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时期的一件怪事，四个宰相同时罢官

万历时期的一件怪事，四个宰相同时罢官

你们知道万历的故事吗?接下来小编为您讲解。

张居正去世两个月后，朱翊钧的长子出生，取名朱常洛。但升格为父亲的皇帝对这个孩子一点也不喜欢，甚至还很嫌弃。原因很简单，这是他脑子一热临幸宫女后所得到的意外产品。

相比于那个土里土气的皇长子生母王恭妃，以及包办之下成婚的王皇后，朱翊钧更喜欢又漂亮又懂事的郑贵妃。很快，他们之间爱情的结晶、皇三子朱常洵就诞生了。喜不自禁的朱翊钧对这个孩子倾注了无限的父爱，其具体表现就是想把朱常洵立为太子。

根据封建时代的嫡长子继承制，除非郑贵妃做皇后，不然这个太子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朱常洵来做。朱翊钧没有那个魄力废掉王皇后，但却又想打破礼法的束缚把朱常洵立为太子。想法很好，问题是，外朝的大臣们能干吗?

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文官们当然不会同意。早在朱常洵出生以前，身为首辅并且还是皇帝老师的申时行就要求立朱常洛为太子。朱翊钧以皇长子岁数太小为由推脱了过去。但是很快，朱常洵一出生郑贵妃就升为皇贵妃，而诞下皇长子数年的王恭妃却没有获得升迁，这就让大臣们一致怀疑是不是皇帝想废长立幼了。

册立郑贵妃为皇贵妃当日，就有言官率先发难，直言这种做法是在忽视皇长子及其母亲，要求皇帝收回成命，其言辞相当激烈。万历勃然大怒将其贬到外地。不想立刻就有数位官员接连上书要求皇帝收回成命，万历将他们全部赶出京城，以示惩戒。

尽管处理官员的手段有些严厉，但是万历还是做了一些让步，表示其立储一定会按照嫡长次序来。就这样过了几年，申时行再次旧事重提，要求皇帝立皇长子为太子。万历表示会让皇长子出阁读书，事情似乎有了转机。

结果拖了几个月，万历口头许诺的出阁读书还是没有明文批示。内阁成员一商量，干脆以全盘辞职相要挟。万历深知自己离不开这些辅臣的帮助，便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诏令：一年之内如果没人再提国本的问题，就立皇长子为太子;如有人提，六年以后再说!

万历这么干，是因为他深知一定会有人按不住性子要提这桩事。果不其然，很快汤显祖(就是《牡丹亭》的作者)上书，言官群起而呼应，不仅大提国本，还捎带着攻击了首辅。结果，立储的问题就真的拖到了六年以后，而首辅申时行也只好被迫辞职。

申时行的离去意味着没有人在皇帝和朝臣之间起到缓冲剂的作用，双边矛盾愈发激烈。皇帝连续罢黜十二名官员，甚至连礼部尚书都被拖到午门廷杖，结果不仅没有让大臣们屈服，反而让仅剩的阁臣王家屏直接辞职走人，形势非常的尴尬了。

无奈之下，朱翊钧只好宣布他打算将皇长子、皇三子和皇五子并封为王，再从中选取优秀者为太子。此时的首辅王锡爵出于和稀泥的目的，表示应当将皇长子交给皇后抚养，以确立嫡子身份。皇帝很高兴，打算批准这个提议。

然而这种做法立刻遭到了其他大臣们的反对。顾宪成指出，这表面上看起来是在给皇长子拔高身价，实际上是在表明皇长子做太子合法性不足，留下了十足的隐患。于是大臣们一边抗议“三王并封”，一边痛斥王锡爵无能。万历也只好把这个自以为绝计的提议废止了。

王锡爵离任以后，赵志皋继任首辅。由于他性格温和懦弱，结果成了当时举国上下的出气筒。大臣们骂他不作为，皇帝嫌弃他顶不住。四年以后，争国本事件愈演愈烈，赵志皋却死在了工作岗位上。

终于，在皇长子十九岁那年，皇帝终于将其立为太子。然而促成争国本事件走向终点的并不是官员的力量，而是被儿子闹得实在看不下去的李太后出面质询万历为什么不立朱常洛。万历虎头虎脑地来了一句：“他是宫女的儿子。”话一说出口他就后悔了，因为他忘了自己的母亲原来也只是个宫女。

在李太后的勃然大怒之下，以及时任首辅沈一贯的敦促下，万历只好一万个不情愿的把皇长子立为太子。至此，持续了近二十年，逼退四个首辅的“争国本”事件终于落下了帷幕。

然而这一事件的余波却根本没完。二十年来，明朝的文官们逐渐养成了一个恶习，那就是为了“国本”之类的清谈而奋不顾身地论战甚至搞斗争，全然不顾京城之外的事情。从近处来看，万历三大征的每一场战争都打得不甚漂亮，就与文官在内斗而无暇顾及战事有关。至于长远来说，由争国本所间接导致的党争局面，更是直接把明朝带往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

为什么嘉靖朝至万历朝的内阁争斗如此频繁？

嘉靖至万历年间的内阁争斗，说白了其实主要是首辅之争，也是权力之争。

文人相轻古来有之，加上个人的地域、出身、师承、学派的不同，更加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权力的分配问题。

自从朱元璋因“胡惟庸案”废黜了中书省和宰相后，就建立了早期的内阁雏形，“大学士辅政”制度，大学士的主要权力只是顾问，并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建文四年，大学士又改称为学士，具体职能还是延续朱元璋时期的性质。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由于他经常御驾亲征，不能对政务面面俱到，就派解缙、胡广、杨荣入值文渊阁，内阁就此产生。但这时的内阁并没有具体的实权，它的工作性质就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到明成祖朱棣的儿子朱高炽继位，任命东宫旧臣杨荣、杨士奇入内阁，因为这二人本身都兼任尚书职位，使得内阁权力开始加重。

景泰年间，王文以吏部尚书的身份进入内阁后，内阁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基本上已经可以和皇帝相抗衡了。嘉靖朝时严嵩由于他在内阁任职二十余年，造成了他的权力已经与事实上的宰相别无二致了。到万历朝张居正任内阁首辅时，因为万历年幼，使得皇权失控，张居正已经相当于现代的一国首相了。

正是因为内阁权力的巨大，就造成了朝野上下为之争斗的游戏。从嘉靖朝严嵩任内阁首辅开始，以严嵩为首的利益群体逐步形成。同时次辅徐阶也有意识的建立了自己的利益团队，与严嵩相抗。自此开始直到明末，这种斗争几乎没有停息。

在嘉靖和万历两朝，基本每年都有尚书这一级别的官员被罢官，主要原因就是内阁大臣都兼任六部尚书，只有担任了尚书职位，才能进入内阁，进入内阁就代表掌握了权力。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嘉靖和万历两朝，对内阁大臣的任用期限、权力的大小，都没有明确的定例，内阁首辅和其余阁臣之间的权力相差巨大，这也加剧了大臣相互间的争斗激烈程度。

这种愈演愈烈的争斗，致使大明朝野日益腐败，直至大明王朝轰然倒塌的时刻也没有停息。

万历皇帝和张居正有什么样的恩怨？

皇权与相权的纠葛，一直是中国历代王朝的主要政治矛盾。这其实是皇权制度的必然结果，存在历史必然性。只要这种社会制度存在，皇权和相权就始终是互相利用，相互斗争中存在的，中国政治具有传承性，根源也在此。 张居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谥号“文忠”，湖广江陵（今属湖北荆州）人，又称张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其人少聪慧，5岁入学，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了秀才，16岁中了举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时年仅23岁。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与高拱并为宰辅。万历初年，与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成为首辅。当时万历皇帝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居正主持裁决，前后当国10年，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大为改观；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练兵，加强北部边防，整饬边镇防务；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淮，亦颇有成效。万历十年（1582年）卒，赠上柱国，谥文忠。死后不久即被宦官张诚等攻讦，家产抄没充公；至天启时恢复名誉。 权谋时代，权谋人物的传记文章自然盛行。前几年湖北作家有历史小说《张居正》，销路畅旺，而且获得优秀长篇小说奖，关于此人的作品，有名者如《万历十五年》，余者更是汗牛充栋。在中国官僚文化中，官至宰相，就是位及人臣了，当官生涯到了顶点。国内对于曾国藩、李鸿章、张居正等人的兴趣，也源于此。但前两人与张大为不同，曾国藩还算是真道学分子，而李鸿章则更多的是钻营，这是一高一低两个标杆，惟独张居正，却是要才有才，要奸有奸，所谓权相，虽非奸臣，但其揽权专断则与权奸无异，而其治理国家的本事也是超众的，成就不在曾国藩之下。《明史》描述他:“ 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一个很有城府的美髯公。大概才高八斗的人也自视甚高，他曾说:“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将自己比为磊落奇伟之人。《张太岳集序》说:“公（张居正）生平不屑为文人，然其制作，实亦非文人所能为。”“公与新郑（高拱），时同在政府。其初谋断相资，豪杰自命，即丙、魏、房、杜，固未肯多让也。” 后人评价张居正有“才太高，性太拗，权太专，心太险”的说法，“遇事有执持”，“湛静沈默，声色不露”。他为人矜持，沉静少语，喜怒不形于色，但要发话，威势逼人。具有骄横、刚愎和偏狭的性格特征。生活在明朝中后期，张居正也不能免俗地做个纯粹的清官，他也拉帮结派、排斥异己、贪污受贿，生活奢侈，妻妾成群，年仅五十七岁就死于过量食用“春药”导致的慢性中毒。 张居正的身上同时具备了能臣和奸雄两种特征。作为能臣，他从整顿吏治开始改革。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上疏实行“考成法”，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监督，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张居正《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的现象，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而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他通过清丈土地和追缴富户欠税、逃税，充实了国库。万历五年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作为奸雄，对于政敌从不手软，翻云覆雨功夫了得。《明史纪事本末》有一段描写张居正被弹劾后的“泼皮无赖”表演:“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言:‘居正忘亲贪位’，居正大怒。时大宗伯马自强曲为营解，居正跪而以一手须曰:‘公饶我，公饶我!’掌院学士王锡爵径造次丧次，为之解。居正曰:‘圣怒不可测。’锡爵曰‘即圣怒，亦为公。’语未讫，居正屈膝於地，举手索刃作刎颈状曰:‘尔杀我，尔杀我!’锡爵大惊，趋出。”堂堂宰相，在下属面前又是跪倒，又做刎颈状以自杀相威胁，很难与一个饱读经书的才子，倜傥豪放的翰林，威震当朝的宰相联系起来，这就是活生生的具有多重性格表现的张居正。既有进退徐疾，洞若观火的智慧，胸中藏兵，决胜千里的勇气，又工于心计，深谙权术。 制度决定了命运 张居正在生前享受了各种尊荣，但死后仅第四天就被弹劾，继而很快演变成为一场政治大清洗的牺牲品，致使其党羽、家人革职抄家，自己被剥夺所有名号，差一点被割棺戮尸。史家往往将其归结为张本人的性格缺陷和盛极时不知收敛，如清人林潞认为，“才大而溢，任重而疏，以忠君爱国之心，而杂以一切吐弃之意，此则太史公责淮阴，不能学道谦让，不矜不伐者也。”犯了“威权震主”的大忌，因此“祸萌骖乘。”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但谁人没有缺点，张居正再贪也比不上前朝宰相严嵩，但遭遇却悲惨得多。 真正造成张居正人生悲剧的是当时的政治制度。在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皇朝，所有人都只是皇帝的家臣，权力是皇帝授予的，也随时可以剥夺，可以让人登上权力顶峰，也随时可以将其打入地狱。为了避免皇权旁落，明太祖朱元彰取消了宰相，亲自统领中央各部，但是，统治这样大的国家，绝非个人亲历亲为就能够做得到的。明朝中后期仍恢复了没有宰相之名而有其实的官僚政治，这就出现了皇权与相权博弈的局面。 中国历代的政治模式都是中央集权，缺乏其他制衡力量。虽然设有监察部门，但这种监督的力度、范围和效果十分有限。如果不设宰相，皇帝势必得事必躬亲，这样苦的差使，除了开国君主，其后代很少愿意去做。明朝皇帝中，除了朱元彰，多数都是庸庸碌碌之辈，万历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如此，隆庆皇帝更是因房事过度而在三十六岁去世，当时万历皇帝还不到十岁。当时国力匮乏、盗贼横行，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张居正《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万历的母亲很倚重张居正的治国才能，将教育和辅佐小皇帝的重任托付给他。皇朝需要这样的能人提振朝纲，收拾嘉靖、隆庆留下的烂摊子，这是张居正得到重用的时代背景。一旦小皇帝长大成人，张居正的摄政地位难免与皇帝亲政产生冲突。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张居正主政期间那些不当的做法和日益骄横，对任何一个处于他那种地位的人来说，都是自然而然要发生的事情。在集权体制下，谁掌握了不受约束的权力，都会产生那种无所不能的错觉，从而无所不为，种下祸根。中国一直就没有权力制衡机制，谁掌握权力都会成为皇权的威胁，又不能指望每个皇帝都喜欢亲自承担行政重任，所以因功高震主而被迫害的情况史不罕见。 张居正的命运，整体而言也逃不出这个规律。至于报应的时机，则和当时的人事有具体的联系。比如张居正是在万历十年去世，当时皇帝已经十九岁，如果再晚几年，可能与年轻皇帝的矛盾会更大，晚节不保也有可能。张居正本人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深感“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他在给老友的信中写到“盖骑虎之势自难中下”，担心自己会不免霍光、宇文护的悲惨下场。在万历皇帝大婚后即提出辞职归政的请求。皇太后的坚定挽留的态度，也是造成最后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皇太后亲口对万历说“内外一切政务，尔（皇帝）尚未能裁决，边事尤为紧要……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云云,造成年轻皇帝无法一展抱负,对于已经成年的皇帝刺激很大。 明朝皇帝出色者几希，正如老鼠下崽，一窝不如一窝，到了万历皇帝，居然能在前期达到盛世，与张居正和皇太后的尽力帮扶是分不开的。万历十五岁成婚之前，一直生活在皇太后身边（这也是出自张居正的建议），外有张居正的严教，内有母亲的督促，万历亲政前俨然是一位明君圣主做派，与万历中后期判若云泥之别。内外夹击之下的万历皇帝，对于张居正既敬又畏，有一则故事讲到张居正给小皇帝讲课，万历把《论语》中的“色勃如也”，误读成“色背如也”，居正一声“应当读‘勃’! ”使其顿然惊悚。而母亲将其当作孩子，不放心让其当政，又严重地挫伤了青年皇帝的自尊心，这种出于需要和无奈之下的不得已最终在张居正死后爆发了。 对于万历而言，当初种种改革政策未必都是出于其本意，而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本应由他掌握的大权，张居正的当权便是万历皇帝的失位。同时，年轻皇帝久被压抑的情绪发作，急于摆脱无所作为的尴尬局面，使得他完全不再顾及张居正为皇朝所做的一切，为此不惜放弃张居正的改革政策，甚至否定自己以前对张居正的所有赞誉，在政治上大幅倒退。张居正身后的这位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很快现出了原形，开始享受复仇的快慰。张居正逝世后不久，言宫把矛头指向张居正。万历下令查抄其家，并尽削其宫秩，迫回生前所赐封号，以其“钳制言官，蔽塞圣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罪状昭示天下。其家属或饿死或自杀或流放或逃亡，这就是所谓一代能相之家的可悲的下场。 樊先生的这本书，是在有关史料和野史札记的基础上，并参考了其他有关张居正的研究资料而成的，在内容上有较高的可信度，可以参考小说“张居正”，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起看。 希望对你的问题有所帮助

万历皇帝死因？

　　简介
　　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1620年）是明朝第十三个皇帝。穆宗朱载垕第三子，隆庆二年（1568年)被册立为太子。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病死，朱翊钧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万历”，故后人又称他为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执政的48年时间是非常矛盾的：曾作为一代英主，在大臣们的辅佐下，使大明王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也曾28年不上朝听政，被后人认为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懒惰的，他还穷奢极欲，横征暴敛，为此背负了千古骂名。因而在明朝历史上，他的帝王生涯总是引起人们较多的关注。明神宗朱翊钧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编辑本段]生平详解

　　万历登基

　　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是明朝历史上的第十三位皇帝，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生母李贵妃原为裕王邸宫女，后被当时还是裕王的朱载垕看中，隆庆元年（1567年）被封为贵妃。据说她对于儿子朱翊钧教育颇严，一心想让他成为一个有为之君。
　　朱翊钧自幼就聪慧过人，读经史过目不忘，而且颇为早熟。6岁时，他看见朱载垕在宫内骑马奔驰，便上前挡道谏阻说：“父王为天下之主，单身匹马的在宫中奔驰，倘若有一个疏忽，那可不得了。”朱载垕听后深受感动，自此更加喜爱他。隆庆二年（1568年），朱翊钧被册立为皇太子。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朱载垕病逝。六月初十日，年仅10岁的朱翊钧即皇帝位。

　　万历新政
　　朱翊钧即位时年仅10岁，由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辅政。张居正接任首辅后，在李太后的支持下，于万历元年(1573年)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在政治上整顿吏治，实行考成法，对各级官吏进行考察，作为升迁、黜陟的依据；在军事上整饬军备，加强边防，选用能征善战、带兵严格的将领，对蒙古采取安抚睦邻政策；在经济上清丈全国田地，推行一条鞭法，基本内容是赋役合并，化繁为简；统一役法，摊丁入地；田租征银，官收官解。这称得上是我国赋税制度的一次大变革，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张居正还治理黄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些措施使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国势渐见中兴。当时太仓的积粮可支用10年，国库钱财多达400余万，处于统治危机之中的朱明王朝出现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史称“万历中兴”。
　　据说，朱翊钧非常尊敬张居正，言必称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冬天上课时，朱翊钧总是嘱咐小太监将厚厚的毛毯放在张居正的脚下，以免冻着脚。张居正生病后，朱翊钧更是亲自为他熬药，而张居正为了感激皇帝的知遇之恩，更是加倍努力，事必躬亲，将一个大明王朝治理得井井有条。

　　万历亲政
　　万历十年（1582年），由于操劳过度，“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一代名臣张居正去世，终年五十八岁。朱翊钧为张居正辍朝一天，并给予崇高的待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500两。然而，两年之后的万历十二年（1584年），朱翊钧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生前“忠贞不贰”的“元辅张先生”，死后反而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原因何在？由于张居正为人非常正直，得罪了不少大臣，而他所推行的改革也触动了不少守旧势力。在他死后，一些变法期间失势的守旧派大臣乘机反扑，纷纷上奏朱翊钧，要求弹劾张居正和他的支持者冯保。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朱翊钧对昔日威柄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也许是在张居正的严格管理下有些厌倦了，当守旧派大臣仍提出这些要求时，朱翊钧觉得自己真的应该这样做。
　　朱翊钧也深知，要想树立自己作为皇帝的权威，就必须摆脱张居正的影响，而要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就必须清算张居正，推倒张居正。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开始亲政、独揽朝中大权打下牢固的万历年间绘《平番得胜图》基础，因而清算已死的张居正成为朱翊钧亲政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但朱翊钧心里明白，张居正在世时，自己曾重用张居正，并许下了多少诺言。而今要实现这个转变，必须寻找时机，找到借口，而且要有计划，有步骤。可从哪里下手呢？经过权衡利害得失，他决定先拿冯保开刀。
　　万历十年（1582年）十二月，朱翊钧以欺君蠹国之罪，免去冯保东厂提督之职，抄没其家产。张居正在世时，与冯保互为依存，谁也离不开谁。冯保垮台，张居正必在劫难逃。果然不出所料，朱翊钧随后将张居正重用的人统统罢免，同时为从前反对张居正的人一一恢复名誉或官职。不久又诏夺了张居正所封官职、谥号，其家产被查抄，家人被谪戍。

　　万历怠政

　　全面否定张居正改革，是朱翊钧本人由勤变懒、全面废弃励精图治的标志。当朱翊钧彻底摆脱了张居正的束缚之后，就开始了他的独裁统治。从此以后，朱翊钧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昔日少年天子的气派与风采，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长年深居禁宫，嗜酒、恋色、贪财，私欲膨胀，恣意妄为。
　　独裁统治的背后，必然隐藏着严重的危机。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月，宁夏副总兵官哱拜起兵反叛；五月，日本发动侵朝战争；同时西南又发生播州杨应龙叛乱。朱翊钧被迫三路出征，史称“万历三大征”。三征历时十余年，虽然获得全胜，但却丧师数十万，耗银千万两，致使国库空虚，百姓遭难，由此开始明朝一步一步由盛转衰。
　　就在朱翊钧隐居深宫，怠于临政，万事不理之际，东北的后金却迅速崛起，努尔哈赤以30年时间统一了满洲女真各部落，并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了后金政权，形成了与明王朝相对立的地方政权。朱翊钧为了应付辽东战事的军费，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此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使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激化，明王朝灭亡的危机已然形成。因此后人评论，“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神宗之怠惰”。
　　在朱翊钧亲政的后20年，他基本上是一个不理朝政的皇帝。因此，近代史学家孟森在他的《明清史讲义》里把朱翊钧亲政的晚期称为“醉梦之期”，并说其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
　　事实上，朱翊钧亲政的晚期不仅仅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更重要的表现是过度纵情于酒色财气之中。万历十四年（1594年）十月，礼部主事卢洪春曾奏称，朱翊钧“日夜纵饮作乐”。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曾上疏朱翊钧，疏中批评他沉迷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朱翊钧看后暴跳如雷，大怒不止，从此奏章留中不发。雒于仁上疏的内容应该说基本上是属实的。
　　明定陵地宫朱翊钧的好色是非常有名的。万历十年（1582年）三月，朱翊钧曾效仿祖父朱厚熜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而且，他在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的太监，就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
　　朱翊钧的贪财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关于他贪财的事例极多：在亲政以后，他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曾以采木、烧造、织造、采办为名搜刮民财，万历十九年（1591年），仅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瓷器就达23万多件；为了掠夺钱财，他还曾多次派遣宦官为矿监税使，四处搜括人民，而且征税的项目千奇百怪，无物不税，无地不税，使百姓怨声载道。
　　由于神宗不理朝政，缺官现象非常严重。御使袁可立借雷震景德门之际上疏抨击朝政，被震怒的神宗皇帝罢官为民。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政府完全陷入空转之中。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互相倾轧。
　　历四十八年（1620年）三月，因长期酒色无节，加上辽东惨败，国事困扰，朱翊钧终于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五十八岁，安葬于三十多年前自己精心修建的“寿宫”定陵，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庙号为神宗。
　　[编辑本段]大事详解

　　三大征

　　指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1573～1619）年间平息叛乱的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和支援朝鲜抗击日本侵略的朝鲜之役。三战皆捷，但明朝人力物力也遭受到巨大损失。
　　宁夏之役 即镇压哱拜之乱。拜原为蒙古族人，嘉靖中降明，积功升都指挥。万历初为游击将军，统标兵家丁千余，专制宁夏，多蓄之命。万历十七年，以副总兵致仕，子哱承恩袭职。十九年，火落赤等部犯洮河告急，拜自请率所部三千人往援，至金城，见各镇兵皆出其下，归途取路塞外，戎兵亦远避之，因益骄横，有轻中外之心。巡抚党馨每抑裁之，并核其冒饷罪，哱拜因于二十年二月十八日，纠合其子承恩、义子哱云及土文秀等，嗾使军锋刘东旸叛乱，杀党馨及副使石继芳，纵火焚公署，收符印，发帑释囚。胁迫总兵官张惟忠以党馨“扣饷激变”奏报，并索取敕印，惟忠自缢死。此后东旸自称总兵，以拜为谋主，以承恩、许朝为左右副总兵，土文秀、哱云为左右参将，占据宁夏镇，刑牲而盟。出兵连下中卫、广武、玉泉营、灵州（今宁夏灵武）等城，惟平虏坚守不下。叛军又以许花马池一带听其住牧为诱饵，得套部蒙古首领著力兔等相助，势力越加强大，全陕震动。三月四日，副总兵李昫奉总督魏学曾檄，摄总兵事进剿，但叛军恃套部蒙古支持，势甚强。此后，明朝特调副麻贵驰援，贵率苍头军在攻城同时，阻击套部蒙古，斩获甚多。四月，又调李如松为宁夏总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国桢监军，统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等进行围剿。七月，麻贵等捣毁套部大营，追奔至贺兰山，将其尽逐出塞。各路援军在代学曾为总督的叶梦熊的统帅下，将宁夏城团团包围，并决水灌城。叛军失去外援，城内弹尽粮绝，同时内部发生火并，九月十六日刘东旸杀土文秀，承恩杀许朝，后周国柱又杀刘东旸。军心涣散。李如松攻破大城后又围哱拜家，拜阖门自尽，承恩等被擒，至此，哱拜之乱全部平息。
　　播州之役 播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北间，山川险要，广袤千里。自唐杨端之后，杨氏世代统治此地，接受中央皇朝任命。明初，杨铿内附，明任命其为播州宣慰司使。万历初为播州宣慰司使，骄横跋扈，作恶多端，并于万历十七年公开作乱。明廷对杨应龙之乱举棋不定，未采取有力对策。因此应龙本人一面向明朝佯称出人出钱以抵罪赎罪，一面又引苗兵攻入四川、贵州、湖广的数十个屯堡与城镇，搜戮居民，奸淫掳掠。二十六年，四川巡抚谭希思于綦江、合江（今四川泸州东）设防。次年，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率军三千进剿，失利，杨国柱被杀。明廷罢江东之，以郭子章代之。又起用前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节制川、湖、贵三省兵事，并调刘綎及麻贵、陈璘、董一元等南征。二十八年，征兵大集，二月，在总督李化龙指挥下，明军分兵八路进发，每路约三万人。刘綎进兵綦江，连破楠木山、羊简台、三峒天险。又败应龙之子朝栋所统苗军。巾帼英雄秦良玉与其丈夫马千乘亦率兵攻下金筑等七寨，并偕同酉阳等土司军一起攻下桑木关为南川路战功第一。其他几路明军也取得胜利。三月底，刘綎攻占娄山关，四月，杨应龙率诸苗决死战，又败。綎进占杨应龙所依天险之地龙爪、海云，至海龙囤（今遵义西北），与诸路军合围之。六月，刘綎又破大城。应龙知大势已去，与二妾自缢，子朝栋等被执，明军入城，播州平。后分其地为遵义、平越二府，分属四川、贵州。
　　朝鲜之役 即援朝逐倭（日本）之战。万历二十年，掌握日本大权的丰臣秀吉命加藤清正、小西行长率军从对马攻占朝鲜釜山，又渡临津江，进逼王京（今汉城）。朝鲜国王李昖沉湎酒色、弛于武备，军队望风而溃。李昖逃奔平壤、后又奔义州（今新义州东北）。日军进占王京后，毁坟墓，劫王子、陪臣，剽掠府库。又攻入开城、平壤。朝鲜八道几乎全部沦陷。在这种形势下，明朝应朝鲜之请，出兵援朝。但援军因兵少力弱，地理不熟，游击史儒战死，副总兵祖承训仅以身免。明廷得败讯后，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集四万兵马赴朝。次年正月进攻平壤，击败小西行长部，获平壤大捷，此后又复开城，扭转战局。后又进逼王京，但在距王京三十里的碧蹄馆因轻敌中伏，损失惨重。三月，刘綎、陈璘率军抵朝。明军扼临津、宝山等处，并断日军粮道，日军缺粮，不得不放弃王京，退缩至釜山等地，开始与明军谈判。明兵部尚书石星力主和议。但因日本提出以大同江为界等无理要求，谈判破裂。二十五年日军再次发动进攻，明神宗朱翊钧下石星等于狱，以邢玠为蓟辽总督，麻贵为备倭大将军，调蓟辽、宣府、大同、山西、陕西兵及福建、吴淞水兵援朝，又募川、汉兵等往援。次年二月，明军兵分四路，中路李如梅、东路麻贵、西路刘綎、水路陈璘，分道向釜山挺进，陈璘与朝鲜水军将领李舜臣紧密配合，在海上打败敌人最精锐的小西行长所部，八月，丰臣秀吉死，日军撤兵，中朝联军乘势进击，日军大败。但李舜臣和明军老将邓子龙也在与日军的海上会战中牺牲。十一月，战争基本结束。
　　三次战役虽取得胜利，但也使明朝的人力物力遭受巨大损失。史载：“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经此三次战役后，明朝元气大伤，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且万历朝开始，随着“小冰河时期”的到来，中国北方粮产量大减，军户既要打仗，更要从事武器生产等各种劳役，人数不足的情况下，军屯收上来还没有种下去的多。为此，万历搜刮矿税、商税、瓷矿，靠这些资金保证了边军的战斗力，所以万历虽然赢得了“三大征”的赫赫武功，但不能不在历史上留下“万历苛政”的名声。

　　矿税之害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神宗派出宦官充任矿监税使，掠夺商民，一旦被认为地下有矿苗，房屋就要全部拆除，以便开矿，开矿时挖掘不到时，附近的商家会被指控“盗矿”，必须缴出全部“盗矿”的赔款。矿监所到之处，民穷财尽，“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其党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士民公愤”，而“帝不问”，成为明代一大恶政。首辅朱赓沉痛地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大学士沈鲤在《请罢矿税疏》中，亦指出矿税“皆有司加派于民，以包赔之也”。户科给事中田大益曾忍无可忍地批评他：“以金钱珠玉为命脉。”万历二十五（1597年）至三十三年（1605年）矿税使进内库银将近三百万两，“半以助浮费，半以市珠宝”，更多的财物流入了宦官的腰包。

　　女真兴起

　　正当万历皇帝怠政之时，东北女真族努尔哈赤兴起，成为日后明帝国的隐患。
　　1619年，辽东军区司令官杨镐四路进攻后金，在萨尔浒大败，死四万余人，开原、铁岭沦陷，北京震动。朱翊钧用熊廷弼守辽东，屯兵筑城，才将辽东局势扭转。不过朱翊钧的三十年“断头政治”，连“票拟”、“朱批”都已经完全停止，即使军事科技领先当代、农业技术明显优于前朝，但是明朝行政已长年陷于瘫痪。
　　所以，一直以来史学界一致认为“明实亡于万历”，伟大领袖毛主席阅读《明史》后亦是如此认为。历来的看法，一个政权的兴旺，再大的因素绝不可能是外因，有古语曰“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后金在关外对国家的分裂割据行为只不过是加速明王朝的灭亡，明王朝真正灭亡的原因包括自身僵化的财政系统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问题，这些都属于经济基础。而上层建筑的崩溃已经腐化使明王朝再也无力在明末小冰河期、鼠疫等罕见的天灾面前继续运转存活下去。
　　明王朝的灭亡绝不能简单的归咎给外敌因素，相反满族的崛起恰好使松懈的明王朝行政系统重新开始运转，直到之后天启年间，阉党大肆屠杀东林党，使得整个朝中几乎没有能够真正为百姓、为国家做事情的人，进而明王朝迎来了落日时刻。
　　以史为鉴，无论之后中国走什么样的国策路线，统治阶级务必内修法度、创造一个清明的政治环境，才能对付外来的一切敌人，长久立于不败之地。
　　[编辑本段]神宗之死
　　朱翊钧在萨尔浒之战的次年（1620年）逝世，葬于定陵。《明朝帝王陵》提到：万历的定陵1958年发掘，万历帝尸骨复原，“生前体形上部为驼背”。
　　[编辑本段]大事记
　　红薯传入中国。
　　万历六年——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
　　万历十二年——利玛窦绘制第一张中文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图》。
　　万历十二年——朱载出版《律吕精义》。
　　万历十二年——定陵开建。
　　万历二十九年——利玛窦将油画引入中国。
　　万历二十九年——杨继洲撰写《针灸大成》。
　　万历三十三年7月13日——海南琼州发生7.5级地震。
　　万历三十六年——天主教传入上海。
　　出生
　　万历六年——沈德符，文学家
　　万历十二年——胡正言，镌刻家
　　万历三十九年1月——朱由检，明思宗
　　逝世
　　万历二十二年——梁辰鱼，剧作家
　　万历十年——张居正，政治家
　　万历三十三年——田义，太监
　　[编辑本段]评价
　　《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清高宗乾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万历朝开始，随着“小冰河时期”的到来，中国北方粮产量大减，军户既要打仗，更要从事武器生产等各种劳役，人数不足的情况下，军屯收上来还没有种下去的多。为此，万历搜刮矿税、商税、瓷矿，靠这些资金保证了边军的战斗力，所以万历虽然赢得了“三大征”的赫赫武功，但不能不在历史上留下“万历苛政”的名声。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将万历皇帝的荒怠，联系到万历皇帝与文官群体在“立储之争”观念上的对抗。怠政则是万历皇帝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黄仁宇说：“他（即万历皇帝）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
　　但若站在心理学的角度，朱翊钧的这种怠政也可以被理解为习得性失助或忧郁症的临床表现。
　　在《万历十五年》文末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本文地址:http://www.dadaojiayuan.com/lishitanjiu/19632.html.

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本站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转载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立即通知我们(管理员邮箱：douchuanxin@foxmail.com)，情况属实，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谢谢!

上一篇: 关羽的老婆是谁,哪一种说法更加靠谱

下一篇: 雍正最后是和谁合葬的甄嬛不是雍正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