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倒大清帝国的最后稻草是什么真相是什么

压倒大清帝国的最后稻草是什么真相是什么

压倒大清帝国的最后稻草是什么?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提起大清帝国，相信很多人所持的态度是不同的，真是一言难尽，有的持反对态度，有的持支持态度，毕竟清朝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版图;很多历史学家在研究当也发现，大清王朝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与整个历史朝代中，其他王朝相对比，还算做得比较不错的。

大清王朝有康乾盛世，创造过很多的历史财富和社会奇迹，而清朝本身就是一个外来的渔猎民族征服中原的王朝，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民族融合;当然，清朝也有文字狱这样的社会现象存在，但是瑕不掩瑜，这些缺点并不能完全掩盖它的优点。

大清王朝，给后人的印象是毁誉参半

清朝所出现的许多历史现象，都是由前朝遗留下来的，单纯的就封建制度，这一点来讲，清王朝在所有的古代王朝中，是有着一席之地的;可是现在很多人提起大清王朝时，都是嗤之以鼻，甚至是深恶痛绝的，那么这样的历史现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又为什么会有许多研究者认为清王朝的所作所为是不错的呢?本篇文章重点分析一下这个问题，从客观方面，分析一下大清王朝兴衰的原因。

近代历史上屈辱的决策，让大清背上骂名

首先，人们厌弃大清王朝，无非是因为它最终的结局和在近代史上的决策;在近代历史上，大清王朝可谓是非常腐朽和没落的王朝，它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严重影响我国历史发展，甚至改变了我国历史社会的性质，由原来的封建性质社会转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对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弊端。

同时，西方列强还在中国的土地上设置很多的租界，行使很多特权，拿着中国百姓的血汗钱为非作歹，对此，大清王朝却置之不理，甚至还同西方列强一起，欺压大清自己的平民百姓。

没落晚清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继续贪图享乐

慈禧就曾说过：“量中华之物力，皆与国之欢心”;在清朝的手中，中国不知道丧失了多少领土和文物，牺牲了多少平民百姓，在这一点上，人们对于清朝的厌恶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没落的清王朝，已经成为了西方列强的傀儡，没有任何拿的出手的政策，应对将要到来的危机。

大清晚期的时候，对于国家遇到的危难置之不理，甚至统治者在这样危机的关头，还只顾着贪图享乐，哪怕是一场生日宴会都要办的空前盛大，经费不够就从军队的经费当中抽取，有这样的统治者，可想而知天下臣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也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发展到底有多么落后。

清朝的兴衰成败与统治者直接关联

所以，清王朝一步一步地将我国的历史社会带入了一个深渊，一个很难走的出去的深渊;自此之后，不断的有外来侵略者，剥夺我国民众的正常生活权利，掠夺中华大地上的财富，制造了几百年的混乱。

我们都说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与统治者，是有着分不开的关系的，这句话用在清王朝身上同样适用，近代历史上我国的遭遇与大清王朝统治者的执迷不悟、鼠目寸光有着很深的联系，因此，清王朝在现代人的心目当中，风评并不好。

大清王朝跟不上世界发展的历史潮流

其次，是在于他们对于历史潮流的漠不关心和不作为;晚期的清王朝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活在自己的认知当中，这样的情况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闭关锁国政策带来的形势不明;从清朝实施闭关锁国政策开始，这个国家自上而下就沉浸在 “泱泱大国”所谓强盛中无法自拔，对于国际上的发展丝毫不为所动，也没有心思让国家参与到世界竞争的潮流中，这就造成了大清王朝在制度方面的落后。

当英国、法国等都在进行制度改革时，当它们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民主共和制度的时候，清朝发展到康熙年间，在那段时间里，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再一次被加强，君主手中的权利比之前更加完善，社会发展的封建性质更浓，所以在基础的发展条件上，大清王朝就已经比不上西方列强了。

大清王朝忽略对先进技术的发展

第二点，是对于先进技术的不了解，导致的国家发展实力差;我们都知道，无论是英国也好还是法国也好，这些国家之所以强盛起来，是因为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可是当西方列强在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清王朝的统治还没有摆脱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

所以，在那个时代里，西方国家与大清王朝在生产力的较量上，不是一个数量级别的，对于社会的运转，清朝也没有西方国家那么顺畅，这就导致清王朝创造的国家财富少之又少，综合国力急剧下降，在战争中自然没有办法与西方国家相提并论。

统治者眼界局限性，导致洋务运动流产

事实上，因为以上这两点的影响，导致清王朝的变法改革相当少，虽然在清朝末年暴发过许多运动，但由清王朝统治者发起的只有一次，那就是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前期的口号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意思是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来达到与西方国家相提并论的目的，可是因为清王朝统治者在眼界上的局限，导致了他们的这次改革运动并不成功。

我们上面提到过，清王朝因为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对于世界发展的潮流不甚了解，他们并不清楚国际上已经发展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局面，也不了解真正的科学技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前景，所以，所谓的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只是一句空话，试问一下，认为火车是由牲畜牵着走的慈禧，能够带领这个王朝进行怎样的改革?因此，清朝末年的发展确实已经从根本上就落后了。

北洋水师并非不堪一击

其实，李鸿章建立的北洋水师，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不堪，北洋水师炮弹的命中率在30%左右，而那时的日本命中率只有10%左右，可是日本舰船的炮弹用的是真正的火药，虽然命中率不高，但一旦命中杀伤力非常之强，可北洋水师呢?

他们的炮弹里装的多半是沙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沙弹，在命中舰船之后靠的是由海水进入到舰船中引发沉船来达到歼灭的效果，这两者又如何去相提并论呢?那时，北洋水师的炮弹曾经命中过一艘舰船，如果这枚炮弹是火药做成的，那么这艘舰船一定会面临着沉没的风险。

如果吉野舰被击没，甲午战争结果或许将改变

可是没有，这艘舰船就带着这枚沙弹，战战栗栗地回到了日本，然后维修后再次投入了战场，这艘舰船叫做吉野舰，正是在后来甲午海战中，邓世昌指挥着致远舰撞向的那艘舰船。或许看到这里我们就要问了，如果当时的战争中，吉野舰沉没了，那么是不是甲午海战的结局就能够改善了?这或许是划在所有华夏儿女心目当中的一个问号，也是一个永远都无法解答的问号!

所以，大清王朝在后半段的统治中，确实给中国的历史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正因如此，才会引起很多年轻儿女的不满，既而爆发了百日维新、辛亥革命等一系列的活动，为的就是推翻大清王朝的统治以获得新生。

历史研究者仍然给大清很高的评价

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为什么还有许多的研究者，认为清王朝做的是不错呢，甚至仍然给了很高的评价?这个问题又要如何解答呢?

实际上，大清王朝确实做的不错，但这个不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封建性质的社会制度之下，在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之下，大清王朝做的确实是不错的;而这里也就要涉及到大清王朝之所以会灭亡、会腐败的真实原因了。

大清王朝灭亡不是正常王朝更替，是触底反弹

其实，清王朝所做出的一系列决定，与它本身的社会性质和制度有着很深的联系，清王朝是一个真正的封建性质的王朝，走的是封建帝制的道路，实施的是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所以，军权的兴盛必定是一个必然的事件，社会阶级的划分必定会相当明确。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外来国家的干扰，清王朝其实能很好的发展下去，因为我们纵观近代历史可以发现，清王朝的覆灭不是正常的王朝更替，是社会极端衰弱的情况下的触底反弹，是社会性质的变迁，与古代历史当中的王朝更迭有着本质的区别。

所以，清王朝本身作为一个封建性质的王朝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与之前的唐宋元明有着一样的发展形式和制度，如果没有外来的干扰，也会与唐宋等有着一样的发展历程，也会经历正常的王朝更迭，兴衰起伏。

大清王朝遇到千年不遇的世界大变革时期

可是大清王朝的运气并不好，它处在一个比较激烈的国际潮流当中，在那历史时期，许多国家，都开始进行制度方面的改革，尤其是西方的部分强国，他们受资本主义的影响建立了资产阶级社会，在经济发展和行政发展上面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线的道路在当时那个历史是环境当中就是最为合适的，或者说是比封建社会要合适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西方国家，其实拥有着比清王朝更好的发展条件和资源，而发展形式和社会制度，决定了这两股势力的发展状态和实力，所以说。大清王朝也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不堪，它的根本错误或者说问题在于，并没有适应世界的潮流，进行一种制度方面的改革。

大清王朝，亡于封建制度

如果大清王朝能够转变思维的话，如果在那个环境当中能够改善最根本的社会制度，发展资本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那么大清王朝不会灭亡，换句话说，哪怕那个时代存在的是唐朝、是元朝、是明朝，也都会与清王朝是同样的结果，因为它们都是封建性质的王朝，在根本的发展上面就已经决定了最终的结局。

除非是进行社会性质的改革和变迁，不然最终都会以失败而告终;而话说回来，对于一个发展了几百年的历史王朝来讲，改善最根本的政策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更不用说改变社会性质了，所以，清王朝在这种突如其来的碰撞当中反应不过来也很正常。

明朝灭亡，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到底是谁？

?公元1644年的甲申年，是明崇祯十七年，又是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这一年，是不平常的一年。这年春天，在中国大地上，以朱由检为首的明王朝、以爱新觉罗?福临为首的清王朝和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三大政权，为争夺国家最高统治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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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王朝据有东北，先后四次入关，得胜而归，正在寻求据有全国统治权的策略。李自成农民军在中原战场上六次击溃明军主力，入据关中，建国大顺，正以雷霆万钧之力，逼向北京。明王朝积重难返，两面作战，处于南北夹击之中。明朝之亡，为期不远。那么蒸蒸日上的大明王朝是如何走向衰败的？崇祯帝兢兢业业，为何还是挽回不了明朝的颓势？其中缘由又有哪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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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从他哥哥手里接了一个烂摊子，确实没有言过其实，真正的烂摊子。他哥哥熹宗把皇宫变成了木匠铺，整日叮叮当当沉溺在挥舞斧锯锛凿之中，这就给宦官权奸魏忠贤的窃权开了方便之门。魏忠贤斗大字不识，但其人也非平庸之辈，记载说他?颇强记，猜忍阴毒，好谀?。他的记忆力好，阴毒，善于奉迎，成为他的资本和看家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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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正是借助自己的个性特点，见风使舵，与客氏联手，一唱一和，逐渐取得了熹宗的信任。他利用熹宗喜好制作木器的特点，每当熹宗制作在兴头上的时候，前去奏事，熹宗不愿受到干扰，往往说：?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这样，就等于把处理国事的大权，交给了魏忠贤。朝政日益的腐败，使得明朝风雨飘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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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明熹宗病死于乾清宫，年仅23岁。熹宗无子，遗诏以皇五弟信王朱由检嗣位，改年号崇祯。 崇祯帝17岁登基，对于现状也颇有感慨，很想有一番作为。即位后，他大刀阔斧处理了专权乱政的魏忠贤及其同党，为受其迫害的文武官员平反；起用干练人才，在辽东为抵御后金立了大功的袁崇焕被提升为兵部尚书，具有先进爱国思想的徐光启被任命为内阁大学士，参与机务。他勤于政务，努力提高办事效率，不时召集廷臣议政。短期内政局好转，给世人带来希望，特别是这位年轻有为的新君，接受父兄教训，不受小人蛊惑，也颇令人感动。但是，他所面临的局面是极其严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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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买官卖官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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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内政腐败，贪污成风，贿赂公行。朝廷的治国安邦是通过系统权力实施的，官吏是朝廷政令的实施者。德才兼备历来是官吏选任的基本条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朝廷各项政令的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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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政治败坏，用崇祯年间陕西三边总督杨鹤的话来说：?邪人当路，贿赂公行，几于不成世界。?社会评价观念出现扭曲变化，官吏催科严者为卓异，督责严者为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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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的选拔任用以金钱之多寡为归宿。权钱交易渗透在官吏选拔任用的每一个环节。人们把入仕为官作为谋利的手段。时人钱曾说：?进人不必忠良，誉人必张朋党。政以贿成，爵以贿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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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辅臣的周延儒利用职权，大开贿赂之门，买官卖官发展成为明码标价。一位监司用5000两银子贿买个边抚，后来担心钱少，又增加了2000两，结果果然如愿以偿。又有一个部郎官，想谋得个浙海道，人们说得花5000两银子，也有说用不了这么多，只要3000两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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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先交上一半，结果弄了个府官。比如，在礼部谋得个办事员曹官须花2000两，若是兵部衙门的曹官则须花上3000两银子。官选也为金钱所左右。正卷副卷的成绩评定，不是以内容优劣为准绳，而是以银数之多寡为低昂。因此，每遇新科官选之日，京城金银行业的生意就火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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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帝曾对内臣说：新进士官选，将城内金子都换尽了。买官成为一种投资。一旦买来个官职，就必然地要将支付出去的金钱捞回，而且要成十倍百倍的捞回。吏科给事中韩一良在召对时曾对文官爱钱之风的形成与膨胀有过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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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彼原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臣闻一个督抚，非五六千金不可得，以至州县并佐贰之求缺，各有定价。?因此，行贿受赂，成为习以为常的风气。贿赂的规格也日益提高，先是送白银，继之送黄金，再送是珍珠。政治败坏使得朝廷政令废弛，成为具文，官吏以官爵为性命，以钻刺为风俗，以贿赂来交际，以嘱托为当然，他们布满州县，为所欲为，天下岂能长治而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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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军队，军心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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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系统败坏，军心思变。明代军队管理制度完善。京营与地方部队都有固定的编制。凡是死亡逃跑以及年老退役造成的缺员，都要依照规定及时予以增补，军饷按在册人员如数发给，这是保持军队稳定、增强战斗力的有效措施。明朝末年政权败坏，导致军政败坏，武官选授与升迁不是依据本人的军事才能，而是依据行贿钱数的多寡，将领不以领兵练兵提高军兵的战斗力为己任，而是在肥大自己腰包上打主意。明末无论是京营军兵，还是边兵，逃亡极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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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五年，孙承泽曾说：?近来逃亡缺伍，不知其数。?由于军饷是按照在册人数发放的，各地将官无不在空额上打主意，员缺不予增补，军队被吃空额、挂名、老弱充数掏空。明总兵吴襄曾说，关宁兵在册为8万人，实际上只有3万人，真正能够用来打仗的只有3000人。京营是国家军队的主力，是守卫京师的主要力量。按照核实在册的京营人数不下十余万，实际上登城守御的军兵不到5万人，也就是说半数都是虚额，而其中能够用来作战的战兵，实际人数到底有多少，就很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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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军兵生活没有基本保证。军兵生活靠的是军饷。明末一方面由于国家财政困难，不能保证军饷供给，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到天启七年（1627年），延绥欠饷1154148两，宁夏欠饷210790两，甘肃欠饷752555两，固原欠饷327725两，四镇共欠2445218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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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巩的边饷缺至五六年。至崇祯二年（1629年），延绥、宁夏、固原三镇缺饷已达36个月之久。另一方面是军饷下发，雁过拔毛，武官到京请拨军饷，有三成的回扣。就是说请拨饷银一万两，就要扣下3000两给办事衙门或官员。领回下发，将领们暗箱操作，层层克扣，有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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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崇祯十四年（1641年）山西巡按御史陈纯德所说：?伍虚而饷仍在，而利其饷。武弁扣克既熟，则凡可以营谋转升，皆是物也。伍虚则无人，又安言练？饷糜则愈缺，而安望其裕？而此两穷之道也。?因而，士兵缺饷成为严重而又普遍的问题。有的缺饷几个月、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领不到军饷。在明末灾荒连年、粮价暴涨的情况下，士兵无饷供给，无法继续生存，宣大总督卢象升在巡视山西边防时说：?每点一兵，有单衣者，有少鞋袜者，有无裤者。臣见之不觉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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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从典衣卖箭到卖子卖孙，从沿街乞食讨饭至离开军营潜逃，从发牢骚倾泻不满到铤而走险，举行兵变，砍死砍伤上司，烧毁官府的衙署和房舍之事，接连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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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辽东宁远兵缺饷哗变，捉拿巡抚辽东毕自肃和宁远总兵朱梅，棰击交下，毕自肃自杀身亡。二年（1629年）三月，蓟州（今河北蓟县）军卒哗变，围攻巡抚王应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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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1630年）正月，甘肃勤王兵在安定举行兵变，杀死参将孙怀忠。十四年（1641年）正月，总兵王绍禹部在洛阳哗变，迎农民军入城。十五年（1642年）十一月，安庆军卒哗变，杀死都指挥徐良宽。十七年（1644年）正月，昌平兵变，焚劫官府。兵变从边防到内地，再到京畿，表明军队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也在激化，军心思变，军队已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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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廷财政入不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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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也因战争规模持续扩大，军费空前急剧增长而无法补救。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驱使明王朝在田赋征收上打主意。那就是用不断增加征收税额的办法来填补财政上的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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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开始加征军饷，每亩3厘5毫，第二年再加3厘5毫，第三年复加2厘，前后三次，共9厘，增征田赋52万两，成为固定的税额。可是到了崇祯三年（1630年），9厘之外再加3厘，每亩一分二厘，共计685万余两，统称辽饷。崇祯十年（1637年），每亩加征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增征田赋248万两，称为剿饷。十二年（1639年），又加征730万余两，称为练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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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饷、剿饷、练饷，合起来叫?三饷?，每年定额至2000余万两。如此加派，百姓何以承受？不仅如此，还有临时索取的杂征，杂征之外有加派。辅臣蒋德璟曾说：今既有旧饷，复增新饷练饷，括尽民间金钱，已不堪命。在北直、河南、山东召买米豆90余万两，而民间当费数百万之多，加上一切车辆骡驴及衙役杂费，赔累困苦，不堪言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加派之害，莫若召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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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灾流行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苦农民而言无疑是火上浇油。有研究成果表明，在明代的中后期，东亚大陆适逢称为?小冰河?的自然灾变周期，从中国到朝鲜普遍受灾，不仅灾荒次数频繁，范围广，而且持续时间长。此时的灾荒，不是出现在一时一地，而是全国性的、连续性的。就地域来看，陕西、河南尤甚。

诚然，灾荒源于天变，是自然界气候变化所致，但人为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灾荒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是沉重的，而灾荒之年人为的横征暴敛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更使人不堪容忍。崇祯七年（1634年），明兵部尚书吕维祺依据所见河南灾荒之年官府征派饷银的情景，上疏给崇祯皇帝，说道：?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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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灾引发人祸，饥民逃向四方，辗转求食，渴望从明朝政府那里得到救济，讨个活命。多少年来，人们看到每当一个地方发生灾荒，明朝政拿出库存粮食实施救助，带领灾民展开自救，就会减轻灾荒带来的压力，赢得民众的赞扬，动乱就会得以平息，社会就会稳定下来。此时陕西、河南一带出现百年未有的特大灾荒，明政府没有实施大规模的社会救济，每天都有大批民众为饥饿夺去生命，而地方官吏还在严刑催逼粮饷。官逼民反，饥民揭竿而起，饥兵铤而走险，饥民与饥兵逐渐汇成强大的洪流，建筑在这个根基上的明朝大厦的倾覆为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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