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黄袍加身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北宋隐士邵雍曾说宋朝有五件事是自唐虞以后从未发生过的,其中前两件发生在开国之初,一是“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是“克服天下在即位后”。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在陈桥驿被部下“黄袍加身”,之后在众人的拥护下进入汴梁城,他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就成功使年幼的周恭帝禅让退位,在当朝宰相的认可之下,荣登大宝。改朝换代是如此的突然与凭借,并未发生残酷的流血政变,此为第一大奇;此外,宋太祖在登基之前并未建立赫赫功业,也不是皇亲国戚。他没有像刘裕那样,在建立功业之后再步步蚕食东晋;也不像王莽、杨坚那样,利用外戚的身份来篡取政权;更不像刘邦、朱元璋那样,在扫定天下之后才登基为帝,此为第二大奇。赵匡胤是在当上皇帝之后才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这就说明,他并非凭实力而登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部下的推戴与胁迫。
有些人硬说“黄袍加身”是赵匡胤自导自演的,这夸大了他的实力,不了解残唐五代历史的背景。我们认为赵匡胤是被军士强行拥立的,他登基之后面对骑虎难下的局面,只得通过“杯酒释兵”和“设立禁军”等手段来逐步削弱部下们的权力,使自己坐稳了皇帝的位置。这样说究竟有哪些历史依据呢?接下来我们将进行具体分析。
对“黄袍加身”要结合时代背景去分析,不能简单地搞阴谋论
唐朝末年,藩镇首领大多为部下拥立;到了五代时期,许多皇帝也是由军士拥戴而登基的,“黄袍加身”并不始于宋太祖
如果了解五代时期的历史,我们就知道“黄袍加身”其实不足为奇。早在宋太祖之前,就已经有三位皇帝被将士拥立过了。
自从唐朝中后期藩镇割据愈演愈烈之后,非但将领跋扈不听节度,就连士兵也肆意妄为难以控制。例如魏博藩镇的田绪先是被士兵拥护为节度使,然后再上报朝廷批准;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本受唐德宗之命出关讨伐藩镇,不料半路上发生了军士哗变,要求反攻长安;当时故太尉朱泚已经闲居在家,却强行被将士们拥立为帝,要求他指挥大家去进攻唐德宗。
到了五代时期,士兵哗变的现象更加严重。后唐时,李嗣源奉唐庄宗之命前去讨伐邺城的叛军。在攻城时,叛军们都在城头哭诉,说:“城中之人何罪?但思归不得耳。”李嗣源听后,为之落泪,于是叛军与前来进攻的后唐军里外呼应,请求李嗣源登基为帝,与唐庄宗分治大河南北。李嗣源还没反应过来,便被安重诲、霍彦威等人拥入城中,立为君主。之后,洛阳出现叛乱,唐庄宗被杀死,李嗣源便还都洛阳,成为五代时期第一个被拥立的皇帝。
李嗣源死后,他的儿子李从厚继位,养子李从珂被封为潞王。李从厚很猜忌李从珂,命令他离开自己原来驻守的藩镇。李从珂不肯奉诏,李从厚便令王思同等人将兵讨之。无奈之下,李从珂便登上城楼,对前来进攻的王思同等人哭诉,说自己跟随先帝二十多年,经历大小数百战,如今先帝尸骨未寒,自己就要无罪而受诛,实在是天理难容。军士们听到后,都很同情李从珂,甚至高呼:“潞王真吾主也!”接着便进城拥护李从珂为帝,在他的指挥下反过来攻击李从厚,夺取了政权,是为五代时期第二个被拥立的皇帝。
后汉时,大将郭威因害怕汉隐帝要诛杀自己,所以起兵犯阙,逼迫隐帝离开京师而逃亡。郭威便请太后临朝称制,又请迎立湘阴公。不久契丹兵入侵滑州,郭威率兵北上御敌。大军抵达澶州时,军校何福进等人大声呼叫,集体越屋而入,将黄旗撕下来披在郭威的身上,请求他登基为帝。在军士的山呼震地之下,郭威终于还是登基了,此为五代时期第三个被拥立的皇帝。
由此可见,早在宋太祖黄袍加身之前,唐朝与五代就出现过许多拥立皇帝的事了。
拥立皇帝的事在五代时已经司空见惯
残唐五代之时,因藩镇割据导致权力逐渐下移,不仅节度使不听朝廷的号令,就连军士也敢擅自废立首领
在唐朝时期,朝廷失去了对藩镇节度使的任免权。节度使们一般都采用父亡子替的方式,代代相传,直到出现士兵哗变,新的将领被拥戴为留后,才改变了世袭的传承。据统计,唐朝藩镇由朝廷任命的节度使占十分之六,先由军士拥戴,然后再报备给朝廷的,占十分之四。朝廷对地方的管制权逐渐削弱,权力出现了下移。
到了五代时,拥戴地方官的做法逐渐升级为拥立皇帝。士兵们之所以喜欢拥立首领,主要是因为这样做会使新首领对他们感到敬畏,每个月都要大摆犒劳宴,经常发放钱饷。而且即使士兵犯法,主帅也不敢过问,使他们得以更加的肆意妄为。五代时,只要拥护将领为皇帝,将校们就能得到超迁,军士也可以获得赏赐或剽掠,所以他们都很愿意做这种无法无天的事。
据说李从珂起兵时曾向拥戴他的军士许诺说攻克京师后,府库内的财物任诸君随意虏掠,因而士兵们都乐意追随他。然后,在攻克洛阳后,士兵们发现府库内的钱财很少,根本不够分,为此抱怨李从珂,相互传戏言说:“去却生菩萨,扶起一条铁。”李从珂很害怕,只得命各州刺史向京师输入钱帛以助赏,又客征百姓的房屋税,东拼西凑才勉强满足军士们的贪欲。
五代之时,王政不纲,权力下移。藩镇既然藐视朝廷,军士便上行下效,跟着藐视主帅,导致拥立皇帝的事屡见不鲜。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宋太祖“黄袍加身”的事就出现了。
权力下移是导致拥立现象屡次出现的原因
“黄袍加身”并非自导自演,而是军士胁迫的结果。赵匡义与赵普在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赵匡胤则处于被动一方
公元960年,镇定二州有消息说契丹与北汉引兵来犯,周恭帝便令赵匡胤率领诸将前去御敌。当时赵匡胤掌控军政已有六年之久,士卒感其恩威,又兼主少国疑,内外都有拥戴之意。其中,赵匡义和赵普二人蓄谋已久,想等待一个好时机,以便引诱将士们去拥戴赵匡胤。
当大军进抵陈桥驿时,军士们忽然在半夜聚集于驿门前,议论纷纷。有人高声说:“主上幼弱,我辈出死力破敌,谁则知之!不如先册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未晚也。”
得知这一情况后,都押衙李处耘急忙告知赵匡义与赵普。二人便赶往赵匡胤的寝所,见赵匡胤正醉酒熟睡,便命令部将严密把守营帐。然后又派郭延赟赶回都中去联络石守信和王审琦,这两人都是赵匡胤的亲信。
半夜之时,军士们都想冲入赵匡胤的营帐去,被赵普与赵匡义拦了下来。二人故意斥责说:“太尉忠赤,必不汝赦。”军士们听完,面面相觑,逐渐散开。
然而,过了一会他们又重新聚集过来,集体露出白刃并且大声说:“军中偶语则族。今已定议,太尉若不从,则我辈亦安肯退而受祸?”
赵普与赵匡义又说:“策立,大事也,固宜审图,尔等何得肆狂悖!”
于是军士们在二人的组织下,各自归座。赵普建议先北上抗击契丹,回来后再做计议,借此来激将。众人果然纷纷反对,都说现在政出多门,与其北上抗击契丹,不如先拥戴太尉,安定好朝政,然后再出兵御敌也不迟。他们还威胁说:“太尉苟不受策,六军决亦难使向前矣”。
黎明时分,赵匡义和赵普急忙走进帐去向赵匡胤汇报情况。当时的赵匡胤正睡眼惺忪的躺在床上,还没来得及起身,将校们便露刃罗拜在外面,高呼说:“诸将无主,愿册太尉为皇帝。”
赵匡胤没有回答,众人便将黄袍披在他的身上,然后集体跪拜山呼万岁!接着又拥他上马,请求还京。赵匡胤无奈地说:“汝等贪富贵,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众人都答应说:“愿受命。”接着便浩浩荡荡地赶回汴京。石守信和王审琦早已收到消息,便大开城门,使赵匡胤不费一兵一卒就夺取了京城。
从整个“黄袍加身”的过程来看,起主导作用的是赵匡义与赵普,他们贪图富贵,便率领军士一起拥立赵匡胤,使他骑虎难下。
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中略显被动,被部下“放在火上烤”
宋太祖登基后,重用文官,逐渐削弱将领的权力。晚年还猜忌并排挤赵匡义与赵普
赵匡胤进京后,不是进宫面圣,而是令甲士先归营,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中。不久,军士们便挟持宰相范质来见,赵匡胤流泪地对他说:“吾受世宗厚恩,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范质还没来得及回答,军士们就挺剑威胁说:“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赵匡胤厉声斥责,众人皆不退,范质见众人都已跪下,也只得跟着下拜,他知道大势已去矣。于是众人拥戴赵匡胤进宫,到崇元殿去行禅代礼,正式登基为帝。
赵匡胤登基后,虽然给石守信等人加爵位,但他更倚重文官,依然让后周旧臣范质、王溥等人为宰相,并未进行大清洗。接着,又连续亲征昭义节度使李筠和淮南节度使李重进,消灭后周的武臣,把军权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杜太后知道赵匡义在陈桥驿中的作用,她担心自己死后两个儿子会因皇位而自相残杀。所以要求赵匡胤百年之后传位给匡义,匡义再传给光美,最后再传回德昭,解决二人之间的纠纷。
之后,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手段,罢免了石守信等人。权力逐渐从下边收回上边,唯一剩下的两个威胁就是赵匡义和赵普。在赵普当了十年宰相之后,赵匡胤先是提拔卢多逊上来,让他分掉赵普的部分权力;接着又令吕余庆和薛居正参与押班奏事,进一步削弱赵普的职权。赵普为此感到不安,便主动请求罢政,赵匡胤立即批准,还将他赶出京城,到地方去担任没有实权的河阳节度使。
之后,赵匡胤又借祭祀祖陵的机会,长居住在洛阳,不肯回开封。他想要利用迁都来打击开封府尹赵匡义,故而受到匡义的坚决反对,在百官的抗拒下,只得重新回到汴梁。谁料当年冬天便发生了“烛影斧声”之事,赵匡胤离奇驾崩,其弟赵匡义顺利继位,不久赵普又被重新召回京师,重新得到恩宠,其中的隐情,已经不言而喻了。
周世宗柴荣临死前,因猜忌而罢免禁军主帅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军职,命赵匡胤接任,使他掌握了后周最重要的军权。世宗死后,幼子柴宗训即位,因年仅七岁,主少国疑,政局不稳。
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镇、定二州传报北汉与契丹联兵南侵,宰相范质、王溥决定派赵匡胤率军前往抵御。军队方始调动,京城开封即盛传“策点检为天子”的舆论,惟独内廷晏然不知。正月初三,大军出发,天黑前到达开封东北40里的陈桥驿。当晚,赵匡胤酒醉就寝,其弟赵匡义和赵普等组织策动兵变。忠于赵匡胤的禁军将领纷纷议论,说当今皇帝年幼,将士即使出死力破敌,又有谁知道。不如立点检为天子,再北征也不迟。这些话,使将士中的兵变情绪渐渐高涨起来。赵普见事已成熟,要求诸将严禁士兵剽掠百姓,以安定都城人心,保证“兴王易姓”顺利进行。次日凌晨,众将士手执兵器,来到赵匡胤的寝所,齐声喊道:“诸将无主,愿立太尉为皇帝。”并把象征皇帝登基的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罗拜高呼万岁。这就是众多史书号称的“陈桥兵变”。
赵匡胤一待黄袍加身,立即率大军回师开封。他当众宣布:回京师后,不得惊犯后周幼帝、太后,不得侵凌后周公卿大臣。兵变队伍进城后,秋毫无犯,市井平静。后周宰相、大臣闻变失色,个个手足无措。侍卫亲军马步军副指挥使韩通欲召集兵士抵抗,为兵变士兵杀死。宰相范质、王溥被抓到赵匡胤面前后,见势不妙,只能相继跪拜,口呼万岁。
就这样,赵匡胤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正式登上皇位,改封后周幼帝为郑王,以宋为国号,定都开封。
长期以来,对陈桥兵变中的许多环节,后人提出了众多疑问。司马光《涑水记闻》说赵匡胤北征前,“京师喧言,出师之日,将策点检为天子”,当时城中富户一看时局要乱,慌忙带了全家往外州跑,只是宫中不知道要发生兵变。如此,未兵变前早有人看出要发生兵变换朝代了。有学者指出,宋人笔记记载说,赵匡胤早年曾到高辛庙占卜,“自小校以上至节度使,一一掷之,皆不应”。于是自言自语说:“过此则为天子乎?”一掷即中。不论这事的真假,这则在宋朝广泛流行的轶闻,正反映了赵匡胤一直有着当皇帝的野心。《宋史·杜太后传》谈到杜太后得知其子黄袍加身后,说:“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还说:“吾儿生平奇异,人皆言当极贵,又何忧也。”哪有儿子发动兵变当上了皇帝,母亲仍与人谈笑自若的?北方战事,为什么黄袍加身后,不费一刀一枪,立即就太平了?镇、定二州的军情难道不是配合赵匡胤兵变而谎称的?
民国初年,蔡东藩撰写《宋史演义》时,也产生了许多怀疑。他认为陈桥兵变是赵匡胤一手策划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史家但言非宋祖意。吾谓是皆为宋祖所欺耳。”他也提出契丹和北汉的扰边为何不见踪影了?点检作天子的谣言,是从哪里来的?兵变的部队中,哪里来的黄袍?赵匡胤称帝后,为什么首先奖赏策划兵变的功臣?他一针见血地说:“足见宋祖之处心积虑,固已有年”,“第借北征事瞒人耳目而已。”这样的怀疑,在现在通行的一些著作中都能见到,一般都认为兵变是赵匡胤自己一手策划的,契丹入侵是谎报。
近年来,又有一些历史学家对这件疑案进一步探索,发现了更多的疑点。李裕民认为赵匡胤夺取政权是动足了一番脑筋的。当周世宗去世时,赵匡胤刚为殿前都点检,虽有政变的实力,但反对势力甚强,侍承亲军司都指挥使李重进是周太宗的外甥,副都指挥使韩通有勇寡谋,誓死效忠周室。潞州节度使李筠养兵三万,步军都指挥使袁彦是与赵匡胤为敌的一员虎将。恭帝即位一个月后,赵匡胤开始作政变准备。不久,他设法将袁彦调任为陕西节度使,李重进调任为淮南节度使,任命自己的密友高怀德、张令铎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控制了首都军队的主要位置。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镇、定二州来报契丹人寇,朝廷命赵匡胤率兵出征,此时大权在握,可以发动兵变了,但没有发动,原因是他对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吃不准,万一不同意兵变,事情就会变复杂。正月二日,赵匡胤命慕容延钊率前军出发,自己为了不让人怀疑,宣布将于次日出发。四日发生陈桥兵变,然后回城登殿做了皇帝,这时慕容延钊仍不知情,继续一心一意向北进发。赵匡胤发动政变,其实是早就有预谋的。
美国学者刘子健认为陈桥兵变时赵匡胤在睡觉,醒来已是黄袍加身,那是宋代史料对他的美化,在黄袍上再加上了一件道德化合法化的外衣。关于兵变的主谋,清代学者认为是宋太宗和赵普,也有人认为是宋太祖,但从史料来看,太祖是主角,可是他不便自己活动。太宗是皇亲国戚,到处联络,也不怕受人怀疑,他是主要的执行者。至于赵普,与军队的关系较浅,居于次要地位。
顾吉辰认为赵匡胤典掌禁兵后,在他幕下组成了以他弟弟光义、赵普、李处耘等人为核心的智囊团,同时又聚集了一批知兵善战、老于兵事的领兵武将。在推翻后周政权的过程中,赵匡胤制造了许多政治谣言。如赵匡胤出发征契丹的那一天,号称知天文的军校苗训,“见日下复有一日”,就说“此天命也”,意谓赵匡胤当皇帝是上天授命的。周世宗之前攻打契丹时,无意中发现木牌一块,上面写着“检点做”三个大字,这无疑也是赵匡胤故意弄出来的。大军临出发北征时,赵匡胤制造京城内策立新天子的谣言,还通过道学家之口,散布“赵点检作官家”的言论。契丹入侵,也是当时伪造出来的。后周末年的这场政治谣言,直接导致了赵宋王朝的顺利建立。至于许多宋人笔记上谈到的赵匡胤是真龙天子,是命中注定的言论,是后周这场谣言的继续和延伸,为赵氏篡权制造合法合理的理论。
当然,也有一部人认为陈桥兵变是无疑可谈的,应以史书记载为准。他们认为镇、定二州的军情不是谎报,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书中全部可以找到。二州的节度使郭崇和孙行友不是赵氏集团的人,在宋初被解甲归田,他们怎么会编造假情报?契丹趁后周主少国乱之际起兵入寇,完全是有可能的。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认为五代时期的皇帝,常由军士拥立,相沿以为故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这样的例子可以找出很多。
陈桥兵变导致的黄袍加身,是赵压胤等人预谋的,还是偶然发生的,看来依然是个历史之谜。许多人对这个问题仍十分感兴趣,将会不断地争论下去。
黄袍加身从后世的眼光来看确实很可能是自导自演的。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自导自演是幕后的,表现出来的就是他的兄弟他的部下拥戴他当皇帝,从效果来看,他当皇帝就是别人拥护的,甚至是别人逼他的啊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以当代人的视角在记录史实,不可避免的要对历史进行一定的加工、修饰、重构,以服务于当时形势的需要。
就是在这样的多次加工“美颜”之下,陈桥兵变才变成我们现在熟悉的模样。
北宋张舜民在《画墁录》中记载道:
“太祖北征,群公祖道于芳林园,既授绥,承旨陶谷牵衣留恋,坚欲致拜,上再三避。谷曰:‘且先受取两拜,回来难为揖酌也。’”
在赵匡胤率军北御契丹时,有个叫陶谷的官员竟然未卜先知一般,要对赵匡胤行帝王之礼,还说等赵匡胤回来之后就不能对他行作揖礼一道喝酒了。
这分明时知道赵匡胤回来就是当天子了,而且这位陶谷在赵匡胤回来后需要禅让继位时,他已经提前写好了诏书。
与张舜民同时期的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也记载道:
“京师间喧言:‘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于外州,独宫中不之知。”
陈桥兵变发生之前,社会上已经有赵匡胤要发动政变传言,显然赵匡胤将发动兵变一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这至少说明赵匡胤的宣传工作做得极好,掌控了社会舆论。
《涑水记闻》和《画墁录》是民间文人笔记,若是正史也如此写那还了得?
那怎么办?只能重构这段历史,突出北宋得国的正义,塑造太祖仁德的光辉形象。
薛居正《旧五代史》这样记载:
“显德七年春正月辛丑朔,文武百僚进名奉贺,镇、定二州驰奏,契丹入寇,河东贼军自土门东下,与蕃寇合势,诏今上率兵北征。癸卯,发京师,是夕宿于陈桥驿。未曙,军变,将士大噪呼万岁,擐甲将刃,推戴今上升大位,扶策升马,拥迫南行。” 薛居正将陈桥兵变重构为宋太祖是被逼迫的。这一说法为正史以及文人士大夫所采纳。
此后经过代代加工、取舍和“美颜”,最终陈桥兵变最经典的版本出现了。
“军中共议推戴。戊夜,军士聚于驿门。俄而列校毕集,曰:‘我辈出万死,冒白刃,为国家破敌。天子幼,不如先策点检为天子,然后北伐。’于时,太祖以饮饯宣劝至醉卧阁中,不之省。迟明,军士控弦露刃,直扣寝门,相与扶太祖出听事,被以黄袍。诸校列拜曰:‘诸军无主,愿策点检为天子。’传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太祖叱之,不退,即共拥太祖就马南归。”
官家、史家和士大夫的不断加工,重构,效果很明显。
经过历代的加工,重构,宋太祖被士兵逼迫而黄袍加身已经成为事实的真相了。
或者说,事实就是如此。
不管你们信不信,修史者和赵宋皇帝是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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