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是如何防治洪水的很多意想不到的措施

古人是如何防治洪水的很多意想不到的措施

古代人治理洪水的方法有哪些

首先就会建立一个比较先进的防洪水制度，其实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这一个操作，在庄稼生长期间如果下雨，那么也必须要及时的去汇报雨量的多少。

有一些朝代要求地方政府从立春的时候就必须要去报洪讯，一直到立秋为止。为了让地方政府在短时间内就可以上报灾情，历朝历代全部都会设置一些报洪讯的驿站，这就被大家称之为水报。可以根据洪水的大小还有地理位置，然后去选择一些完全不一样的方式，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操作。

一旦在出现现疫情之后，当地的政府也同样会派出一些水性高强的人，然后直接放入到其中。这一项工作可谓是九死一生，而且难度系数也会比较高，所以在完成之后也能够获得比较高的赏金。如果洪水比较急，有一些地方政府也同样会选择一些快报，这就被称之为600里飞马，一般仅仅只用于军情加急。

为了不会耽误传递，往往都会在边上放上一些马，这些马往往都是作为更换之用，能够一直不停的更替。其实还会有一种用步行的方式来代替，这种方法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麻烦，一般只适合于一些不着急的情况下。

这种防汛的操作完全就是对公的，如果是针对一些事情，此时也需要总结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挂灯，敲锣打鼓，还有悬旗的方式，能够有效起到提醒的效果，让他们能够提前的去做好一些预防措施，这就能够带来一个比较好的效果。这些操作方法都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在知道洪水之后就可以马上去做好防护，能够在根本上有效减少一定的风险，这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操作。当然这也是其中之一的方法，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方法，每一个细节上都不要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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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现最古老水坝在哪里，面对洪水，古人如何治水？

在中国的华夏文明史上，一直都有着治水的记载。今年我国的考古学家发现了历史上最古老的水坝就在良渚古城。当时古人用草裹着湿泥，一层一层垒起了这座水坝，用来防治水患。

在全世界洪水也是个可怕的记忆，不管是哪个国家都曾经有过关于洪水的传说。在我们国家也有着很大型洪水泛滥的记忆，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大禹治水的传说。在人们知道的关于洪水的传说中，人类是差一点就被灭亡了的。可是我们中国的古人，却创造了奇迹，治理了洪水。可见我们中国的古人是强大而又聪慧的，他们有着很好的治水天赋。

良渚古城有很多遗址，里面的墓地还发现了许多陪葬的精美文物，从而可以看出良渚古城曾是一个东方文化的圣地。近年来，我国的考古学家们，在良渚古城发现了抗洪水的大坝，时间上比大禹时期治水的时代更加久远。这个水坝可算得上是历史上最古老的水坝，水坝一共有11个大堤组成。从古城中心到最远处，水坝长约10公里，可以看出当时工程是很大的，而且考古专家还分析得出，这个水坝能够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

良渚古城的祖先们住的地方是多水的区域，为了不受洪水的灾害，他们也是很有智慧的。他们修的水坝，考古专家们都说修筑的特别的紧密，是不会漏水的。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座水坝上面还能住人。大坝的上面特别宽阔，足够人们生活通行的。发现了这座古老的水坝，专家们是特别兴奋的，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治水经验比西方人可早了不知道多少年呢。

古代人如何应对水灾：预防和制度细节的完善

对于中国人所处的气候条件，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这样形容：“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人们把它变成古代中国文明摇篮地方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化。”

复杂而独特的气候孕育了中国人，同时也为中国历史上频发的自然灾害创造了条件。著名学者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中就曾这样谈到，中国在上世纪40年代之前的“此三千数百余年间，几於无年无灾，从亦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有称我国为‘饥荒之国度’者，诚非过言。”

根据他的统计，公元前18世纪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有记载的水灾1058起，旱灾1074起，约占全部灾害的40%以强，因而成为中国最为主要的自然灾害。

夏季风无疑是导致中国水灾频发的主要原因。同时，重大旱灾也往往发生在夏季。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阎守诚对唐代旱灾的统计，夏旱超过34%。由于夏季是各种秋收作物旺盛生长需要水分最多的季节，降水稍有缺乏就会严重影响作物产量，所以夏旱往往被称为“掐脖旱”，历来是影响最为严重的受旱季节。

在历史上，即使盛世也往往疲于应对强悍的夏天。

对于中国人而言，如何应对夏天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移动的水灾

提到夏天，就不能不先说到水灾。水灾是中国最为古老的自然灾害。根据历史典籍，早在远古时代水灾就开始困扰中国人。唐代虞世南所著《北堂书钞》中就说，“遂人氏时，天下多水”。

后来到尧舜禹时，号称有滔天洪水。邓拓认为，所谓滔天洪水，不过是因天降大雨而致“九州阏塞，四渎壅闭”。

根据中央气象局1981年编制的《中国近500年旱涝分布图集》等资料，1470年至上世纪80年代间，中国洪涝灾害大体以哈尔滨、呼和浩特、成都、广州一线为界限，以东部地区为洪涝高发区。

从历史上看，在1949年之前的大约两百年里，华北平原水灾最为高发，其次是江淮地区及河西以东等地。进入20世纪后，华北水灾减少，江淮地区保持平衡，但东北地区特别是松花江、嫩江流域成为水灾高发区，同时河西、陕南、关中地区成为重灾区。

这时，中国水灾的高发区已经大致以“胡焕庸线”为分界。所谓“胡焕庸线”是指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中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即“瑷珲—腾冲线”。而从1949年以后看，水灾的东西差异更加巨大，中国地理第二级阶梯，即青藏高原与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以东的水灾比较严重。

水灾的分布与夏季风所影响的中国降雨分布大体相当。确切地说，中国各地水灾受灾的高峰都是在6至9月，这与中国夏季降雨的变化完全一致，同时与农作物生长周期也完全符合。从这些条件可以看到，水灾高峰的出现是与水灾原因---降水和承载体---农作物的变化一致引起的。当然，对于不同地区来讲，又与本地区降雨和农业生产的变化相一致。这也是夏季风带给中国的影响。

但是从历史上看，水灾的分布与降雨也有所不同。以唐代水灾为例，虽然目前学界对于唐代气候特点仍存在争议，包括“全暖说”、“由暖转冷说”、“波动说”等等。但根据史料，唐代水灾较其他朝代更多。

根据《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等资料，发生水灾最多的是包括今天河南、山东、江苏及周边地区的“河南道”，其次是关中地区，都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一。但是，根据气象历史，中国降雨量最多的分别是华南地区、东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及云贵川地区。而在唐代，这些地区的水灾远少于北方地区。

不过，如果从时间分布上看，自从安史之乱后，北方水灾开始减少，南方水灾增加。比如，包括今天辽西走廊、河北东部的“河东道”的水灾减少了三分之一。辖地包括今天上海、浙江、福建全境、苏南及安徽部分地区的“江南道”的水灾却增加了50%以上。

显然，唐代水灾分布的变化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变迁有很多吻合之处。在唐早期，政治经济中心位于关中，其经济供给区遍及整个黄河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陈寅恪称之为“关中本位政策”。

到安史之乱，战乱使北方人口大量死亡、生产陷入停滞。中国人对南方的开发力度加大。根据《吴地记》等记载，苏州人口由贞观年间的不到2万户，增加到唐僖宗年间的12万户。　制度应对夏天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如何应对夏天的水旱灾害以及次生、衍生灾害一直是中国人的难题。

首先是如何认识灾害。“天命”曾是中国人对天气及自然灾害原因的唯一解释。邓拓曾这样说道，中国人脱离氏族社会后，经济政治生活都由单一阶级支配的体系已经建立，所以人们认为人间一切事物都可以由支配阶级进行统治，因此也受其影响。同时，受自然力的压力，又设想存在与人间统治阶级一样的天神。所以，天气、灾害都被认为由人间统治者的行为引起，受天神控制。

因此，那些年代，一旦出现灾害，皇帝首先要自责和检讨，并且采取“德行”消除上天的责怪，即“弭灾”。“弭灾”包括自谴、避居等等。后参加这种活动的往往还包括皇室亲属、各级官员，后来普通百姓都会采取类似行为。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中国人开始采取其他方式应对灾害。根据邓拓归纳梳理，历史上中国人应对灾害有消极救济与积极预防两种。消极救济又有临灾治标、灾后补救两种。

临灾治标又分为赈济、调粟、养恤、除害等等。灾后补救包括安辑、放贷、节约等等。安辑是指安顿流民，蠲缓即缓赋，放贷用于复业，节约用以度困。

积极救济论的主要内容是包括重农、仓储在内的“改良社会条件”和包括水利、林垦在内的“改良自然条件”。

邓拓认为，中国历代灾害之最多、最甚者首推水旱，“水旱之致灾，虽亦由于自然条件使然，而人工不与以改良克服，即水利之废弛厥为基本原因”。

而“森林之多寡，对于水量之调解，关系至为重大”，他引用外国学者的话说：“无木之荒，不啻无粟。”

上述应对之策均是技术性的，其结果往往取决于当时之吏治。所以在历史上很多时候，治水治旱前后均先治吏。

官吏往往开始就决定了人们是否需要应对灾害。《明宪宗实录》中曾记载，1470年华北、华东地区的六个府“夏麦已全无收”。结果官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虽累经报灾伤，然有司未照例覆勘，展转迟延。”

而在预防环节，也经常出现《明会要》所载仓储“十处九空，甚至仓亦无存”的情况。

解决这些问题，只能严格吏治。《典故纪闻》记载，永乐元年，朝廷要求“凡丰捻之处，于见有官钞支籴谷粟，储以备荒，郡县考满，吏中计绩，以定展最。”也就是说不仅建立储备制度，还将其作为官员考核的内容之一。

在明洪武年间，为了防止救灾时官员克扣粮食，规定将每个灾民的姓名和应得到的口粮张贴在公共场合，还要求上级官员“出其不意”下行查验。

应该说，无论从预防还是实施，制度的细节都是中国人应对夏天及其灾害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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