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王氏是中国古代顶级门阀士族,东晋代四大盛门“王谢袁萧”之首,素有“华夏首望”之誉称。从东汉至明清1700多年间,培养出了36个皇后、36个驸马、35个宰相(《二十四史》中有明确记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显赫的家族。东晋就是王敦、王导兄弟两个扶持司马睿衣冠南渡后建立的,王敦主外,王导主内,形成“王与马,公天下”的格局。可是,王敦造反,晋元帝司马睿也没有诛杀在朝的王导及王家满门,在古代造反是满门抄斩,夷灭九族的十恶不赦的大罪,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王导及王家幸免于难呢?
王敦打着“清君侧”的名号从武汉杀气腾腾杀向建康,按照常理,皇帝肯定得把反叛的家族亲人逮捕下狱,开刀问斩,可历史情形并非如此,究其原因,不外乎下面几个原因。
1.晋元帝司马睿在称帝前,还是琅琊王时,就与王导关系密切,十分信任王导,只是因为看着王敦及王家士族的势力在朝廷影响太大,才主动疏远王导,从心里还是相信王导的人品的。
2.司马睿也想过借机出去王家在朝堂的影响力,连根拔起,可是东晋是皇权和门阀士族,尤其是“王谢袁萧”等四大盛门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王导在南迁士族和江东本土士族之间威望特别高,不可能完全除去,到时还会树敌众多,最重要的还会寒了其他门阀士族的心,被其抛弃,得不偿失。
3.司马睿不杀王导,由于文武百官,尤其是周顗向晋元帝,极力为其申辩王导忠诚皇室,请求晋元帝宽恕王导,这才促使晋元帝赦免了王导及王家。
4.司马睿不杀王导,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司马睿是由于不甘心被王氏操纵摆布,才重用心腹刘隗、刁协、戴渊等人,强化皇权,削弱王氏之权。这样激起的王敦反叛,当时王敦已经打达到了建康附近,石头城,如果杀了王导,就彻底和王敦及王家士族撕破脸皮了,留着王导,就可以和王敦谈判,沟通,做事留一线。事实正是如此,在王敦攻进建康时,由于王导极力反对王敦废立皇帝及太子,才保住了东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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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时期,王敦和王导一样看好建康的琅邪王司马睿,司马睿征召他时,他马上欣然前往。310年,王敦和王导一起在建康拥戴司马睿,成了他的主要谋臣。
王敦入石头城后,拥兵不朝,放纵士卒劫掠,肆意杀死了周伯仁、戴渊、刁协等朝臣,并在朝廷及地方安插党羽。起初王敦起兵时,刘隗和刁协都劝司马睿诛杀王导和王氏家族全部成员。王导带着兄弟子侄二十余人,每天都在宫门外候罪,仆射周进宫,王导向他大呼:“伯仁,一家大小百余口性命都交到你手上了!”伯仁看都不看,一直进宫。进了宫中见到司马睿后,却竭力向他保证王导忠诚,极为恳切。司马睿听信。伯仁喜欢喝酒,在宫中喝得大醉才拜辞出去。王导这时还在宫外,又向他呼救,他不但不理,反而对自己的侍从说:“我要诛杀那些乱臣贼子,换取金印,挂在手肘后!”回到家后,又上书竭力证明王导无罪,这才救下了王家的性命。但王导并不知情,因此怀恨在心。王敦攻入石头城后,对王导说:“伯仁声望很高,请他任三司应该可以胜任。”王导不说话。王敦又问:“难道只能当令或者仆?”王导还是不回答。王敦说:“那就只有杀掉了。”王导仍不回答,于是王敦下令斩伯仁。后来王导得知真相,大哭说:“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王敦企图进一步篡权,但是被王导的坚决反对,只得于四月还师武昌,遥控朝政。闰十一月,司马睿忧愤而死,太子司马绍继位(晋明帝)。323年三月,王敦谋篡帝位,于四月移镇姑孰,自领扬州牧,大肆任命自己的亲党为朝官和地方官吏。324年六月,司马绍乘王敦病重,下诏讨伐。王敦以兄王含为元帅,领水陆军5万攻建康,立足尚未稳就于七月,遭到政府军的袭击,大败。王敦得知,气急败坏地说:“我的兄长真是个没用的老婢,大势已去了。”但他仍然不甘心,想带病亲自出征,但是没多就病死。他的党羽沈充等人继续攻击建康,但不久就被一一讨平。王敦被掘墓戮尸,首级被割下挂在朱雀桥上示众。
王敦虽然是所谓的叛将,但他早期还是为晋室做出了不少贡献,他的反叛也是由于屡受晋室猜疑而起的。自古以来掌握兵权的大将总是处于危险的边缘,永远是朝廷猜忌的对象,不是遭猜忌被杀,就是遭猜忌被迫反叛,反叛成功,就成了“太祖高皇帝”,失败自然就像王敦一样变成乱臣贼子了。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和惠帝、怀帝同一辈份,十五岁世袭琅邪王。永兴二年(305),东海王越起兵讨伐河间王霤和张方,命琅邪王司马睿留守下邳,这是琅邪王司马睿走上政治舞台的开始。司马睿本与东海王的参军王导关系密切,这时急需得力帮手,便向东海王要人,让王导担任主管军事的司马。王导字茂弘,琅邪临沂人。临沂王氏是著名的士族大姓,东晋南朝所谓的“王谢门第”,就以王导为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南迁各士族的代表人物。他和琅邪王司马睿同龄,这年虽只三十岁,然而早就满腹经纶,是个见识宏远的政治家。
怀帝永嘉元年(307),即八王之乱结束后的第一年,东海王越执掌政权,他派宗室诸王出镇襄阳、长安、邺几个北方重镇,司马睿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去镇守江南的建业。
这年九月,琅邪王司马睿到达建业,王导跟着同来。这是后来晋朝在江南立足,保存半壁江山的起点。江东是孙吴的故土,强宗大族的势力根深蒂固,江南的吴郡顾氏、义兴周氏、山阴贺氏等势力都很强大,原广陵相陈敏就是被这些大族共同推翻的。司马睿到建业时,不过在陈敏覆灭之后半年的光景,他要立定脚跟,不取得江东大族的支持是不行的。于是他以王导为谋主,所有大大小小的事务都向王导征询意见。
司马睿资历不深,江东世族、名士都不把他放在眼里,看不起他,已经上任一个多月,竟然没有一个有名望的世族主动到府里来参见。王导对此非常忧虑,为此设计了一个戏剧化的场面。他让琅邪王司马睿坐着八人抬的大轿出行,参观秋季在水边求福去灾、祛除不祥的“禊祭”,他和他的时任扬州刺史的堂兄王敦以及北方一些名士骑马簇拥,在轿后随从,队伍整齐气派,以炫耀司马睿的尊显威严。这一着果然有点效果,名士纪瞻、顾荣等见后大为惊异,赶忙跑出来在路边拜谒。但是要争取这些人,单靠威风是不行的,必须使他们心悦诚服。琅邪王司马睿一看时机很好,遂派王导亲自去顾荣、贺循两家江南最大的世族府第,请他们出来做官,两人应命而至。于是在他们的带动下,江东人士纷纷出仕,逐渐拥护琅邪王司马睿了。司马睿终于取得了江南世族的合作。
琅邪王司马睿任用顾荣为军司,加散骑常侍,一切军国大事,都向他咨询;用贺循为吴国内史,纪瞻、周圮等江东名流也都委以重任。
王导劝琅邪王重要事情要同江东士族商议,为他不断出谋划策。琅邪王如有过失,王导能及时谏阻。琅邪王初到建业时,常因酒醉误事,王导提出后,他就接受改正。王导治国,以清静为原则,劝琅邪王减少耗费,收到了安定邦国的效果,他们的君臣关系越来越好。琅邪王曾对他说:“卿是我的萧何。”王导却答道:“大王要建立不世的功勋,一统天下,需要管仲、乐毅那样的人才,区区国臣(司马睿是琅邪王,所以王导是诸侯国的臣子)怎能比拟前人!”他并不居功,屡劝琅邪王广择贤能,显示出一个胸怀宽阔的政治家的气度。
当时渡江南下的人士,每到空闲的日子,常常互相邀约到江边的新亭饮酒聚会。有一次饮酒宴会之后,众人思念故土,相对流泪。王导不哭,他正色道:“我辈应当共同努力为国效劳,克复神州,何至于像楚囚一般,相向哭泣。”楚囚原指春秋时被俘到晋国的楚人钟仪,后来用以指处境窘迫的人。王导认为在国事艰难的时候,重要的是振奋精神,在战略上蔑视困难,去打开局面。如果只是相对哭泣,一筹莫展,在意志上自己先击垮自己,怎么能战胜困难!众人听后,都揩干眼泪,向他谢过。
愍帝在长安即位后,因其名司马业,建业这个地名因避讳从此改为建康。愍帝曾命琅邪王睿大举北伐,琅邪王不曾应命,只因祖逖的要求,让他独自率领部曲渡江北上。单看这件事情,似乎琅邪王睿和王导都不想“克复神州”。然而他们当时的处境实在困难,大举北伐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南方来说,一是力量单薄,二是内部矛盾重重。王导努力争取南方士族的合作,但总有一部分人不愿意真正合作。特别是过江的北方人增多后,不可能不引起一部分南方人的疑虑,在愍帝建兴元年(313),还曾发生了周圮等一些江南氏族起兵乱政的事件。但事后,晋政府对周氏一族并不追究,后来还让周勰做临淮太守。司马氏和中原大族要做到同江东大族合作,实在不容易啊!处境如此,他们只能集中精力来稳定东南地区。
对琅邪王司马睿来说,至少在东晋草创时期,只能以王导为主要依靠对象。西晋亡后的次年(317)三月,琅邪王在建康即位称晋王,改元称建武元年,史称东晋。建武二年三月,愍帝遇害的消息传到建康,晋王才改称皇帝,他就是晋元帝。
大兴元年(318),司马睿即皇帝之位时,竟然要拉着王导到御座上同坐,共同接受百官的朝拜,王导当然不肯,坚决推辞。对元帝而言,这其实也是故作姿态,然而他非依靠王导不可,王氏兄弟在东晋政权中的地位,却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清楚。
晋元帝依靠王导,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王导的堂兄王敦是个实力派。王敦字处仲,曾被东海王越任命为扬州刺史。元帝到江南后,扬州刺史刘陶死了,元帝就命王敦担任这个职务。他和王导,一个为地方实力派,一个执掌朝政,元帝仗着他们,才巩固了统治,在东晋王朝中,司马氏有其位,而王氏家族有其权,王家与司马家几乎达到“平起平坐”的地步,所以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这非常如实地反映了东晋初年的政治状况。
元帝在建康立定脚跟已经很不容易,要把号令发到扬州以外的地方并使之生效,自然更加困难。永嘉五年(311),江州刺史华轶就以没有看到来自洛阳的诏书为理由,不服从琅邪王的命令,闹到不得不用武力解决的地步,而扬州刺史王敦做了讨伐华轶的主将。他攻杀华轶,又督率陶侃、周访等平定杜弢,稳定了对长江中游地区的统治。长江中下游地区都稳定了,琅邪王睿管辖的地区就大体上与孙吴的疆域相同。元帝即位,加封王敦为江州牧。大兴元年(318),任命他为荆州牧,因王敦不肯接受,改为荆州刺史。从此他坐镇荆州,掌握长江上游地区的军政大权,“共天下”的局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以后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对每个君王来说,他所追求的就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统治效果,要的是无限至上的独裁权力,这种与大臣平起平坐的局面实在是一种实力不济的无奈,只要有机会,或者说政权如果得以稳固,那么东晋皇帝首先要做的就是除去这个内心隐疾。晋元帝统治一旦稳固,遂对王导逐渐产生了猜忌的心理,对王敦更是疑虑重重,想的就是早日结束这种痛苦的共享。随着王敦成为跋扈的大军阀,起兵作乱,最后病死,王导虽然仍位居高职,但实际权力就转到了与其共同执政的中书令庾亮手中。
历来史家往往从王导不曾恢复中原、不能阻止王敦叛乱等问题着眼,贬低王导的功绩,他们都没有抓住王导的主要贡献,而陈寅恪先生则另有评说,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中说:“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
同时我们评价“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还要看到,东晋立国实质上是两汉魏晋以来的文明得以延续的关键。东晋和继续它的宋、齐、梁、陈四代,共计二百六十二年,尽管这五个朝代都是局处江东,然而中原人士都视之为文化正统所在。两个半世纪以后,中原的元气恢复了,民族融合了,于是南北一统,又揭开中华文明史新的一页。
永昌元年(322年),王敦举兵向建康前进,以诛刘隗为名并上奏刘隗的罪状。王敦党羽沈充亦在吴兴举兵响应王敦。王敦到芜湖时又上奏另一位宠臣刁协的罪状。司马睿对王敦的行为十分愤怒,于是决意与他决战,要亲率六军与王敦对抗,并召命刘隗和戴渊回建康准备防卫王敦的进攻,又下令斩杀王敦就可封为五千户侯。在朝中任光禄勋的王敦兄长王含见此偷偷乘船投奔王敦。
王敦同时呼唤梁州刺史甘卓,请他一同进攻,甘卓原本答应但最终甘卓都没有前来,更派参军孙双谏止王敦,王敦大惊并以公爵之位请求甘卓支持,甘卓对他的立场犹豫不决。王敦又请司马承任军司,但司马承拒绝,更派主簿邓骞到襄阳劝甘卓反对王敦,支持朝廷。虽然邓骞多番规劝,但甘卓仍然不能决定立场。王敦见甘卓犹豫不决,害怕他在背后反对自己,于是派参军乐道融去请甘卓前来支持。但乐道融愤恨王敦目无君上,图谋夺位的行为,于是背叛王敦,要甘卓与他合作,袭击王敦的根据地武昌。甘卓听后终于有了决定,于是派巴东监军柳纯、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谭该等人称王敦叛逆,率兵讨伐,又派参军司马赞和孙双到台城上报,甘卓因而获任命为镇南大将军、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荆州牧,梁州刺史;罗英被派到到广州与陶侃相会,陶侃后即派参军高宝率兵北上。武昌城中传闻甘卓军已到,众人大惊而离散。
王敦所派的南蛮校尉魏乂率军二万进攻湘州治所长沙,因长沙城城池不稳固而又缺乏军需储备,众人都十分恐惧,有人更劝司马承投靠陶侃或退守零陵或桂阳,但司马承坚持要婴城固守。甘卓写书司马承要出兵沔口断绝王敦归路,藉以解除长沙之围,但司马承劝他直接攻击王敦。同时王敦亦派甘卬向甘卓求和,甘卓再次犹豫,在猪口停驻了数十日仍不前进。
被召还建康防守的刘隗回京时受到百官在道上欢迎,意气自若。入宫后与刁协要求司马睿因王敦叛乱而尽诛王氏,但遭到拒绝,刘隗因而有惧色。同时王导亦率宗族子弟二十多人请罪,都被司马睿原谅。王导任前锋大都督,戴渊任骠骑将军,周札为右将军、都督石头诸军事。又命王廙劝止王敦,但王敦不听,更留下王廙自行任用。王敦逼近建康时,刘隗被指挀守金城,周札守石头城,司马睿亲自领军在城郊准备迎战。 王敦兵临石头城,打算进攻金城,打击刘隗。但部将杜弘认为刘隗死士众多,不易攻克,建议先攻石头城;又认为周札少有恩德,士众不服他,易于攻克,而石头城一旦被击破,刘隗就会退走。王敦听从并进攻石头城,周札开城门投降。王敦因而占据石头城。司马睿于是命刘隗、戴渊、刁协、王导、周顗、郭逸和虞潭等率军进攻石头城,但都被王敦军打败。太子司马绍知道诸军兵败后打算亲率将士决一死战,但被太子中庶子温峤谏止。
王敦在石头城中拥兵,不入宫朝见司马睿,更放纵士卒四处抢掠,当地大乱,官员都逃走,只余下安东将军刘超率众与两名侍中侍奉司马睿。司马睿亦只好脱下戎服,派使者向王敦求和。同时,兵败的刁协和刘隗回宫见司马睿,司马睿流着泪劝二人快点逃走避祸,更给予二人人马让他们逃走。但刁协因年老而不能骑马,亦对人无恩情,元帝召募刁协随从时竟然全都推辞。刁协行到江乘时被杀,首级被送到王敦那里;刘隗则领家属北逃至后赵。
不久在吴兴响应王敦的沈充攻破吴国,杀害吴国内史张茂。 司马睿后命令百宫到石头城见王敦。及后任命王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王敦假意辞让。及攻破建康,王敦责备说:不听我的话,几乎灭族。王导仍然不理睬,王敦没办法。 王敦见太子为人勇敢而有略,朝野中人都支持他,王敦于是打算以不孝为名废了他,以免日后阻碍自己专政,但遭到温峤的大力反对,其他人亦同意温峤,王敦无法得逞。但王敦却因周顗和戴渊二人有很高的名声和才能而十分忌惮,将二人杀害。王敦亦更置百官及军镇,影响数百人,但决策朝令夕改,只是随心而作。不久王敦即回到武昌,并遥控朝政。后又自行加领宁、益二州都督。
甘卓知道王敦得胜并杀害周顗等人后,又得到王敦命台城所发的驺虞幡,声言害怕他攻击武昌会逼王敦劫持皇帝,于是决心撤回襄阳。都尉秦康和乐道融劝甘卓分兵截断彭泽湖口,断绝王敦在武昌和建康两批的军队的接触支援,让王敦士众自动离散。但甘卓十分坚决,断然拒绝。
同时,攻打长沙的魏乂手下捕捉了司马承派出求援的周该和周崎,魏乂向周崎说王敦已击败朝廷军队,主掌建康朝政,而甘卓亦已回襄阳,援军不会再来,要周崎去劝降,瓦解军心。周崎假意答应但却和城中人说援军快到,鼓励继续坚守,最终遭到杀害,周该亦被拷问至死。及后魏乂攻击转猛,又将王敦送来的朝廷文章射入城内,城内的人知到朝廷战败都十分惆怅的惋惜。两军攻守一百多日后,衡阳太守刘翼战死,士卒死伤枕藉,最终都被攻破,捕掳司马承等人,又杀害谯王长史虞悝。魏乂又以槛车送司马承和舂陵县令易雄到武昌,王廙受王敦之命在途中杀害司马承。易雄到武昌后仍然意志高亢,没有惧色,王敦畏惧他言辞刚正,将他释放,但王敦不久即派人将他暗杀。
甘卓到襄阳后,家人都劝他防备王敦,但甘卓不听,命手下士兵解甲耕作,每听到防备王敦的谏言都会大怒。襄阳太守周虑受了王敦的密令,假称湖中有很多鱼,要甘卓将手下士兵都派去捕鱼。及后周虑领兵在甘卓寝室袭击甘卓,并将他杀死,斩下头颅送交王敦,又杀害甘卓的几名儿子。后王敦任命周抚代替甘卓的位置。
王敦掌握朝政后,四方的朝贡大多都进了他的府第,同时将相州牧的任命皆由他掌握,所任用的都是他的亲信或琅琊王氏的族人。同时又以沈充和钱凤为谋主,二人的计谋都会听从。又任用诸葛瑶、邓岳、周抚、李恒、谢雍等人,更纵容沈充等人胡作非为。王敦堂弟王棱多次劝谏王敦,却遭到王敦暗杀。同年司马睿忧愤成疾,最终病死,由太子司马绍继位。 太宁元年(323年),王敦谋求篡位,讽谏朝廷征召自己,司马绍于是手诏征召王敦。王敦及后移镇姑孰。司马绍因畏惧王敦,想以郗鉴作为外援,于是任命郗鉴为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并镇守合肥。王敦忌惮郗鉴,表他为尚书令还朝,途中王敦与郗鉴相会,二人意见不合,不再见面但仍强留郗鉴。王敦党众劝王敦杀死郗鉴,但王敦不肯。及后郗鉴回朝,与司马绍共谋讨伐王敦。
王敦侄儿王允之受王敦喜爱,经常跟随着王敦。一次王敦在夜里与亲近的人一起喝酒,王允之称醉倒下,王敦则与钱凤商讨叛逆篡位的事,王允之于是听到全部内容,及后当场呕吐大作。钱凤走后,王敦再看王允之,见他呕吐得衣身都沾污了,以为他己醉得不省人事,不再怀疑。及后王允之要求去见当时在朝中任廷尉的父亲王舒,到后则将王敦的图谋告诉父亲,王舒于是与王导一同报告司马绍,暗中作好准备。
此时王敦集团继续为篡位作准备,如周札一族在当时十分强盛,共有五人获封侯,是最大势力的江南士族,王敦因而十分忌惮周氏。王敦于此时患病,钱凤劝他铲除周氏,王敦同意。又因周嵩因王敦在上一年杀害其兄周顗而怀恨在心,称王敦的指定继承人王应不宜领兵,令王敦十分厌恶。最终王敦于次年诬陷周嵩与侄儿周莚与当时一名施行法术的道士李脱图谋不轨,将他们收捕处死。另王敦又派参军贺鸾与在吴国的沈充一同尽杀周札的家人,又进兵会稽,周札在对战中遇害。王敦又杀害冉曾、公乘雄等数名晋元帝的腹心。 王敦的病愈来愈严重,于是矫诏让王应任武卫将军,作为自己副手,又任命王含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钱凤一次问王敦一旦他身故,是否应一致拥戴王应,将所有事交给他。王敦说今天做的不是非常的事,不是常人可以担当,而王应年少,不能担当大事。说他死了以后,上计是解兵回归朝廷;中计则是退守武昌,拥兵自守;下计则是谋反动乱,颠覆朝廷。钱凤却认为下计才是最好的计谋,与沈充决定在王敦死后发动叛乱。及后丹阳尹出缺,王敦表温峤为丹阳尹,意图借此监视朝廷动静;但温峤却向司马绍报告王敦的图谋,更与庾亮一同策划讨伐王敦的计划,令王敦大怒。
司马绍知道王敦病重的消息后,一方面派人去问候王敦,另一方面却微服到芜湖观察王敦的营垒,又向大臣询问王敦的起居。后问光禄勋应詹应否讨伐,应詹劝他讨伐,于是决定了进攻,加司徒王导为大都督,领扬州刺史;以温峤和卞敦守石头城,应詹守朱雀桥,郗鉴都督从驾诸军事。另亦召命临淮太守苏峻、兖州刺史刘遐、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约、广陵太守陶瞻一同入建康保卫建康并助讨王敦。
王导带领子弟为王敦发丧,而司马绍亦假称王敦已死,下诏讨伐王敦的党羽;众人都以为王敦已死,士气增强。王敦接诏后大怒,但因病重而不能领兵,于是命王含为元帅,命钱凤与冠军将军邓岳及周抚领兵攻向建康,并以诛杀奸臣温峤为名号。王含水陆并进,领五万兵到江宁南岸,逼近建康,众人惊惧,温峤移驻北岸,并烧毁朱雀桁,令王含不能渡过秦淮河攻击。王导期间曾试图劝降王含,但王含没有回答。后司马绍率诸军出屯南皇堂。并在一夜招募壮士,派将军段秀和中军司马曹浑等率千兵渡过秦淮河,攻其不备。后即在清晨在越战与王含交战,大破王含军,并斩将领何康。
王敦知道王含兵败后大怒,更试图要起身领军反攻,但因病重而不能起身。钱凤后亦到江宁南岸,与司马绍所率诸军交战,频频战败。王敦知自己不久人世,向少府羊鉴和王应要求在他死后要先置文武百官才办丧事。不久王敦病逝,王应秘不发丧,用蜡处理尸体并埋在屋中就与诸葛瑶等纵情声色。
司马绍亦曾派人以司空之位引诱沈充归降,但沈充拒绝,领兵攻向建康。早前宗正卿虞潭因病回会稽,听闻沈充起兵后即在余姚起兵讨伐沈充,司马绍于是任命虞潭为会稽内史。前安东将军刘超和宣城内史钟雅亦起兵讨伐王敦;义兴人周蹇亦杀王敦任命的太守刘芳,祖约亦驱逐王敦任命的淮南太守任台。沈充及后带领一万多兵与王含军会合,司马顾飏献计沈充,上计建议他引湖水灌入建康,乘水势以水军入城;中计建议他集合兵众,全力进攻;下计为杀死钱凤归降,但沈充都不接纳。及后刘遐和苏峻等军来到,沈充与钱凤打算趁远度南下的刘遐等军疲乏而攻击,于是领兵渡过秦淮河,护应詹、赵胤等领兵抵抗但不果。沈充和钱凤及后到达宣阳门,遭到刘遐和苏峻击破,刘遐及后又在青溪大破沈充。
当时寻阳太守周光因王敦兴兵而领数千人赶来,到后求见王敦,但王应以王敦患病而推却,周光于是推论王敦已死,更向哥哥周抚说:“王敦已死,你为何仍与钱凤等人一起做逆贼?”各部众听后都感到愕然。王含见多次战败,决定烧营逃走,司马绍回宫大赦,但王敦党众不赦,并命诸将追击王敦各党羽,如派庾亮督苏峻等追击沈充,温峤督刘遐等追击王含、钱凤。王含当时想到荆州投靠王舒,但王应认为到江州投靠王彬更好,王含不听从王应所说而投奔荆州。王含与儿子乘船到荆州,王舒派兵迎接,但其实是命人推他们进江水中溺死。王敦尸首被起出,焚毁衣服并跪着斩下头颅示众。钱凤到阖庐洲时被周光杀死;沈充则误入旧将吴儒的家,被吴儒杀死,并传首至建康,与王敦的头一同挂在朱雀桁上。至此王敦之乱正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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