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时期的一场霍乱，到底是怎么引发的

道光时期的一场霍乱，到底是怎么引发的

小编知道读者都很感兴趣道光的故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江苏地方志材料中曾经记载过晚清道光元年(1821年)的江南大瘟疫，据一本叫做《垂虹识小录》的小册子记载：

道光辛巳六七月间，江浙大疫，初起足麻不能伸，名为脚麻痧，又名吊脚痧，患此者或吐或泻，骤如霍乱，甚至顷刻殒命者，日数人。

按照这个描述，这场江浙大瘟疫，在表现症状上就是霍乱。其实，这场瘟疫并不开始于道光元年，也不始于江浙地区。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在岭南地区的很多海运大港，如汕头、海口、琼山、合浦等地，开始爆发霍乱症状的严重瘟疫。疫情发展十分迅速，很快沿海北上，从宁波、上海登陆江南地区，波及江南的十府一州50余县。

道光本《霍乱论》

瘟疫抵达江南，并未停止蔓延，而是沿运河传入山东，从陆路由安徽、江苏传入河南。在河北则由陆路和运河双重渠道传播，到达北京后沿陆路进入东北。这场瘟疫的规模罕见，波及范围前所未有，“南自杭以至闽广西，自金陵以至江西两湖北，自山东以至直隶竞无地不然”。

不仅如此，这种瘟疫的危害程度和致死率同样很高，“死者枕藉”，“须臾不救，有一家伤数口者”，穷人家甚至是“全家病殁，无人埋葬”。根据亲历者的记载，染病者的症状非常恐怖：

凡染此病者，类无六脉，其死不过一两日，不死即瘥，偶有病至十数日死者。其泄泻一如无肛门收束，粪直下，色白略同米汤，泄两日，虽肥人必瘦，筋收则四肢拘挛，手足各指倩人扯拔。如不胜死，则膀肚肉欠过腿挛，手臂肉欠过腋下，肋骨条条冈起，周身之肉不知消归何所。

如果按照现代医学知识解释，这场瘟疫是霍乱弧菌引起的真性霍乱。但是，缺乏现代医学常识的中国人只能从症状上对其命名，称之为吊脚痧搐筋症、翻症、蛣蛛瘟等。

面对这场瘟疫，清廷的应对政策还是比较传统的，王朝治理术从来无法超越它的知识天花板。道光元年八月，朝廷“又以时疫流行，发广储司银二千五百两，分给五城，为制备药料棺槥之用”。当年顺天乡试，“著展期一月，于九月举行”。

但是，当时朝廷的传统有限救济还局限于京畿和北方地区，无法达到疫情真正严重的南方地区。即便是治疗，当时中国的传统医学治疗手段也对这种可怕瘟疫无济于事。民间乡绅施医施药，有诸如“服四逆汤，刺手足腕青筋出血”，“用鞋装砖石打病人四肢”等奇葩偏方，但大多无效。

瘟疫流行，自然导致各种奇葩谣言疯传。其中一种，说瘟疫来自于西瓜、茄子。据经历者回忆，“当时人恐惧， 讹言四起， 千奇百怪， 不可备述。 然俱得之耳闻. 未敢遽信。 惟西瓜中切出蚰蝎， 茄中破出毒虫， 则是予所亲见， 斯以奇矣。”这样荒诞的谣言，不仅民间百姓相信，甚至公权力机构也信之不疑，“西瓜人不敢食，有司亦出示禁卖，每每破瓜，其中辄藏毒物”。

除了西瓜、茄子，日常生活中的鸡也成为了这场大瘟疫的责任者。有些地方传言，是鸡的腹中有毒虫，因而导致瘟疫，“传言鸡生距， 腹有物如蛇蚓， 啄人影即疾， 民间鸡杀殆尽。”

道光皇帝

除了这些以日常生活中寻常事物来解释瘟疫起因的谣言，还有一种将瘟疫与鬼神联系的更为复杂的谣言。譬如，以道教符咒解释疫情，“辛已之疫前半年， 已有谣言云自龙虎山传来符咒， 将有鬼夜半叫门， 应之即吐血而亡， 需遵书符咒避之乃免”。

在缺乏信息公开和信息传播力度的传统帝制中国，这种瘟疫在谣言的作用下又会被无限放大。嘉道之际的这场大霍乱，死亡率固然很高，但是直接因疫病而死的人数可能有限，但是“传闻已甚一时”，江南富饶之地一度被人视为丰都地狱。谣言造成的社会恐慌可能比瘟疫本身还要恐怖，甚至某些地区还出现了“因疫甚恐怖竟至自经”的现象。

对于视百姓为“牧”之对象的朝廷而言，瘟疫的危害不过是仅仅是统计数字的民众生命而已，谣言的治理才是执政者真正在意的事情。故而，抓拿造谣者远比救济霍乱瘟疫受灾民众更为重要。道光元年七月，御史李德立上奏称：“东省瘟疫流行，比户传染。德州等处，有匪徒乘间倡言，七月初一二日，有鬼打门，应者必死。遂致居民互相传惑，终夜仓皇。”

道光皇帝对于这种制造谣言、传播谣言的不法匪类，态度是非常果断鲜明：“访拿布邪言为首之犯，严刑惩治!”

明末清初的时候，亚洲经历了一场怎么样的大灾难？

明清小冰期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大的一次自然灾害，关于明清小冰期的形成，至今仍然是个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明清小冰期还是一场神秘的天灾，下面我们来详细说一说这件事：

自明朝嘉靖二十九年至清朝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550年至公元1770年)，全球气温出现了一次明显的下降过程，并一直延续到清朝道光、咸丰年间，这长达300多年的寒冷期，在世界上历史上被称为“小冰期”，中国的历史学者常常称之为“明清小冰期”。

在“明清小冰期”时期，中国的气温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这在历史文献上有明确的记载，我们都知道，秦岭—淮河一线是1月份0℃等温线的最南界，秦岭—淮河以南的河流在冬季一般是不会结冰的，秦岭—淮河一线也是我国暖温带和亚热带的分界线，位于秦岭—淮河以南的长江、洞庭湖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结冰的，但是，在明清小冰期，长江曾经出现过结冰长达一个月的现象，而洞庭湖结冰最厚的地方达一尺，浙江一带的河流冰层之厚，如履平地，这些极端的天气都发生在公元1450年至1750年之间。

明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农历十一月至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孟春，山东“大雪数尺，人畜多冻死”，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山东省有的地方又出现了极端天气，农历的十月份就普降大雪，冰雪厚度达一尺许，树木都被折断了，野外有大量的鸟兽因食物匮乏而饿死。

我们都知道，位于岭南地区的广州出现降雪天气的现象十分罕见，然而，在明清小冰期的近四百年时间内，广州的降雪频率增高，有记录可查的约为11次之多，如《南海县志》记载道：明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农历十二月，广州府南海县(今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山附近大雪，“林木皆冰”，两天以后，冰雪才融化。

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农历十二月，广州府多个地方出现了鹅毛大雪，从十二月初六日至初八日，大雪下了三天，导致从化县“山谷之中，峰尽壁立，林皆琼挺”，当地的老人都说，这是从来没有遇见过的现象。

气温下降，会出现连锁反应，旱灾、蝗灾、瘟疫频繁，而这些自然灾害在明末清初之时似乎达到了高峰，公元1627年至1641年，黄河流域几乎年年都有旱灾，如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河北地区出现了大旱，史书中有“赤地千里”的说法，崇祯三年至十七年(公元1630年至1644年)的15年里，河南省出现了9次旱灾，黄河为之断流，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梁山泊、安山湖竟然都干涸了。

崇祯年间的旱灾持续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并且有向长江流域蔓延的趋势，河网密布，鱼米之乡的浙江省在明崇祯十二年至十五年(公元1639年至1642年)也出现了连年的旱灾。

连年的旱灾，导致庄家欠收，以至于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德平县志》中有“大旱，人食草木，有骨肉相食者”的记载。

旱灾之后，还出现了瘟疫，如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山西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空”，这一年，山西省的太谷县、忻州、保德州等地也发生了瘟疫，万历年间的瘟疫，在河南、河北等地皆有，到了崇祯年间，华北地区的瘟疫又进入了一个高发期，并且与万历年间相比较，其发生的范围扩大了，陕西、山东等地也发生了瘟疫，这些瘟疫，大多数其实是鼠疫。

为什么连年的干旱，容易出现鼠疫呢?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旱灾期间，人们经常处于饥饿的状态，身体抵抗力下降，容易受到鼠疫的袭击;第二，每当干旱之年，由于降雨量减少，鼠洞中的温度也会上升，细菌容易在老鼠身上滋生，干旱会出现粮食作物匮乏的现象，老鼠为了寻找食物，就会向很远的地方迁徙，当它们的活动范围扩展之后，也就增加了鼠疫流行的机会，比如有可能把病菌传染给家鼠，家鼠再传染给人类;第三，灾荒之年，老鼠有在鼠洞中存储粮食的习惯，人类在缺乏食物的情况下，会主动寻找鼠洞，从鼠洞中取出粮食，这就增加了人类与老鼠接触的机会，此外，在极端情况下，人类还会把鼠肉当食物来充饥，这样一来，更增加了感染鼠疫的机会。

旱灾、蝗灾、瘟疫的流行，不仅会使人口减少，而会出现流民，流民通过逃荒、迁徙的方式来寻求生存，而“流民”聚集之地，往往会出现“乱民”，人们为了填饱肚子，会铤而走险，由此引发农民起义。

明末清初的李自成、张献忠率领的农民起义，皆是由灾荒而引起的。

明清小冰期对明朝的社会经济有影响，对清朝的社会经济同样有影响，清朝在康乾盛世的时候，还能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到了道光、咸丰年间，就出现了与明朝相同的情况。

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乾隆皇帝还在当太上皇的时候，湖北、河南、四川和陕西就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史称“川楚白莲教起义”，清廷调动10万军队，耗费国库两亿两白银的财政收入，直至1804年，才镇压了这场起义，此时已是嘉庆九年了。

如果没有明清小冰期，也许康熙年间，中国的人口即增长到4亿了，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的人口则会增长到至6亿至8亿，时至今日，也许早就突破20亿了，明清小冰期的到来，使得中国人口从2亿增长到4亿推迟了将近200年的时间，从4亿到5亿则推迟了近100年的时间，这300年的时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了近2亿，(此处估计，只是粗略的估计)，少增长了多少，可想而知。

当然，明清小冰期的到了，不仅影响了中国的人口增长，也影响了欧洲的人口增长，公元10世纪到14世纪，欧洲有一个“中世纪温暖期”，公元1340年，欧洲的人口约达到了7000万，随后出现了黑死病、小冰期，影响了人口的增长，直到公元1750年，欧洲的人口才达到1.6亿，而从1850年至1900年的短短50年时间内，欧洲人口就从2亿多增长到4亿多。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明清小冰期的出现呢?这在学术界仍然是个谜，有多种说法，比较著名的解释主要有两个，第一个解释与印第安人有关，在新航路开辟之前，印第安人在美洲经常烧荒，从事烧垦农业，森林被燃烧之后，有大量的二氧化碳被释放到空气中，增加了温室效应，公元1500年之后，欧洲人开始来到美洲大陆殖民，并把天花、麻疹等病毒带到了美洲，在公元1500年至1800年之间，有大量的印第安人遭到欧洲殖民者的屠杀。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明清小冰期的到来与银河系的天体运动变化有关，天体轨道的位置变化，可能导致引力、宇宙线的变化，而这些极其微弱的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地球的气候变化，正因为如此，所以，明清小冰期也被称为“明清宇宙期”。

霍乱时期的爱情

? 在几年前一个冬天的夜里，路灯无聊的照耀着这座城市只有深夜才会如此空旷的道路，我从马路牙子上起身，从身后的绿化带里掏出了几个小时前从正准备打烊的小卖店里买的常温哈啤，豪饮一口，冻得冰牙，却是壮胆。我故意望着前方一辆刚过去的夜班的士跟他说：你还记得五年前吗？那个夜晚你为了一个姑娘死去活来的，大家出来陪你喝酒，劝你放手，你说做不到，你说今生今世只有这么一个爱，她在哪你的心就在哪，你说你愿意等她，纵然孤独终老。那一次哥几个敬了你一杯又一杯，为了让你痛快，为你那崇高的爱情。那顿酒喝到第二天早上在你们学校的草坪上被保安叫醒。几年过去了，没想到故事重演，我们还是过来陪你喝酒，劝你放手，但是对象就特么变成了另外一个姑娘。你特么还这么作死的死缠烂打翻来覆去的，难道你他妈还敢说是为了爱情么？你只是再为你自己的懦弱找尽借口。

? 我的朋友醉眼朦胧的望着我，没有言语，翻身躺在了绿化带里，在青色的夜空里寻着星星。然后我拦了一辆出租车让有家室的两个哥们先走了，剩下我们两个单身狗把他硬拖回了住处。这几年我渐渐在感情上变得冷酷，天长地久的灵魂之爱已经从我可追求的高度渐渐上升飘向了天际，我冷眼分析着身边的一对对，我想这都不是爱，不过感情和身体上的依赖与需要。可是某个夜里我老妈打着毛衣跟我说，你也到年纪了，不行就相亲找个媳妇安定下来过日子吧。我坚定的看着我妈的眼睛说，我还在等待属于我的爱情，而不仅仅是一个生活伙伴。可这世间哪来什么狗屁爱情，找个门当户对的好姑娘，过一辈子就完事了。然后我笑了，人类是多么神奇的物种，纠结、反复、迷茫，时而怀抱着坚定不可摧的信念，时而内心因微风轻抚就波澜涟漪，我们总是试图找出一条人生路的标准样板，然而几千年却一无所得。我们总是在某个时刻推翻了自己，然后陷入别人曾经走过的困境里。这是多么可笑的讽刺，我们把它称为人性。当我老妈跟我侃侃而谈她的世界观时，我脑海里却是当年我问老妈你为什么要嫁给我爸的场景，老妈说当年有个人的条件很好，大学生，很喜欢她，但是她更喜欢我爸一些，就选择了我爸这个初中生，那位叔叔后来去了市里成为了处级干部，现在在一个国有企业当一把手。而我老爸这些年只有他想找人打牌时才能表现出了他优秀的组织协调沟通的管理才能，打电话叫人时风趣幽默而句句直击人心，不一会儿就能搭个班子建个四人团队，开始热火朝天没日没夜的干，效率极高，如果中国的干部都有这样的效率和热情，今年两会就应该讨论立法如何严防控制美国人偷渡移民中国。本来装作好学生的我看着唾沫横飞的老妈，竟然没忍住笑场了。

? 还记得当我第一次分手时，我一个人在街头漫无目的的走着，内心荒凉而悲呛，无法抹去却试图抹去对方的摸样，很多回忆一阵一阵涌上心头，就像零下二十多度哈尔滨街头的寒风打在脸上，全是刺痛。然后我一个朋友拉我去喝酒，喝完不放心，把我带回了他宿舍，于是一张九十公分的床两个大老爷们分享了整整一晚，第二天隔壁宿舍的童鞋踢开房门找他时，看见他床上还躺着一个光膀子的我，再看看另外一张床上他舍友带着眼罩和静音耳塞气定神怡的睡着，先是满脸震撼然后一副了然的神情轻轻的把门带上退了出去。那天夜里我朋友跟我说，你的心就是一个杯子，你要么就狠心把里面的水倒掉，要么就用新的水灌注进去，但是不能这么半杯水的晃荡着，否则只会是痛苦。我说就算是个杯子，就算倒掉了也总是挂着水。他说，你是个爷们，硬气一点，忍着痛拿纸擦干。直到几年后那个他分手了我陪他压了二十公里马路的晚上，我还是没想明白怎么去擦掉一个人的回忆。

我想爱情就像是一场瘟疫，几乎大部分的人都会被感染，有的人身体好经历过一次就免疫了，有的人身体弱反反复复的感染，有的人因为一次感染而死去，有的人一场病生了一辈子。这病无药可医，就连医生也会因此丧命。这病让人厌恶却又渴望，得不到，逃不掉。

? 这世界上最恐怖莫过于死亡，最震撼的莫过于生命的逝去。当我们铺开的时间的长度去描写一个故事，衰老和死亡似乎是逃不过的坎儿，比之于爱情轰烈烂漫，衰老一出场就像挂在剧场后面抹满了暗淡悲伤的幕布。我一直认为故事总是在人与人的交流碰撞中产生的，所以单个人的故事并不精彩，但是每个人的家庭史都是一本精彩的故事书。老妈跟我说过外公有五个兄弟，老五在二十来岁跟人拼酒死在了饭桌上，老四是个五保户。四外公小时候经常带着我砍柴种树摘桔子，晚上给我讲书里没有的民间故事，白天我坐在堂屋看着他雕刻木头，看他帮人刻印章，他还会画画，帮人画门神画肖像。在那时我的眼里，他就是个艺术家。我也问过我妈，四外公为什么一辈子没有讨老婆，难道他一辈子都没有谈过恋爱。老妈说他年轻的时候也爱过一个姑娘，后来那个姑娘嫁人了，后面一直都没有遇到合适的，就这么单身单了一辈子。那时我还太小，等我看了很多一辈子等一个人的故事，我都会想起他，都想问他是不是也有段缠绵悱恻的青春爱情。但在我刚到情窦初开的年纪时，他已经上吊自杀好几年了，那年他刚好60岁，留下一封遗书，感谢所有人对他的照顾，让他一个五保户感受到了温暖，但是他无法面对日益老迈的身体，不想成为大家的拖累。于是我再也不知道关于他更多的故事，更无法再跟他探讨爱情、人性和生命。

? 岁月真的是把刀，雕刻着成长着的你，但是回头一看，这刀法是如此熟悉。小时候父母忙的时候就让表姐带我，表姐是70后。作为一个称职的跟屁虫，我履行了自己寸步不离的义务,静静的看着她和闺蜜随意的聊着天，却让我对青春充满了恐慌，因为它是黑色的。她说某个同学因为男方分手跳河了，她说某个男生抽完烟总爱用烟头烫自己的手，手臂上全是斑驳的烟头痕，她说另外有些人会为了刺激用小刀划或者圆规刺自己的手臂。我想起表姐手上的那些黑点，头皮一阵发麻，然而今天她已经是几个孩纸的妈妈。后来我长大了，看安妮宝贝的书，充满了代入感。再长大些，听85后的堂姐说她们班谁谁初中就去堕胎了，谁谁在下晚自习回家的路上被隔壁班的男生强奸了。我难以自已的插了句话，那个姐姐好看么？我堂姐回想了一下肯定的跟我说，还行，比我差一点，不过屁股比较大。我仔细端详着我堂姐十八岁的脸庞，越发觉得那哥们真特么是丧心病狂。还记得2000年左右网上都在骂80后是傻逼，再后来是骂90后是脑残，现在挨骂的主流应该是00后。你们以为自己多了不起，你有没有想过你终究走不出这轮回。几十年过去了，我们改变了什么，青春一样是荒诞，爱情一样是疯狂，荷尔蒙一样是强盛的。就连我这波澜不惊的青春岁月中，还见过两傻逼为了争一个女生比赛吞灯泡，然后众星捧月般若干人等护送胜利者去医院取嘴里的灯泡。这些年过去了，唯一改变的是日益开放的环境而已。以前都是抱着孩纸跪在爸妈面前要求原谅自己的年少懵懂，现在变成早晨刷牙时跟卫生间门口一脸诧异的女人说，妈，这是我昨天认识的朋友Lily。LiLy，这是我妈。哦，阿姨好。故事情节如此雷同，只是与这个工业的主流发展一样，变得节奏更快，效率更高了，仅此而已。

? 作为挨揍长大的孩子，我小时候就坚信自己长大后一定会是一个开明的父亲，尊重孩子的思想和天性。而如今我带着我三岁的小外甥女，却总是忍不住要教育她，不要在公众场所大声说话，不要在交通工具上吃东西喝饮料，不要像个野孩子一样疯跑傻笑。我想作为家长我有必要给她良好的教养，最后我大姐忍不住的插手了，你要改变她什么，如果变了还是她吗？我突然沉默了，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一个公认的多动症患儿，然而却在数年后试图把一个孩子推进万众一致的模板中。 这轮回让我充满恐慌了，我宁愿得了一场霍乱般爱情死去，也不愿无力抗争着衰老和这轮回般的人生。

? 马尔克斯作为一个公认的重机枪手，下笔总是力透纸背的，表面看着是长篇累牍的故事，然而背负着厚重的历史，用一个个绕弯的长句跟你慢慢剥离这爱情的故事，让你看到人性，生命和轮转的命运。这故事太美太真实，让人生怕一下子就懂得了这么多道理，却得忍受还是过不好这一生的悲哀。

? 大家族往往是历史的标杆，也能提供足够丰富的素材，于是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迷宫里的将军，都是这样的背景。作为一个优秀的历史老师，马尔克斯用一个个好故事带你阅尽哥伦比亚以及南美洲近一百年来的变迁，比如香蕉园里的屠杀成了这几个故事里你不可忽略的梗。而这几个故事里，我觉得最好当属霍乱时期的爱情，因为这是马尔克斯笔下最完善的鸡汤文，用一个善终的爱情故事致敬了他心目中完美的女神。

“八十一岁时，他仍旧足够清醒地意识到，把自己拴在这世界上的，仅剩下几根细细的丝线，睡梦中简单地改变一下姿势都可能让它们毫无痛苦地断开。”

这个故事起笔于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这个局外人，给年轻的读者上了一课，什么叫衰老恐惧症，这是大多数人终将面对的病症，我们终将承受着时间流逝的痛苦，无论是谁都无法阻止者不可逆转的岁月洪流。有的人会死去，有的人却不会浪费自己的雨声，在慢火煮炖的回忆的蛆肉汤煎熬，不会把自己活活埋葬在四面墙壁之间，成日为自己缝制寿衣，记忆不可擦除，但是你可以选择幸福的那部分。如果不是以乌尔比诺医生八十来岁的生活开篇，这个故事本来是很张恨水式的才子佳人的大庭院故事，但是一开篇就是两条严肃的人命，我们立马明白了马先生讲故事是动真格的，端正好了态度，开始以拜读的心态来看。马氏倒叙这一杀手锏确实起到了出场就甩人几条街的效果。

“他腹泻，吐绿水，晕头转向，还常常突然晕厥。这一次可他的母亲吓坏了，因为这状况不像是因为爱情而心神不宁，倒像是染上了霍乱。”

? 男主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个出生贫寒，却读了一堆情诗，充满浪漫情怀，混在社会底层的私生子，然而却爱上了土豪的闺女弗尔明娜·达萨，土豪洛伦索不许，一心想让女儿攀上枝头做凤凰，用枪逼阿里萨放弃，然而没有想到阿里萨在生命面前宁愿选择爱情，土豪洛伦索带女儿去外公家旅行，试图用距离拆散这对孽缘，但是没想到两个人通过电报联系关系却越发紧密了，就在这段孽缘快成正果时，女主弗尔明娜突然发现自己并不爱阿里萨，一个偶然机会却遇上了一个身世显赫的大家族少爷，全城排行榜TOP1的钻石王老五，海归高逼格好青年——Dr.?乌尔比诺，乌尔比诺疯狂的追求着女主，女主随着年龄的增长的，已经懂得爱情诚可贵面包价更高的道理，同时被糖衣炮弹打中，被Dr.乌的攻心计所设计，带着嫁妆进了豪门，结果发现一入豪门深似海。而另一条线男主阿里萨干看着心上人成了别人的媳妇，内心千万个草泥马奔走，伤心欲绝，痛不欲生之后选择逃离，在逃离的过程被人破了处，却有了两个收获，让他下定了决心要坚守这段爱情，同时也让他发现了爱情的解药，肉体之爱，在得不到心上人的数年里，男主用不间断的肉体情爱去麻痹自己内心的痛苦，同时不断奋发向上用尽各种手段在家族企业里向上爬，于是若干年后，已经适应了豪门生活的乌老太太在多年媳妇熬成婆之后终于又熬死了自己的丈夫，却没想到有一个人数十年都在她的阴影里生活中，此时已经成为阿总的男主终于开始了自己设计了几十年的追逐，一段爱用几十年去等待，一段情用几十年去忍耐，两人终于打定主意冲破世人的牢笼，私奔在了一条床上，哦，是一条船上，两人终于可以拥有了彼此，这段发生在霍乱时期的爱情，却结局在一首打着霍乱旗号漂泊在河道里的船上，开始了一段一生世的黄昏旅程。

? 看完这段故事梗概你指定不想看这本书，烂大街的言情剧嘛，但是马先生的高明之处，就是把故事当个盒子，包了一生的领悟送给你。这些人生领悟让你在人生的每个阶段读来都是适配的，因为你躲不开这人生的轮回，*就像洛伦索在棒打鸳鸯时却没有意识到他对女儿的恋爱苛刻的态度正是自己婚姻往事的重现。*而一开头的那段青涩的少男少女之爱，多么强的代入感啊，这是你是我，是所有经历过青春期的孩子的共同的记忆，我们用小纸条传情，模仿着书上的句子写着情诗，拿把吉他装逼，用一把野地里的花当定情信物，那可以裱进画框里的青春故事却描绘着百年来都不曾褪色的爱情故事。这爱情让人迷恋，让人疯狂，让人像染上霍乱般痛苦，又像中了亿元彩票般欣喜若狂，这爱能让人有勇气忘却生死，让人用尽力气去争取哪怕只是争来的只是更靠近一点点的距离，也让人那不可估量的忍耐与毅力，几十年的等待和守候，仍旧可以抛却荣华与你长相厮守，用了一辈子的努力来说那句一生一世的情话，这爱已经占据了人性的至高点，我们只要一睹尊荣就已经心潮澎湃了。而这段纯净之爱中穿插的却是赤裸裸的人性，洛伦索靠着运作关系，印假钞投机倒把，靠着不义之财过着体面的生活；阿里萨在船运公司中所有竞争对手都无疾而终命丧黄泉，没有爱情却风流的辗转于一张又一张欢愉的床底，没有责任没有许诺，为了一己肉欲祸害了一颗好白菜，即使生命的凋零也改变不了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而书中绝世好男人Dr.乌为了征服一个冷美人，用尽了各种伎俩，甚至不惜用写匿名信的方式来拔高自己的地位，刺激对方的自尊心，注定以攻为守投怀送抱以示抗争，即便抱得了美人归，他才知道自己本不曾真正爱上过这姑娘，多么典型的豪门大少爷，用一种玩世的态度去对待爱情，却在中老年危机之时才领悟到什么叫真正的爱情，那种日思夜想，不求天长日久也要朝朝暮暮的厮守；世人对家世和荣誉的看重，官场的阿谀奉承，那看似如胶似漆却背后捅刀的闺蜜，那个参与屠杀工人的上校外甥。

正是这些不完美的人儿成就了一个完美的女主，弗尔明娜·达萨。一个马先生心中的完美女神，她美丽大方，充满勇气又果敢决绝，优雅而又不作。当她爱着阿里萨时她义无反顾的抗争，当她发现自己不爱时又毅然决然的割舍了这段情感，挥挥手把他从自己的生活中抹掉了。她就像我们见过的所有的可爱姑娘一样，有着浪漫的活泼，对世界充满好奇，对偶像充满傻乎乎的崇拜；有着小小的虚荣心，选择上却别出心裁，又能看破浮华；有着怡人的恬静，谈情喝茶，纺织画画，先锋话剧交响乐诗歌电影，都能hold住；有着庄重的成熟，小小年经就能勤俭持家，有礼有节，懂分寸，有计谋；有一颗叛逆的心，抽烟喝酒打牌，不揣着身份地位过日子。面对困难从不言败，在姑妈离开后自己担起了这个家，在嫁入豪门之后面对婆婆的管教有利的反击着，在面对老公劈腿的事实还能有条不紊不慌不闹的处理，在面对媒体对家人的抨击也能平静应对，在家人对自己黄昏恋的反对毅然决然的抗争。这是一个真实的女神，她是如此完美，以至于我都愿意为这爱去等待，等多久？我想是， 一生一世。

《霍乱时期的爱情》

? ? ? 爱情是什么？不仅是长相厮守，白头偕老，也可以是守护。 《霍乱时期的爱情》讲述的就是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守护。

? ? ? 故事发生在哥伦比亚霍乱肆的时期，男主人公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二十岁时对女主人公费尔明娜.达萨一见钟情，就是这偶然的一瞥，成为这场半世纪后仍未结束的惊天动地的爱情源头。

? ? ? ? 爱情的懵懂时期，两人只是书信往来，散发着栀子花香的信，是少年爱情的味道。接着，书信已经没法满足对彼此的思念，两个年轻人想着花样创造偶遇的机会，只为见彼此一面。奈何两人地位悬殊，费尔明娜的父亲一心希望女儿嫁入贵族，而弗洛伦蒂洛只是个私生子，在一家报社做邮递员。费尔明娜的父亲得知女儿正与这样的少年有感情牵扯，极其愤怒，将女儿送去了她母亲的故乡，希望通过距离让两人彻底分开。然而，两年的分离，反而让费尔明娜更坚定了摆脱束缚成全爱情的决心。直到弗洛伦蒂洛对她的误会让她彻底死心。其后，绝望的费尔明娜在父亲的撮合下，嫁给了城市德高望重的贵族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开始了平淡的婚姻生活。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也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他盼望着医生死去的那一天，费尔明娜可以重新回到他身边。但直到医生去世，本该喜悦的他却是失落和恐惧，他感受到自己身体的衰老，而真正令他恐惧的，是不能为爱情而死。在医生的丧礼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终于对费尔明娜.达萨表达了自己埋藏了五十多年的心声： “费尔明娜，”他对她说，“这个机会我已经等了半个多世纪，就是为了能再一次向您重申我对您永恒的忠诚和不渝的爱情。”

? ? ? ? 霍乱是贯穿整个故事的线索，在霍乱时期，糟糕的卫生环境，底层人民生存艰难，随处可见因霍乱死去的人和动物的尸体。这与上层社会日日歌舞笙箫形成鲜明对比。费尔明娜也是跟着父亲躲避霍乱来到了这座城市。随后，她嫁给了一生致力于整治霍乱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而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与弗洛伦蒂诺也形成对比。医生沉着稳重，生活波澜不惊，一生以治理霍乱为宣言，却不曾了解自己的妻子真正想要什么，却也未能改变城市霍乱的局面。而弗洛伦蒂洛情感丰富，很懂女人，对费尔明娜炽热的爱也恰恰像得了霍乱，他痴狂，一封信可以来回看几百遍，深夜在心爱的人窗下深情演奏华尔兹。当他失去费尔明娜，他思恋成疾，呕吐，腹泻。更为讽刺的是，当弗洛伦蒂诺与费尔明娜终于摆脱束缚在一起时，为了让“新忠诚号”轮船一直航行，为了让他们在一起的幸福旅行延续，他们选择在船的主桅杆上挂起标志着霍乱的黄旗。

? ? ? ? 弗洛伦蒂洛守护着对费尔明娜的爱五十一年零四个月。他远远的等待，收集者有关爱人生活点点滴滴的琐事，却从不打扰。他曾用尽所有努力买一面镜子，只因他心爱的人曾出现在这镜中足足半个钟头。他一直爱着费尔明娜，但是，他的一生也出现过很多爱情。弗洛伦蒂洛一生与几百名女性发生过关系，对其中的几位女性，他也有爱的。有人认为弗洛伦蒂洛并没有做到他所说的对费尔明娜忠贞不渝，他私生活混乱，甚至滥情。马尔克斯大概想在弗洛伦蒂洛身上刻画出各式各样的爱情，包括不伦之恋。书中有一句话：灵魂之爱在腰部以上，肉体之爱在腰部一下。这大概就是对弗洛伦蒂洛矛盾的解释，也是衬托弗洛伦蒂洛对费尔明娜纯粹的爱。

? ? ? ? 任何时期的爱情都是合情合理的，耄耋之年的爱情更是令人动容。两个老人对爱情的追求跨越了时空，完美诠释了是生命，而非死亡，才是没有止境的。

地球被破坏的一些事例

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地位有所上升，作为大国的综合国力有所增强，救亡使命的迫切性不太强了，文化界开始传出对五四精神进行反省的声音。论者试着强调，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常常不只是一种消极的力量。新儒家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腾飞为例证明，即使就现代化而言，它也有积极的作用。还有的说，现代化解决不了民族精神问题，说到底，西学还是为用，中学还是为体。现代化有一定成就了，不要忘记为的是什么。还有的说，人类文明主流的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方文明称霸了近半千年，现在该是以中华文明为主的东方文明占主导地位了。

在所有的反省中，有一个强大的共同背景，这就是，在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科技创新和经济飞速增长之后，西方的现代化即工业化本身暴露出了它的根本缺陷，即不可避免的导致环境污染、消耗不可再生资源、不可逆转的物种灭绝，从而出现生态危机，最终有置人类于种族灭绝之境的危险。

然而，西方的道路并非死路一条，中国传统的道路也并非金光大道。命运对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来说是残酷的：我们曾经为了救亡，大启现代性之蒙，消除传统，可等到现代性开始深入人心，传统消除得差不多的时候，又听说洋人的工业化不灵了，可是此时，老祖宗的东西已忘得差不多了。这倒也并非完全是坏事，中国智慧中有一句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实际上，真正可行的道路可能既不同于传统，又不同于西方的工业化。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每一种独特的文化发展，既不可能超越时间（延袭传统），也不可能超越空间（延袭西方）。我们要求第三条道路，而且我们一直走在第三条道路上。从前，我们既不搞封建主义，也不搞资本主义，而是搞社会主义；今天，我们既不搞西方资本主义，又不搞传统社会主义，而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有第三条道路被我们走出来，在我们的脚下出现；也不断的有第三条道路，等待我们去探索。在即将走入21世纪的时候，在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可持续性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依然面临着一个新的第三条道路。我把它确定为走向绿色中国之路。

1、工业化道路以及“可持续发展”作为它的修正

资本主义西方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在生产方面出现了以大工业为主导生产部门的新格局，在社会交换和流通方面出现了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的新机制。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成为现代性的典型体现。

就其生产过程而言：它以高度组织化的方式劳动，以批量化、流水线生产标准化的产品，它以新的能源动力和富含新技术的机器，成十倍成百倍的提高劳动效率。就流通过程而言，钱加速转化为产品，产品又加速转化为钱，在这两个加速过程中，货币和产品均处在滚雪球式的增长过程之中，货币越滚越多，产品也越滚越多，于是，国民财富就越来越多。

因此，这一发展模式的根本特征可以概括成滚雪球式的指数增长方式。这一流程简单说来就是，以批量化生产使产品廉价，以廉价产品占领市场，以市场刺激消费，以消费刺激生产，完成一个正反馈过程。最终的结果是，消费水平越来越高，国民财富越来越多。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在100年内创造的财富比有史以来此前创造的全部财富之和还多。

这神奇般的涌出的财富从哪儿来的呢？抛开一切艰深的经济发展理论不论，让我们只追踪能量和物质流的流向就可以发现，全部以指数方式滚滚而来的财富不外乎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人，一是地球。

创造如此之多财富的人不再是从前的人，他的生活方式、存在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与工业化生产方式相适应、相协调、相促进的方向改变了的人，已经成为工业社会的一分子，成为一部大机器上的零配件，执行着单一的功能。丰富、复杂、多元、有机的存在方式，向着单调、简单、一元、无机的存在方式转化。

工业化的生产方式特色是快节奏、单调周期性重复，高度组织化，分工高度专业化，追求效率、效益、有效性。追求有效性成为人类生活的主旋律，这是近代与前近代的根本区别。

这个区别首先表现在近代科学上。近代科学的精神是化简（还原）的精神，所有的事物在质上的独特性均被宣布为人类的幻觉，是不真实的，唯一真实的世界是一个量的世界，所有质上的差异“本质上”都只是量的差异。比如坚硬的不同，只是物质密度的不同；颜色的不同，只是光波长的不同；声音的高低，只是声波频率的不同。“人们曾几何时以为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一个到处是颜色和声音，空气中散发着芳香，充满着欢乐、爱情和美，满目是有目的的和谐和创造性的理念的世界——现在全被挤压在有机体的大脑上某一方寸之角中。真正重要的外部世界是一个僵硬、冷酷、无色无声的死寂的世界；一个量的世界，一个可以数学计算的按照力学规律运动的世界。”在科学的世界里，不再有不可还原的质的独特性，有的只是数学符号，于是，预测和控制的有效性能够达到它的最大状态。正是预测和控制的有效性，支配着近代科学的走向。

这个区别当然也体现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方面。为了追求效率、效益和有效性，社会生活呈现出高度的组织化、专业化、快节奏。高度组织化使得人类对人为制度和人为环境有着更大的依赖性，专业化则使个人多样化的发展受到限制，全面的自由化的发展在工业社会成为一种只属于未来的希望（比如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快节奏则显示了人类社会和个人生活的一个重大转变，即时间的紧迫感骤然成为一个主要的日常的心理状态。“几乎所有的技术发现和装置都与获取或节约时间有关，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克服‘慢’，提高速度。家庭日用器械、通信工具、交通运输工具如此，那些能够在小数秒的时间内完成用人工几代人才能完成的运算的计算机，也是如此，能量产出装置和军事装备无不如此。速度是到处受到尊崇的上帝，尽管以交通为例，它是以大量的事故和牺牲为代价的。”功率和效率是几乎所有的技术装置的基本技术指标，而它们都与是否能节约时间相关。

于是，用不着高深的经济理论就可以理解了，人一旦改变其悠闲状态变得忙碌起来，而且处心积虑忙的又是一个类型单一的事情，这个事情自然就格外地比从前办得好。这个事情就是，建立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支配性、控制性、征服性的结构体系，一切以人类觉得合适、觉得自己的意志得到了实现为目标。至于被支配被控制被征服的自然界，我们的地球以及上面居住着的所有其它生命，工业化可管不了那么多。现代性假定，它们实际上都是死的、都没有独立的内在价值，它们的价值依赖于人类主体的需要。

然而，正是包括空气、海洋、土地在内的大地，提供了工业化以来所有巨额财富的源泉。事实上，这个源泉从来就存在，而且它所能提供的应该远远大于工业化所榨取到的。大地像人类的母亲一样，源源不绝地供给人类以养料，这种供给就如清泉流水，自然而然，毫无困难。这种供给是丰富和多样化的，使人类能够全身心的沐浴在自然的养料之中。然而，就像“榨取”这个词字面意思所指的那样，人类远没有满足于自然永恒而又毫无困倦的恩赐，而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志，破坏自然神圣的恩赐结构，径取自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直至为了得到这些有利的东西，不惜破坏自然的生命构造。如同为得到一根象牙不惜杀死一头大象，为得到一个熊胆不惜杀死一只黑熊，工业化为了得到矿产不惜毁坏植被，为了得到能量不惜毁灭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在工业主义者眼里，地球就不曾有过生命，它的恰当的角色是能源库、物资库、垃圾场。

正是因为不惜对地球生态系统的破坏，人类才得到了足量的能量和物资，以支撑滚雪球一样指数增长的经济发展。然而，指数增长的要求是一个贪婪的要求，是一种欲壑难填的要求。有位东方智者说得好，地球能够满足人的需要，但却满足不了他的贪婪。总有一天，地球会被榨干，所要榨取的东西（能源和物资）都枯竭了，而地球生态系统再生这些东西的能力也丧失了。今天人们众口一词、大声疾呼的环境问题，正是工业化这种对一切生命孰视无睹、“披生斩命”径取其中有效能源和有用物资所产生的恶果。今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人口剧增和资源枯竭触目惊心的四大环境问题，展示了工业化折腾地球之后不得安宁的下场。

于是我们看到，工业化及其巨大成就，实质上有两个秘密来源，即人的存在的单面化和对地球资源的不计后果（甚至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掠夺。

在欧洲近代思想史上，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始终与工业化的发展过程本身相伴随。启蒙运动时期，在一片宏扬人类社会无限进步的启蒙话语中，曾经响起过一个非常异样而刺耳的声音，这就是卢梭对科学和工艺进步的批判。他指出科学和艺术（工艺）的进步不仅无助敦风化俗，反而导致伤风败俗的结果；他颂扬那些心灵纯朴、生活简朴的“高贵的野蛮人”，认为他们身心健康，德行高尚。在经济学思想史上，也曾有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人口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算术级数增长，这势必造成人口对于资源需求的巨大压力。到了20世纪，对西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的思想家越来越多，反思的力度也越来越大，他们中有哲学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

在美国这个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度里，本世纪初就出现过群众性的自然保护运动，建立了不少自然保护区式的国家公园。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飞速的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严重的环境问题，也最先在美国出现并被美国有识之士披露出来。1962年出版的卡寂的《寂静的春天》，因揭露大量布撒DDT农药以致昆虫鸟兽大量死亡，春天因而成为没有鸟叫的死寂的春天，引发了美国社会中一场关于如何正确使用化工产品的争论，也引发了现代意义上的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环境保护运动。此后，环境保护运动在边缘人群中方兴未艾。

由于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而且在范围上由早先的局部问题越来越变成了一个全球性问题，到了70年代，以民众觉醒为先导的当代环境保护运动，终于引起了主流社会的重视。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大会的基调报告即《只有一个地球》，将全人类共同拯救地球生态系统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然而，环境问题作为一个问题被尖锐的提出，依然是算计和权衡的产物，而不是因为“觉悟”。最先由发达国家提出来，并不是发达国家对工业化本身进行过道德清算，而依然是着眼于环境问题的经济后果。正因为此，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环保热情并不很高。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在地球这艘宇宙飞船上已经占稳了头等舱，享受着比世界人均水平高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能源和物资，现在又要求我们发展中国家注意保护我们大家共同的环境，这是不是一个阴谋，想阻止我们发展工业化，想让我们永远处在贫穷落后的境地。

到了80年代，发展中国家渴望发展、渴望追赶发达国家的劲头丝毫未减，现代化强大的示范作用依然存在，因为发达国家并没有首先改变自己，一样的高消费、高增长，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只不过生活质量里开始包括环境质量。在一个继续走着工业化道路的世界上，发达国家追求高的环境质量，无非是要将环境熵向穷国转移。以日本为例，这是一个侵略成性的民族，在过去的战争年代里曾给亚洲人民造成了磬竹难书的灾难，今天它又成了世界头号的“环境侵略者”。它自己有着国土面积66%的森林覆盖率，却每年从森林覆盖率只有13%的中国大量进口一次性筷子，它每年的木材进口量占全世界木材出口总额的40%，这些木材意味着大片热带雨林的消失。为了能够得到木材，它有意贷款巴西修建一条从太平洋沿岸通往亚马逊林区的公路，而为了保护对全球生态有着至关作用的亚马逊热带雨林，世界银行已经明确拒绝援建这个项目。北太平洋有超过一半的渔船是日本船，它们滥捕滥捞，造成该区域渔业资源走向衰微。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象牙消费国，不知道有多少大象被日本人间接的杀死。

有鉴于南北之间在环境问题上观点的差异，一种新的将环境与发展相结合的思路在国际社会中开始流行。这就是今日人们日熟能详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所谓可持续发展，意思就是说，发展还是要发展，但别没有后劲，从现在开始就要维护将来发展的可能性，别让我们的后代没有发展的可能性。应该看到，这是在环境问题上国际合作所取得的积极成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达成的某种妥协。发达国家的意思是，我们强调全球性的环境保护，不是不让你们发展，是说让你们的发展更能持续下去。以瑞典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起草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于1987年出版，其中着重阐述了可持续性发展战略，此报告后来成了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基调报告。

在我看来，由于可持续性发展的政治妥协的性质，它的内含是无法准确界定的。事实也是如此：有的人强调“可持续”的方面，有的人强调“发展”的方面。但是对无论哪个方面，“发展”依然是今日世界的主旋律，这就常常使“可持续”变得十分尴尬。发达国家说要搞“可持续”，可它又不愿意放弃既有的生活方式，不愿意背离工业化社会的体制结构、价值观念，你搞什么可持续？无非想让发展中国家搞慢一点，好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发展中国家说要搞“可持续”，可它又非要大搞特搞传统的工业化不可，有什么可持续性可言？只不过吸取发达国家高污染的教训，使污染速度放低一点，但污染还是要污染的。农药化肥照施不误，森林树木照砍不误，污水毒气照排不误。

客观的说，可持续发展策略是对传统工业化发展策略的一种修正，是一种让最坏的后果慢点来到、晚点出现的权宜之计，因此，它是人类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提出来之前、更好的文明形态成熟之前的一个过渡阶段。可持续发展是在发展模式内部进行的修正，它想说的不过就是，资源包括不可再生资源还可以用，但不要用得太快，不要一下子用光，可以快马加鞭，但也要让马儿休息，不要杀鸡取卵、竭泽而渔。

可持续发展战略之所以被认为只是对传统工业化思路的一种修正，而不是彻底的变革，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它只顾及到了作为利用对象的地球的方面，而没有考虑到人本身方面的变革。刚才我们已经看出工业化有两个基础，一是现代性的人性构造和社会组织方式，再就是对待地球的掠夺式开发。可持续发展思想考虑了第二个方面，而且只考虑了第二个方面的一半，即反思了“掠夺式”，但继续同意“开发”，这是因为它完全没有考虑第一方面，即对人性构造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反省。在这一点上，包括宗教家、哲学家、艺术家和许多科学家在内的绿色思想家有很多的论述，这些论述由于被认为远离中国现实，而在中国得不到应有的传播，听不到这方面的声音，令我们陌生。由于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中，并不存在对工业化人性单面化的反思，它必定在整体上仍受工业化之本质的支配，也必定会陷于大量的自相矛盾之中。一个证据是，中国因为缺乏深层绿色思想的后援而使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虽然热闹，但不免流于空泛肤浅。

2、传统中国及其生态界限

在中国致力于改革开放大搞现代化建设的近二十年里，国民生产总值（GNP）翻了几番，但环境污染量并没有随之翻番，环境质量虽然继续恶化，但没有如经济增长速度那样快速的大幅度恶化。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加大了环境保护的力度，在拿不出多少钱的情况下（环境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总是百分之零点几，发达国家都在百分之三以上），通过强化环境管理，也使环境保护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肯定这一成就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取得这一成就固然是因为中国政府政策明智，重视环境问题，也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生态过于脆弱的国度，中国实在是经不起严重环境污染的折腾。

这样一个生态脆弱的国土，正是传统中国遗留下来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继承了960万平方公里陆地的国土和5亿4千万人民，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但是这辽阔的国土中，有约三分之一的面积是沙漠、戈壁、冰川和石山，属无法利用的土地；森林面积只占4%，森林覆盖率为8.6%；近6亿的人口中，80%是文盲，而且分布极不均匀。从黑龙江的爱辉（北纬50度）到云南的腾冲（北纬25度）划一直线将全国分为两部分，则西北面积占64%，人口只有4%，东南面积占36%，人口却有96%。这一人口分布是环境条件和历史条件造成的，在人口密度极小的西北地区，多为山地、高原、荒漠，气候条件恶劣。十分明显的是，人口的分布与水资源的分布大致趋同：占国土面积45%的西北半壁年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占国土面积55%的东南半壁降水则在400-1600毫米；耕地占38%的长江及其以南地区占径流量的82%，而占耕地40%的黄河、淮河和海河三大流域，径流量只占6.6%。

这一人口布局与黄河流域文明的衰落密切相关。黄河，见证了传统中国的生态界限。

文明均生长于大河流域，哪里有水，文明就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西方第一个哲人泰勒士说：“万物源于水”。中华先民繁衍生息的黄河流域，远古时期原来是林木茂密，水草丰富，气候温湿，土地肥沃。但历经几千年的农业开垦之后，终于成了今天的林木稀少，气候干燥，土地贫脊。

如果说工业文明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农业文明则导致了对森林生态的严重破坏。中华五千年农业文明史就印证了这一点。粗略的说，汉代的繁荣建立在对黄河流域的生态破坏之上，唐代的繁荣则造成了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调，从而导致黄河流域的衰落；宋代的繁荣建立在对长江流域的开发从而生态破坏之上，而清代则开始了对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的最致命的一击。长江水患就是清朝直接留给我们的遗产。

当人类作为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部分并被动的接受调节时，人类的活动尽管具有破坏性，但这种破坏性能够被生态系统自动补偿和恢复。原始的耕作土地利用率虽然很低，但与人口相比，有几乎是无限广阔的新土地可以利用。对于刀耕火种的先民而言，当一块土地表面的肥力被用尽之后，他们就会寻找新的耕地。被废弃的土地在被再次利用起来之前，由于长期的休耕已经重新恢复了肥力。他们虽然破坏了森林，破坏了植被，但他们人口有限，破坏的程度也有限，在他们迁徙到别处时，被破坏的森林和植被会自动恢复。而且，如果人口过量，则自然会适时的实行自然选择，使人口数量自动控制在环境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

文明的进步是以人类对环境的自主性的提高为标志的。各种金属工具的发明与利用，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得土地利用率有了提高，人群不再被动地适应环境，到处迁徙，而开始过一种定居的生活。定居的生活意味着对土地深度的开发，意味着人口的增加，于是，要求更多的耕地。毁林开荒成为农业文明指向生态环境的利刃，而深度的开垦使得森林的自我恢复能力彻底丧失。随着农业文明的发展，森林植被日益减少。

植被破坏之后，直接的后果是水土流失。大雨冲走了土壤表面的肥力，使土地贫瘠；大雨接着将泥沙冲进江河，使江河湖泊发生淤积。淤积了的江河在暴雨季节不能畅通，于是引起水灾。水灾毁坏更多的良田，于是该地域文明开始衰落。

发源于尼罗河的古埃及文明，发源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均由于在母亲河的上游滥砍滥伐森林、无休止的垦耕、过度放牧，使往昔的千里沃野沦为今日的贫瘠之地。两大古老的文明均已湮没在漫漫黄沙之中。

黄河文明也不例外。周代时，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达到53%，但随着人口的增加，耕地的需求日益迫切，森林被大量砍伐。公元前215年，汉大将蒙恬抗击匈奴胜利，收复了河套地区，并向那里大量移民。汉人很快将占领的匈奴人的牧场变成农田。汉武帝先是开垦河套地区，接着开垦河西走廊。整个黄河流域均在开发之列。这期间，耕土面积有很大的增加，公元元年左右可能已经达到了5亿多亩。人口也飞速增长，到公元初年时，达到了近6000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高峰。

汉代对黄河流域的大力开发，使黄河中下游出现人口危机，而中上游的植被破坏则使黄河开始危害民生。此后朝代更迭，战祸连年，使人口锐减，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环境的压力，也将生态问题掩盖和淡化。晋朝统一全国时，史载人口只有1600多万。大量农田荒芜，有的重新成了牧场。这反倒使黄河流域的生态系统获得了一个休养的机会。这时期，也许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卷土重来，退田还牧，黄河的水患反而减轻了。

唐代初期清明的政治，使因战乱变得稀少的人口大幅度回升，至天宝年间（公元8世纪中叶），全国人口又升至近6000万。人口的上升伴随着大规模的土地开垦，对黄河流域的开垦达到顶峰。为了抗击西北游牧民族的侵扰，唐朝在西北边境实行屯田戌边政策，开垦了大片的耕地良田，唐代一下子变得丰衣足食，社会空前繁荣。但黄河流域的开发已达到其生态界限。黄河上游植被严重破坏，水土流失极为严重，唐代黄河之水已经极为混浊。

安史之乱后，这一生态界限开始显露出来。战争的破坏是一个因素，但也只是暴露本已存在的生态界限的一个契机。这时期，黄河流域人口锐减，生产力再也难以恢复。到了宋代，黄河的泥沙含量达到50%，以后每况愈下，明朝达到60%，清代达到70%。大量的泥沙使得黄河河床日益升高，有些河段甚至高出地面，成为悬河。黄河泛滥成为历朝历代头痛的大事，黄河真正成为一条害河。

也是在这一时期，大量北方人口南移，涌向长江流域，在长江下游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进行开发。安史之乱也许可以看作是华夏文明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的一个标志。

中唐以及北宋在长江流域的开发依然是毁森林植被以辟山地，筑坝围湖以垦水田。其中以后者为最。围湖造田的直接后果是引起水灾。长江流域大小湖泊众多，它们构成了长江水系径流的天然调节器，如同人工水库一样。大量湖泊被围田，使这一天然的调节器失灵，于是陷长江流域于“雨则易潦，晴则易旱”的水灾旱灾之中。大雨季节，洪水无处安置，堤坝笈笈可危。无雨季节，无储备之水可以灌溉。

北宋灭亡后，北方人口又一次大量向南迁移，造成东南地区人满为患，人地关系处在极度紧张之中，该地区的山林、湖泊和耕地均被过度开垦。

明朝一开始也是恢复人口，向北方移民，以及开垦荒地。但明代人口增长速度太快，很快突破6000万。土地开垦的速度追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1400年，人口约6500万-8000万，耕地面积为3.7亿亩；1600年，人口达2亿人，耕地为6.7亿亩。人多地少可能是明代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

明清之际的战争使人口大减，但清代恢复很快，而且由于明代人口基数已经很大，使得清代人口直线上升。清初为了鼓励垦荒而且防止动乱，取消了人口增长税（康熙五十一年即1712年），这使得清朝人口惊人的增长。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政府统计人口超过两亿，到了道光十三年（1833年），官方统计人口已近4亿。

为了养活这样多的人口，除了提高粮食单产还是靠开垦。平原地区已经过度开垦，民众便向山区蜂涌。福建和江浙向江西、两湖地区移民，江西、两湖地区向贵州、四川移民，也就是长江中下游人口向上游移民。新的移民以极其落后的方式毁林开荒，大规模地破坏山地森林植被，导致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开始成为问题，进而影响中下游的生态环境。由于上游开山导致水土流失，中下游围湖导致水患，结果长江中下游连年水灾。

清朝唯一加以政策性保护的是东北和蒙古。东北是满清的老家，为了保护这片故土，清朝禁止汉人入关开垦。禁止汉人进入蒙古垦地则是因为其民族隔绝政策。这些政策尽管并没有被严格地实施，但客观上还是保护了这两地的生态系统。东北的原始森林得以保存，而且直到目前依然是我国最大的森林密集地区。

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前进的步履总是与生态破坏相伴随。岁月流逝，涤尽多少朝的繁华，江山依旧沉默，只是生态环境每况愈下。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华文化是以其“天人合一”的绿色思想闻名于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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