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身为一个商人起家,最后为什么要抑商

很多人都不了解吕不韦起家的事情，接下来跟着小编一起欣赏。

一直到化肥出现，工业化机械生产出现以及杂交水稻的出现，农业才算进入了新时代。古代，低产需要大量人力，听天由命，这才是农业的常态，重农抑商是基于现实的考量，一个社会要稳定最基础的是国民要有饭吃能够活下去，不一定香也不一定饱，但是一定要有口吃的，中国古代王朝的大型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一定是饥荒。

但凡有点吃的，民众都不会去拼命。所以古代王朝对于赈灾、水利、农耕非常看重。为什么古代王朝总要编历法，为什么阴历又被称为农历，正是因为它对农耕有指导作用，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成熟什么时候收获，看日子就能知道了，多么方便。而且注重农业，能够最大限度地将人口固定在地方，便于对庞大人口的管理，维持社会稳定。

在工业革命之前，商业大多都是行商，少有工商。商人们将商品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攫取暴利，其实没有生产物品，没有产生财富。如果政府不加以管制，势必人人效仿，那么粮食谁解决?这样离饥荒就不远了，饥荒已经来了，大乱还会远吗?同农业相反，商业会造就大量流动人口，伴随而来的流寇、强盗、小偷、人口贩卖、土地兼并现象会非常严重，社会动荡，王朝倾覆就在朝夕。

吕不韦无论是站在哪个立场，能说出这话就是有大思想的人。首先无论是商还是农，本质上不是社会分工问题，而是阶层问题。从古至今财富永远是汇总的过程，而推动百富会聚到一起的其实反而 社会基层。无论任何一种思想形态，本质上都希望能做到固本兴业的，问题是一切都建立在根基牢固的基础上。

这个时候我们再把人性和信仰添加到里面，不难发现人性本质是从众的，而好的信仰则有进一步稳固基层的作用。那么问题来了，大众心理是否可控?信仰的主体是否可控?那么对于国家这个层面而言，什么不可控?对，是个例。这个个例出在哪里?出在权力本身，这才是对于国家最可怕的。那么如何控制权力?最有效的方法是把权力的现实意义剥离出去——为拥有权力的人带来收益，但控制影响范围。

最后，为什么要抑商。最简单的说法是控制权利辐射范围——你别过来。增加基层控制——所有的东西都属于权力，而权力是我的，东西则是借给你的。所谓集权本质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本质上都是集权的，只不过手握权力的人不一样而已。

很明显，吕不韦在搞政治投机，“奇货可居”的时候是从来没有想到这一伟大的真理的。当他上位之后，回顾自己的成功经历，感慨商人强悍的战斗力的同时，怎么能不感到害怕?于是他转而鼓吹起崇本抑末来了。其实也就是皇权集团素来做惯了无本买卖，所以他们敢于轻视商人，他们对农民说：“把粮食交上来”。农民就老老实实的把粮食奉上，还要看他们玩一把“淋尖踢斛”的把戏。哪像商人，还要买，还要骗，还要根据市场做出判断，还有跑外地。

很多人对于人性充满了幼稚的想象，他们以为只要不抑末，农民就要大批转岗当商人。就问问他们，假如就在当前这个信息远比古代通畅的现代，丞相吕大人穿越过来当丞相，他忽然转而鼓吹起全民投机，万民经商来了，你们猜猜东北地区有几个响应他的，大家又不是傻。鼓吹全民当农民的一个结果就是谷贱，农民丧失了经济谈判的优势。当然，如果农民真的获得了优势，统治阶级说不定又炮制出“农民天性自私，素质低，不爱国”之类的言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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