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末经济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明朝末年的经济为什么搞不好?对于这个问题,多数人给出的答案想必应该是这样的:明朝末年内忧外患,天灾频发,因此经济每况愈下。可问题是,事情真的有那么简单吗?
当然不是,想要弄清楚明朝末年的经济状况为何如此糟糕,决不能只看国内之情况,而更重要的是要联系起当时的全球经济来看!只有从全球视野出发,才能更为全面地将此问题说清楚!
那么,当时的全球状况又是怎样的呢?
公元1431年明帝国疆域
我们知道,在十五世纪的时候,欧洲人已经开始了大航海时代;而到了十六世纪的时候,欧洲的西班牙人已经征服了中南美洲,而葡萄牙人则控制了大西洋到印度洋,再到东南亚的贸易航线。因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十六世纪的世界已经初步被欧洲人的航海贸易网络给连接起来了。
那么十六世纪的中国正在干什么呢?
西班牙人在南美洲发现了银矿,并且还发明了提纯银矿石的技术,促使白银产量剧增。而在当时的亚洲,西班牙占领了菲律宾,并以马尼拉为基地,与中国地区发生了贸易往来。
我们知道,在明朝隆庆皇帝之前,明朝政府是不允许开展航海贸易的,甚至还提出了“片板不许入海”的禁令。但是随着中央财政的吃紧,紧靠农业税收已经维持不了帝国的开支了,于是在公元1566年隆庆皇帝登基之后,便解除了禁海令,允许贸易往来。而在当时的日本,随着长崎港的开放,吸引了大量来自中国、葡萄牙等国的商人!
看到这里也许你就会问了,这些事情跟当时明朝的经济有半毛钱关系吗?它们不都是一些彼此孤立的事件吗?
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些看似彼此孤立的案件,其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十六世纪时的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的雏形。而也正是在这样的局势下,使得大量的白银流入到了中国。怎么说呢?
隆庆皇帝
我们知道,西班牙等欧洲人在南美弄到的白银,通过菲律宾以及陆地上丝绸之路的另一条路,即布哈拉流入到中国,主要用于购买中国的生丝、茶叶和瓷器等物。
除此之外,欧洲人的到来同时也带动了盛产白银的日本开放对外贸易。据相关史料记载,在十七世纪的前三十多年中,每年从美洲和日本流入到中国的白银,其总量就高达25万到26万多公斤。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也几乎有一半流入到了中国!
也许看到这里你会说了:“大量白银流入到中国,必然会带来中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按照正常逻辑来说的话,这似乎也是对的。但我们看明朝当时的经济状况,并没有我们所想的这样美好,反而是越发的糟糕!那么这究竟是为何呢?
美洲白银流向图
大量白银的流入,最初的时候确实带来过一段时间的繁荣,国库也很充盈,表面看上去确实很不错。但这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明帝国的财政和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境外的白银输入。而一旦产生了这样的依赖,那么对于帝国本身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如果一旦外部局势发生变化,白银输入量减少,甚至是停止输入,那么就必然会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因此,此时的明帝国看似非常强大繁荣,其实这只不过是表象而已,实际上此时的大明帝国非常的脆弱。
果然,随着欧洲发生了“宗教改革”,使得欧洲局势大变。在公元1618年,欧洲甚至还爆发了新教与旧教两大阵营之间的战争,这一打就是三十年,而这便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三十年战争”了。
关于这场战争的具体过程你应该很清楚了,我们就不做过多论述了,只来说一下这场战争对中国贸易的影响。
1618年的欧洲局势
三十年战争开启之后,对西班牙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其经济状况和海外殖民地的治安情况每况愈下,而这对中国的贸易也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最直接的表现便是在1639年,马尼拉出现排华事件,许多中国商人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的残忍屠杀。
更严重的是,在1641年,马六甲海峡落入到荷兰人手中,从印度果阿到澳门,再从澳门到广州的白银运输通道被切断。不仅如此,在十七世纪初的时候,德川家康结束了日本战国时期的战乱,国内恢复平静,而由于不用打仗了,很多物资也就没必要从外国进口了,因此对外贸易的积极性也就随之下降了。
终于,在这样一系列外部原因的组合促成下,明朝白银进口的数量大幅降低,有时候甚至还出现了断流的情况。当时的明朝经济情况不容乐观,并且社会矛盾激增。
那么,这白银为何就会带来如此多的问题呢?
这就得从明朝官员的工资说起了。我们都知道,在有明一代,官员的俸禄最初是由实物支付的,比如直接发放粮食,朱元璋时期就是这样干的。等到后来则演化成了货币支付,最典型的便是朱棣迁都北京之后,由实物改成了纸币,后来再改成用布帛代替,再后来则才改为了白银。
按理来说,从实物到货币的演变应该是一种进步,值得表扬才对,但实际上,在当时很少有人懂得通胀问题,例如像柴米油盐这样的刚需产品从长期来看的话,是会上涨的,但是相比之下官员的工资却始终没有增长。
在最初的时候,这样的工资还能勉强维持生活,但是在明代后期,大量流入的美洲和日本白银,使得物价快速上涨。据记载,仅从1632年到1639年这8年间,松江地区的米价就上涨了2倍以上,江浙地区甚至涨了四倍有余!
所以在这样物价上涨,资金链条还断裂的情况下,官员们的生活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等到了这一步的话,就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了,而已经转变成政治问题了。既然单靠工资不能维持生活,那么这些官员势必就会打打擦边球,或是权力寻租,或者贪污受贿,或是懒政怠政,而只要到了这一地步的话,那么官场的行政效率和风气也就不言而喻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央财政也会出现新的危机,最直接的便是由于白银减少,而无法维持整个帝国的开销,因而只得裁员,亦或是裁撤一些看似不重要的部门,其中邮政系统的缩编就是典型的例子,很多官员都因此而失业了,其中也包括日后打进北京城的李自成。
值得一提的是,在崇祯十七年的时候,其国库只有仅仅的4200两白银,守卫北京城的将士已经有一年都没有领到过饷银了,他们自然也要养家糊口,而既然朝廷发不起工资,那也就没有必要守卫什么京城了,所以这样一来,其战斗力和战斗意识也就随之下降了。因此等到李自成大军一到,这些人就只能是束手待毙了!
所以总的来看的话,明朝末年严重的经济问题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导致这场经济危机爆发的便是来自美洲的白银,或者说是通过海外贸易流入进来的白银。不过总的来说,这些流入的白银确实给明帝国带来了短暂的表面繁荣,但当这一波潮水退却后,其国家的脆弱也就彰显无疑了!
当然了,导致明朝灭亡的也并非只有这一原因,实际上还有很多,因篇幅有限,我们下文再说!
参考文献:《明史》、《洪业·清朝开国史》;
明朝的崇祯帝是历史上最出名的穷帝王,当时明末战争特别多,士兵打仗,围剿土匪都需要用到钱,崇祯帝无计可施,因为此时国库空虚,他拿不出钱出来稳定社会。可是奇怪的是江南地区的生产水平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大量丝绸,陶瓷,茶叶运往各地,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那么为什么崇祯帝还没钱呢?究其原因是明朝政府内部已经腐败严重。
江南富庶
明朝末期随着航海运动的掀起,和国外各地的交流也达到空前的密切,也开创一条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当时江南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很高了,再加上国际贸易相对成熟,所以江南生产的丝绸,茶叶自己陶瓷等东西运输到世界各国,每年再从西班牙,葡萄牙和日本等国家换回大量的白银。而且直接影响明朝从贫银国家直接进入银本位国家。但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朱元璋跟朱棣所提倡的小农经济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崩坏的明朝体制
本来江南富裕的资源能够让明朝再多苟延残喘几年,但是钱财大都集中在权贵的手里。经济困难时,崇祯帝多次召集皇亲国戚,想让他们帮忙出银子,但是这些人宁愿与自家银库同生死也不愿拿出来救济国家。因此整个国家江南富庶升平,西北困苦交加,本能救命的钱财在腐败的明朝体制下已经收不回来了。崇祯帝难道真的不知道官僚腐败吗?他知道,可是他又无力跟官僚权贵集团斗争,根本无法让那些伪君子把钱吐出来。
官僚腐败严重
明朝虽然表面看起来风光,其实内部早已腐败不已。一边是人口激增,土地减少,一边是国家财政困难,难以正常运转。所以明朝在崇祯帝手下经济日下,最终被灭国。
自明朝中期起,商品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进入了继西汉、宋朝之后的第三个高峰。除明清之际因战乱一度受到破坏外,这一高峰基本上持续到了清朝。
由于农业多种经营方式的推广,很多地方的农业染上了商业色彩,农产品主要面向市场而并非自己消费,同时粮食商品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全国各地区的商业联系,也引起了农业各部门及其与手工业相关部门之间的连锁反应和相互依赖。许多重要商品的贸易,已不再局限于地方局部范围内的狭小市场,而是被长途贩运到很远的地方销售,乃至行销全国。奢侈品在商品总量中仍占一定比例,但人民日常生活用品仍然占据了市场流通总额的大部分,尤以粮食、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盐、茶七类物品最为商品中的大宗。
在国内贸易发展的基础上,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强烈。明朝中期,有关禁海、开海的斗争由地方达到中央,私人海外贸易与倭寇合流,成为影响沿海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这种情况为前所未有。隆庆开放海禁之后,大批中国商品以东南亚为跳板流入欧洲和美洲,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影响了欧洲工业技术的革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作出了贡献。
与海外贸易的发展相联系,白银货币化成为明朝后期到清朝引人瞩目的现象。明初以铜钱、纸钞为法定货币,白银在禁止流通之列。但纸钞因政府未能控制投放量而导致信用下降,渐至名存实亡,铜钱则因币材缺乏,铸币量难以满足流通的需要。明朝中期,朝廷被迫弛用银之禁,而通过海外贸易大量流入中国的白银恰好弥补了国内银矿不足的缺陷。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即规定赋税折银征收,说明民间使用白银已比较普遍。清朝也曾铸造铜钱,并在云南等地大力开采铜矿,但仍不能完全解决币材问题,同时用银之势也已不可遏止,因此在流通领域仍然是“用银为本,用钱为末”。大额交易通用白银,政府财政也以白银为计算单位。白银作为货币,具有不变质、易分割、价值高等优点,其货币化本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商业资本日益膨胀的趋势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人集团,其中尤以南方的徽商和北方的西商最为著名。徽商出于安徽南部的徽州府(治今安徽歙县),其地属山区,人多而耕地少,居民遂多出外经营工商业谋生。当地物产丰富,木器、漆器、茶、文具之类特产都驰名全国,为商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物质条件。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苏、浙邻近徽州,交通便利,成为其绝好的商业市场。在上述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徽商实力勃兴,长江中下游地区至有“无徽不成镇”之谚。部分徽商还把经营方向发展到海外,嘉靖倭患的著名首领许栋、王直、徐海等都是徽商出身。他们的商业活动以贩盐为主,亦兼营粮、棉、丝、茶等多种贸易,很多人通过与官府的合作演变为豪富特权商人。西商主要是指山西和陕西商人,他们在明朝通过经营边防军需物资起家,积累了大量资本,入清后继续为政府和皇室经营专卖物资,并兼营典当、汇兑等业务,势力经久不衰。此外其他地方还有很多较小规模的商人集团,其经商活动大都带有地域性、宗族性的共同特点。清朝广东的“行商”(又称“十三行”)则是在清廷外贸政策背景之下新兴的商帮,通过代替政府经营对外贸易赚取了巨额利润。
宋朝时开始出现的地方性镇市、集市(草市),在明中叶以后有了更大的发展,几乎遍及全国,对各地自然经济起到了一定的调剂作用。一部分地理位置较好的镇市,人口逐渐聚集,越来越多地吸引外地商业资本,逐渐发展为专业性市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地区工商业中心的性质。这类市镇以江南地区最为普遍,如以棉织业为主的松江朱泾镇、以丝织业为主的苏州盛泽镇、湖州南浔镇,人烟繁庶,名闻全国。到清朝前期,四所规模巨大的专业性市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合称“天下四大镇”,俨然已成为新兴的城市。它们与作为州县治所的传统城市不同,行政级别低下,机构设置简单,完全是因为经济发展而崛起的工商业中心。发展进程稍晚的近代大都市上海和天津,基本也属于同类性质。即使是传统的政治型城市,如北京、南京、杭州、广州之类,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其本身的经济职能也在明显强化。由城市到市镇,再到星罗棋布的乡村集市,一个个地区贸易网络就这样逐步形成。
与商品经济的繁荣相联系,明朝中叶以下的社会风气也出现了显著变化。在明朝后期一些人看来,嘉靖前后明显是两个不同的时代。变化主要表现在农业人口“弃本逐末”,工商业竞争激烈,金钱崇拜和追求奢侈高消费之风盛行,逾越礼制现象日趋普遍,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受到猛烈冲击等等方面。这些变化趋势在清朝前期政府干预下一度有所遏制,但社会风气毕竟已不能回到明朝前期的“三代”阶段。相反只要政府控制一旦稍有放松,这些趋向即有继续发展的态势。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中期以下商品经济的发展,的确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另一方面,明清商品经济的繁荣仍然带有严重的局限性。中国古代的自然经济结构虽以自给自足为主,但本身也能够容纳一定程度的商品生产。在一般情况下,每个农户作为剩余产品向市场提供的商品,在其总产品中所占份额很小。但由于农民人数众多,其剩余产品总量大大超出独立手工业者的产品总量,因此农民实际上成为社会商品的主要提供者。他们以织助耕,以副养农,可以使自己的收入基本保持稳定,甚至有缓慢的提高,但始终难以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样就严重限制了社会财富积累和商品生产的扩大。虽然出现了一些资本雄厚的商人集团,但他们往往同时又带有地主、高利贷者的身份,其相当一部分资本转向购买土地、放高利贷或交结官府谋求特权保护,并未真正投入于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在政治领域,国家对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明显的约束和限制,在总体方针上重农抑商,对商业活动课以重税,责以义务性的“派买”,严加管理,出行要有路引(通行证),营业须有市籍,为官府盘剥商人提供了种种方便。以闭关锁国为主的对外政策,严重阻碍了对外贸易的扩大和海外市场的开拓。在此类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明清商品经济虽比前代有了更大进步,但并未能对传统自然经济结构形成根本上的冲击。
我们都知道,在北宋的时候使用的是交子,南宋时期使用会子。真正使用白银做通货应该是从元代开始的。但是我们的领土并不盛产白银,所以我们都需要靠进口来获得这些白银。明太祖的时候,他就认为纸币代表皇家的权利,所以说就不允许老百姓使用纸钞。那么老百姓就只能使用自己的白银来购买货物或者是获取物资。
这种政策也引发了民间的对抗,但是没有办法,民间只能使用白银。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因为这些白银不流通,才造成了明朝国无白银,而是因为政策方面出现了失误。明朝的税收和货币政策都没有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前面我们也讲到,当时的白银主要是靠进口。那么这些银子不流通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这些白银的来源太多,数量就急剧增加,造成了通货紧缩。
在明朝的时候,达到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期。商品经济发展的非常迅速,中国有很多外销品,都是外国人眼里的好物品,就像丝绸,瓷器。大量的出口到国外,然后就可以换得国外的白银。根据当时汇率,对于明朝来说是超极其不利的,那么这个时候很多欧洲的人还有一些亚洲人,他们就会发现其中的商机,所以就用这种的货币差来赚取差价。
虽然说当时明朝民间有非常多的白银,但是税收政策非常不合理,它的税率非常的低,也就是说政府根本就没有多少收入可以进入国库里面。无论是明朝的农业税率还是商业税率,都极其的低。所以民间有大量的白银,最后同样导致了通货膨胀,然后就会带来生产减少,政府的税收原本就很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更少。
可是相对而言,他的孙子可以从内帑里拿出几百万两来支持万历三大征;可以拿出很几十万两来救济朝鲜国君;可以拿出好几百万两“补偿”他落选的儿子福王。就这样内帑仍然没有伤筋动骨。
某些专家站在一个很现代的角度,给出了一个解释。那就是明朝财政的拮据,源自于美洲矿工罢工导致得白银流入量的减少
导致了流动性匮乏。因为明朝银本位,当美洲白银大量流入明朝的时候,皇帝的内帑也丰足,小市民的小日子过得也宽松,《水浒传》武大郎一个卖馒头的都能置小洋楼,娶娇妻;《金瓶梅》里西门庆随便喝顿小酒花个十几二十两也满不在乎。当大量白银突然不在持续流入的时候,皇帝的内帑突然吃紧,那么自然向户部伸手要钱。
而大明的国库,”穷”出了名的。明朝税收在巅峰时期也只有2000多万两,到了明末的时候却跌到了几百万两,往往是捉肘见襟,勉强维持朝廷运转。而大事小情都特别慎重。
偶尔风不调雨不顺,就容易出现财税紧张的情况。而更主要的是,可以拿来收税的土地是越来越少,明朝有功名的读书人是不用纳税的,而且还可以在自己的名下挂“地”挣钱。更何况还有朱元璋的几万”不工作”的后代呢。所以这种财务状况实在太糟糕了,财政赤字是难免的。
但”创收”的途径每个皇帝都不一样。除了朱棣打下来朝贡贸易的底(虽然亏本,但是名气比较大),万历开矿(的确家里有矿,不指望着皇帝这点工资);朱木匠卖家具(一个小茶几就是30万两),然而只有嘉靖“养猪”
所以在《大明王朝1566》里才会有“改稻为桑”的国策。嘉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目的是为了炼丹差的那100万两银子,为了这点银子,他可以容忍严嵩贪300万。而严嵩利用嘉靖的这个心理,硬是假设出了海外有一个稳定的丝绸贸易市场,然后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进行“官办丝绸经济”,但是最终眼睛盯着的却是老白姓的土地。
明朝的皇帝只考虑自己用钱,却没有一个考虑过朝廷的健康运转,百姓的疾苦,所以最终才丢了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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