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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皇帝都忌惮太子唐初大臣都怎么对太子

揭秘历史故事 2023-06-16 21:34:40

唐朝皇帝都忌惮太子唐初大臣都怎么对太子

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唐朝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东汉末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思想的开化,秦汉时期统治者在维持皇权稳定的法家吏治、谶纬神学、地方控制、平铺社会四大依靠已经逐渐行不通了,皇权的权势在国家层面的权威也是越来越地位最终只能向一些豪门低头,一方面皇室为了安抚这些世家大族割让了大量的权力一方面不愿意成为世家傀儡的皇室也在培养和扶持能和氏族像抗衡的宗亲。但是皇权象征着天下的至高权力,谁也想取而代之,于是扶持宗室其实也是一柄双刃剑,不仅皇族王爷们在做大做强时候最终的目标也是会指向天下 。

古代人对宗族观念看待的很重,在皇帝的眼里就算宗室之间再怎么斗争也比被外姓人夺去了要好,这一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体现的尤为直观,当时各个王朝明知道将权力下放在皇室宗室受伤最终不可能有一个好结果,但是在那几百年间依旧有很多君王做了同样的事情。后来这样的情况也同样发生在皇上和太子身上,皇帝为了保证自己的传承于是便有必要提前让太子接受一定的权力,但是随着太子手上的权力越来越大必然会和皇帝发生摩擦,最终等不急的太子便将屠刀到伸向了自己的父亲,宋文帝就是死在了自己的儿子的屠刀下。

这个现象直到两宋选官制度和朝廷官员体系的完善才有所避免,唐朝前期各类贵族依旧享有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再加上当时的官员选拔制度也不似两宋期间那样完善,那时候的皇帝看似风光八面但是依旧时刻有可能受到多方面的打击。唐朝在制度上面沿袭秦朝的制度经过几代皇帝的政变最终在开元年间天下权力都被集中到了皇室手中。

唐玄宗后来又消除了皇室近亲对皇权的威胁,唐朝发展到他所处的这个阶段再也不用因为担心太子夺权而提前选择两个太子候选人来相互制约了,他仅仅只需要一个既能维护自己权利有能对东宫势力进行打压的重臣,最终有着唐朝远支宗室血统的李林甫登上了政治舞台。李林甫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他除了将唐朝的政治体系运转的非常流畅之外,在打击东宫势力上面也是费尽了心思。

李林甫权倾朝野之余他也只是皇室的代言人,于是当他死后他的家族立刻就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甚至在还没有下葬的时候便被剥去了官位,后来玄宗又扶持了杨国忠来取代李林甫的位置,但是杨国忠刚上台的时候根基和布局都远没有李林甫那样完善最终不仅没有成为李林甫那样的人物而且还和边境将领起发了冲突。唐朝在天宝年间其实已经是一个暗流汹涌的局面了,当时有很多势力都想登上最高的舞台,最终即便是这个曾经让无数人向往的盛世王朝还是倾覆在了历史的车轮下。

李显身为唐朝太子,武则天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将他扳倒的?

知道唐朝历史的人都知道李显原本是唐高宗的儿子,并且又是太子,所以说唐高宗死之后,本该他当皇帝,但是为什么让武则天给篡夺了?对于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有疑惑,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一起看看吧!

首先,武则天在唐高宗当皇帝期间就已经旁听了好多年,那个时候的她看起来仿佛并没有想要当皇帝的心思,但是要知道,人对于权力的欲望是无限的,当她的丈夫死了之后,她自然也想要当皇帝。并且自古以来一直都是皇太子继位,所以说,武则天想要篡夺皇位并不容易,而且唐高宗死的时候也明确立下遗诏让皇太子继位。

对于这一点,武则天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但是有一点让武则天抓住了机会,那就是遗诏中明确写到了如果有任何大事,不可以下结论的话,就让她下结论。可以说,这一点,给武则天知道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并且,古代的时候,人们都是非常注重孝道的,武则天就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时机,一下子把李显拉下了太子之位。因为遗诏弄写到守孝时间可以变短,依照汉朝,所以说守孝的时间就变为了一个月。

时间是短,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武则天和裴炎两个人联手一起“代掌朝政”,她首先将丞相集团做了调整,然后又通过给李氏宗亲一些好处,让他们放松警惕。之后又掌控了禁卫军,然后就轻而易举地罢黜了李显,当时他被废的时候还一脸懵。所以说有的时候,权利还是要自己掌控,不能轻而易举的给别人。

唐玄宗回到长安,儿子给他龙袍,他为什么不敢穿?

唐玄宗李隆基一生经历了唐睿宗、武则天、唐中宗、唐殇帝等多个时代,见惯了皇宫的流血和政变,唐玄宗登基后,他的第一任太子李瑛又涉及“谋反”,被唐玄宗赐死。最后选择了第三子李亨为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  

李亨作为太子期间,宰相李林甫和杨国忠相继当权,处处打压和太子。唐玄宗明知道宰相和太子水火不容,还听之任之。其根本原因是,唐玄宗的人生经历告诉自己:太子这个职位,是最不可信任。因此处处对太子设防,借着宰相之手,来削弱太子。太子李亨,在安史之乱前过的是父亲不信任、宰相冷眼相看的日子。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仓皇南逃,马嵬坡兵变爆发,杨国忠和杨贵妃先后被杀,唐玄宗大权旁落,太子李亨任天下兵马大元帅,一路北上抗敌,而唐玄宗则退到成都。此后,唐玄宗在成都相继听到了两个消息:

  

第一,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七月九日,李亨在灵武称帝,将父亲唐玄宗尊为太上皇。并且派使者到四川通知唐玄宗。注意,是通知,不是请示。  

第二,当年九月,李亨率领郭子仪、李光弼等人收复长安和洛阳,大唐危局得以挽救。第二年,安禄山被杀,叛军形式急转直下,唐肃宗李亨派人前往成都,迎接唐玄宗返回长安。唐玄宗在从长安逃往成都的路上,受尽磨难,终于有机会可以回到长安。然而,他并不想回去,因为他知道,他虽然是太上皇,但他的境遇已经非常尴尬,他唯一的追求,是怎样活下去。  父亲回长安,唐肃宗李亨自然是要迎接的。

唐玄宗带着600名禁军,一路风尘仆仆,赶往长安,经过扶风(属宝鸡)时,唐肃宗派遣的3000名护卫军前来“迎接”太上皇。护卫军一到,二话不说,立即将唐玄宗600禁军的武器全部下掉,并且宣布唐玄宗的禁军解散,接下来由新来的3000护卫军负责“保护”唐玄宗。就这样,唐玄宗失去了最后一批亲兵,成为“光杆司令”。  

紧接着,唐玄宗被3000名护卫军押送(不,应该是保护)到咸阳,唐肃宗亲自带领百官来接父亲。在众人面前,唐肃宗把礼节做的滴水不漏,不仅提前一天在咸阳等候,而且见到唐玄宗后,肃宗下马、行礼、跪拜无一错处。更为尴尬的是,唐肃宗见到唐玄宗时,主动将自己身上的黄色龙袍脱掉,换了一件象征大臣的紫袍。把龙袍呈给唐玄宗,示意:我还是你的太子,你继续当皇帝吧。

唐玄宗毕竟当了45年的皇帝,这点事情还是能看的明白的,他不敢接龙袍,他立即痛哭流涕,将龙袍披在儿子唐肃宗身上。这一下,唐肃宗安心了,群臣安心了,唐玄宗身后的3000护卫军也安心了。要不然,接下来难免父子翻脸,宗室流血。唐玄宗回到长安后,他的日常行为在唐肃宗的严格监控下。唐玄宗只身一人,再也不是当年的繁华天子,郁郁寡欢,5年后,唐玄宗病逝。

李世民对立太子之事有什么错误,致使女皇夺位

虽然一直以来由于电视剧的宣传,很多人误以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喜欢的儿子,但就史实而言,论起唐太宗所有儿子中谁的待遇最差,李恪称第二,没人能比他更差。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一看史书是如何记载的。

首先,同样是在《旧唐书》中,对李恪是“太宗常称其类己”(《唐会要》中记载为“太宗尝称其类己”。可见这里的常通尝,意为曾经而不是常常),对太子承乾则是“太宗甚爱之”,而对李泰更是用了“魏王泰宠冠诸王”这样的说法。如此一番比照,唐太宗对李恪这位所谓的“爱子”的宠爱,也实在平淡无奇了些。更何况唐太宗对三位嫡子的爱护在史书上的记载是数不胜数,而对李恪的照顾甚至无从列举。

其次,根据史书的记载,李恪最迟贞观7年便去了封地,而与李恪同龄的李泰不仅不“之国”,唐太宗甚至还想过让其“入居武德殿”,最后还是被魏征力谏劝止。李治更是自长孙皇后去世后就一直由唐太宗亲自抚养,甚至在被封为太子后,仍让唐太宗不惜公然违反礼制也要继续留在身边,这便导致了褚遂良刘洎等人分别在贞观18年、20年相继上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

而贞观7年李恪赴任齐州都督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可见让诸王之藩是因为“家国事殊”,更是为了绝诸皇子的“觊觎之心”。但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更适合身为太子同母弟的李泰而不是庶出的李恪,毕竟作为太子同母弟,李泰对储位的威胁才是最大的。然而唐太宗在“家国事殊”面前却出于私心,不仅不让李泰之藩,甚至还差点让他搬进武德殿居住;李治就更不用说了,唐太宗一直将这个儿子亲自带在身边抚养,绝口不提之藩的事,贞观16年甚至干脆直接让他上朝参政了;却偏偏将没什么威胁的李恪打发到封地上去。

再者贞观12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是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齐王李祐在封地上屡屡犯错时,唐太宗也曾写信“诰诫之”。所以这封信也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警告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而且就在唐太对李恪说“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以避免李恪变得骄奢为由而不肯多给他财物,结果在面对李承乾与李泰时,唐太宗却又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唐太宗赏赐李泰时不仅“赐泰物万段”,每个月给李泰的东西甚至“有逾于皇太子”,对李承乾更是干脆直接取消了他出用库物的限制。

至于唐太宗会如何在书信中表达自己的爱子之情,不妨看一看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给李治写的一封信,简直堪称是小肉麻。但是比起对李恪的严厉告诫,或许唐太宗给李治的这封信才更似寻常间的父子之情吧。

《两度帖》原文:
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报娘子患,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后,但头风发,信便即报。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报。今得辽东消息,录状送,忆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具。耶耶,敕。

译文:
两次收到大内送来的文书,却还不见稚奴你的书信。爸爸我担心的要死。刚才忽然得到稚奴你的亲笔手书,说娘子生病了,我的担心害怕顿时消失了,就好像死而复生一样。从今以后,只要你的头风病发作,就立刻写信告诉我。爸爸我如果生病,也会一一写信告诉你。今天得到辽东(战场)消息,抄录一份给你。想稚奴你想得要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要说的就这些。爸爸,敕。

最后,便是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唐太宗欲立吴王李恪为太子这件事了,甚至有人称,如果唐太宗不喜欢李恪的话,又怎么会要立他为太子?

贞观17年,唐太宗立了李治后过了大半年的时间,又觉得这个小儿子只有十五岁,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没有经过什么历练,作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还不够强大有力,担忧他无法很好地驾驭朝政,毕竟“国赖长君”。于是唐太宗便想到了换储一事,而当时的李恪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人选,因为看看除了李恪之外的其他几位皇子:

第二子李宽,早夭
第四子李泰,夺嫡被贬
第五子李佑,贞观十七年谋反被诛
第六子李愔,被唐太宗痛骂为禽兽不如
第七子李恽,好敛财,被有司弹劾
第八子李贞,仅比李治大一岁
第十子李慎,年纪比李治还要小

下面更加年幼的李嚣、李简、李福等人不是早夭,就是年纪太小。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比李治大了近9岁的李恪,唐太宗还有别的选择吗?

唐太宗欲立李恪归根究底就是因为除了李恪外,别的年长一些的皇子不是因为夺嫡被贬、被杀,就是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李恪尽管也曾因为踩庄稼和赌博这些小事被连续贬官和削户过两次,但除了李恪外,唐太宗已经别无选择。

不过很显然,唐太宗欲立李恪这个想法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一时冲动下的心血来潮之念。因为如果唐太宗真的考虑清楚了要改立李恪,或者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换储了,那么长孙无忌是绝对没有“密争之”的机会的,更不可能只凭他一家之言便一锤定音。毕竟这天下是姓李的,不是姓长孙的。贞观十七年时的长孙无忌虽然位极正一品的司徒,但就唐朝的政府系统而言,司徒位高却只是个虚职。在根本没有实权的情况下,长孙无忌又如何把持得了朝政?此时的魏征固然已死,但房玄龄李靖这些大臣仍然健在,唐太宗也正值壮年手握兵权,怎么可能任由一个既无实权又无兵权的长孙无忌操纵朝政?

何况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不是儿戏,唐太宗若是下定了决心要换太子,肯定会把这件事拿到朝上廷议,再不济也要找几个心腹大臣一起来商量商量,就像当初要立李治一样,“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绩等计议”,而不会只跟最不可能赞同的长孙无忌一个人商量,甚至被长孙无忌反驳后就此立刻作罢。

而从正史中对改立李恪这件事一笔带过的记叙来看,很明显唐太宗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间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对长孙无忌露了个口风,长孙无忌反对,唐太宗想明白了自然也就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更不要说什么长孙无忌反对立李恪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外甥,事实上真正介意李恪不是嫡子的并不是长孙无忌,而是唐太宗本人。毕竟一旦改立庶子出身的李恪,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嫡子的未来就很难有所保证了,这一点唐太宗显然比长孙无忌更为担心,因为当初唐太宗立李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保全这三个心爱的儿子:

“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唐太宗改立太子时,一直都是在嫡出的李泰与李治之间摇摆不定,决定立李治也是因为李治性情仁厚,就是做了皇帝也不会对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不利。而在这期间,唐太宗自始至终都没有想到过还有庶出但年长的李恪可以考虑,李恪在唐太宗的心中地位究竟如何可见一斑了。因为李恪若是在唐太宗的心中还算是有些分量的话,唐太宗在改立太子的时候绝对会首先想到他,而不是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后又过了大半年的时间,直到贞观十七年年底诸位皇子回京过年时,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庶长子可以考虑,而且还只是昙花一现的想法。

至于说什么李恪远离京城和朝中大臣没有交情,自然不会有人愿意保举他做太子。事实上朝中大臣的意愿怎样并不重要,关键仍在于唐太宗自己的态度如何。看看李治就能知道,李治这个太子可谓是唐太宗一手扶持上去的。为了册立李治,唐太宗甚至不惜拔剑欲在大臣面前自尽;在正式立了李治为太子后,唐太宗又倾力打造了一个强大可靠的东宫班底以辅佐太子。

“己丑,加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傅;特进、宋国公萧瑀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英国公李绩为太子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太宗本纪》)
“又以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资治通鉴》)

同时,唐太宗知道李治一直久居深宫缺少历练,便开始加强对他处理政务能力的培养,时常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言传身教。

“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善。”(《旧唐书·高宗本纪》)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贞观政要》)

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有意改立李恪为太子的话,完全可以把改立李治时的举动照搬过来,而不只是口头上提那么一提,被否决后既不见有过失落后悔的时候,更不曾见对李恪这个改立未果的儿子有什么内疚之情,甚至欲立李恪未果后没过两天,唐太宗就因为李治长子李忠的出生而举行了盛大的筵席,不仅在宴会上高兴地“酒酣起舞”“尽日而罢”,还一反皇孙只能封郡王的制度,破例将李忠册封为了亲王——完全将李恪的事情抛之脑后。而反观刘邦欲立赵王如意失败后,为戚姬母子的未来安全得不到保障愁得长吁短叹,甚至“心不乐,悲歌”,不仅特意让周昌相赵,而且一听说樊哙要在自己百年之后诛杀戚姬母子,当即下令要陈平等人“即军中斩哙”,甚至还特地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要他一定要照顾好赵王。想来李恪若是能在唐太宗的心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话,又如何会遭此待遇?

至于李恪不能当上皇帝是因为具有前朝血统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李恪的两朝血统并不是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事,早在南北朝时就有许多两朝一脉的皇位继承人,比如后赵石虎的太子石世,生母就是前赵的安定公主;比如北周闵帝宇文觉的生母就是北魏冯翊公主。就连隋炀帝杨广的太子杨昭也是两朝一脉——杨昭的生母萧皇后,即西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

再说如果前朝血统真的是问题,是忌讳,那唐太宗为何在明知李恪具有隋朝血统的情况下,还想立其为太子?长孙无忌又为什么不用这样的理由来反对唐太宗立李恪呢?所以李恪与储位无缘,和他的生母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因为李恪与杨妃均不得宠于唐太宗的缘故。

还有人因为唐太宗欲改立李恪便认为李恪是大唐的一代贤王,甚至如同某毛所说的那样李恪就一定是英物,李治就一定是朽物,唐太宗选择了李治作为继承人是懵懂一时(事实上看看某毛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就知道他是什么眼光了)。然而通观李恪的生平,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文功武治的政绩。《旧唐书》中对李承乾的治国才能好歹还有一句“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的介绍,对李泰至少还能知道他“少善属文”,也的确编修了一部《括地志》,其他庶出的皇子中,也有因为处理地方政务出色而被当地百姓称赞的。

然而关于李恪却只知其有文武才,相当笼统的一句赞美之词,至于具体有什么雄才伟略的事迹可以展现其贤能的,史书中便再无一字了。就连李恪的“善骑射”也不过是身为关陇军事贵族最基本的素养而已,在唐朝这个连后宫才人都能陪帝王骑射的朝代里,李恪的“善骑射”却根本没有丝毫的军功或突出的事迹可以证明。

李恪所谓的文才更是如此,就连李唐皇室成员中最常见的书法特长都毫无记载,而同样因谋反被诛的汉王李元昌,却能够以书法、绘画、射猎著称于各部史书。

《册府元龟》:“唐汉王元昌,高帝子,性警悟,有勇力,工骑射,颇涉文史,兼能隶书。”
《唐朝名画录》:“汉王元昌善画马,笔踪妙绝,后无人见。画鹰鹘、雉兔见在人间,佳手降叹矣。”
《法书要录》:“汉王童年,自得书意。夙承羲、献,守法不二。”
《历代名画记》:“天人之姿,博综伎艺,颇得风韵。自然超举,碣馆深崇,遗迹罕见。在上品二阎之上。”

一位专研经典名著,擅长音乐,绘画精妙,射猎如神的多才多艺的俊美皇子便栩栩如生地在后人心目挺拔起来,相比之下,李恪的才华无论是在史书还是墓志铭上,都没有分毫体现。

所以若只因为唐太宗的一句“英果类己”,便断定了李恪之贤,也着实武断了些。毕竟唐太宗只是觉得李治性格仁厚温和,并没有说他不如李恪贤能,又怎能由此草率地推断出李恪便是大唐众望所归的贤王呢?

至于《旧唐书》中所说的“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要知道李恪作为唐高宗李治最年长的皇兄,德行比起下面几个弟弟也还说得过去,有声望并不足以为奇,没有名声才是要值得奇怪的。毕竟唐中宗时,身为相王的唐睿宗就是“望实素高”;唐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也是“贤而有人望”;唐太祖的曾孙李孝逸同样是“素有名望,自是时誉益重”;唐高祖之子韩王李元嘉在则天朝受到安抚重用,不仅是因为“地尊望重”,更是为了“顺物情”。

李恪被冤杀后史书中又言“以绝众望,海内冤之”,看似评价很高,然而唐太宗在任命魏征做太子太师的时候,也曾说过“用绝天下之望”这样的话。不仅如此,武三思在杀桓彦范等人时,是为了“绝其归望”;王世充杀害杨侗时,也是为了“绝众望”;武则天杀李元嘉更是为了“绝宗室之望”;源休劝朱泚剪除唐宗室的时候,同样是为了“绝人望”。而格辅元刘晏被杀都是“海内冤之”,卢崇道父子被杖毙也是“四海冤之”,崔宁被缢杀后“中外称其冤”,安思顺兄弟被诛更是“天下冤之”,李林甫被构陷同样是“天下以为冤”。可见所谓的“以绝众望,海内冤之”不过是史官的惯用语罢了,究竟能有几分分量,可以自行掂量一番。

何况当时的唐人并不觉得李恪是冤枉,睦州刺史夏侯绚的墓志在提及永徽四年的谋反案时就明确写道“荆吴构逆”,认为荆王李元景与吴王李恪都是大逆不道的谋反,这样的态度与史官所说的“海内冤之”完全截然相反。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夏侯绚的身份,夏侯绚曾是蜀王李愔的长史,而李愔不是别人,正是李恪的同母弟弟,李恪谋反被杀后,李愔也因此被废为庶人。所以按照夏侯绚这样的身份,在提及顶头上司的胞兄被诬陷谋反时理应是为之喊冤,而不是直言他就是“构逆”。连原本最该为李恪喊冤的人都认为李恪就是谋反,当时能有多少唐人认为李恪是冤枉的可想而知。

事实上李恪在大唐王朝就只是一个普通的皇子,只不过是近年来的一些电视剧与小说将历史篡改戏说得太厉害了,以至于误导了很大一部分观众,认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心爱的儿子唐朝最贤明的皇子。但凡愿意认真读一读正史的,看看史书上所记载的唐太宗是如何宠爱他的三个嫡子的,就可以知道真正的唐太宗爱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相比三位嫡子数不胜数的得宠事迹,仅凭唐太宗心血来潮之下的“欲立吴王恪”,以及立储这种环境下的一句“类己”(在立太子这种情况下,不说“类己”难道要说这个儿子“不类己”?),便要妄图证明李恪的受宠,显然是不成立的。

特别是贞观2年李恪与李泰同时受封,却明显受到了不同的待遇。李恪受封益州都督,封地只有8州,李泰却不仅是扬州大都督兼越州都督,封地更是多达22州!

且先不说单就数量而言,李泰的封地几乎是李恪的两倍。而李恪的封地益州,也就是今天四川一带,在唐朝时可绝对不是什么香饽饽,“扬一益二”的说法还得等到安史之乱以后。蜀地自古地势天险,古时候交通又不发达,想想当初唐高祖李渊私下许诺唐太宗要改立他为太子时就曾说过,要将李建成改封在蜀地,原因就是“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可见蜀地在唐初时候人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存在了。而扬州的富庶则不必多言,更何况封地里还包括了苏杭一带。

更不用说事实上李恪受封的不过是益州都督,而不是和李泰一样都是大都督。根据《唐会要》的记载,益州的大都督府于“贞观二年二月二十日,去‘大’字”,直到唐高宗龙朔2年才由都督府升级为大都督府。所以贞观2年5月李恪与李泰虽然同时受封,但是李恪只被封为了益州都督——不仅都督府的规模远不及李泰的大都督府,封地更是比李泰少了将近三分之二。

后来李恪在贞观11年的时候,不过是因为打猎时踩坏了庄稼,就由安州都督降为安州刺史,还被削户300(当时亲王实封只有800户)。看上去封地还是在一个地方,但实际上所管辖的地方却大大减少了,因为作为都督的时候,李恪可以“督安、隋、温、沔、复五州”军事,然而作为刺史就只能管辖安州这一州之地。后来李恪又因为和乳母的儿子赌博,再次被罢官削户,自此一直到贞观23年共12年的时间里,李恪再也没有官复原职过。这样的待遇除了李恪,也就只有他那个被唐太宗斥为“不如禽兽铁石”的胞弟李愔同样享有了,而其他犯过远比踩庄稼更严重错误的皇子们,从来没有遭受过如此严厉的惩罚。

唐太宗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在面对自己的爱子时,仍旧只能如同普通人一般,寻常人家是怎么疼爱儿子的,唐太宗就是怎么做的。

所以李承乾就算犯下了谋逆这等杀头大罪,唐太宗也要想方设法保住他的性命;所以李泰夺嫡失败后,唐太宗仍旧说他是“朕之爱子,实所钟心”,甚至被贬后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又重新晋封为濮王;所以李治虽然一直和唐太宗住在一起,褚遂良、刘洎为了这事上谏过多少次,也没见唐太宗以“家国事殊”为理由,把李治打发出宫去住。

对爱子们宠溺至极,以至于一次又一次招来了魏征这些朝臣的上疏与进谏,偏偏对李恪这些儿子该罚的罚,该杀的杀,一个都没手软。就这样,还能说李恪是唐太宗的“爱子”吗?

唐朝在安史之乱之前,李世民当皇帝之后,可还有争夺太子之位激烈的

唐玄宗李隆基就是
在武则天死后,中宗懦弱无能,结果朝政大权落到了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之手,原来发动政变恢复唐朝的功臣、宰相张柬之也被他们贬官驱逐,太子李重俊被杀。韦皇后效仿原来武则天的做法,让自己的兄长韦温掌握大权,对于女儿安乐公主的违法卖官鬻爵也不加制止,大加纵容。在公元710年,
中宗终于死于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之手,被她们合谋毒杀。然后,韦皇后便想学习婆婆武则天,做第二个女皇。   没有等韦皇后动手,一直静观时变的李隆基(唐玄宗)和姑姑太平公主便抢先发动了兵变,率领御林军万余人攻占了皇宫,把韦皇后一派全部消灭,史称“唐隆政变”。然后,由睿宗李旦重新即位,李隆基也因功被立为太子。   但父亲李旦优柔寡断,不愿和太平公主发生正面冲突,总是忍让。而太平公主则认为是自己给了他做皇帝的机会,功劳巨大,所以她掌握了朝政大权。随着自己势力的强大,太平公主的野心也膨胀起来,想像母亲那样也做做女皇。   太平公主的主要对手便是太子李隆基,开始她没把他放在眼里,觉得他还年轻,但后来了解了李隆基的英勇果断之后,就开始防范他。她制造舆论说,李隆基不是长子,没资格做太子,更不能继承皇位。太平公主的目的是要废除李隆基的太子身份,为自己以后做女皇帝开路。   
到公元712年,睿宗怕在这样下去,李唐江山又大乱,于是毅然把帝位让给了儿子李隆基。只是仍然掌握了朝政大权:朝廷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和军政大事的决定权。睿宗的让位加剧了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矛盾。双方都在积蓄力量,准备除掉对方。   在公元713年的七月三日,唐玄宗李隆基果断地先下了手,亲自率领兵马除掉了太平公主和她的手下骨干几十人,将倾向太平公主的官员全部罢官废黜。唐玄宗终于掌握了皇帝应有的权力。当年,唐玄宗把年号改为开元,表明了自己励精图治,再创唐朝伟业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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