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仪、李光弼等人围歼安庆绪，为何被他逃掉了

郭子仪、李光弼等人围歼安庆绪，为何被他逃掉了

安庆绪的故事大家了解吗?今天小编给你们带来全新的解读~

战场上出现的诡异的事件很多，但是在“安史之乱”中发生的一次诡异事件，却让人疑惑不解。

唐肃宗元年(758年)八月，唐朝九个节度郭子仪、李光弼等人围歼安庆绪。先是在获嘉打败安庆绪，斩首4千人。接着在卫州，郭子仪等人用计大败安庆绪，斩首4万人。同时还获得叛军十万甲胄，杀掉安庆绪的弟弟安庆和。再接着，安庆绪收拾残军与唐军作战，唐军又斩首安庆绪3万人。

唐肃宗二年(759年)二月，安庆绪不得不逃入相州(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邺城)城里。安庆绪弹尽粮绝，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接着，郭子仪引水灌溉相州，相州岌岌可危，眼看就要破城了。

这时候，史思明率军前来救援。当时史思明的人数还是不少的，有30万大军。不过，唐军是九路节度使，人数更多。唐军和史思明军队在交战过程中，一开始打得比较胶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史思明的军队渐渐落于下风。如果这样打下去的话，史思明一定会被打败。就算不会被完全消灭，但是救相州的计划也就落空了。安庆绪肯定也就死了。安庆绪一死，九路节度使围攻史思明，他也不会坚持多久了。

然而，这时候，忽然吹来一阵大风，一时间天昏地暗，伸手不见五指。这样一来，唐军只得撤退，史思明也逃走了。但是史思明逃走，实际上称得上是反败为胜。最重要的，还是相州之围被解，安庆绪活了过来。这样，“安史之乱”又继续往前推进，再延续5年，一共打了八年才结束。

对这件事，《资治通鉴》上是这样记载的：“未及布陈，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昼晦，咫尺不相辨。两军大惊，官军溃而南，贼溃而北。”另外，《新唐书》和《旧唐书》也做了类似的记载。

那么，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诡异的事情呢?

当然了，我们不否认当时可能确实出现了一场大风，但是，一场大风就吹散了一场战争，这确实是咄咄怪事。

所以，很可能这并非是自然现象造成的，而是人事造成的。为什么是人事造成的呢?

唐肃宗在灵武即位，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于是他成为天下共主，肩负起了带领天下兵马，平定“安史之乱”的重任。

不过，唐肃宗毕竟能力有限，他也不是军事指挥官，不可能调集天下兵马指挥作战。而当时唐朝的平乱，实际上是各节度使自发起来，带着各自的人马进行的。这样做，虽然是一种全民皆兵的样子，但是，却也因为缺乏统一指挥，显得有些一盘散沙。

唐肃宗当时最好的做法，是确立一个天下兵马大元帅，由这个兵马大元帅统一指挥调度。全国各节度使形成一盘棋，这样才能做好协调配合，协同作战。但是，当时唐肃宗却以郭子仪和李光弼功劳都比较大，不好选择为由，没有确立兵马大元帅。

其实，这并不是唐肃宗真实的想法。唐肃宗之所以不愿意确立一个兵马大元帅，是因为他担心确立了这么一个大元帅后，这个人会成为第二个安禄山。这样的话，就算平定了“安史之乱”，可能又会出现一个新的“安史之乱”。

但是，这样一来，也就形成了各军无法协同配合的现象。唐肃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让他身边的亲信宦官鱼朝恩来协调。鱼朝恩懂得什么，他怎么可能指挥打仗?同时，那些将军们也不服他，不愿意听他的指挥。

因此，可能当时确实有一场大风，不过，这场大风并没有记载的那般厉害，但是，那些节度使们可不愿意在风中瞎打。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最终都赶紧命令自己的部队撤退。也因此，一场好好的围歼战，就这样被一场风给“吹散”了。

节度使们都纷纷带着自己的部队，回到自己的藩镇，史思明松了一口气，安庆绪活了一条命。

这场围歼战被风吹散以后，鱼朝恩把责任推在郭子仪身上，认为是郭子仪的兵力没有及时到位的缘故。实际上，郭子仪是这场战斗中，是出力最多的一个。但是鱼朝恩为了打击他，因此这样污蔑他。而唐肃宗趁机夺了郭子仪的兵权。直到后来，“安史之乱”无法平定，唐肃宗不得不又让郭子仪出山。

同时，宦官干政和藩镇割据的局面，也就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渐渐形成。最终“安史之乱”平定了，但是唐朝出现的矛盾反而更多，更不好解决了。

“安史之乱”是怎样平定的？

唐肃宗在灵武即位时，什么都乱糟糟的，没个朝廷的样子。后来，唐肃宗请来了从前自己当太子时的一个老朋友李泌为他出谋划策；不久，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率领着5万人马也赶到了灵武，这才组成了一支平定叛乱的基本队伍。

李泌为唐肃宗拟订了一个反击叛军、收复失地的计划：先不忙打长安，而派郭子仪、李光弼分两路进军河北，去攻打安禄山的老巢范阳。使叛军进退两难，首尾难顾，然后再发动各路官军围攻，一举消灭叛军。

第二年春天，叛军发生了内讧，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杀了安禄山，取代父亲做了“大燕皇帝”。安庆绪是个昏庸无能的人，连话都说不好。这本来是消灭叛军的一个好时机，可是唐肃宗急于回长安，便不用李泌的计划，而让郭子仪领军去打长安，结果吃了一个败仗。郭子仪长期镇守西北边境，威望很高，吃了败仗之后，就从回纥（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纥音hé）借了4000精兵，然后会同唐军主力，再次发动了攻势，才把长安攻下来。接着郭子仪又收复了洛阳，安庆绪就逃到河北去了。叛军大将史思明出于无奈，便投降了唐军。

安庆绪逃到河北之后，占领了一些城市，继续为非作歹。唐肃宗得了些胜利，信心也有了，就想一鼓作气消灭叛军，于是调集了九个节度使共60万大军来围剿安庆绪。

郭子仪是著名大将，为收复长安、洛阳又立下了赫赫战功。唐肃宗为此曾亲自去慰问郭子仪的部队，并感激万分地对郭子仪说：“这国家虽然是李家的，但实在是将军为我重造的啊！”唐肃宗表面上极度称赞郭子仪，其实对郭子仪很不信任，生怕他手握兵权对自己不利。因此，九镇大军元帅的要职，既不给郭子仪担任，也不让另一大将李光弼担任，却派了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太监鱼朝恩做监察官，九个节度使都得听从他的指挥。

唐军开始攻打安庆绪所在的邺城，这时已经投降的史思明又举兵反唐，从范阳赶来救援安庆绪。60万唐军摆开阵势，要与史思明的叛军决战。突然一阵狂风，刮得风沙弥漫，天昏地暗。没有统一指挥的唐朝大军，惊慌失措，稀里糊涂地就败下阵来。

吃了败仗，鱼朝恩把责任全部推到了郭子仪身上。唐肃宗也不管什么曲直分明，就信了鱼朝恩的鬼话，立即撤了郭子仪朔方节度使的职务，并命李光弼代替他。

这时，叛军的内讧又起。史思明兵多势大，根本不服安庆绪，就写信告诉安庆绪，要与他各立门户，成立什么兄弟之国。安庆绪知道自己管不了史思明，分开倒对自己有利，就带着些亲兵兴冲冲地来到史思明大寨，准备与史思明结为盟友。哪知史思明用的是调虎离山的诡计，把安庆绪和他的几位大将和大臣都杀了，自立为“大燕皇帝”。然后他整顿兵马，向洛阳方向进攻。李光弼接替了郭子仪，领兵来到洛阳。他见史思明来势凶猛，就把兵力转移到了有险可据的河阳（今河南孟州），占据了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地形。

李光弼领兵转移时，下令洛阳的军民全部撤离，并把能吃的全都带走，不给叛军留下一颗粮食。史思明占了洛阳，得到的不过是座一无所有的空城，要人没人，要粮没粮，待在城内又怕李光弼偷袭，只好带兵出城，在河阳南面筑好阵地，同唐军对峙。

李光弼是与郭子仪齐名的另一位唐军大将，很会用兵。他知道目前的兵力尚不如叛军，就决定与史思明斗智，以消耗叛军的力量。

史思明为了同唐军决战，从河北带来了1000多匹战马。他叫士兵们每天在河里给马洗澡，想在唐军面前摆威风，以显示他人强马壮，兵力雄厚。李光弼一看这情景，计上心头，他命士兵把军中的500匹母马和马驹集中起来。第二天，叛军又来河边放马洗澡，唐军就把马驹拴在城内，把母马都赶出城去。母马一离开马驹，都萧萧地嘶叫起来。叛军的马一听到对岸马群的叫声，就都浮水泅过河来，等马夫们发觉去拉时已经来不及了。唐军一下子就白赚了1000多匹好马。

史思明白白丢了这么多好马，气得要命，就派部将连续攻打河阳，但都被李光弼用计打败了。最后，他发了狠心，把所有的兵力一起用上，派叛将周挚打河阳的北城，自己领了一部分精兵攻打南城。

叛军在城外站了黑压压的一大片，一队一队向北城逼近。唐军将士看了，心里不免有些着慌。

李光弼看出了大家的心情，就安慰、鼓励道：“叛军虽多，但并不可怕。我保证，不到中午，就能击败他们，你们都要有信心。”

李光弼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叛军阵势，就问身边的将领：“叛军阵势哪面最坚固？”将士们都说是西北角。李光弼命部将郝廷玉率领300名骑兵去抵挡。

然后又问敌阵还有哪面比较坚固，将士们回答说东南角。李光弼又派部将论惟贞带领200名骑兵去抵挡。

两位部将走后，李光弼把留下的将士都集中起来，当众宣布他的命令：“进攻时大家都看我的旗子行动，旗子晃动慢，你们就各自选择有利的地方出战；如果旗子三次急速倒地，就是总攻的信号，你们就必须奋勇上前，决不能后退。谁后退，立即斩首！”说着，他拿了一把短刀插在自己的靴筒里，接着说：“打仗就是拼命的事，我是国家的大臣，决不能死在敌人手里。你们如果在前头战死，我就在这儿自杀，与你们一道为国捐躯！”将士们听了都十分感动，人人都激起一股奋勇杀敌的勇气。

将士们都勇气百倍地杀出城去。没多久，部将郝廷玉转过马头，朝城内奔来。李光弼大吃一惊，心想：“勇将都逃下了阵，这仗可就难打了。”于是传令：“将郝廷玉斩首示众！”

一个兵士带着李光弼的令剑迎了上去，郝廷玉忙说：“是马中了箭，不是我要后退！”于是他换了马匹，重新杀向前去。李光弼见将士们斗志旺盛，越战越勇，就命旗手把帅旗倒地三次。将士们看见了总攻的信号，争先恐后，拼死冲向敌阵，喊杀声震天动地。叛军挡不住这猛烈的进攻，一下子就崩溃了，被唐军杀死1000多人、俘虏500人，被水淹死1000多人，还有两名大将被活捉，只有周挚带领几名骑兵逃走了。

史思明正在进攻南城，得知周挚已全军崩溃，便不敢再战，连忙带着兵马逃回了洛阳。

史思明逃到洛阳之后，李光弼从双方实力考虑，认为暂时不能轻易攻城。这时宦官鱼朝恩就在唐肃宗面前大进谗言，非要逼李光弼去力攻洛阳。面对唐肃宗接二连三发来的诏令，李光弼抗不过去，只好冒险进攻，结果吃了个大败仗，攻城失利，李光弼的主帅职位也被撤掉了。

762年，唐肃宗去世，他的长子李豫即位，这就是唐代宗。此前一年，叛军发生了第三次内讧，史思明被儿子史朝义杀死，史朝义又做了大燕皇帝。

唐代宗即位后，一方面调集兵马，又借了些回纥兵，便开始讨伐史朝义。唐军在怀州（今河南沁阳一带）大败叛军，然后逼近洛阳，史朝义把他的十万精兵全部调出，在洛阳北郊摆下一副决战的架势。唐军几次进攻都没有成功。在这关键时刻，镇西节度使马璘一马当先，独自冲入敌阵。他右冲左突，犹如猛虎下山，把敌阵冲开了一个缺口。大队唐军跟着杀了过去，把叛军杀得七零八落，被杀和自相践踏而死的叛军就有6万多人，被俘2万人。

唐军收复了洛阳，史朝义领着几百个残兵败将逃跑了。不久，走投无路的史朝义就自杀了。

闹腾了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得到平定。可是，安禄山、史思明带头搞起来的分裂、割据势力，却一直在往后的100多年里兴风作浪，使唐王朝再也摆脱不了它的扰乱和破坏。

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的迥异结局

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的迥异结局

郭子仪、李光弼俱为唐朝中兴名将，若论战功、军事造诣，李光弼可能要更出色一些，史家公认李光弼“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而战功推为中兴第一”。但若论统御部下、为人处世，则郭子仪更胜一筹。正是因此，二人的人生结局堪称迥异，一个是“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一个则是疑惧重重、最后郁郁而终。

1、中兴名将

郭子仪（697―781），出身官宦人家，但大器晚成，安史之乱的前一年，57岁的郭子仪才做到朔方节度右兵马使。由于次年安禄山造反，郭子仪才得以充朔方节度使，独当一面。

李光弼（708―764）本是契丹族，其父原为契丹酋长，归唐后英勇战死。烈士后代李光弼从军后，得到了名将王忠嗣的青睐与器重，常说：“光弼必居我位。”也是在754年，李光弼进为朔方节度副使。安史之乱爆发后，经郭子仪推荐，李光弼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

安史之乱初期，郭、李主要在北线（河北一带）与叛军做战。756年四月，郭、李联手连续在沙河、嘉山大破叛军名将史思明，切断了叛军前线与范阳老巢之间的交通线。作为战区指挥官，郭子仪、李光弼对全国战场形势的认识亦极为深刻，联合上奏玄宗，“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同时请求让哥舒翰扼守潼关，“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此时，安禄山叛军在东线、南线、西线都顿于坚城之下而寸步难行，老巢范阳又处于郭子仪、李光弼的直接威胁，安禄山一时进退维谷，“议弃洛阳，走归范阳”，形势有利于唐军。

但由于玄宗的昏庸，既不准郭、李直捣范阳，又错误地逼迫哥舒翰出关作战，结果哥舒翰全军覆灭，形势急转直下，致使潼关、长安失守，玄宗出逃，太子李亨北上灵武组建朝廷，郭子仪、李光弼也只得退守河东（太原）。

肃宗称帝后，调集诸路军马，重新部署兵力，以收复失地。郭子仪、李光弼奉命率军会师灵武。接着，李光弼将所部精兵留在灵武，自领五千人弱旅开赴太原，遏止叛军西进。而郭子仪则率朔方军主力承担收复长安、洛阳的重任。

李光弼到到太原后，再度与老对手史思明交战，李光弼以弱敌强、以少胜多，以绝对劣势兵力守住了太原（太原防御战是中国城市防御战的经典战例），有效地保护了唐肃宗在西北的大本营。而郭子仪则率主力，在回纥骑兵的帮助下，经一路苦战，连续收复了长安、洛阳。至此，郭、李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兴名将。

2、性格差异

尽管同为中兴名将，但郭子仪、李光弼的性格差异很大，甚至是截然相反。

郭子仪为人宽厚、忍让、谦虚、谨慎，深谙进退之道，很少得罪人。史书称他“事上诚尽，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士心。”这里仅举一例，就可见郭子仪的胸襟与为人。郭子仪初与李光弼“不相能，虽同席不交谈”。后来郭子仪成为李光弼的顶头上司后，光弼怕遭报复，乃跪请曰：“死所甘心，但乞贷妻子。”而郭子仪“趋堂下，握其手曰”：“今国乱主辱，非公不能定，仪岂怀私心忿哉！”两人冰释前嫌，遂同破贼，李光弼成为节度使亦是郭子仪的推荐。

李光弼为人严肃，深沉刚毅，个性极强，因此，他治军颇严，部下畏惧，这种性格经常得罪人，往往令人难以与之相处。这里也举一例，757年，李光弼赴太原遏叛军西进，但主事太原的御史崔众为人骄横，李光弼就任时不肯即时交出兵权，李光弼当即将崔众拘禁待斩。这时恰好使者奉旨宣布崔众为御史中丞，但李光弼毫不理会圣旨，“今只斩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斩中丞;若拜宰相，亦斩宰相”，将崔众斩首示众，“威震三军”。由此可见，若有谁犯到李光弼手里，下场注定好不了。或许正是这种性格上的差异令两人的人生结局迥然不同。

3、同遭猜忌

收复两京后，758年九月，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联军共计步骑20万众，围困安庆绪于邺城（时安禄山已死，其子安庆绪即位大燕皇帝）。然而奇怪的是，唐肃宗调动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居然没有设置军事统帅，而是派了一个不知兵的太监鱼朝恩为监军。个中原因主要是唐肃宗经过对安史之乱的痛定思痛，对军事将领已经非常猜忌，害怕他们走安禄山的老路。所以，故意不设统帅，令各路节度使互不相属，相互牵制。而大太监鱼朝恩是皇家信得过的人，故安排此人总揽全局，监视各军。正是因此，九节度使联军互不统一，最终惨败于史思明叛军。当时诸军皆损失惨重，唯李光弼与王思礼所部全军而还。

这次惨败的责任被鱼朝恩推给了郭子仪，肃宗遂将郭子仪召还京师，削夺兵权。尽管将士们哭着挽留郭子仪，但皇命难违，郭子仪只得怅然离去。尽管郭子仪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但这仅仅是他遭猜忌、排挤的开始。此后，郭子仪被废置多年。

郭子仪被闲废后，李光弼成为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军事统帅。面对老对手史思明的十几万精锐，李光弼审时度势，认为河阳北接泽州、潞州（治今山西晋城、长治），利则进取，牵制史军西进;不利亦有退路，表里相应，能伸能缩，有“猿臂之势”。遂领兵2万，主动放弃洛阳，退守河阳。河阳之战，李光弼料敌在先，部署周密，凭坚拒守，择机出击，以绝对劣势兵力，杀敌两万，取得了河阳大捷，阻止了叛军西进，保全了长安。河阳大捷，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典范战例。

此时，著名的谋臣李泌建议以郭子仪统率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阳，然后进军河北，与李光弼成南北夹攻之势。这个作战方案若能实行，必将加快平叛进程。但祸国殃民的宦官鱼朝恩以私害公，横加阻挠，“复为鱼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随后，肃宗再度重蹈玄宗的覆辙，不顾战场实际，逼令李光弼收复洛阳，并再派鱼朝恩赴前线监军。同时，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因嫉恨李光弼军法严明，也随声附和鱼朝恩，妄称东都可取。李光弼头脑清醒，指出“贼锋尚锐，未可轻进”，但761年二月，在肃宗的严令下，李光弼被迫出兵，与史思明对阵于洛阳北之邙山。李光弼命唐军依险设阵，但仆固怀恩却布阵于平原开阔地。李光弼告诫他说：“依险则可以进，可以退;若平原，战而不利则尽矣。思明不可忽也。”命他把军队移到险处，但勇而刚愎的仆固怀恩却拒不听命。史思明趁机袭之，唐军大败。仆固怀恩作战勇敢但刚愎自用，“麾下皆蕃、汉劲卒，恃功，多不法”，以往仆固怀恩为郭子仪属下时，郭子仪宽厚曲容之，“每用兵临敌，倚以集事”，故能悉心卖命。但李光弼“性严”，对仆固怀恩的不法行为不给情面，两人自然势如水火。由此亦可见，李光弼虽打仗在行，但在统御部下、为人处世方面，确较郭子仪略逊一筹。

邙山之败完全是由唐肃宗、鱼朝恩干预军机及仆固怀恩不听指挥造成的，尽管肃宗认识这次失败到非李光弼之错，但李光弼还是离开了平叛主战场，以“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帅”的身份任地方军区司令。

此后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军事指挥官是仆固怀恩。762年十月，新即位的代宗（这年四月肃宗死，代宗即位）以仆固怀恩为主要军事统帅，对史朝义（此时史思明已死于内讧）展开了最后的进攻，次年，安史之乱终于平定。而一代名将郭子仪、李光弼最终未能亲手平定叛乱，殊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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