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王安石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他名列“唐宋八大家”，其文学造诣获得当世与后世的诸多好评，在这方面，王安石受到的争议并不大。
对于王安石的身后评价之所以会充满争议，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办的另一件大事：熙宁变法。
每提及此事，大多数人都会扼腕叹息，认为这是一次改变北宋积弱的绝好良机，可惜北宋没能把握住。
今天，我们略过王安石的文学成就，聊聊他的“熙宁变法”。
提起“熙宁变法”的由来，主流意见是由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造成了“强干弱枝”的局面，以至于外敌威胁日益增大，内部又有冗员冗兵冗费的“三冗”。在这种背景下，王安石提出改革，并获得了宋神宗的首肯。
事实上，这个说法只能算是表面文章，因为过于高大上，内中缘由显然要结合利益来分析。
“熙宁变法”和之前失败的“庆历新政”一脉相承，都是对旧有秩序发起冲击。可问题是：什么才是旧有秩序呢?
自侯景祸乱江南和黄巢起兵反唐之后，“豪门士族”这个名词已经成为历史，科举大行其道，官僚集团登上历史舞台。
和豪门士族相比，官僚集团拥有极强的垄断地位吗?恐怕是没有的。
自北宋立国以来，并没有哪个世家大族继续把持朝堂，垄断社会资源。在这种背景下，各种变法开始逐渐登堂入室。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宋朝之前，有哪个中原王朝进行过影响极大的变法吗?答案是没有。影响最大的变法是北魏孝文帝革俗汉化，但那时候的北魏只是北方政权，并未统一天下，此举对南方也无直接影响。
豪门士族和官僚集团各有各的弊病，豪门士族的弊病是抵制大一统，习惯于小家小户过安生日子。官僚集团并不抵制大一统，但由于权力不世袭，所以他们很少像豪门士族那样团结起来分蛋糕，而是大家内斗搞党争。
具体点说，自北宋立国以来就一直是党争不断，“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美其名曰是革除弊病，实际上都不过是党争的产物而已。
为避免偏题，我们略过“庆历新政”，直接说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开始施行的“熙宁变法”。
提起“熙宁变法”，很多人喜欢从青苗法、市易法、保马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等角度展开论述，说起来简直是如数家珍。
可上述法令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主要针对经济层面，与党争关系并不太大。而在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王安石决定“不列《春秋》于学宫”，引起莫大争议。
大学者胡寅在作品《先公行状》中大骂王安石，认为是王安石自己读不懂《春秋》，所以才决定“不列《春秋》于学宫”。
这个说法，实在是有些小瞧了王安石。
前文我说过，王安石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本人又是进士出身(第四名)。据说，如果不是王安石在文章里用了犯忌讳的词，那王安石就不是第四名，而是第一名。
不管第一还是第四，至少可以肯定一点：王安石绝不至于读不懂《春秋》，他决定“不列《春秋》于学宫”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我们来看看新旧两党主要成员的身份：
新党推动变法，以王安石、吕惠卿、曾布、章惇和韩绛等人为代表;旧党抵制变法，以韩琦、司马光、欧阳修和苏轼等人为代表。
如果展开说吕惠卿、曾布、章惇和韩绛等人的生平，会使这篇文章显得冗长，我直接说结论：后世在评价这些人的时候，几乎众口一词地说他们是“投机分子”。
换言之，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就是一个以投机分子为主，在最短时间内攫取现实利益的组合。
再看旧党成员，有一个算一个，几乎全是名重一时的大人物。如果新旧两党站在同一个舞台上PK，新党绝对会被打个七零八落。
王安石为什么要抵制《春秋》?从权谋的角度来看，那就是王安石在积极张罗打手。
王安石非常清楚，如果在规则范围内，自己绝对玩不过韩琦这帮老官油子，所以王安石用这种方式，直接跳出规则范围，让更多生力军加入进来，试图把水搅浑。
这样说或许有些难懂，如果用摆在台面上的话来说就是：“《春秋》已经过时，难以成为变法的主要依据，所以不得列入学宫。”
很多人对于党争是只听其名、不识其详，我就简单地用《春秋》来举个例子。
《春秋》到底说了什么?其实没人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过于“博大精深”了。
请大家记住，如果某本书能与“博大精深”或类似的词联系在一起，我都不太推荐大家去阅读，因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读这种书只会越读越迷糊。
一本书只要博大精深，它所涵盖的内容必然会非常多。如果你大赞这本书，肯定能显得自己非常有水平;可如果你大批这本书，同样也能显得你非常有水平。
《赞春秋》和《批春秋》从表面上看是两件事，其实它们是一件事：如果不对《春秋》进行极度深刻的研读，根本没资格“赞”或“批”。
只要大家同意我上述的论断，自然可以得出新的结论：类似于《春秋》这样“博大精深”的著作，其实就是一个筐，你想往里面装什么，请随意，因为书中都能找到支持你的内容。
我们把话题扯回“熙宁变法”，新旧两党在变法问题上交锋时，肯定会到处找证据，以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
如果事态发展到这一步，新党就会被旧党拽到一个极其劣势的环境中。因为旧党都是一帮老官油子，玩廷议辩论这种事，新党只能白给。
王安石之所以不列《春秋》于学宫，就是釜底抽薪，不想跟旧党在这方面较量，而是直接把问题转变过来：凡是不利于变法的，我们统统不提倡。
这样一来，就等于逼着旧党不能再用言语攻击，而必须亲自下场肉搏。在这方面，新党可不怕旧党。
王安石变法为何会失败?很多人都说是因为王安石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这话不假，但这话说得片面。
宋徽宗在位期间，著名的“奸相”蔡京执政，史书的评价是“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再倍矣。”
换言之，蔡京就是在用王安石那一套来发展经济的，结果非常可喜，却也没有像王安石那样搞得天怒人怨。
或许有人会说：“那是因为蔡京权势滔天，大家不敢给他使绊子。”可在靖康年间，蔡京对于政局的影响几乎等于零，哪有半分“权势滔天”的样子呢?
蔡京能用王安石那一套玩得出神入化，王安石自己创出一套玩法，却只能搞得天怒人怨，这到底是王安石水平不行，还是他的出发点有问题呢?我个人倾向于后者。
在“熙宁变法”期间，北宋的情况远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样崩坏。如果王安石能够安下心来，专注于发展经济，也不至于会出现长达五十年的“新旧党争”。
史学家余英时先生说：“党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又说“在熙宁变法以前，皇帝是超越于党争之上的;但在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以后，皇帝事实上已与以宰相为首的执政派联成一党，不复具有超越的地位。”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熙宁变法”要么是打着变法幌子的党争，要么是被王安石玩砸锅的变法行动。从王安石的生平来看，他是一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玩砸锅的可能性不大。
常言道“论迹不论心”，我们谁也不知道，王安石搞出来的“熙宁变法”有几分为公的打算。但从结果来看，“熙宁变法”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使得整个北宋朝堂的党争不断加码。
一、变法中的经济制度改革损害了士大夫阶层核心利益。
北宋文人士大夫集团代表的是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所谓正人君子就算自己两袖清风，其背后的家族非富即贵。宋朝不限制土地兼并，官田很少，所以地主阶级兼并成风。以下举例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和市易法是如何侵犯士大夫官僚地主阶级利益的。
1、青苗法：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和高利贷收入
青苗法实际上就是将政府变为可贷款银行。每年青苗不接的时候，农民可以向政府贷款，等到丰收之后，再行归还。青苗法（40%利息）取代了市面上的地主阶级的高利贷（100~200%左右的利息），限制了大地主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
往年的高利贷农民要是还不上，只好卖田卖地，所以土地被大地主兼并，但有了青苗法之后，大地主高利贷放不出去，土地兼并的生财之道也被抑制。
2、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
宋代官僚和大地主阶级隐田漏税随着土地兼并变得越来越严重，据《宋史》记载，登记在国家版籍上的土地，从宋真宗时期的524万顷锐减至宋仁宗时期的228万顷，土地兼并，隐田漏税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国家税负被这些蛀虫掏空。
“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重禁莫能禁止焉。” ——元 脱脱《宋史·食货志》 宋史记载官僚大地主阶级占用了无数的田地，兼并、伪冒已经成为习俗了，朝廷严重禁止也禁止不了。
方田均税法就是对漏税耕地和田赋清查和整理。仅仅熙宁年间多查出360万亩；又对全国耕地重新评估，依照肥沃贫瘠，分为五等，不同等次赋税不同，免去底层收入者的税收，使得赋税更公平。这自然影响到了大地主阶级的最核心利益。
3、市易法：限制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商人利益受损
市易法是用来平抑物价的制度，实际上就是政府具有了现代中央银行兼物价局的职能。政府筹集一定资本金，物价低廉时，由政府购入；等到物价上涨，再行售出。目的是防止商人垄断，哄抬物价，并实现国家资本增值。但这使得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大部分被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
综上所述，经济制度改革严重影响到了官僚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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