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的一个小小叫魂案,为什么会波及大半个中国

清朝时期的一个小小叫魂案,为什么会波及大半个中国

大家好，这里是小编，今天给大家说说清朝叫魂案的故事，欢迎关注哦。

一座破桥引发的惨案。汉臣刘统勋(刘墉的父亲)和著名外戚傅恒为纠正乾隆行为、叫停这场闹剧，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叫魂案并不像表面呈现的那么简单，好似一幅画卷，其中勾勒出当时那个时代和社会背景下的众生相，这其中包含了君主、官僚、百姓的恐慌状态，而恐慌的原因却截然不同，皇帝怕谋反，官员怕丢官，百姓怕丢命。因为立场和地位的不同，使得自上而下各阶层的关系看起来更加趋于立体化，反映了若干个看似不相干，实质却影响事态发展和结果的不同层面的问题。

是偶然还是必然?

亚马逊流域一只蝴蝶翩翩起舞，而得克萨斯州则掀起了一阵龙卷风暴，这个问题本身就同时参杂着偶然性和必然性，偶然性在于，并不是所有蝴蝶翅膀的每一次挥舞都会引起龙卷风，必然则在于暗合规则之下振翅，微小的作用被累积，能量的级别也在不断递进，最终可能会引发大气运动。

叫魂案的蝴蝶效应，起源于德清知县的破桥修补计划，也可以说是一座破桥引发的惨案，破桥只是引线，所引爆的能量来自封建迷信意识和对“巫术”、诅咒的恐惧，这毫不稀奇且古已有之，甚至包括皇权之争，后宫之乱都不乏这种手段。诅咒古字诅祝，传说，这种方式可以借助受诅人的头发，衣物，常用物品，乃至生辰八字、名字来施法，你可以把带有“受害人”信息的物件钉在地基上，以房屋镇压，还可以钉在柱子上，甚至可以压在房梁下，除非天崩地陷房倒屋塌受诅人都不能翻身，你还可以用针扎，用斧剁，用刀砍，用嘴啃，堆进小雪人再用开水烫，反正怎么解恨怎么来，不愧为释压良药，抑郁克星，对方境况如何先不管，反正自己是舒坦多了。小纸人、鞋底子?您很有阅历。

沈士良，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在他得知叫魂的传说后，怀揣梦想找到了被知县召来修桥的石匠吴东明，想让他将带有自己两个侄子名字的纸条放到木桩顶部，受桥面所压，希望妖术成功发起，以泄受虐之愤，石匠不但拒绝了沈士良的要求，还发扬朝阳群众精神，自发将其押解到县衙，而就在一天前，同是这个吴石匠，已经把一位企图利用它“施法”的采药人送到了官府。可见当时百姓的恐惧来源，不单是叫魂，还有清廷的高压政策。

如果将叫魂案比作丙烷爆炸，那么一次爆炸后的再裂变过程起源于“剪辫案”，剃发易服是清廷入关前就最为重视的降顺标志，两层压力令民众陷入了极大的恐慌，并且这种恐慌情绪迅速从浙江蔓延到大半个中国，波及2亿人口，一时间，民间大乱，相互攻讦，各式攀诬也不在少数，像极了明朝的蓝玉案和胡惟庸案。

官员们欺下瞒上，一边瞒报朝廷，一边对谣言散布者进行严惩，并安抚群众，这本是正途。但乾隆帝震怒于官员对于极权机构和皇帝本人的敷衍，责令严查清剿，自山东巡抚富尼汉始，官员们出现了“抢功”风潮，国家机构急速运转，军机大臣审问之下，发现大多都是以讹传讹，危言耸听，信证半点全无。

剪辫案更是如此，根本没有半分进展，本来就是无中生有，哪来的证据，最终全都不了了之。仅仅是虚惊一场?不不不，乾隆帝下令停止追查前，民众泄愤的目标大多是乞丐和“僧人”和“道士”(民众们并没有攻击寺院、道观，而是针对那些未出家、无度牒、传播“类巫术”骗取钱财的人，而乾隆得到消息，很多反清复明人士在失败后都选择出家蛰伏避祸。)，已经有很多无辜生命惨遭屠戮，甚至很多离家出走的人都被当成可疑分子揪出来暴打并扭送衙门。

乾隆和官员们初期的态度一致，都觉得是无稽之谈，但不同的是，乾隆受富尼汉启发，觉得隐隐有一只黑手在幕后操纵着这一切，这是影响稳定，甚至可能利用大乱威胁皇权的根源，必须除之后快，而富尼汉一边坚决执行最高领导的指示，一边还危言耸听夸大严重性，直接屈打成招，把叫魂案改写为谋反案，想借此获得乾隆最大程度的重视和重用，这就对事态进一步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全国都有类似案件，为何江苏没有?看来江苏官员都有问题呀，一时，江苏官员压力山大，冤假错案与日递增。最终，全国受到处罚的官员达到195名，无论是积极分子还是消极怠工的官员，都受到了处罚，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富尼汉在内，越是积极的官员，冤假错案越多，没办个欺君就算万幸，不积极的官员竟然对朝廷的政令置若罔闻，长此以往那还了得，于是，处罚也演变为一场闹剧。

为何称之为闹剧?经过皇帝、大臣们与影子和空气殊死搏斗大半年后，这才发现一切都谣言，而乾隆帝的说法是，我的判断没错，谣言散布的首恶确实存在，只不过各地方督抚办事不力才没抓到，造成首恶至今逍遥法外，所以必须处罚。其实，真正的原因上段文字已经表述过了。

1768年，清乾隆33年，蝴蝶所引发的飓风过后，暴露出当时清廷的若干种矛盾与亟待解决的问题，乾隆担心的问题是谋反和汉化，一方面是满族权贵逐渐被同化、腐化不堪重用，人才逐步凋零，而汉臣却逐渐作大，乾隆帝既不能直接针对所有汉臣搞朝堂清洗运动，也不能一味“姑息”，让汉臣们缺乏敲打，皇帝指令都敢敷衍，长此以往，势必影响皇权统治权威性。

映射到叫魂案和剪辫案，就是皇帝和官僚系统较力的过程，下发政令，消极怠工，强力斥责，冤假错案，再次强力斥责失察、失实，官员里外不是人，左右脸全是爪子印，最后乾隆帝成了最大的赢家，其实做好做坏，是对是错都无所谓，关键在于最高领导的指示要全力去执行，皇权权威不容挑战。

入关屠杀“深入人心”，剃发易服中原百姓未曾相忘，反清复明，自大清开国，从未停止，谣言传播面更是涉及了扬州和嘉定两个地区，并触及了留发不留头这条高压线，乾隆敏感的神经被触动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固化思维经过几代皇权交接还是根深蒂固，他不得不警惕，毕竟保住祖宗的基业才是第一要务。

一个小小的谣言不能被有效的控制，甚至有效控制后却被皇帝以专权打破渐渐企稳的状态，任性到竟然能让国家机器彻底沦入其中大半年时间空转，给2亿人造成极大恐慌，给无数官员带来冤假错案的强制指标，人人自危乌纱难保，皇帝更是疑神疑鬼，“总有奸人想害朕”的念头挥之不去。

1768年，清乾隆33年，就在这个时间点的前后一二十年中，西方已经发生了巨变，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展开，科学技术正在逐步转化为生产力，美国发生了独立战争，法国爆发了法国大革命，而清廷还在拒绝改变，一个谣言就能祸害整个国家。

当时的大清一片“繁荣”，无数金银流入，无数中国特色商品出口，无数人口农转工，同时也有无数人口为了生存闯关东，盛世之下，财富的总量增加，却同前朝一样，始终聚集在少数权贵手中，土地也是如此，历史惊人的相似。

103年后，普法战争刚刚落幕，法国战败需要赔偿50亿法郎(约合7.2亿两白银)，无奈之下法国政府发行国家债券，总额50亿，遭到民众疯抢，认购额高达450亿，能够连续还清9次战争赔款。这就是明朝没实现，清朝没想过的“藏富于民”。短短三年，法国政府就清欠成功，而此时的大清则在余晖下末路狂奔，战争赔款还到大清国灭都还没有还完。

一个小小的谣言为何会动摇诺大的大清国？

近年来，一些西方史学家的著作被译成中文后，几乎获得了一致性的追捧。在我读大学时，诸如《叫魂》《屠猫记》《王氏之死》等书籍可谓是风靡一时，甚至有青年教师在课堂上特意介绍讲解这些著作的内容。可以说，西学东渐的浪潮至今仍未退去。

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与理念，同西方史学家有着巨大诧异。这一点，并非需要也不能做到评出个高地上下。客观公允的讲，凭着几件二手档案（转引他人成果中的史料）便能写出一部可读性很强且具有影响力的著作，或许国内没有几个人能作到。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置身于汗牛充栋的史学典籍，网罗出涉及一人、一事或一地的资料，再辨伪存真、旁征博引，无限接近历史的本原，则是我们的专长。国人读久了纪传体和编年体史书，不愿再将精力集中于传统史学的作品，因而很容易接受以至于追捧类似《叫魂》这样的书籍。

只是，自从了解这部书的名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的那一刻，心中便莫名地有种抵触情绪。如果说《王氏之死》是从一个小人物的不幸遭遇来揭示特定时代下的女性悲剧和伦理观念，那么《叫魂》则更像是对几件档案的再加工，其中掺杂了太多的夸大和猜想，并读者情不自禁地将作者的描述信以为真。

?叫魂案?诚然是发生过的，但将其上升到所谓的?妖术大恐慌?的程度，打死我都不信。孔飞力的学术造诣和文字功底都是不容置疑的，也是难得的史学家。不过，熟悉汉文史料和了解中国历史，并代表他读懂了中国。

西方的汉学家们，总在有意无意地尝试解读政权的运作机制，或者说，他们想弄清楚统治者是如何维系统治的以及百姓是如何被统治的。在这样的学术理念和研究习惯下，《叫魂》便应运而生了。

孔飞力找到的切入点，就是1768年的一桩?叫魂案?。当时，有个叫沈士良的农夫，为了报复自己的两个侄子，找到了石匠吴东明，想让他用叫魂术来害人。所谓的?叫魂?，便是将写有人名字的纸条放在木桩上用铁锤敲打，以耗尽其精力。

但是，这仅仅是谣传，吴东明并不知晓，为了避免惹祸上身，他将沈士良告发。结果，沈士良被官府审理、用刑，而?叫魂?妖术的传言也就在当地传开了。

按照孔飞力的叙述，此事流传开后，人们又纷纷加工演绎，编造出了不少可以吓咒的妖术，其中便有搜集头发的说法。由于清军入关后，要求汉人剃发易服，所以有人说清朝统治能够搜集头发来吓咒。由此一来，就轰动了全国上下，甚至乾隆都下令过问。

事实上，孔飞力笔下所谓的?大恐慌?，多少有些暴露出了他对中国百姓与中国官场的?似懂非懂?，同时自己又陶醉其中。尽管孔氏饱受赞誉，其书也获得了几乎一致的好评，但以我个人的感觉，他此书的前半部分更像是历史小说，而后半部分则是他对乾隆朝社会、文化、政治以及百姓生计等方面的解读。

总的来说，其书虽具可读性，甚至可以用引人入胜来形容，但孔飞力终究还是没有真正读懂中国，他的这部《叫魂》，在题材、角度和书写技巧上都很出色，可惜，其中体现的却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历史。

《叫魂》读后心得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所讲述的是一个关于中国清末时期“盛世妖术”的故事。作者美国孔飞力教授，以“叫魂”案为中心展开了一场历史“大叙事”。《叫魂》真不愧为中国汉学研究的一本“大书”。

读后，我的第一感觉：本人才学浅薄，不可驾驭之。虽然始终带着谦卑之心去瞻仰，所得到的各方面收获还是混沌不清，不能有个清晰摄入与沉淀。如果用语言来描述，我只能说，“我的读”很随性，并没做到系统地潜心阅读，抓不住重点和梗概。只谈感受的话，我最直接的感触是：乾隆很焦虑很恐慌，官员很小心很疲累，百姓的害怕和恐慌更直接更代入。用译者的话讲：“小民百姓为之人心慌慌，各级官员为之疲于奔命，皇帝陛下为之寝食不宁”。

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清高宗弘历（乾隆皇帝）可谓空前绝后的一人。在他治下的60余年间，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而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然而正是在弘历治下的盛世似乎达到了登峰造极之时，整个大清帝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之风搅得天昏地暗。

仔细读过这个故事，不禁会问：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在200多年后的今天再来讲述这个故事，又能令生活于今天的人们得到怎样的启示？在我们看来，这正是《叫魂》这本书使人觉得可读和耐读的地方（尽管人们对于书中关于历史事件的理解与解释会有见仁见智）读这本书，是在读历史。

张飞力教授是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领域中为人们所公认的一位大家，他于1964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国内读者所熟悉的费正清教授的高足。张飞力教授并不属于那种“著作等身”的学者，事实上在他迄今30余年的研究写作生涯中，他只出版过两本专著。《中华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叫魂》这两本书出版后，都在美国历史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普遍被人们认为起到了开学术研究风气之先的作用…对促成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巨大变化的内在历史动因进行了探讨。《叫魂》表现出了一种宏大的学术视野，在构建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大叙事的过程中，方法论的层次上将 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 结合在一起。此书于1990年出版后，获得了当年的“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

在翻译的过程中，感到《叫魂》不是一本好译的书。尽管我们都是历史科班出身，在国内及美国大学历史系也都已任教多年，但在翻译此书时，仍然感到十分吃力。孔飞力教授写作此书时，大量引用了清代的文献档案资料，在论述的过程中，又在娓娓道出一段段曲折稀奇的故事的同时，将它们同自己对于种种社会科学理论的理解，以一种深刻的历史人文关系糅合在一起，以极为生动精巧的英文写成了这本书！

此书让我有机会重温历史，读到一些新奇的历史内容。

弘历的继位，乾隆的来历。 同父亲胤禛yìn zhēn继位的过程相比较，弘历的帝国简直是放在一个托盘上奉送给他的。史评是这么说的。但我从读中感觉不要光说胤禛不容易，弘历更是不容易。年号乾隆的意思是，新继位的君主从上天（“乾”）得到了不可胜数的支持（“隆”），弘历意欲将全副身心使父皇留下的丰功盛德得以发扬光大。

政权维护和发辫的关系。 从叫魂危机中看到，乾隆皇帝很用心地维护满洲政权，他最担心的是“ 谋反 ”与“ 汉化 ”。满族文化是清朝男人的“剃光前额并在后面蓄辫”，投降满人的汉人以执行削发令表明臣服之意；而汉人抵抗前额剃发行为，在历史上与耻辱和惩罚有关联。百姓的心态，一是大部分人对妖术的恐惧，二是一部分汉人对满清留辫旨意的抵抗。因此，在头发上做文章的“妖术”增添了政治色彩，引起了乾隆皇帝的焦虑和平民百姓的大恐慌。

朝廷的文字功夫。 一方面，弘历对于削发一类公然威胁到满人统治的问题不公开提及，只对满人名誉造成微不足道损伤的文字表达问题上严厉处置。大搞文字狱。另，弘历倡导满族语言和文字。（这让我想起：秦嬴政统一六国文字，既捍卫了主权，又统一了文化）

皇帝的所思所想影响平民百姓。 读到“当地的客店和寺庙都拒绝游方和尚入宿”时，让我想到了西游记。西游记里好像有一集，是那个皇帝做了一个奇怪的梦，醒来后大怒，下令驱逐所有和尚，禁止外来和尚入城。现在想想，人们的对抗都是因为恐慌在作崇，他们之所以驱逐，因为背后充满了恐惧、无助和无奈。我的看法是：小老百姓的生活，怕的就是皇帝的焦虑和恐慌。而愚昧是小老百姓的致命伤。

大致了解清末经济方面。 外国的白银、铜等贵金属流入中国，换取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手工业制品。受通货膨胀影响，十余年米价昂贵。人口密集地区的人们要生存下来，家庭里的每个成员都不能闲着。

朱批 学到了一些新的名词，比如：“朱批”，清朝皇帝在奏章上的红笔批注。朱批奏折是一种私人文件，是官员与皇帝个人之间的交流。

八旗精英 中国的军事群体由三部分组成：满人，以降服于满人的八旗汉人，以及同满人结盟的蒙古部落。满人仅占23%，这样一个很不起眼的少数。

从 《大清律例》十恶 中，读到了“采生折割人”杀人后再肢解尸体的极度恐怖罪行。

混淆不清的伪证，没有头绪的琐屑细节，以及许多不明不白毙命的囚犯。 有关叫魂的怀疑对象都集中在流浪的乞丐、和尚身上，最吃亏的就是他们。官员为了给皇帝有个交待，屡屡动刑追问，而怀疑对象为了逃避严刑拷问不得不编撰口供、提供伪证。草民的惧怕之心，只能引起他们的万分警惕，抓住细节便不依不饶，甚至发起众攻残打致死。

超自然力量? 中国人相信一阴一阳构成宇宙，灵魂与躯体具有可分离性。一位荷兰汉学家认为，人们的惊恐、焦虑和失眠状态可能是魂与身体分离有关联的。所以，可以将从体内分离出去的“魂”再召唤回来。

书中读到：“剪人发辫，对其念读咒语，会将那人的魂从身上分离出来。” “术士们能够利用人的头发来汲取他人的精气，然后再将这种精气转移到纸人纸马身上。” 其实 ，在读书之前，这个书名让我有点害怕。我胆小，怕晚上不敢睡，做噩梦；尤其在读到这里的时候，会凭生一种“怕”。这种“怕”很复杂，又想仔细读书看个究竟，又怕看出什么端倪。但看着看着就发现：“叫魂”，是本书一个关键词而已，一个核心的关键词，是造成社会大恐慌的核心关键词（从叫魂这个点上，看到了当时的各种状况。弘历的本意是想通过叫魂压制反叛，得以巩固政权）。

同时，也了解到民间的一些自救方法。《鲁班经》中包括用来对付坏木匠妖法的符咒。例如：冰消、牛骨的图画等（P138－P139）。还有盖房时的破邪法。以及谈神论鬼的薄松龄和袁枚的写作态度（P146）。

“叫魄”（对魄的召唤），让我回想起小时候老人们对“夜哭郎”的叫魄。就是一边用手抚摸着孩子的头顶，一边唤着孩子的名字：“…快回来了…”以及老人们讲到的魂魄附体的传说。

水木然说，对未知的事物要保持敬畏的态度。我觉得可以用在这里。请不信前世今生之说的人们原谅我的这一看法，之所以我们对此不持反对态度（很避讳谈鬼神妖术），大概与中华5000年历史文化影响有关。

公众的歇期底里与卑鄙的腐败现象结合在一起，几乎酿成了司法上的一桩大错。

整个社会竟然感受到同样的危险，下层的民众与上层的权贵竟然受惑于同样的不测，这本身就暗示，社会上存在着一个有着紧密联系的文化网络。然而，农民、官僚和皇帝的生活方式不同，他们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也不同，妖术恐慌对他们形成的冲击也就不尽相同。在这里统一性与多样化是并存的：在这个国家里，一方面，形形色色的事件分别发生在最高层与最底层，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另一方面，社会就像一面多棱镜，将人们对叫魂的看法以各种各样的色彩反射出来。

一宗伟大的事业，往往会因为那些为之服务的人们本身的卑下而变得不再伟大；一个伟大的人，往往难以抗衡多数人的卑下；乐到极点，往往会而生悲。

自13世纪以后，中国所有的王朝都是在征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既没有宫廷政变，也没有进军的反戈，有的是大规模的征战。所有这些用征服方式建立起来的政权，就其本质而言，都是通过军事手段而强加到全国老百姓头上的。

弘历相信正是由于满人可贵的种族传统，他们其实能比汉人更好的统治中国，也特别有资格将儒家的道德箴言融入帝国的统治之中，满清朝廷婴儿需要两个展现言辞的舞台，一个用于表现政权的普遍性，另一个则用于捍卫政权的种族特性。

在弘历的认识中，谋叛与汉化其实只不过是同一威胁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

这些罪行非人的、甚至近于食人生番的性质显示出犯案人已触犯了一系列基本的人间禁忌。

明远是一个冥顽不化的案犯，即使是在重刑之下，他仍一口咬定他没有剪人发辫。审讯他的官员们竭尽全力想得到他的供词，但不知他们是如何竭力的，一个星期后明远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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