不一定错，杨秀清也一直在向洪秀全夺权。虽然我们认为没有“逼封万岁”的事，但杨秀清之前不断挤压洪秀全的权力空间，大权独揽，则是事实。洪秀全只是暴力反击。

我们对古代历史上最高权力争夺的是非标准，并不以儒家伦理来判断，也不以有没有采用暴力来判断。不是说洪秀全是天王，是君主，杨秀清是权臣，所以杨秀清专权就不对，洪秀全下令杀掉杨秀清就是他的合法权力。太平天国的权力构架有君臣关系在里边，但也有教义、神权等其它关系，诸如杨秀清是天父附体、圣灵之躯、上帝四子等等。但这些我们不去讨论它，核心的标准始终是一个：谁的路线有利于国家统一、人民幸福、社会进步，谁就是英雄。曹操专权，但维护了北方的统一和稳定，是大英雄。李渊李世民父子以隋朝勋贵大臣身份造反，但推翻了隋炀帝保证、结束了全国战乱，同样也是大英雄。

杨秀清和洪秀区的斗争，君主与权臣的权力之争只是表象，宗教理想与人民革命的路线斗争，才是更为深刻的本质。

杨秀清之所以能掌握比洪秀全更大的权力，是人民革命路线对宗教建国路线取得优势的产物。如果洪秀全不是秉承其荒唐的一神教思想，而是与人民革命斗争密切结合，积极从宗教迷梦中清醒过来，学习和研究人民革命战争的规律、参与革命战争的实践指挥、制定符合人民革命需求的政策方针，他就不会“大权旁落”。反之，如果实践证明了，洪秀全的路线是错误的、洪秀全不具备指挥太平军击败清军推翻清政府的能力，仅仅因为他是宗教创始人和“天王”就坚决维护他的权威，那就是错误且愚蠢的行为。原则问题、当仁不让；路线正确，坚决掌权。杨秀清就是应该这么做，也必须这么做，而他实际也就是这么做的，做的很好很对。

就像毛主席说的，“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如果杨秀清“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不专权、不架空洪秀全的权力、不搞“甲寅变政”全面纠正洪秀全的路线方针，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就会失败，无数太平军将士们的鲜血就会白流。不管是太平军内部的宗教建国派还是人民革命派，都会被清军不加区别的屠杀殆尽，满清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就会持续更长的时间，给中国人民制造更多的苦难。杨秀清在大是大非上没有错误，只是由于一些细节方面的失误和疏忽，被宗教原教旨势力抓住机会进行反扑，使革命事业遭遇了严重的挫败。

在天京事变这场空前激烈的“线路斗争”中，另外三个核心人物——韦昌辉、秦日纲和石达开的态度和表现也值得关注。

韦昌辉在金田起义期间，一直是萧朝贵的副手，从权力格局来看，他原本应该是杨秀清“金田嫡系”的核心人物。反之，石达开是贵县分部的领袖。洪秀全的王姓表兄所在的赐谷村，也在贵县。拜上帝教做大以后，王家人纷纷入教，跟洪家人一样，成为了洪教主的亲贵骨干。后来因为太平天国讳“王”这个字，他们又全都改为姓“黄”。本书前边提到的王维正、黄再兴这些人，就都是这个亲贵圈子里的人物。这些人主要集中在贵县分部，跟石达开关系亲密。洪秀全也因此跟石达开关系不错，起义准备初期就跑到石达开家里住着不肯走，萧朝贵“天兄下凡”催他们回金田也不管用。石达开还跟萧朝贵在攻打六屈村的事情上起了冲突，直接顶撞“天兄”。

金田起义以后，这些王（黄）家人就跟洪家人一样，成了围绕在洪秀全身边的亲信集团。他们中大部分对洪秀全惟命是从，是比较铁杆的“宗教建国派”，像黄再兴撰文宣称“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就是这条路线的集中体现。后来，洪秀全的两个哥哥被封王架空石达开，李秀成说二人“又无才情，又无算计，一味固执，认实天情，与我天王一样之意见不差”。这里的“天情”在太平天国话语体系里边，就是宗教教义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两人除了迷信拜上帝教的教义、绝对服从洪秀全以外，其它啥都不懂，简单来说就是两个神棍。洪仁达后来被清军抓获，曾国藩说其人在审问期间“如痴如醉、口称天父不绝”，看起来是典型的深度宗教意识迷乱状态。

——安、福二王的主要贡献是写了一本《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把当年洪秀全在家发病之后的胡话记录下来，作为“神迹”宣传。洪秀全如此重用二人，除了是自己亲哥哥，也因为他们是自己“神迹”的第一见证人。

石达开在贵县，其岳父黄玉昆，也是王（黄）家人，他可以算是洪秀全的远房姻亲，原本是跟这帮洪秀全的亲戚家人比较亲近的。

但是，随着战局的进展，韦昌辉和石达开的立场竟然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对调。韦昌辉比较相信洪秀全天父皇上帝那一套宗教思想，慢慢的被宗教洗脑，进入南京以后成了洪秀全“宗教建国”路线的执行者。因为激变水营而被杨秀清仗责，其代理主政期间的《待百姓条例》被杨秀清全面推翻，再加上他打仗水平不行——痴迷宗教一般来说也会影响军事组织和指挥能力，天京事变之前，在江西连吃败仗，连“黄轿绣伞”也被清军夺去，为此没少被杨秀清责罚。于是深恨杨秀清，必欲杀之而后快。

——燕王秦日纲也类似，在西征战场上吃了败仗，丢失了战略要地半壁山，杨秀清就把他下狱论罪，取消了他的王爵，先判处死刑，后来又准其以“奴”的低微身份戴罪立功，一年之后，给封了个“顶天燕”侯爵，恢复了位于开国五王之下、其他人之上的地位。杨秀清的这种处理方法其实比较公正。但秦日纲并不服气，害怕万一又打败仗就会真的被杨秀清杀掉，便参与了韦昌辉的叛乱。

反观石达开，带兵打仗的能力一直非常出色，萧朝贵死后，他在很多大战中都顶替萧朝贵的位置，担任前军指挥的角色；又对“宗教建国”很不感冒，在江西坚决执行杨秀清的“甲寅变政”和“反满反官”政策，也就跟洪秀全渐行渐远。最后，韦昌辉从“金田嫡系”变成洪秀全的爪牙，石达开从“贵县亲贵”变成了杨秀清的铁杆。这种转变，就是思想路线决定了政治立场。在此过程中，杨秀清严格按照战功和政策路线来执行奖惩，不搞自家山头，得罪了韦昌辉、赢得了石达开的支持，对秦日纲则是先重罚再重用，也是其心胸开阔、执政为公的体现。

《李秀成供述》中说，石达开在天京事变之前就与韦昌辉密谋杀杨秀清，这肯定是记错了。包括野史在内的各种史料都没有类似表述，只有李秀成这么说。李秀成应该是把石达开在天京事变之后不公开反对杀杨秀清、只谴责韦昌辉杀人过多的表态，给混淆到了天京事变之前。

《石达开供述》中，石达开本人否认曾参与密谋，说自己对天京事变毫不知情，事后极度震惊，反复考虑之后才去的南京。

石达开讲这个话，是他已经兵败被清军俘虏的情况下，对清军将领说的。此时太平天国的事业，已经油尽灯枯。他个人又态度强硬，拒绝投降清军，将生死置之度外。此时，他有没有与韦昌辉密谋杀杨秀清，已经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历史故事，对太平天国的命运和他自己的命运不会发生任何影响。他没必要在临死之前撒这个谎。把这些事讲出来，无非是为了在历史上留下记录。从这个意义来讲，石达开的供述比李秀成听来的消息更可信。

韦昌辉不可能去找石达开商量谋杀杨秀清的阴谋。这种事情一旦走漏消息，自己必死。而石达开当时和杨秀清关系很好，找石达开商量几乎等于自首。清军方面的情报档案《贼情汇纂》中说，石达开对杨秀清是“敬若神明”，杨秀清对石达开是“喜其诚意，故屡委以军事”，可谓志同道合。清军的情报工作在太平军进入南京后搞得不错，因为南京城内有一大批不满拜上帝教的知识分子，不断向城外输送情报。这一批情报中，清军在天京事变之前一年就知道了韦昌辉极度仇视杨秀清，预言“昌辉位下杨贼一等，其奸诈相似，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清军情报既然能做到对韦昌辉的了解比杨秀清还要深刻，其中对石达开杨秀清关系的判断应该也不至于有大差错。

综合来看，石达开是杨秀清人民革命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类似于当年萧朝贵在天国政治结构中的地位。杨秀清执法严厉，太平天国最高级领导人几乎全都被他处罚过——包括洪秀全。甚至杨秀清自己，有一回觉得自己对某干部处理不当，也干脆以“天父下凡”的形式下令把自己仗责了一顿。只有石达开“一枝独秀”，是唯一一个没受过杨秀清任何处分的高层。杨秀清对石达开的工作，显然相当满意。石达开当年在贵县和萧朝贵、杨秀清的“坚耐隐忍”路线对着干，后来却成了杨秀清的亲密战友，可以说是一段“英雄识英雄、不打不相识”的千古佳话。

石达开没有参与杀杨密谋关系亲密的另一个例证，就是杨秀清把弟弟杨辅清，在天京事变之前几个月派到了江西。天京事变后，韦昌辉要求石达开交出杨辅清，石达开拒绝交人。杨辅清一直没事，石达开出走南京以后又跟着石达开到处打仗，后来回归南京，被洪秀全封为辅王。南京城破后又辗转到福建等地继续抗清，因叛徒出卖被俘，遭清军杀害，其时距离南京城破已经过了十年，是太平天国坚持到最后的高级领导人。

1856年9月5日深夜，天京事变后第三天，石达开在武昌前线的鲁家港突然撤军，遭湘军攻击且颇有损失。天京事变后一个半月，石达开才回到南京。这两件事也说明石达开没有为天京事变做准备，不然不会在事变发生的时候还在带兵跟湘军硬碰硬的打仗，而不是提前收缩防御。事发之后，他也花了很长时间来考虑要不要回南京，而不是立刻赶回去跟韦昌辉一起庆祝密谋成功。他可能是从洪秀全那里得到某种安全保证之后，才返回南京的，结果一回去就跟韦昌辉正面冲突，当天晚上就逃走了。

[1]《石达开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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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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