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檀渊之盟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太宗赵光义对契丹所占燕云十六州一直耿耿于怀。雍熙三年(986),自认为兵强马壮、胜券在握的赵光义,对契丹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
(一)宋太宗北伐惨败
他把大军分成三路:东路元帅曹彬从正面进攻幽州(今北京);中路元帅田重进经飞瓢(今河北涞源)进入契丹境内,作为东,西两路的接应西路元帅潘美、副帅杨业、监军使王侁从雁门突入契丹。
可惜这次战役,因曹彬这一路粮草不继,被契丹击溃。潘美一路也因转移百姓时遇到了契丹主力的突然袭击,被迫后撤,又因王侁与杨业矛盾激化,致使战事失利,不得不放弃已经收复的州郡撒回代州,中路田重进孤军难持,且失去了继续挺进的意义,随后撤回,整个战役以宋军大败而告终。直到太宗去世,不但没有收复燕云,反而给契丹日后进攻宋朝、要挟宋朝留下了借口,契丹一直扬言要报复宋朝。
(二)杨延昭奇谋破敌
至道三年(997),赵光义第三子赵恒继承皇位,成为北宋第三代皇帝。从打赵恒即位,契丹对宋的入侵就一直没断,比如咸平二年(999)冬天,契丹就曾大举入寇,真宗不得不挂帅亲征,咸平三年的大年初一,真宗都是在大名府度过的。那场战斗契丹没占着多少便宜,大军经过安肃军(今河北徐水逐城镇)的那天,天气出奇地冷。
守将杨业之子杨延昭命令全城军民往城墙上面挑水,再把水沿着城的外墙倒下去,就这么干了一整夜,第三天契丹人来攻城时,城墙四面都是晶光闪闪的冰面,整个安肃军成了一座冰城,契丹人连云梯都无法架设,偶尔有几个登城的小卒子,上不了几步就滚落下去,最后只得放弃。当时契丹大军见宋朝军民斗志都很旺盛,又听说真宗赶到了前线,只得大肆抢掠了番,撒回了白沟以北(白沟即今河北容城的白沟河,当时是宋朝和契丹的界河)。
(三)辽国大举入侵
这口气憋了好几年,直到景德元年九月,契丹皇帝耶律隆绪和萧太后再次双双挂帅,向宋朝发动了最大规模的进攻,声称此举必将荡平中原,灭掉宋朝,来势异常凶猛,此时寇准刚刚再任参知政事一个月(太宗淳化五年至至道二年期间,寇准曾担任过参知政事,后因事罢免,这次是再召回朝)。
(四)寇准力主抗敌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真宗赵恒召集参知政事王钦若和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两位大臣商议对策。王钦若是江西人,给赵恒出主意说:“陛下还是暂且到大江以南的金陵去避一避吧。”陈尧叟是四川人,献策说:“江南不保险,自古躲避兵乱,都是往成都撤,陛下还是按照唐明皇和唐信宗的经验,到成都最为稳妥。”说来说去,反正就两个字:逃跑。
寇准闻知,来见真宗,声色俱厉地问:“不知是谁给陛下出这样的馊主意?”真宗有点儿心虚,问寇准:“你别管话是谁说的,只管告诉朕这两条计策究竟哪条最为可行?”寇准调门儿更大了,几乎叫嚷起来:“臣就是要追究出此下策的混账东西,用杀他们的血来祭战鼓,然后出征北伐!陛下天资神武,将帅和谐,如果能像太祖、太宗那样御驾亲征,契丹人必将不战自溃。退一步说,也可以坚守河北,与契丹抗衡,使契丹人无法前进一步,怎么可以放弃京城往南跑呢?将帅士卒听到皇帝逃跑,心里会是啥滋味儿?”
经寇准这么一鼓动,真宗下了决心,于是又问寇准:“这场大战势必要在河北打,大名府就成了第一重镇。如今大名府缺人,寇参政认为谁来当这个知府最合适?寇准对王若和陈尧叟意见极大,应声答道:“就让王饮若去!”王钦若听到这个消息,吓得面如土色,来到殿中接旨,没等他开口,寇准先把他的嘴堵住:“如今是国难当头,连皇帝都得出征,为臣子的谁也不许躲避艰难!王钦若没敢吱声儿,心里可把寇准恨透了。此人既无威望,又不懂军事,到了大名府之后,竟然天天烧香拜佛,祈求契丹人千万不要打到这里来。
(五)神射手取敌主帅
契丹统帅萧挞览是个极富作战经验又十分勇猛的老将,大军进入宋境,他并没有急于长驱直入,而是在保州(今河北保定),定州(今河北定州)一带辗转作战,往往受一点损失便不再顽抗。很快,数支部队渐渐集结在一个叫阳城淀的地方(在今河北河间南),人数大约有二十万,看上去懒懒散散,没有斗志。寇准仔细分析了形势,认为这是契丹人在养精蓄锐,想把宋军引诱过去,再集中优势兵力一举全歼,于是命令前方各部认真备战,不可轻敌。
与此同时,真宗也出汴京,向大名府方向而来。这一回真宗表现得非常感人,走到韦城县(今河南长垣北)时赶上了特大寒流,侍从拿出貂皮衣帽想给他穿戴上,真宗拒不接受,说道:“臣民将土都在严寒之中,朕怎么能搞特殊化”。
萧挞览听到真宗将至,立功心切,带着精锐的先锋部队迎面南下,两军形成了一触即发的局面。为了做到心中有数,就在即将喋血的前夜,萧挞览又深入一步查看作战地形,宋朝驾前排阵使李继隆(名将李处耘之子)手下一个叫张瓌的军校对准敌酋放了一箭(史书载张瓌所用的不是普通弓箭,而是一种叫床子弩的硬弓),谁也没想到这一箭竟然要了萧挞览的命。
(六)真宗服软签檀渊之盟
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决战,尚未开始,契丹先失统帅,对于宋朝来说,不正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吗?然而极富经验的契丹萧太后虽然心知大势已去,表面上依然镇定自若,继续扬言要与宋朝一决雌雄,想从气势上压倒宋人。这一招儿还真奏效,真宗走到澶州(今河南濮阳),又有人重新提起希望真宗尽快南幸金陵,真宗被说活了心,问寇准该怎么办。寇准一口咬定:如今敌寇已经迫近,陛下惟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诸军,日夜盼望銮舆到来,如果回辇数步,则万众瓦解,敌寇乘其势,“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长编》卷58)。
见真宗拿不定主意,寇准心里起急,补了一句“陛下如果信不过我寇准,不妨问问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他的话陛下总该相信吧。”在高琼的劝说下,真宗最终没有翠华南幸。到达澶州后,宋军果然群情振奋。这时萧太后又以进为退地提出:如果不想让两国将士血流成河,可以讲。
真宗是个很不愿意打仗的人,巴不得讲和罢兵,宋朝特使曹利用经过几轮谈判,最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宋朝每年给契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是我国历史了一个著名的历史典故。那大家知道澶渊之盟典故是出自在什么时候吗?它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澶渊之盟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以及它出自什么时候。
澶渊之盟是在北宋时期出现的,它是北宋与辽在经过二十五年的战争后,两个国家进行的盟约。在当时,辽国南下入侵北宋,不断的骚扰北宋的边境,之后北宋由积极攻击转变成了被动抵御,在这个时候,辽圣宗率领他的大兵攻入了北宋的境内,还俘虏了当时北宋云州观察史。宋真宗在知道之后 就开始了南下逃亡,当时的宰相劝告宋真宗继续北上 以此来鼓舞士气,在澶州射杀了辽军的首领,这个事情的发生,大大挫灭了辽军的士气。这个时候,辽军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由于这次战争进行的时间太长,导致他们的粮食供应不足,即使他们在这一战争当中也算是比较顺利的,但是没有了的粮食的供给,他们也将坚持不下去。如果在这一战争当中,辽军输给了北宋,那么他们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最后在辽圣宗和萧太后的考虑之下,他们想和宋军讲和,在此时 北宋也有此意,之后辽军把俘虏的人质前往澶州,以这样的方式来表面他们想讲和的决心。由于双方都有讲和的决心,所以澶渊之盟便很快的签订成功,在公元前1005年1月份,宋辽两国正式签订澶渊之盟,在澶渊之盟的约束下,宋辽两国的和平共处坚持了长达百余年。
澶渊之盟的意义相当于就是用金钱换取的和平,在此之后,宋辽两国还在边境地区设置了互相贸易的市场。
首先,“澶渊之盟”签订前,北宋在与辽国的战斗中并未获胜,直至签订盟约那刻,双方都依然是处于对峙状态,是谁也奈何不了谁。宋军虽在草城川、瀛洲等战场上打赢了辽国,击杀数万辽军,并斩杀了辽军主将萧挞凛,但是辽军的主力尚在,其主心骨萧太后与辽圣宗也尚在,同时,定州、祁州、德清等也被其占据着。因此,如若辽军铁了心要继续打下去,胜负尚不可知。
其次,“澶渊之盟”真的是一个屈辱的盟约吗?
要知道,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屈辱的盟约,我们得先来看看,这个盟约的内容是什么:“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运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垄亩稼穑,南北勿纵骚扰。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掘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永久。自此保安黎献,谨守封陲,质于大地神,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有逾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续资治通鉴长编》
“南北通和,实为美事。国主(指辽圣宗)年少,愿兄事南朝”—《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与辽签订的“澶渊之盟”主要有四项内容:
一、北宋每年以“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的名义向辽国提供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而因这笔钱在宋朝看来并不是纳贡,也不是战争赔款,因此,宋廷在盟约中特别注明,对于这笔钱的交付,宋廷不会专门遣使前往辽国都城交付,而是会有三司在雄州与辽使进行交割。
二、宋辽以白沟河(今河北省保定市境内)为界,以西归宋朝,以东归辽国,双方撤回在所划定好的所属对方疆土中的军队,辽国退出所占领的定州、祁州等数十州之地,并将之前所占的遂城及涿、瀛、莫三州归还于宋朝。之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双方不得藏匿,需交还对方处置。此外,自盟约签订起,双方不得在边境新建城池,及开凿河道,原建城池和河道可予以保留,可派兵驻守,但双方边境军队都不能再相互袭扰,更不能毁坏对方城池、房屋及庄稼。
三、宋辽两国互为兄弟之邦,两国君主互为兄弟,辽圣宗为弟,宋真宗为兄。
四、宋辽两国于边境地区互置榷场,以此方便两国贸易往来。宋朝于雄州(今河北雄县)、霸州(今河北霸州)、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广信军(今河北徐水西)等四地置榷场,而辽朝则于新城(今河北新城东南)置榷场。
以上就是宋辽所签订的“澶渊之盟”的主要内容。
那它屈辱吗?显然不屈辱。
以我们现在人的眼光来看,“澶渊之盟”无论是对宋,还是对辽,它都不是一份屈辱性的协定。直白的说,这份协定的内容是宋辽两国在当时的那个环境下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
宋初,宋廷不似宋中晚期那般不敢打战,这时宋廷为了夺回燕云十六州,还是颇有血性的,经常主动的与辽国发生战争。当然,自“雍熙北伐”失利后,宋就基本上放弃了武力收回燕云地区的计划,但是却并未完全的放弃,其在与辽国接壤的地区,尤其是河北地区,是布置了重兵,这些军队不仅是用来防御辽军的,也是用来攻击辽军的,一旦辽国有变,这些军队势必就会由防转攻,再次继续执行武力收回燕云的计划。基于此,这就逼得辽国为了防御宋朝的进攻,他也只能是在与宋接壤的地区布置重兵。
但是,我们都知道宋辽当时的经济状况,呈现出的是“宋富辽穷”的局面,因此如若长时间的对峙下去,辽国肯定要比宋朝更早崩溃。此外,自辽圣宗登基后,辽国国内局势又趋于分裂,此时是“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奈何?”,附属于辽国的女真、党项等族纷纷壮大,对辽国已造成相当大的威胁。因此,对于辽国而言,跟宋拼时间,他是拼不起的,若依旧与宋对峙着,宋搞不垮他,党项、女真等族也会要了他的命。
由此,这其实就是为什么辽国会在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倾全国之兵对宋朝发起总攻的原因,再拼消耗判不起的情况下,只能是拼速度,辽国的实际统治者萧太后希望用一战出其不意的灭掉北宋,从而彻底解决辽国的心腹大患。其实,辽国萧太后就是在赌,赌辽军能在北宋没反应过来前,直捣黄龙,攻破宋京开封,俘虏宋皇,从而一战定乾坤。可以说,萧太后这种决策并没有错,其之后的金国就是用这种方法最终灭掉北宋。
但是,遗憾的是,萧太后所遇到的北宋,并非是金国所遇到的那个昏君坐朝,奸臣当道的北宋,此时与辽国对阵的真宗并不昏庸,杨嗣和杨延朗也是一代名将,寇准更是一代名相,再加上宋初,宋辽两国所呈现出的实际上又是这么一个态势:北宋武力收回燕云十六州力量不足,但防御辽军的侵扰却是绰绰有余;而辽军侵扰北宋力量有余,但攻城掠地却是严重不足。
因此,对于辽而言,其军事实力虽强,但却并没有一战定乾坤的能力。实际上,最后也却是如此,辽军在澶州与宋军陷入长时间的拉锯战中的,宋军精锐悉数往澶州赶来,辽军已无直捣开封的可能。此时,辽军如若还要继续打下去,其胜利的天平只会越来越往宋朝倾斜,要知道一场数十万规模的战争,哪怕只是进行数周,其军费都是以百万计的。
而这场战役,如若辽还要打,必然会陷入数月的拉锯战,因此,其花费的军费更是庞大,而这等庞大的军费连让富庶的宋支撑都够呛 ,更别说是贫瘠的辽国。而且你更别说,宋朝是本土作战,他的补给可以随时从各地筹措,而辽应是在异土作战,他的补给多输只能从本地长途跋涉的运来,这无疑就更是会加重辽国的负担。
由此,在已经无法用战争来解决北宋这个心腹大患的情况下,对于辽国而言只能是和谈。而从“澶渊之盟”的内容来看,辽国实际上已经是用和谈的方法解决了要与宋进行长期对峙而致使国内经济压力山大的问题,在盟约中,宋辽两国不但正式划定边境,且宋朝还明文放弃对燕云十六州的武力争斗,并还答应撤回驻扎在边境地区的重兵,及放弃在北方继续修建城池。这也就是说,宋对辽不会再造成什么威胁,此后辽就可以“岁省用兵之费,国享重币之利”。
而对于宋朝而言,宋朝虽富,拼消耗,他却是能拼得过辽国,但是正所谓“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与辽的对峙,宋朝也是不好过的。长期的与辽进行战争对峙,致使北宋是“百万家之生聚,飞挽是供;数十州之田土,耕桑半失”,自邺(今河北邯郸)向北,是千里萧条,民不聊生。同时,与辽一样,宋又没有绝对的实力去击溃辽国,且即使发动战争,也多是胜少败多。因此,对于宋而言,既然无法用战争击溃辽国,又何必再苦撑下去呢?与辽长年的战争,不但收复不了燕云十六州,还被辽国占去了好多土地,而且更是弄得国内农民起义四起,这完全就是得不偿失。
因此,对于宋朝而言,既然用战争换不来和平,那以和谈来换取与辽国的和平无疑是最佳选择。而从“澶渊之盟”的内容来看,宋朝也的确换来了和平,而这和平的代价,对宋而言,并不算吃亏。首先,每年向辽国缴纳的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这点钱对于辽国来说,的确算是一笔巨款,但对于宋朝而言,真的不算什么,九牛一毛而已,要知道,一个宋朝的宰相,其每年的俸禄加上日常的开销,就是数万两,因此对于宋而言,支付给辽的银十万两,顶多就是多养几个宰相罢了,况且,真宗年间,国家一年的赋税最低也有5000余万两,十万两真的不算啥。而二十万匹绢,咋看下很多,但其实也就是宋朝南方一个州一年的产量罢了。
而即使是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对宋朝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它再多有比打战多吗?如《宋会要辑稿》所言:“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宋朝虽每年需向辽国上缴银绢三十万,但相对于每年百万,乃至是千万的这庞大的军费开支,这点钱真的是微不足道。而且,用这些钱,不但能让宋朝得到和平,而且还能让宋朝驻扎在宋辽边境的几十万大军中近乎一半去从事恢复农业生产工作,从而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北方的农业经济,同时因和平协议而节省下来的至少百万军费,亦可投入到生产生活中去,从而加快宋朝的国力增长。
况且,别忘记,在“澶渊之盟”盟约中宋辽双方可是达成了互开榷场的协议,在这个两国可以随意进行交易的市场中,宋朝凭借着丰富、精美的农产品及手工业制品在与辽的互市中是占据了极大的优势,宋朝每年在榷场中的收益都足够支付其原本要支付给辽国的岁币,且还有诸多盈余,如清代文学家徐梦莘在《三朝北盟会编》一书中所言:“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取之于虏而复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宋支付给辽的岁币,就是来源于辽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宋朝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损失。
如此,就单凭,“澶渊之盟”可以让宋朝节省百万,乃至千万的军费,有效的恢复国内的社会经济,让百姓可以休养生息的这点来看,“澶渊之盟”对于宋而言就绝非是一个屈辱的盟约。而且,这份盟约对于宋朝来说,其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它不但是让宋节省了巨额的军费,其还让宋朝收回了被辽占据的涿、瀛、莫三州,若不是辽国的主动归还,单靠宋朝自己,恐怕很难收回。试想,一份盟约就能让宋收回以前花费百万,乃至千万军费都不一定能收回的三州,你说宋朝赚不赚?
当然,“澶渊之盟”对于宋而言,也并非是完全有利的。其对于宋朝来说,最不利的地方,在于“不得创筑城隍,开掘河道”的限制,有了这条限制,也就是说,今后宋朝不能在与辽接壤的边境地区建立新的城池,及开凿新的河道,这也就意味着,宋朝今后很难再向与辽接壤的北方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移民,更不可能大规模的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如若不能大规模移民,也不能从农业生产活动,也就意味着宋朝很难控制与辽接壤的这些区域,随时都有可能被辽所夺。
虽然这限制是对双方而言的,就是宋不能,辽亦也不能在边境建立城池,开凿新河道。但是我们都知道,辽国归根结底是一个由游牧民族所组成的国家,对于城池、土地的依赖,远没有宋朝来得强烈,他们不需要城池,不需要土地,就能对一块区域形成统治,而宋却不能。
不过,“澶渊之盟”其实对辽也有坏处,因在盟约中,宋辽双方约定了以白沟河为界,也就是说辽国放弃了关南十县的所有权,将其送与宋朝,同时此前所占的定州、祁州等数十州之地也还于宋朝,这就是等于说,此战,辽军是白白损失了数万士兵,并还搭上了关南十县。
总的说,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对宋而言,“澶渊之盟”真的不算是一份屈辱性的盟约。你见过,一份屈辱性的盟约不但不让你割地,还能让你得到数州的地盘吗?你见过,一份屈辱性的盟约不但能让自己得到诸多好处,还能让对方吃亏的吗?你见过,一份屈辱性的条约所要向对方赔偿的款项,还能从对方赚回来的吗?
不过,如若以部分宋人的眼光来看,尤其是的那些文人士大夫们,这份宋辽签订的“澶渊之盟”却是“屈辱”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宋朝是天朝上国,辽国就是一个蛮夷小国,哪有天朝上国每年要向蛮夷小国交钱的?哪有天朝上国跟蛮夷小国称兄道弟的?只有辽国称臣于宋朝,向宋朝纳贡的盟约才是不屈辱的,其他的都是屈辱的。
但是,试问这想法可笑吗?先不说辽国与宋朝的实力不分伯仲,都是当世强国,辽没实力灭掉宋,宋亦也没有实力灭掉辽,一个相互都奈何不了的国家,是谁都没有资格做谁的天朝上国的。再者,实际上以当时的局势来看,宋虽占据优势,但辽并未输,如果辽国不顾一切的跟宋打,胜负未可知,况且以大环境来看,辽更占据优势,毕竟人家都快打到北宋的都城了,而且还占了一大片地盘,而你宋朝却只知道防守,甚至还有大臣还没打到京城就提出要迁都。你说,就是如此,试问签订这样一份“澶渊之盟”算耻辱吗?
当然,在当时,还是有些宋人比较公正,比较实际的,他们不讲什么天朝上国的面子,只讲实际,对于“澶渊之盟”所带来的好处,他们还是认可的,不认为这是屈辱的,如宋宰相吕蒙正就曾对这份盟约给予高度评价,说它是“远人请和,弥兵省财,古今上策”。
此外,实际上,“澶渊之盟”为宋带来的好处,远比其所签订的内容带来的好处要多得多。从历史发展来看,这份盟约为宋朝带来的最大的好处,就是为宋朝带来了与辽国近百年的和平,让宋朝百姓享受了近百年的和平。
自“澶渊之盟”签订起,宋辽就再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如宋李心传所言:“太祖开万世之基,太宗定四海之难,而和戎戢兵以致太平者真宗也”,宋真宗与辽所签订的和平盟约,为宋带来了至少百年的和平,此后是“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在与辽进入和平阶段后,宋朝百姓得意安居乐业,不再用为战事所拖累,不用再担心自己的孩子死在战场上,他们可以安心的从事农业生产,幸幸福福的过着自己的小日子。而宋朝也因百姓可以安居乐业,其赋税也是得以大增,自此开始步入极盛时期。
当然,也有说“澶渊之盟”的签订对于宋朝而言是个巨大的危机,它让宋朝自此丧失了血性,它的签订让宋朝滋长了苟且偷安的思想,认为已天下太平,无需再花费金钱去发展武备,去打战,为日后宋朝逢战必和的懦弱埋下了伏笔。
但事实上真是如此吗?非也。
宋朝会在日后成为那般模样,绝不是“澶渊之盟”这份盟约的错,而是在于人。
正如北宋宰相富弼所言:“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而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论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缙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敌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澶渊之盟”绝对是一个对天下,对百姓有利的盟约,只是错就错在,当朝的那些上层统治者太把这份盟约当回事,认为只要跟辽签订和平条约,而辽会遵守,这天下就太平了,认为这天下能跟宋对抗的就只有辽,此时与辽罢兵言和,也就意味着宋再无能威胁到自己的地方,如此也就没必要再浪费那个钱去整备军备,更没有必要再浪费那个精力去训练士兵。
只的说,宋朝的统治阶级缺少足够的危机意识,及长远眼光。他们不知道“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比一代强”的道理,天下的局势总是瞬息万变的,不可能永远就存在辽国一个敌人,总有一天会出现一个新的敌人,甚至是比聊更强的敌人。而事实上,最后的发展也的确如此,一个与辽国相当的西夏出现了,一个比辽国更强的金国出现了,而北宋最终也亡在金国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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