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九朝的“百岁老臣”，揭秘魏骥的生平经历

历经九朝的“百岁老臣”，揭秘魏骥的生平经历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魏骥的文章，欢迎阅读哦~

明朝国祚从1368年朱元璋登基称帝，到1644年崇祯帝煤山自尽一共276年，有一位长寿的大臣，生于1375年，卒于1472年，享年98岁，历经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九朝八帝，活过了明朝国祚三分之一还要多，堪称“百岁老臣”，他就是明初名臣魏骥。

魏骥是浙江萧山人，出生于洪武年间，永乐三年考中举人，次年进京会试，得中进士副榜，授官松江府儒学训导，因学问深厚，参与了《永乐大典》的编纂，书成之后升任太常博士。宣宗朱瞻基即位后，因人推荐，魏骥调任南京太常寺少卿。正统三年，任吏部左侍郎，八年，改任礼部左侍郎。

此时的魏骥已经69岁，便以年老力衰请求辞官退休，没有得到英宗的准许，但改任了相对清闲的南京吏部侍郎，正统十三年，再次以老请辞，不被准许，正统十四年，又升任南京吏部尚书，此时魏骥已经75岁高龄，当时太监王振恃宠擅权，欺凌众臣，唯独不敢招惹德高望重的老臣魏骥，见了他还得尊称一声“先生”。

同年发生“土木堡之变”，魏骥老骥伏枥，还多次上书对瓦剌的用兵计策，均被朝廷采纳。景泰元年，魏骥亲自到北京告老退休，代宗看他确实年事已高，便准许了，当时内阁大学士陈循是他的学生，向魏骥献策说让他在北京稍候一阵，他会向朝廷进言，让新皇对魏骥加官进爵，被魏骥严词拒绝，还对旁人说陈循将朝廷大事当作自己的私事来办，怎么会有好结果，后来英宗复辟，陈循果然被谪贬他乡。

魏骥告老还乡后，居住家乡，布衣粗食，闲来无事便醉心于学问，著有《南斋前后集》、《松江志》、《水利事实》、《水利切要》、《理学正义》、《南斋摘稿》等作，他的文章醇朴典雅，诗文自然隽永，不求雕饰，一时间求文者不绝，版刻数次，诗文便天下。

同时魏骥还特备关注民生，为解家乡水患，多次向朝廷提出兴修水利，还亲自主持修筑堤坝，为了防止富豪围湖占田，呼吁官府清查私田，发动乡民疏浚修筑，保证了湘湖周边农田旱涝保收。成化七年，有御史上奏为魏骥请功，宪宗遣使慰劳魏骥，赐予厚礼，并让有关部门每月供给禄米。

成化八年，慰劳的使者还没有到达，享年98岁的魏骥溘然长辞，逝世后，宪宗特赐有关部门祭葬，魏骥的儿子却以他的遗言推辞了，宪宗听完魏骥的遗言大为感叹，说：“骥临终遗命，犹恐劳民，可谓纯臣矣。”

明朝资历最老的尚书是谁，历经九朝而不衰，是什么原因让他经久不败？

明朝历经九代资历最深的尚书便是魏骥，魏骥从大明朝建国后便一直出任大明的尚书，直到明宪宗时期他才因为98岁高龄去世，魏骥可以在前期动荡不安的大明朝朝堂之上经久不败，很大原因是他丰富的政治经验与不恋权的官场态度，因此他才可以在明朝九代朝堂之上经久不败。

魏骥在朱元璋时代便进入了大明的官场，那个时候，魏骥不过是小文官，后来到了建文帝时期，他也没有受到重用。在建文帝时期，魏骥看到了藩王们与中央政权的斗争，这是他最初的政治经验，经过靖难之役后，他因为当时在朱棣登基后臣服于朱棣，所以最后他成为了朱棣的朝堂之臣，后来得到朱棣的重用，参与《永乐大典》的编著。

可以看得出来，魏骥这个人不像大明初期朝堂上方孝孺那样的儒臣，他对于朝堂之上的君王更看重的是能力，因此才会在朱棣夺了建文帝帝位后，没有像方孝孺那样拼死抵抗不承认朱棣的帝位，魏骥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虽然当时他是建文帝的文官，但是后来他受到了朱棣的重用，成为当时南京太常寺少卿。

后来他还经历了土木堡之变以及以后的明英宗夺门事件，正是因为魏骥对于政治有着丰富的经验，所以他才能安然度过这些政变。当他70多岁的时候，他受到当时大明君王的重用，但是他没有留在大明的官场，而是选择告老还乡，也是因为他多年的政治经验让他明白，是急流勇退的时候。也因此他得到了大明朝众多位帝王的信任，所以他才能在大明九代官场立于不败之地。

明代最长寿大臣历经九朝活到九十八

　　生于洪武七年（1374年），卒于成化七年（1471年），明人魏骥历经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九朝，官至南京吏部尚书，活了九十八岁，这在有明一代乃至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魏骥是浙江萧山人，自幼好学，永乐三年（1405年）中举，次年参加会试，中得进士副榜，授职松江训导，从此步入仕途。此后，魏骥历任《永乐大典》编修、太常博士、吏部考功员外郎、南京太常寺少卿、吏部左侍郎、礼部左侍郎、南京吏部侍郎、南京吏部尚书。景泰元年（1450年），七十七岁的魏骥退休。
　　看官职履历，魏骥倒有些平淡无奇，也无甚显赫事迹；不过，在退休后，魏骥却有大作为。大概是受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感召吧，回乡的二十多年间，魏骥没闲着，“家居，忧国忧民，老而弥笃。萧山故多水患，有宋时县令杨时湖堤遗迹。骥倡修螺山、石岩、毕公诸塘堰，I江潮，兴湖利”，通过倡导兴修水利，达到了造福一方的功效，并赢得了极佳口碑，“乡人赖之”。
　　成化七年（1471年）正月，魏骥忧国爱民、发挥余热的事迹，最终传到了明宪宗耳朵里。明宪宗惊讶之余，表示赞叹，并急忙派出使者前去慰问，“赐羊酒，命有司月给米三石”，想好好慰劳魏骥，传达朝廷温暖。不过，使者还没赶到萧山，魏骥就老死了，享年九十八岁。使者回报后，明宪宗越发敬佩魏骥这位老臣，给了他一个“文靖”的美谥，并答应萧山百姓的要求，为魏骥立祠。
　　翻阅《明史》列传，纵横比较，魏骥是明代最长寿的大臣。三十三岁入仕，为官四十五年，官至南京吏部尚书，退休后又奉献了二十一年，感动朝廷，并得到皇帝的肯定和褒奖，魏骥的一生非常完满。但是，有一点，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古代社会，魏骥为何如此高寿？他靠什么活了九十八岁？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诀吗？让笔者通过几个事例，带您了解一下魏骥的长寿之法。
　　其一，体恤贫贱，富有爱心。魏骥初入仕途时，官居松江训导，协助县令抓教育工作，顶多是个从七品，俸禄少得可怜。即便这般条件，魏骥还是要释放爱心。期间，魏骥就“常夜分携茗粥劳诸生，诸生感奋，多成就者”，自己掏钱为贫困的学生提供茶水、粥食，无私帮助他人，他人受益，自己也会开心。再者，回乡后，魏骥倡导兴修水利，帮助百姓解决饮水灌溉问题，也是一种大爱。
　　其二，性格随和，待人宽厚。正统年间，太监王振擅权，欺凌公卿，众臣与王振水火不容。魏骥也看不惯王振，但考虑到明英宗对王振亦师亦友，且对其听之任之，如果反对王振，就是跟明英宗叫板，这无疑是自讨苦吃，故对王振宽厚待之。王振也非常尊重魏骥，不但没对他进行迫害，反而“独严重骥，呼先生”。连王振都能容忍，其他人就更别说了。心里少了愤怒和计较，自然安静平和。
　　其三，不恋权位，急流勇退。魏骥三十三岁入仕，正统八年（1443年），七十岁时尽管身体硬朗，政治上还处于上升期，但他不贪恋权位，毅然选择急流勇退，“以老请致仕”，后“复以老辞”，最终在七十七岁那年“致仕”回乡。回乡后，魏骥造福一方，有着那么大作为，却很少自我标榜和宣传，他的事迹直到临死才传到皇帝耳朵里。权位名声都是浮云，做有意义的事才是真道理。
　　其四，粗茶淡饭，恬淡度日。魏骥犯乡后，立即调整心态，从容回归田园生活，“布衣粝食，不殖生产”，身着布衣，粗茶淡饭，不仰仗影响力经商牟利、攫取钱财，且为人低调，从不招摇，还经常“戴笠行田间”，一副老农民的打扮，勤于稼穑，以至于很多官员都不认识他。回归故里，家人团聚和睦，呼吸乡野气息，过着百姓生活，无欲无求，恬淡度日，也是他长寿的重要因素。
　　《明史》中用了几个词来形容魏骥的性格，一是为官时“务大体”，二是返乡后“端厚祗慎”；三是在家“虽耄益恭”。在官场上，不为鸡毛蒜皮的琐屑之事所劳神劳心，凡事抓方略，抓框架，不像诸葛亮那样事无巨细，身心自然轻松；在家乡，放下官架，放平心态，与乡人多交流谈心，且不失端庄、宽厚、恭敬、自律之品行，是为养生之法；在家中，听从兄长的教诲，年纪越大越恭顺，没有一点臭脾气。气顺了，血通了，病远了，人也就长寿了。 （文/刘秉光）
大臣历经明代

魏骥字仲房文言文翻译

《明史·魏骥传》原文及翻译

明史
原文：
魏骥，字仲房，萧山人。永乐中，以进士副榜授松江训导。常夜分携茗粥劳诸生。诸生感奋，多成就者。用师逵荐，迁太常博士。
宣德初，迁吏部考功员外郎，正统三年，召试行在吏部左侍郎，屡命巡视畿甸遗蝗，问民疾苦。八年改礼部，寻以老请致仕。吏部尚书王直言骥未衰，如念其老，宜令去繁就简。乃改南京吏部。复以老辞，不允。十四年进尚书。英宗北狩，骥率诸司条上时务，多施行。景泰元年，年七十七，致仕。
骥居官务大体。在太常，山川坛获双白兔，圻内生瑞麦，皆却不进。在吏部，有进士未终制，求考功。同官将许之，骥持不可。法司因旱恤刑，有王纲者，恶逆当辟，或悯其少，欲缓之。骥曰：“此妇人之仁，天道不时，正此故也。”狱决而雨。
正统中，王振怙宠，凌公卿，独严重骥，呼“先生”。景泰初，以请老至京师。大学士陈循，骥门生也，请间曰：“公虽位冢宰，然未尝立朝。愿少待，事在循辈。”骥正色曰：“君为辅臣，当为天下进贤才，不得私一座主。”退语人曰：“渠以朝廷事为一己事，安得善终。”竟致仕去。
骥端厚祗慎。顾劲直，好别白君子小人。恒曰：“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家居，忧国忧民，老而弥笃。萧山故多水患，骥倡修螺山、毕公诸塘堰，捍江潮，兴湖利。乡人赖之。居恒布衣粝食，不殖生产。事兄教谕骐，虽耄益恭。时戴笠行田间。尝遇钱塘主簿，隶呵之。答曰“萧山魏骥也”。主簿仓皇谢慰而去。
成化七年，御史梁昉言：“臣先任萧山，见致仕尚书臣魏骥里居，教子孙孝弟力田，增堤浚湖，捍御灾患。所行动应礼法，倡理学，勖后进。虽在林野，有补治化，齿德有余。乞下所司，酌前代故事施行。”帝览奏嘉叹。遣行人存问，赐羊酒，命有司月给米三石。使命未至而骥卒。赐祭葬如礼，谥文靖。其子完以骥遗言诣阙辞葬，乞以其金振饥民。帝怃然曰：“骥临终遗命，犹恐劳民，可谓纯臣矣。”许之。
（节选自《明史·魏骥传》，有删改）

译文：
魏骥，字子房，萧山人。永乐年间，以进士副榜的身份授职松江训导。常在深夜携带茶粥慰劳诸生。诸生感动而发奋，其中多有功成名就的人。因师逵的推荐，升任太常博士。
宣德初年，升任吏部考功员外郎。正统三年，召入试用行在所吏部左侍郎，多次奉命巡视京城郊区蝗虫灾情，询问民众的疾苦。正统八年，改任礼部左侍郎，不久因年老而请求辞官退休。吏部尚书王直说魏骥没有衰老，若考虑到他年龄大，最好下令除去繁杂的工作而做简要的事情。于是改任南京吏部左侍郎。他再次推托年老而辞官，但是朝廷不同意。正统十四年升为尚书。英宗被俘北去，魏骥率领各司众官吏逐条上陈时弊，大多被施行。景泰元年，年龄七十七，辞官退休。
魏骥做官识大体。任太常官时，山川坛抓获一对白兔，京畿内长瑞麦，他都拒绝进呈给朝廷。在吏部时，有一进士服丧期未满，就请求考核功绩授官。同僚打算答应他，可是魏骥坚持不同意。司法官因天旱体恤受刑者，有个叫王纲的犯人，罪大恶极，应判处死罪，有人怜悯他年少，想要给他减刑。魏骥说：“这是妇人之仁，天道不合时节，正是这个原因。”依法断案后，天就下雨了。
正统年间，王振依仗宠幸，凌辱公卿，唯独尊重魏骥，称他为“先生”。景泰初年，魏骥因请求退休养老到达京城。大学士陈循，是魏骥的学生，找机会避开众人对魏骥说：“您虽位居冢宰，然而不曾在京城中央作官。请您稍稍等待，可叫朝廷为您加官封爵，这事儿包在我陈循等人身上。”魏骥正色道：“你身为辅佐之臣，应当为天下推举贤才，不能因为我是你的老师就偏私我。”魏骥后来对人说：“他把朝廷的事作为自己的事，这样怎么会有好结果呢？”最终辞官退休归家。
魏骥端正厚道刚劲正直，善于识别君子小人，常说：“没有是非之心，就不是人。”在家闲居也忧国忧民，此情到老而更加纯厚。萧山原来多水灾，魏骥倡议修筑螺山、毕公等塘堰，拦截江潮，兴修水利。乡里人依赖它获利。居家一直布衣粗食，不置产业。事奉作教谕的兄长魏骐，虽年长而更加恭敬。经常戴斗笠行走于田间。曾遇到钱塘的主簿，仆隶呵斥他，问他是谁，他回答说“是萧山的魏骥”。那主簿仓皇谢罪慰问而离去。
成化七年，御史梁昉说：“臣最初任职萧山，看到退休尚书臣魏骥的乡下住宅，教育子孙尊崇孝悌，致力农耕，增筑堤坝，挖掘湖泊，抵御灾害。所做的事符合礼法，提倡理学，勉励后进。魏骥虽身处山野，但对治理和教化有益处，年龄大，德行高。请求陛下下令给主管部门，参照前代旧例实施对魏骥的表彰。”皇帝阅览奏折而嘉叹赞赏，派遣使者前往慰问，踢给羊和酒，命令有关部门每月供给米三石。但使者和命令还没到达魏骥就去世了。按照礼制赐予祭品，谥号文靖。他的儿子魏完因魏骥的遗言赴朝堂推辞葬礼，乞求用礼金救济饥民。皇帝叹息说：“魏骥临终的遗言还害怕劳民伤财，可谓忠诚的大臣啊！”答应了魏完的请求

明史魏骥传文言文及翻译

原文：

魏骥，字仲房，萧山人。永乐中，以进士副榜授松江训导。常夜分携茗粥劳诸生。诸生感奋，多成就者。用师逵荐，迁太常博士。

宣德初，迁吏部考功员外郎，正统三年，召试行在吏部左侍郎，屡命巡视畿甸遗蝗，问民疾苦。八年改礼部，寻以老请致仕。吏部尚书王直言骥未衰，如念其老，宜令去繁就简。乃改南京吏部。复以老辞，不允。十四年进尚书。英宗北狩，骥率诸司条上时务，多施行。景泰元年，年七十七，致仕。

骥居官务大体。在太常，山川坛获双白兔，圻内生瑞麦，皆却不进。在吏部，有进士未终制，求考功。同官将许之，骥持不可。法司因旱恤刑，有王纲者，恶逆当辟，或悯其少，欲缓之。骥曰：“此妇人之仁，天道不时，正此故也。”狱决而雨。

正统中，王振怙宠，凌公卿，独严重骥，呼“先生”。景泰初，以请老至京师。大学士陈循，骥门生也，请间曰：“公虽位冢宰，然未尝立朝。愿少待，事在循辈。”骥正色曰：“君为辅臣，当为天下进贤才，不得私一座主。”退语人曰：“渠以朝廷事为一己事，安得善终。”竟致仕去。

骥端厚祗慎。顾劲直，好别白君子小人。恒曰：“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家居，忧国忧民，老而弥笃。萧山故多水患，骥倡修螺山、毕公诸塘堰，捍江潮，兴湖利。乡人赖之。居恒布衣粝食，不殖生产。事兄教谕骐，虽耄益恭。时戴笠行田间。尝遇钱塘主簿，隶呵之。答曰“萧山魏骥也”。主簿仓皇谢慰而去。

成化七年，御史梁昉言：“臣先任萧山，见致仕尚书臣魏骥里居，教子孙孝弟力田，增堤浚湖，捍御灾患。所行动应礼法，倡理学，勖后进。虽在林野，有补治化，齿德有余。乞下所司，酌前代故事施行。”帝览奏嘉叹。遣行人存问，赐羊酒，命有司月给米三石。使命未至而骥卒。赐祭葬如礼，谥文靖。其子完以骥遗言诣阙辞葬，乞以其金振饥民。帝怃然曰：“骥临终遗命，犹恐劳民，可谓纯臣矣。”许之。

翻译：

魏骥，字子房，萧山人。永乐年间，以进士副榜的身份授职松江训导。常在深夜携带茶粥慰劳诸生。诸生感动而发奋，其中多有功成名就的人。因师逵的推荐，升任太常博士。

宣德初年，升任吏部考功员外郎。正统三年，召入试用行在所吏部左侍郎，多次奉命巡视京城郊区蝗虫灾情，询问民众的疾苦。正统八年，改任礼部左侍郎，不久因年老而请求辞官退休。吏部尚书王直说魏骥没有衰老，若考虑到他年龄大，最好下令除去繁杂的工作而做简要的事情。

于是改任南京吏部左侍郎。他再次推托年老而辞官，但是朝廷不同意。正统十四年升为尚书。英宗被俘北去，魏骥率领各司众官吏逐条上陈时弊，大多被施行。景泰元年，年龄七十七，辞官退休。

魏骥做官识大体。任太常官时，山川坛抓获一对白兔，京畿内长瑞麦，他都拒绝进呈给朝廷。在吏部时，有一进士服丧期未满，就请求考核功绩授官。同僚打算答应他，可是魏骥坚持不同意。

司法官因天旱体恤受刑者，有个叫王纲的犯人，罪大恶极，应判处死罪，有人怜悯他年少，想要给他减刑。魏骥说：“这是妇人之仁，天道不合时节，正是这个原因。”依法断案后，天就下雨了。

正统年间，王振依仗宠幸，凌辱公卿，唯独尊重魏骥，称他为“先生”。景泰初年，魏骥因请求退休养老到达京城。大学士陈循，是魏骥的学生，找机会避开众人对魏骥说：“您虽位居冢宰，然而不曾在京城中央作官。请您稍稍等待，可叫朝廷为您加官封爵，这事儿包在我陈循等人身上。”

魏骥正色道：“你身为辅佐之臣，应当为天下推举贤才，不能因为我是你的老师就偏私我。”魏骥后来对人说：“他把朝廷的事作为自己的事，这样怎么会有好结果呢？”最终辞官退休归家。

魏骥端正厚道刚劲正直，善于识别君子小人，常说：“没有是非之心，就不是人。”在家闲居也忧国忧民，此情到老而更加纯厚。萧山原来多水灾，魏骥倡议修筑螺山、毕公等塘堰，拦截江潮，兴修水利。

乡里人依赖它获利。居家一直布衣粗食，不置产业。事奉作教谕的兄长魏骐，虽年长而更加恭敬。经常戴斗笠行走于田间。曾遇到钱塘的主簿，仆隶呵斥他，问他是谁，他回答说“是萧山的魏骥”。那主簿仓皇谢罪慰问而离去。

成化七年，御史梁昉说：“臣最初任职萧山，看到退休尚书臣魏骥的乡下住宅，教育子孙尊崇孝悌，致力农耕，增筑堤坝，挖掘湖泊，抵御灾害。所做的事符合礼法，提倡理学，勉励后进。魏骥虽身处山野，但对治理和教化有益处，年龄大，德行高。

请求陛下下令给主管部门，参照前代旧例实施对魏骥的表彰。”皇帝阅览奏折而嘉叹赞赏，派遣使者前往慰问，踢给羊和酒，命令有关部门每月供给米三石。但使者和命令还没到达魏骥就去世了。按照礼制赐予祭品，谥号文靖。

他的儿子魏完因魏骥的遗言赴朝堂推辞葬礼，乞求用礼金救济饥民。皇帝叹息说：“魏骥临终的遗言还害怕劳民伤财，可谓忠诚的大臣啊！”答应了魏完的请求。

《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多年的历史。

《明史》中的列传特点：

基本沿旧史之体例，但亦有其创新之处。《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明史》条提要中称：“列传从旧例者十三，创新例者三，曰《阉党》、曰《流贼》、曰《土司》。盖貂珰之祸，虽汉、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趋势附膻，则惟明人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别为一传，所以著乱亡之源，不但示斧钺之诛也。

闯、献二寇，至于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非他小丑之比，亦非割据群雄之比，故别立之。至于土司，古谓羁縻州也。不内不外，衅隙易萌。大抵多建置于元，而滋蔓于明。控驭之道，与牧民殊，与御敌国又殊，故自为一类焉。”应该说，创设《阉党》、《流贼》、《土司》三类传，确实符合于明史之实际情况，突出记述了明代的主要社会问题，为了解明代宦官、明代农民起义和明代民族关系，提供了比较集中、系统的材料。

这与诸表中创设《七卿表》有异曲同工之处。明代宦官之干政，虽不及汉、唐诸朝有废立之举，但外廷士大夫屈膝卑颜于阉宦，而成一时之气焰，则为亘古未有。《阉党传》所列四十六人，属刘瑾党者七人，余皆魏忠贤之党。读《阉党传序》可知史馆诸人于明亡之鉴深痛而慨然。

然而与《流贼传》相比，其感情又有所不同，所撰《流贼传序》自唐赛儿起义论起，直至李自成、张献忠之亡明，文称：“自唐赛儿以下，本末易竟，事具剿贼诸臣传中。独志其亡天下者，立《李自成、张献忠传》。”其中《李自成传》长达万余言，为《明史》诸传中之最长者。从修史者角度虽主要为后人之鉴，却因此而保留较为丰富的有关记载，而未采取分散于“剿贼”诸臣传中。

《明史》列传之体例采用类传形式，除以类分传外，于诸臣传中亦因类分卷，而未尽以父子及孙等为传。其方法即因事而分。如卷一二二有《郭子兴传》、《韩林儿传》、《刘福通传》，虽亦为明建国前群雄之列，而与群雄同明太祖朱元璋之关系不同，归为一卷。

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合为一卷，扩廓、陈友定、把匝剌瓦尔密合为一卷。诸臣中，如徐达、常遇春单为一卷，是功臣亦有别而分立。史臣为建文帝遗臣列传颇详，甚至有传闻之人，能列立传者尽量立传，也是史臣寄托遗民之情的一种方式。

《明史》诸列传中，亦多见以事附传之体例。如卷一八九《夏良胜传》，附同下诏狱者万潮、陈九川、张衍瑞、姜龙、徐鏊、姚继岩传，均连署进言谏止武宗南巡之人。卷二○六《马录传》附颜颐寿、聂贤、汤沐、刘琦、卢琼、沈汉、王科，均嘉靖中“李福达之狱”受牵之人。

如隆庆中御史庞尚鹏疏中称：“据李同之狱，福达罪益彰，而当时流毒缙绅至四十余人，衣冠之祸，可谓惨烈。”此附传后史官评论中所引述，以为同事附传之由也。此类附传，于《明史》中不胜枚举。

清修《明史》的另一特色是，隐瞒明朝与清朝在辽东的战争史事。对于明朝文武诸臣，曾为督抚镇巡等官者，清朝修史时皆削其在辽之事迹。如王翱、李秉、赵辅、彭谊、程信等人，《明史》中均各有传，但其于建州有抚治或征讨之绩处，《明史》中均略去不述，间有一二语涉及，则不指明为何部落，以何原因启衅，其史实真相，无从观看。

对于一些实在避不开的人物，清朝干脆让他们从历史记录中人间蒸发了。凡是明朝人中所长而必书之事在于建州者，则《明史》中削其人而不为立传。如顾养谦、宦官亦失哈等，因生平活动不可离辽东及建州之事，《明史》中遂无传。又如赞理征东军务登莱巡抚袁可立、东江总兵毛文龙和后金总兵刘爱塔所关明金辽海战事尤重，《明史》均不为立传。

《明史》列传中，《外国传》及《西域传》，反映了当时与境外国家及部落地区等的联系，保存了大量东南亚及中亚等地历史资料，是研究这些国家历史及中外关系史的较好参考资料。

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

扩展资料：

《明史》创作背景：

清朝入主中原后，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癸亥（十一日），御史赵继鼎奏请纂修《明史》（注：赵继鼎奏请纂修《明史》的记载，见于《清世祖实录》卷15，何冠彪《顺治朝〈明史〉编纂考》一文首揭此事。

但清廷何时决议纂修，尚无确切史料证实。清代官书中亦不见有关纂修《明史》的诏令，《清世祖实录》中仅见几位总裁于顺治二年五月癸未的上奏，其中言，“臣等钦奉圣谕，总裁《明史》”，并提出副总裁及纂修人员名单。这种“钦奉圣谕”，很可能仅是早朝时的口头指示而已。以往论著称顺治二年五月“诏修《明史》”，表述确实有所不当，准确言之为：顺治二年五月，清廷组成《明史》的纂修人员。），得到了清廷认可。

其后，大学士冯铨、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为总裁，操办此事。是年五月，由总裁提名副总裁和纂修官，并设收掌官七员，满字誊录十员，汉字誊录三十六员， 揭开了清朝官方纂修《明史》的序幕。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重开明史馆，因纂修《清世祖实录》而停止。

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以徐元文为监修，开始纂修明史。于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最后定稿，进呈刊刻。《明史》是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如果从清顺治二年（1645年）开设明史馆起，到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前后历时九十四年。假如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式组织班子编写起至呈稿止，为时也有整整六十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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