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了解唐玄宗后的藩镇的事情,接下来跟着小编一起欣赏。
大唐元和十五年(820年),唐宪宗李纯崩于大明宫。关于唐宪宗的死因,史书多认为其被宦官所弑。而唐宪宗的离世,所昭示着的则是“元和中兴”的戛然而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唐朝历史进入了一段更为黑暗的时期。以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便能够发现,唐宪宗之后的唐朝,实际上彻底陷入了泥沼之中。
之所以说唐宪宗后的唐朝陷入泥沼,主要在于,唐宪宗后的唐朝,对地方藩镇的控制力,呈现出了明显弱化的情况。这是因为,唐宪宗离世之后穆宗朝,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河朔复叛”到了唐武宗、宣宗时期,地方藩镇叛乱的情况则更为严重了起来。而懿宗、僖宗时期,自然不必多说,唐朝对地方藩镇的控制力已经弱化到一定程度,尤其是僖宗一朝,藩镇不臣的情况业已成为了惯例。那么,唐宪宗之后的唐朝,对藩镇的控制力为何愈发弱化?
首先,唐宪宗之后的唐朝,所以会出现对藩镇控制力弱化的情况,主要还是在于唐朝政策上的变化。自唐宪宗离世之后,唐朝内部对于藩镇的态度则呈现出了两极分化的情况。一方认为应对藩镇采取弹压的态度,反之,另一方则主张默认藩镇割据的情况。这样的情况,主要还是和“牛李党争”有很大关系,党争之中的“牛党”对藩镇亦主张默认割据,“李党”则力主弹压不臣藩镇。正是在以上情况影响下,使得唐朝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都没有形成持续性的国策。
而这一时期的历史也印证了此点,“牛党”在朝期间,朝廷对藩镇之乱多采取观望的姿态,如对于发生在文宗一朝的卢龙军乱,牛僧孺便力主文宗以观望应对。史载,牛僧孺规劝文宗“范阳自安、史以来,非国所有……不必计其逆顺。”而到了武宗昭义镇叛乱时,李德裕则劝武宗平乱,其指出“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如此可见,唐朝内部自宪宗离世之后,在如何应对藩镇问题上出现了巨大的分歧,这样的分歧使得唐朝缺乏持续性的国策,这自然就导致了唐朝对地方控制力的弱化。
其次,唐宪宗离世之后唐朝地方控制力弱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便是宦官。在宪宗时期宦官势力迅速膨胀,这期间宦官以两枢密使、神策两中尉的方式,完全确立宦官在朝中的地位,所以,两枢密使以及神策军两中尉,当时亦被称为“四贵”这对于唐朝皇帝的权力来讲,造成了极大的掣肘。
以至于宪宗离世之后的皇帝,近乎全部都由宦官所拥立。这样的情况下,便使唐朝陷入两个困局之中,先是皇权弱化使皇帝无力管控地方藩镇,再者便是宦官同朝臣之间的斗争也开始愈演愈烈,而这则导致唐朝无限顾及地方藩镇。
总之,唐代中晚期的唐朝历史,所展现出的是诡异景象。尤其是在唐宪宗离世之后,唐朝对地方藩镇的控制力,呈现出了明显弱化的趋势。究其根本还是在于朝堂之上局势的错综复杂,使得唐朝内部陷入了党争、南衙北司之争、皇帝与宦官博弈的困局之中,而这则导致唐朝无暇顾及地方藩镇,这就为日后唐朝藩镇体系的瓦解埋下了伏笔。
唐朝的灭亡,主要是三大因素的结果,就是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和朋党之争。首先我们看下宦官专权,我们知道在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中,东汉,唐朝和明朝都是宦官专权最严重的三个朝代。与东汉和明朝相互比较,唐朝的宦官专权的程度要比后两者严重的多。东汉王朝和明朝虽然有宦官专权,但是宦官是狐假虎威。但是唐朝的宦官操纵着皇帝,宰相的任免,国策的制订都取决于宦官。唐朝初年,唐太宗为了限制宦官的权力,对于宦官的限制是十分严格的,并且规定宦官只能担任四品的内官。但是到了天宝年间,宦官的权力逐渐地扩大。宦官高力士的权利很大。诸王和公主称其为“阿翁”,驸马称其为“爷”。唐肃宗时期的宦官李辅国执掌禁军,权利非常大,曾经拥立唐代宗即位。他非常跋扈,曾经对代宗说:“大家但在内里坐着,外事皆听老奴处分”,唐代宗听了龙颜大怒,但是只因其大权在握也无可奈何。唐宪宗由于宦官俱文珍的拥立而即位。宦官仇士良曾经当着皇帝的面历数其过失。唐文宗称自己连汉献帝和周赧王都不如。唐朝后期的大部分皇帝大都是宦官拥立。其中唐宪宗,唐敬宗竟为宦官所杀。中央政权实际上操纵在宦官的手里,皇帝成为了宦官的傀儡。唐朝的宦官只所以这样嚣张,在很大一部分上应该怪皇帝。皇帝对大将不信任,所以把禁军的指挥权交给了宦官。从唐德宗时开始,宦官掌握禁军,成为惯例。为了反对宦官专权,皇帝曾经多次连结朝臣共同对付宦官。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唐顺宗时期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和唐文宗时期的“甘露之变”.但是这些斗争都以失败而告终。宦官的权力不但未能削弱,反而更加加强。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现在我们在看看藩镇割据 ,为了保卫边疆地区,唐朝在景云年间设置了节度使.刚一开始,这一设置只是存在于边疆地区.在”安史之乱”之后,唐朝为了保卫中央政权,设立了更多的节度使.节度使权重,掌握地方行政大权和兵权,成为了割据一方的割据势力.而且节度使一职传子或者部将,中央到时只能加以承认.而且他们垄断了地方的税收.藩镇之间以及藩镇与中央之间为了争夺人口和土地,不断进行着战争.各个藩镇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严重地威胁着国家的统一.
在”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在”安史之乱”的源地河北设立了诸多的藩镇,其中昭仪,成德和魏博三镇最为严重,史称为”河北三镇”.他们长期与中央对抗,名为”王室之臣”,实际上是土皇帝.唐宪宗即位以后,曾经试图改变这种状况,对藩镇用兵,平定了吴元济的叛乱,而且还歼灭了其他不服从中央的藩镇,这时候一向骄横的河北三镇也不得不服从中央.国家表面上恢复了统一的局面.可是这样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在唐宪宗元和末年,唐朝的统治区域内除了都城以外,共有藩镇46处。这些藩镇大都大都处于独立半独立状态。但是某些事关唐朝安全的一些重要藩镇,则都是由中央控制,这也保证了唐朝的存在。藩镇割据在和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我们接下来再看下朋党之争, 唐朝中央官员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门荫入仕的官宦贵族子弟,一是科举出身的官员,他们大多来自庶族地主,倾向与门阀士族斗争。科举出身的官员,由于政治地位相近,情趣相合,极易结成党派。是时,同榜进士称“同年”,进士对主考官称“座主”,被录取的进士为“门生”,门生座主关系密切,互相援引,形成一个政治上的小圈子。士族地主虽已衰落,而且其地位每况愈下,但是,他们仍然以阀阅自矜,看不起庶族地主。这两种官员不断进行明争暗斗,而以长庆(821年~824年)至大中(849年~86O年)年间的“牛李党争”历时最久,斗争最为激烈,牛党主要人物有: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等,他们都是权德舆的门生。李党主要人物有:李德裕、郑覃。李德裕是赵郡士族,他“不喜科试”,以门荫人仕。两党官员之出身,亦非清一色,牛党虽以进士科出身居多,亦有士族以门荫入仕者。李党虽门荫人仕者居多,亦不乏进士科出身者。两党的斗争,有不少是无谓的意气、门户之见,但亦有政见的分歧。这些政见的分歧主要表现在:第一,对科举取士的态度。牛党赞成科举取士。李党个别人。如郑罩则主张废除进士科。李德裕主张朝廷显官,应用公卿子弟。对科举取士的态度,总的说,牛党主张较为合理。但李德裕对科举制中的一些弊端,主张革除,如要求废除“呈榜”、“曲江宴”等,这是有道理的,应予肯定。所以,既不能一概而论说李党是主张废除进士科的,也不能笼统说牛党拥护科举是对的。第二,对藩镇的态度。李德裕对反叛中央的藩镇,主张坚决平定。李德裕父亲李吉甫,在唐宪宗时为宰相,力主削弱藩镇势力,他曾“岁余,凡易三十六镇”。李德裕在唐武宗时为宰相,他坚决地以武力平定了昭义镇的叛乱,牛党则主张对藩镇采取姑息态度,当朝廷向藩镇用兵之时,牛党又往往采取消极甚至阻挠态度。大和五年(831年),卢尤兵马副使杨志诚叛乱,唐文宗问宰相牛僧孺如何处置,牛僧孺认为,安史以来,范阳已不属中央,主张不必计较他的逆顺。当唐文宗问“天下何时当太平?”牛僧孺回答:“太平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在牛党看来,藩镇割据并不算问题,而是一种正常现象,不必去理它。第三,对佛教的态度。唐朝佛教有空前的发展,但佛教活动耗费大量资财,佛教寺院占有大量土地,隐占众多的劳动人口,佛教徒亦不服役,不交租税,使国家的财赋收入和兵源受到极大影响,加之有些佛徒还干预政事。这样,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尤其是经济上,唐朝政府虽然要利用佛教,但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却日益发展起来。会昌(841年~846年)年间,在李德裕赞助下,唐武宗采取了灭佛措施,废寺4600所,拆去招提、兰若之类小寺院4万处,还俗僧尼26万余人,寺院奴婢15万人被放为两税户,没收寺院田地数千万亩,毁佛像以铸铁及农具。大大打击了佛教势力。而唐宣宗时,李德裕被贬斥,牛党上台,立即废除了李德裕的灭佛措施。第四,裁减冗吏。李德裕认为“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简冗官,诚治本也”。他为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罢斥冗吏2000余人,这不仅可以节省俸禄等开支,减轻人民负担,而且斥去冗吏,极有利于澄清吏治,提高办事效率。但牛党一上台,便以“衣冠去者皆冤”。立即恢复任用了大批被斥的冗吏。此外,在对回纥等周边民族的关系上,在财政上,以及对宦官的态度上,两党都有分歧。总起来看,李党政见优者居多。朋党之争是唐后期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没有更多的积极意义,反而起了削弱唐朝统治力量的作用。这三大因素是唐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最终导致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瓦解了唐朝的统治。终于使其在农民起义被镇压的二十年后,最终为唐末农民起义的叛徒朱全忠所代替。
藩镇割据通常指的是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外地将领拥兵自重,在军事、财政、人事方面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局面,一直持续百多年直至唐朝灭亡。
其发生是由于唐朝在安史之乱后添了许多节度使,而节度使管辖的地区称为“藩镇”,唐朝中央政府本以为,可以通过藩镇来平定一些叛乱,不料藩镇就是导致唐朝混乱乃至灭亡的总根源。
而藩镇割据基本上是安史之乱的延续;唐亡以后出现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也是藩镇割据的延续。藩镇割据的问题对唐代、五代乃至北宋都产生重大影响。
藩镇割据总是不自觉地把藩镇与割据联系在一起,似乎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已经是四分五裂,气息奄奄,而且也模糊对唐朝中后期一百五十多年的政治风潮、经济变革、制度更替以致文学艺术现象的正确认识和理解,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复杂历史笼统地称作藩镇割据。
唐代藩镇割据与动乱的历史,是从安史之乱以后开始,所谓“安史平而藩镇之祸方始”。黄巢起义以后,“天下分裂而无纪”,接于五代十国,陷于军阀混战的另一番境地。
实际上,从公元763年安史之乱平定,到唐懿宗在位期间黄巢起义爆发的乾符年间,大约110多年时间里,藩镇的形势是比较稳定的,藩镇数目最多也大体固定在46个左右。
一、藩镇割据的起源
唐代藩镇设立之前,唐朝政府在边地上设置有守捉、城、镇、军,总体称为道。711年,贺拔延嗣被任命为凉州(治今甘肃省武威市)都督,为防范吐蕃的入侵,河西藩镇成为唐朝第一个藩镇。
唐玄宗时,开始置有大量的藩镇。例如713年始置幽州藩镇(驻今北京市)节度使与朔方藩镇(驻今宁夏灵武市)节度使。
717年置剑南藩镇(驻今四川省成都市)节度使。718年始设置安西四镇节度经略使。至天宝年间,已增至10个节度使(天宝十节度):河西、范阳、陇右、剑南、安西、朔方、河东、北庭、平卢、岭南节度使。
伴随着边地藩镇的设立,府兵制逐渐被募兵制所取代,边地置有大量的精兵,共计49万士卒和8万匹战马屯驻边地。
天宝年间,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与部将史思明起兵反唐,连陷洛阳及长安,唐玄宗奔蜀。而太子李亨得朔方将士的拥立而登基为唐肃宗。期间安氏节节败退,原本降唐的史思明又再次起兵反叛。
经过多次的动乱后,唐朝接受一些安史的部将的投降,任命他们为节度使。这些节度使以河北三镇为最强大,而且更有反抗中央之心,后来这些节度使自行世袭,又或由兵变自立,中央无法插手,只有追认既成的事实,但这些节度使亦无足够力量叛乱。其余大多节度使也是受唐朝任命。
二、藩镇割据
1.泾原兵变
唐德宗时期,河北一带的藩镇叛乱,用来镇压叛军的一支部队趁势占领京师长安,德宗逃到汉中,用了4年的时间才平定,史称泾原兵变。这虽然是藩镇割据初年的叛乱,但是范围却越来越大。
2.河朔三镇
尽管唐宪宗派兵平定了藩镇割据,但根子却并没有除掉,许多藩镇趁平定民变之机,扩大势力范围。817年冬天一个雪夜里,唐邓节度使李愬率领九千士兵雪夜袭克蔡州,生擒吴元济,平定了淮西之乱。
819年平定了淄青李师道。沧景、卢龙、成德等镇相继归顺中央,唐朝曾出现短暂的中兴局面,全国表面上维持统一,是为“元和中兴”。
820年唐宪宗被宦官毒死,唐穆宗即位后主张“销兵”(裁减兵员)。中央接收河朔,长官多昏庸骄矜。821年卢龙发生兵变,将士囚禁朝廷派去的新节度使张弘靖,尽杀其幕僚,“河朔三镇”复叛。
新的割据者朱克融、王廷凑、史宪诚力主旧制。裴度的讨伐军无功而还,朝廷因军费浩大,无法支撑长期作战,只好承认现状。
不过此时藩镇多少有所收敛,成德镇节度使王元逵“岁时贡献如职”。黄巢军入长安,唐僖宗逃至成都,王元逵之孙王景崇率兵勤王“供输相踵”,王镕“献马牛戎械万计”。
3.唐末
唐僖宗以后,社会矛盾激化,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唐朝中央征集各镇士兵围剿,全国逐渐出现了许多割据势力,如杨行密、董昌、钱镠等,伺机扩充自己的势力。
公元881年,黄巢攻破长安,唐朝中央政权瓦解。
黄巢叛将朱温投降唐朝朝廷,并且平定黄巢军,得到了唐僖宗的信任,朱温做了节度使,势力范围远远超过当时控制范围最大的藩镇李克用。藩镇立即转入互相兼并的战争。
到了唐昭宗时,朱温还把朝政大权牢牢的控制住了。最后到了唐哀帝(唐昭宣帝)。藩镇并未随着唐朝灭亡而消失,整个五代十国时期都可以视作唐末藩镇割据的延续和扩大,只不过部分藩镇或许选择不承认中原政权而完全独立,以建立王国或帝国。
三、割据类型
藩镇几乎成了分裂割据的代名词,一部藩镇史似乎就是混乱割据的历史。但这实际上是不合乎历史事实的,唐代藩镇近50个,被列入《新唐书·藩镇传》最多不过8个,是不能代表整个藩镇的情况的。中晚唐时期藩镇可分为四种类型:
河朔割据型 ,主要集中在河朔(河北北部),大多是安史之乱后的旧部归降者,其代表则是魏博、成德、卢龙三镇。这里的藩帅不由中央任命而由本镇拥立,赋税不上供中央而由将士瓜分,代宗至穆宗朝时期,朝廷曾数兴讨伐之师,无不以屈辱容忍而告终。
中原防遏型 ,非割据性藩镇,主要集中在中原一带。这些藩镇一般由战争期间临时设置军镇分合变化而来。特点是平时常宿数十万重兵,“严备常若有敌”,是重兵驻扎之地。这里的赋税基本上是当道自供。中原镇既是唐后期收功平乱的重要力量,又是乱兵频生的是非之地。
边疆御边型 ,非割据性藩镇,主要集中在广阔的西北、西南边疆,其中尤以西北地区最为典型。唐代京西、京北地区本来是朔方军的天下,唐德宗时朔方军被肢解,神策军的势力控制了这一地区,从而巩固了关中的军事地位。重兵驻扎和仰给度支供馈是这类藩镇的两大特点。
东南财源型 ,非割据性藩镇,主要在东南地区,最典型的有浙东、浙西、淮南、福建、江西等八道。这里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安史之乱前的采访使,只是管地较小。特点是兵力寡弱和财富丰厚,是唐王朝的“赋税之地,与关右诸镇(西北边镇)及河南(中原镇)河北(河朔镇)有重兵处体列不同”。所以史称“天下藩镇,东南最宁”。
四、唐代藩镇形势
第一,唐代藩镇割据主要表现在河朔,而河朔割据又集中在三镇。此外绝大多数藩镇都是唐王朝控制下的地方政权,不是割据性藩镇。其节度使的调任和派遣基本上由中央决定,其动乱只是内部兵乱,不是割据叛乱。
第二,中原、边疆、东南型藩镇虽然不属割据性质,但是由于它们各自不同的地理特点影响了唐王朝的政治、财政、军事关系。东南型从财力上支撑朝廷,边疆型从武力上奠定了关中,中原型从军事上镇遏叛镇。河朔割据形势的变化也取决于上述三类藩镇的动向,可以称之为藩镇割据的制约性。
第三,各类藩镇之间的总体关系,在唐代宗时业已形成,最后黄巢起义打破了这种格局:举足轻重的中原型藩镇大部分被野心勃勃的朱温吞并;李克用、李茂贞据有河东及西北边镇之一部而与之抗衡;东南型藩镇也不再供给唐朝的财源。
五代十国的历史仍然明显地受到唐代藩镇格局的影响:北方相继递嬗的五个小朝廷的激烈争夺和南方若干小王国的相对安定,实际上多多少少反映着唐代北部藩镇(河朔、中原、西北边疆型)重兵驻扎、动乱频仍和南部藩镇(东南型)驻兵寡弱、相当安定的差异。
五、唐代藩镇的影响
藩镇割据造成了唐朝中央政府实际管辖地区的缩小,吐蕃、回鹘等过去臣服于唐朝的少数民族相继建立地方割据政权,吐蕃甚至与唐朝发生过对立冲突,使得陇西一带丧失大半。
唐宪宗初年宰相李吉甫上《元和国计簿》中,有15道71州不申户口,造成税户比天宝年间减少四分之三,对唐朝经济的发展产生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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