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安禄山失败在即,唐玄宗为什么要放弃坚守长安

眼前安禄山失败在即,唐玄宗为什么要放弃坚守长安

对唐玄宗放弃长安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在古代战争中，由于受到交通和媒介的制约，所以各种军事上的应对，通常都是滞后的。

比如说安史之乱，安禄山于11月9日起兵，他的老巢范阳被折腾得惊天动地，但两千多里之外的长安城却对此一无所知。

直到6天后的11月15日，长安城才证实了安禄山起兵的消息。

唐玄宗此时的心情想必是极其恼怒，却也是极为不屑的。

恼怒可以理解：唐玄宗自以为和安禄山之间足够默契，所以对他一再迁就。没想到安禄山居然辜负了自己的信任，这让唐玄宗有一种被打脸的感觉。

不屑同样可以理解：你安禄山凭借区区河北一地，就想与我大唐中央政府抗衡?我看你真是好日子过多了，过不了多久，我就会让你知道厉害!

唐玄宗有没有迅速战胜安禄山的自信呢?恐怕是有的，所以他派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坐镇太原，金吾大将军程千里坐镇潞州。他们的战略目标很简单，就是让安禄山无法夺取山西，进而威胁长安。

右羽林军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右金吾大将军程千里为上党郡长史，以讨安禄山。

唐玄宗又派卫尉张介然坐镇陈留，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坐镇洛阳，高仙芝坐镇陕郡。他们的战略目标很简单，就是让安禄山无法夺取河南，进而席卷中原。

卫尉卿张介然为河南节度采访使。壬申，伊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以讨安禄山。丁丑，荣王琬为东讨元帅，高仙芝副之。

随后，唐玄宗任命郭子仪担任朔方节度使，随时准备出兵。

九原郡太守郭子仪为朔方军节度副大使。

除此之外，西北各大军区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大举东进。

壬辰，上下制欲亲征，其朔方、河西、陇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营，令节度使自将之期二十日毕集。

唐玄宗的战略目标很简单，就是以少数精锐的西北军和中央禁军为骨干，组织大量的预备役，尽可能地把安禄山困在河北一隅之地。

只要这一目标达成，唐玄宗就可以从容调度，以大唐中央政府的雄厚实力为后盾，以大批西北边军为威胁，展开各种政治攻势。

从乐观角度估计，唐玄宗这几板斧砍下来，足以把安禄山砍得头破血流甚至一命呜呼。

如果不开上帝视角，我们必须得说，唐玄宗在最短时间内，做出了最为恰当的应对方式：既然我方实力强，那我就没必要和你玩什么神出鬼没的战术，只要堂堂正正地碾压即可。

河北全境此时虽然沦陷，唐玄宗也哀叹河北无忠臣，但他心里一定有数：只要安禄山的攻势受挫，河北内部必然会拨乱反正。

这也是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到任之后，频繁派人与颜杲卿联系的主要原因。王承业必然得到了唐玄宗的某种授意，要求他攻心为上，尽可能策反安禄山任命的伪政府官员。

传统史书在说到安禄山起兵的相关历史时，总会有意无意地夸大他的实力。

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唐玄宗的应对措施，会发现安禄山并没有传统史书所写的那么强，否则唐玄宗绝对不敢玩这种“四面出击、张袋捕鼠”的招数。

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一点：虽说大唐中央政府看起来更强，可如果安禄山能够从唐玄宗布置的口袋阵中杀出来，对于大唐中央政府的声望打击会极大。

到那个时候，唐玄宗自信满满的布置反而更容易成为变数。

后来的事实也佐证了这一点：在关键时刻，封常清和高仙芝突然掉链子，让安禄山抓住了一个大奖。

按说，封常清可是西北军区的统帅级人物，由他坐镇洛阳应该是万无一失的。

可就在战争正式开始之后的第四天，洛阳就宣告沦陷，封常清仓皇逃窜，当他退到陕州之后，又劝说西北军区的另一统帅级人物高仙芝放弃陕州。

这样一来，安史叛军直接席卷中原，更一鼓作气打到了潼关脚下。

大唐中央政府有没有优势?有，而且很大。可说一千道一万，你们所谓的优势，难道就是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内丢掉整个河南吗?

按照这种情形来看，大唐中央政府更像是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绣花枕头，安禄山想统一天下恐怕用不了多少时间。

唐玄宗很郁闷，自己精心准备的口袋阵及其配套的政治攻势，现在全都没有用武之地了。

当封常清向唐玄宗汇报前线战况时，正在气头上的唐玄宗根本就不见封常清的使者。

在唐玄宗看来，封常清和高仙芝辜负了自己的信任。

初，常清既败，三遣使奉表陈贼形势，上皆不见。

正是由于封常清和高仙芝初战不利，致使河南全境沦陷，这在无形中加大了大唐中央政府平叛的难度。

此时，大唐中央政府再想平叛，单靠阵容威吓与政治攻势肯定不行，必须与安史叛军硬桥硬马地打一场，否则不到二十天丢失河南全境的耻辱根本无法洗刷。

但我们必须承认：对于大唐中央政府而言，此时的局面虽然不利，却也谈不上有多恶劣。

是的，安史叛军的确打到了潼关脚下，但他们向西进攻的势头已被遏制住了。

此时，哥舒翰率领二十万政府军驻扎在潼关，依靠潼关天险与叛军打阵地战，虽不敢说稳胜，但保持不败拼消耗总是可以的。

当安禄山以河北一隅之地与大唐中央政府拼消耗时，他离失败就已经不远了。

此时的安史叛军虽然已经攻克河南全境，却无法有效控制，更无法大局扩张。

张巡在雍丘、许远在睢阳、来瑱在颖川、李祇在东平、鲁炅在南阳……各地反抗势力同样风起云涌。

丙午，以瑱为颍川太守。贼屡攻之，瑱前后破贼甚众，加本郡防御使，人谓之“来嚼铁”。翰伏地对曰：「臣肉眼不识圣人。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东平，鲁炅在南阳，陛下留臣，使以尺书招之，不日皆下矣。」

在这种背景下，李光弼和郭子仪率领的西北军，也开始大举行动，并在山西战场一再大胜安史叛军。

山大同军使高秀岩寇振武军，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击败之，子仪乘胜拔静边军。大同兵马使薛忠义寇静边军，子仪使左兵马使李光弼、右兵马使高浚、左武锋使仆固怀恩、右武锋使浑释之等逆击，大破之，坑其骑七千。进围云中，使别将公孙琼岩将二千骑击马邑，拔之，开东陉关。

随后，李光弼和郭子仪先后率军进入河北，一再大败安史叛军。

光弼遣使告急于郭子仪，子仪引兵自井陉出，夏，四月，壬辰，至常山，与光弼合，蕃、汉步骑共十馀万。甲午，子仪、光弼与史思明等战于九门城南，思明大败。

数日，子仪、光弼议曰。“贼倦矣，可以出战。”壬午，战于嘉山，大破之，斩首四万级，捕虏千馀人。思明坠马，露髻跣足步走，至暮，杖折枪归营，奔于博陵;光弼就围之，军声大振。于是河北十馀郡皆杀贼守将而降。

就这样，在安禄山叛变不到五个月后，他站在洛阳举目四望，却发现四周全部是大唐的旗帜。叛军所占据的地区就好像身处汪洋之中的几个小岛，随时可能被海水所吞没。

渔阳路再绝，贼往来者皆轻骑窃过，多为官军所获，将士家在渔阳者无不摇心。

随后的发展就顺理成章了，按照郭子仪和李光弼的估算，只要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就可以把安禄山的老巢范阳拿下，然后找机会活捉安禄山。

郭子仪、李光弼亦上言：「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

在这种背景下，安禄山绝望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要结束安史之乱是非常轻松的，唐玄宗也开始自鸣得意：虽然这个局最初被封常清和高仙芝这两个饭桶破坏得不成样子，但大唐毕竟实力强大，还是很快把平叛工作重新拉上日程。

可就在即将胜利的时候，大唐中央政府又开始搞内讧了。

此时，哥舒翰率领二十万大军坐镇潼关，等战争结束之后，就没他们什么事了。可据说，太子此时已经与哥舒翰勾结在了一起。

勾结在一起之后呢?哥舒翰自然要帮太子除掉他那老迈的父皇。

在这种背景下，坊间传出惊天大新闻：哥舒翰准备率领二十万杀奔长安城，干掉宰相杨国忠，此所谓“清君侧”。

在即将收网的时候，却出现了这么一件事，于是安禄山死里逃生，抓住了第二个大奖。

由于相关历史主要是站在唐肃宗的角度所写，所以对于哥舒翰这种蠢蠢欲动的行为，史书总是轻描淡写或一笔带过。

可问题是，对于唐玄宗而言，此时的哥舒翰和安禄山似乎已经没有区别了：安禄山是打着清君侧的名义造反，哥舒翰同样是打着清君侧的名义造反。

只不过安禄山是自己想当皇帝，哥舒翰则希望迎立太子李亨当皇帝而已。

面对此情此景，唐玄宗一定在反复问自己，应该怎么办呢?

上策激进，自然就是唐玄宗后来的选择，那就是狂赌一把，与其坐等潼关守军和自己玩兵谏，还不如驱赶他们与叛军开战。

从理论上讲，这种玩法未必有多危险，因为二十万政府军面对几万叛军，无论输赢总能保证大体上不丢面子。

中策中庸，那就是按既定战略进行：安史叛军在西线和南线，叛军已寸步难前了;河北战场上，郭子仪和李光弼节节胜利，随时可以攻克叛军的老巢范阳，大败安禄山是指日可待。

从理论上讲，潼关守军未必会在这个关键时刻玩兵谏，但唐玄宗敢赌吗?不太敢。

下策，自然就是引咎辞职，让太子李亨提前上位。

这种选择，从理论上讲同样可行，但实际上无法操作。因为唐玄宗身边的人，肯定都会纷纷劝阻他。否则唐玄宗引咎辞职了，唐玄宗身边的人有几个能平稳着陆呢?

最后唐玄宗选择了上策，结果潼关守军丢人丢出了国际水平，二十万政府军被几万叛军打得灰飞烟灭。

面对此情此景，唐玄宗傻眼了。

如果潼关依然有二十万守军，那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安史叛军无论如何狂轰滥炸，也注定是没有效果的。

可现在，二十万守军灰飞烟灭了，继续坚守长安城会是什么结果呢?

从理论上说，安史叛军同样很难攻克长安城，可问题是：哥舒翰的行为会带给唐玄宗极深的心理阴影。

在这种背景下，唐玄宗难免疑神疑鬼：我继续坚守长安城，难保不会再出现反骨仔，四周的勤王部队难免不会强势围观，我甚至有可能成为萧衍第二，被安禄山活捉!

如果唐玄宗想到了这一层，你说他怎么敢继续坚守长安城呢?

在整个平叛过程中，唐玄宗之所以昏招不断，其根源都在于此。

为了避免成为萧衍第二，唐玄宗经过思考，终于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选择：弃守长安城，向四川转进。

看到唐玄宗出此昏招，我难免会想起历史上有名的典故“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最初，唐玄宗一味地重用安禄山，却非要搞出各种奇招怪式来调教安禄山，把人家弄得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最终渔阳颦鼓动了起来。

后来，唐玄宗又因一时的失利，杀了西北军名将封常清和高仙芝，可谓自毁长城。

随后，唐玄宗又担心哥舒翰会逼宫，于是强令他率领二十万军队主动向安史叛军发起进攻，致使潼关失守。

最后，又在没见到安史叛军的时候，不声不响地弃守长安城，上演了“自己把自己吓死”的一出好戏。

如果从权谋的角度来看，唐玄宗的应对都不能说有多大错误，可他一味地使用权术驭人，却忘记了一个国家或政权的立足根本。

当一个年迈统治者在施政时，不以国家利益为根本，而以自身利益主导一切时，这个国家怎么可能不动荡，怎么可能不衰落呢?

唐玄宗唐僖宗为何两弃首都，两逃四川？

那些从四川北部进入四川的人，当他们的双眼已经看厌了连绵起伏，纵横千里的秦巴山地，突然出现在他们视野里的成都平原不仅仅是一种安慰，更是一种幸福和侥幸。至少对逃向四川的两个唐朝皇帝唐玄宗和唐僖宗来讲就是如此。

天宝十五载，即公元756年，这时在位的最高统治者乃唐玄宗，也就是曾经辉煌无比的开元盛世的主宰者。唐玄宗早年励精图治，但到了晚年却不问政事，宠爱杨贵妃，过着“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淫逸生活。

自唐玄宗以下满朝君臣的昏庸，想必给那位来自北方的野心家安禄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他内心深处萌生了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

安禄山当时的职务是范阳（今北京西南）、河东（今山西太原）、平卢（今辽宁锦州西）三镇节度使。有唐一代，对国家造成最大伤害的就是节度使这个怪胎。节度使原本是边境地区统兵防御少数民族骚扰的边防军将领。

设立之初，节度使只能掌管兵权，平时实行屯垦，战时统兵打仗。后来，因为作战的需要，节度使又兼管了所驻地方的行政和财政。至此，节度使的权力已经无限扩大，相当于一个个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小王国。

众多节度使中，安禄山的权力和权谋都首屈一指。表面上，安禄山经常跑到首都长安，装出对朝廷无比恭顺样子，由此骗取了唐玄宗的宠信。唐玄宗不仅给予了他越来越大的权力，并对大臣们要他提防安禄山的进谏置之不理。

据记载，有一次,唐玄宗指着大腹便便的安禄山，开玩笑问他的大肚子里装的是什么，安禄山回答说：里面全是对陛下您的忠诚。另一方面，安禄山在他的老巢积极扩军备战，他在范阳城北修筑雄武城，招兵买马。

经过了长达10年的苦心经营后，安禄山认为时机已到，于公元755年11月，以讨伐杨国忠为名率15万大军南下反唐。后来与他一同造反的，还有史思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它既是一次让全社会付出了惨重代价的内乱，也是唐朝由盛而衰的分水岭。

安禄山造反之时，海内承平日久，百姓多年未见战乱，突然听说叛乱爆发，无不远近震骇。叛军所过州县，几乎没有遇到过有效的抵抗。更有甚者，有些士卒登上城楼时，听到敌人的鼓角声，竟然吓得纷纷坠落城下。

手忙脚乱之中，唐玄宗命令封常清、高仙芝招收市并无赖之徒，组成一支乌合之众前往阻挡，结果二人兵败身亡。

潼关既失，长安已经无险可守，如果再不逃跑，唐玄宗和他宠爱的杨贵妃只能成为叛军的战利品。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后来，白居易在他的《长恨歌》里这样描写了唐玄宗的仓皇幸蜀。

我们不知道公元756年正月，当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的消息传到唐玄宗耳朵里时，这位曾比父亲信任儿子更甚地信任着“忠臣”安禄山的71岁的老人心里是何滋味，但我们能够想象的是，在接下来的756年农历六月的那个逃离长安的夜晚，唐玄宗一定感觉到了人生的荒诞无常。

那个微风吹拂的夏夜应该有一轮淡淡的月亮，月色下的长安城依旧房舍连片，鳞次栉比，依旧是旧时的繁华帝都模样。但是，叛军已经攻破潼关的噩耗一定令满城军民的夏夜之梦注定充满了惊恐。

当整座城市渐渐在恐惧和流言中昏然睡去时，皇宫沉重的大门打开了，一行人悄然从皇宫鱼贯而出，马车和马队在经过了长长的街道之后，终于从延秋门蜿蜓而去。长安远了，只有夜行的灯笼在六月的夜空里闪闪烁烁。

逃离长安之时，唐玄宗肯定没有预料到通往四川的路上将会与他最心爱的宠妃杨贵妃及宠臣杨国忠生死相别。

“蜀土丰稔，甲兵全盛”，这就是当时四川在全国的印象，在仓促出台的逃亡计划里，四川就是唐玄宗一行的目的地。

然而，这又是一次狼狈之极的逃亡。这次避开了白天所进行的夜晚的秘密逃亡，正如史书所说，“妃主、皇孙以下多从之不及”因为走得急，也因为想要搞得更机密一些，唐玄宗只带了少数卫队和官员，连他众多的后妃和皇子皇孙也很多人没有通知，就匆匆踏上了前往四川的路途。

这支小小的逃亡队伍的前进速度并不快，一则因为入川的路上已经到处都是逃难的百姓，二则因为皇帝身边总得有不少嫔妃随行，队伍想要快也快不起来。一天傍晚，这支如同惊弓之鸟一样的队伍在一个叫做马嵬驿的地方宿营时，原本就弥漫在卫队官兵们中间的对杨国忠兄妹乃至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哗变一触即发。

处死杨国忠，这对唐玄宗来说并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但要处死杨贵妃，则让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十分踌躇。最终，在高力士等人的劝说下更有效的劝说其实应该来自那些哗变的士兵手中寒光闪闪的刀剑唐玄宗不得不忍痛下令赐杨贵妃自尽。

马嵬驿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事件，有关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传奇，也是中国绘画和诗歌一再表现的题材，其中最知名的则莫过于白居易的长诗《长恨歌》。但对于一阵大动乱给唐王朝及其治下亿万生灵带来的痛苦，则是任何帝王的爱情悲剧都无法比拟的。

当年十月，秋风渐起之时，唐玄宗在经过两个多月的辗转反侧之后，终于走进了成都平坦宽阔的大街。点检随行队伍，只有官员和卫队1300人，宫女则只有区区24人。

唐玄宗在成都停留了一年多时间。这时的唐玄宗已经不再是皇帝了，而是被遥尊为没有实际权力的太上皇。早在唐玄宗逃往成都途中的七月，他的儿子李亨就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作为一种安慰，唐肃宗把唐玄宗避难的成都升格为府，号南京。

唐玄宗自公元756年十月到成都，到次年年底离开成都返回长安，一共在成都生活了1年又两个月。成都的这14个月是如何度过的，史书没有给我们写明更多的细节。我们仅仅知道，这14个月中，蜀军曾发生过两次小规模的哗变，最后都被镇压下去了。至于哗变的原因，都和唐玄宗等逃亡队伍在成都的穷奢极欲有关。

对唐玄宗来说，四川既是王朝的避难所，也是他充满哀伤和疲惫的晚年的后花园。在这座后花园里，他会时时梦见曾经的开元盛世和曾经相约三生三世结为夫妻的杨贵妃吗？当这个后来被梨园尊为始祖的退休皇帝坐在成都行宫的花园里打盹时，历史已经飞速流转，曾经的光荣与梦想留给了过去，而未来的路还在杳不可知的远方。

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当年唐玄宗逃往四川时，他恐怕不会想到，再过124年，到了他的后裔唐僖宗当政时，这位在历史上总是给人以轻浮之感的晚唐皇帝，还会重复他的祖先唐玄宗的逃亡之路。

与唐玄宗的逃亡之路一样，唐僖宗也是从长安逃向四川。对唐王朝来说，四川的存在就像溺水的人在慌乱中抓住的一只救生圈。依靠这只救生圈，他才不至于被强大的波浪吞没，他才有凭借它重新上岸的可能。

唐僖宗入蜀是在公元881年，若依农历，则为880年。这时离唐朝的土崩瓦解已经只有20多年的时间了，因此，唐僖宗入蜀比起他的老祖宗唐玄宗还要凄凉，还要悲惨。

已经是腊月初五了，往年的这个时候，长安城里已经有过新年的迹象，但880年的腊月，长安城里满是肃杀之气，这一肃杀之气比起当年安禄山的军队攻破潼关逼近长安时还要严重。

这一次兵逼长安的不再是拥兵自重的大军阀，而是一位农民起义领袖，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黄巢。黄巢是曹州冤句（今山东荷泽）人，多年来举进士不第，公元875年率领数千人在曹州起义，878年于王仙芝死后被推为领袖，称冲天大将军。

黄巢曾在最后一次落榜后写了一首著名的咏菊花的诗，预言了他将推翻腐败的唐朝政府：“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公元880年，当黄巢数十万大军攻克洛阳后，迅速向长安的门户潼关进军。当时，朝廷负责京师安全的是一支号为神策军的队伍，但军中的职务已成为长安富家子弟挂名的闲差。

这支军队中的大多数人除了恐吓京师市民以外，没有任何战斗经验。当他们得知京师的防务交由宦官首领，也是神策军实际上的控制者田令孜时，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出钱找贫民作为自己的替身跟随田令孜上前线。

但田令孜并没有亲自往潼关前线，他只是派出了一名副将和一支几千人组成的乌合之众，且只带了几天的粮草。当这支军队与黄巢军队刚一交锋时，立即作鸟兽之散。至此，坐困长安的唐僖宗只有像他的祖宗唐玄宗一样选择逃跑了。

那是一个严寒的凌晨，天还没有亮，空中飘着细细的冷雨。唐僖宗带着皇后、太子和近侍数百人，骑着马从子城含光殿金光门仓皇出城。比他的祖先唐玄宗还更凄惨的是，由于走得过于仓促，这支由皇帝率领的逃亡队伍竟然没有一兵一卒，不少高级官员天亮后上朝时才发现，他们的皇上已经在一个时辰前弃他们而去。

经过半年多的长途跋涉后，唐僖宗于881年6月抵达成都。唐僖宗在四川的时间长达4年，比他的老祖宗唐玄宗长了一倍多。蜀花四度开，蜀潮四度起，富庶的四川给了他安逸的生活。

公元885年，唐僖宗终于有机会再次回到长安了，因为这时逼他南逃的黄巢已经在虎狼谷兵败自尽。唐僖宗一行作别了曾庇护过他的巴山蜀水，但此时的长安已经不是彼时的长安了，破败，萧条，战争的创伤让这座千古名城已经远远地落在了成都之后。

《弃长安》：唐玄宗的权术，安禄山的反噬，李白的悲剧

文丨云海

弃长安是安史之乱中与马魁坡之变同等知名的标志性事件。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十三日，距离安禄山起兵七个多月，面对已杀入关中即将兵临城下的叛军，唐玄宗李隆基在数千禁军的护卫下仓皇离开长安，开始了前往蜀地的逃亡之路。自此以后，盛世国都长安再也没有重回过世界之都的地位。

遥想当年，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将大唐帝国带入全盛时期，中华文学史也进入了盛唐时期，王昌龄、李白、杜甫、王维、王之涣、高适、岑参群星荟萃，盛况空前。然而，同样是在玄宗一朝，却也酿成了安史之乱，盛世不再，唐王朝的由盛转衰来的那么猝不及防。

变乱为什么会爆发？历史作家张明扬在《弃长安》一书中，试图在重现安史之乱这段历史的过程中，解开“盛世何以崩陷”的谜题。

『1』

唐玄宗的帝王心术

在李隆基的政治认知里，对皇权威胁最大的始终是太子。从唐太宗的宣武门之变，到李隆基自己的逼宫上位，唐朝自开国以来始终笼罩在宫廷政变的阴影之下，所以，早在开元二十五年（737），李隆基就导演了“一日杀三子”的人伦惨剧，而随着年纪的增大，李隆基对太子李亨的疑虑也与日俱增，从天宝五载开始，利用宰相李林甫发动“天宝三大案”，反复摧毁太子集团的政治势力，消弭太子对皇权的现实威胁。在李隆基看来，一个没有军权支撑，与宰相时时争斗的弱势太子，才不致于效仿唐太宗发动宫廷政变。至于李林甫，虽然权倾朝野，但随着门阀政治的退场，宰相或贬或杀全在皇帝一念之间，已构成不了重大威胁。

到了天宝年间，已经60多岁的李隆基，沉醉于与杨贵妃的爱情之中，日益厌倦了日常的政治事务，甚至打算放权给宠臣李林甫。到了天宝后期，为了在超脱于日常政治与掌控核心权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李隆基甚至精心设计出一个“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的政治架构。

在这一政治架构下，边将安禄山、宰相杨国忠、太子李亨成为天宝末期的政治三巨头。三巨头之间两两为敌，相互对抗，但也彼此牵制。李隆基理论上可以坐收制衡之利，却不料三角关系最终走向了全面失控。两大宠臣杨国忠和安禄山在天宝后期斗的你死我活，成为安史之乱爆发的触因之一，这是李隆基始料未及的。

『2』

盛世宰相的盘算

为了李隆基稳固皇权的内在需求，善于揣摩圣意、甘为鹰犬的李林甫不得不配合皇帝倾轧储君，由此得罪了太多的人。而为了保住权位，李林甫不遗余力地打击潜在的政敌。其中，最为后世诟病不已的一件事情就是：重用“寒族蕃将”。李林甫深知李隆基热衷于从边将节度使中选拔宰相，为了堵住汉族官员“出将入相”的道路，李林甫便极力怂恿李隆基重用蕃将，实际看重的是蕃将“不识文字，无入相由”，由此造成了安禄山军事集团的崛起。所以，《资治通鉴》评价李林甫“养成天才之乱”。

与此同时，在司马光眼中，与李林甫的“养乱”要负同等责任的是，杨国忠“终成其乱”。天宝末年，安禄山的东北边防军已成唐帝国最大军事集团。在热衷于开边大业的李隆基眼里，安禄山是可以大力笼络的对象，加上安禄山为了迎合李隆基对于忠诚的渴望，见太子不拜，还自称“只知陛下，不知太子”，与太子李亨势同水火，李隆基更是给予了安禄山接近无条件信任的宠幸。这就造成了时任宰相的杨国忠的不安全感，时刻警惕安禄山对他相位的威胁。

为了阻断安禄山的入相之路，杨国忠祭出了几个大招：从天宝十二载（753）开始就在李隆基面前反复预言安禄山必反；联手坐拥西北边防军的哥舒翰反制安禄山；经营剑南（蜀地）大本营，并为了在剑南建立军功以增强自己的军政地位，先后两次“穷兵黩武”地策动了征伐南诏之战。可以说，杨国忠的政治倾轧，最终“逼反”了安禄山，加快了安禄山起兵的速度。而此前两征南诏的惨败，损兵折将高达十几万人，耗尽了盛唐扑灭叛军的最后元气，也成为杨国忠最大的误国乱政之一。

『3』

危局下诗人的突围

在安史之乱时期的帝王权术与宫廷权谋之下，《弃长安》还穿插讲述了危局之中盛唐诗人们的不同境遇，读来让人无限唏嘘。盛唐诗人大多仕途坎坷，李白可以说就是典型的代表。

弃长安的当年，李隆基在逃亡途中分封永王李璘，意图制衡自立门户的太子李亨。权欲熏心的永王如获至宝，为了与皇兄李亨争夺皇位，于是到江南起兵，却不堪一击，很快就兵败身亡。

在永王之乱这场皇室内争中，李白、杜甫、高适三人的命运都被深刻改变，或流放，或贬斥，或显达。一生热衷于仕途却屡不得志的李白，竟然稀里糊涂地接受了永王的招揽，却没想到永王不成事，才一个月时间，就因追随永王起兵身陷囹圄，差点命都丢了，可见“李白的政治认知是何等之幼稚，宦途追求是何等之热切”。而与李白相交最深的高适，则因为参与平定永王之乱乘风而上，官至节度使。当然，高适也付出了代价，那就是在李白案中，高适为保仕途而不救李白，可能自绝于“诗人共同体”之外，这也就难怪李白在诗中抱怨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了。

《弃长安》的精彩，在于安史之乱的历史叙事，也在于盛世危局下众多著名人物的抉择与命运，宫廷的殊死争斗，战场的风云激荡，家国命运的起伏，读来都让人欲罢不能。

安史之乱的起因、经过和结果

安史之乱是唐代于公元755年至763年所发生的一场政治叛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由于发起叛唐者乃是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故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又由于其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也称天宝之乱。 安禄山起兵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十五万士兵，号称二十万，在蓟城南郊(今北京西南)誓师，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于范阳起兵。当时唐代承平日久，民不知战，河北州县立即望风瓦解，当地守令或逃或降。 [唐军抵抗 唐玄宗于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得知了安禄山反叛的消息，相当震怒。他立即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阳、平卢节度使，准备防守；振著任命他的第六皇子荣王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东征。 长安失守与玄宗退位 安禄山的大军虽然遇上阻碍，但由于杨国忠的无能，使安禄山于同年十二月十二就攻入东都洛阳。负责守卫洛阳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高仙芝采以守势，坚守潼关不出。可是因为唐玄宗听了监军宦官的诬告，以「失律丧师」之罪处斩封常清、高仙芝。天宝十五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 唐室处死封常清、高仙芝之后，任命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由于地势之险，唐室本可利用此一优势暂时死守，保卫京师。可是由于唐玄宗与宰相杨国忠想尽快平定乱事，迫其领二十万大军出战，最后以失败收场。潼关一破，都城长安震惊，失陷在即。唐玄宗于六月十三日凌晨逃离长安，到了马嵬坡（今陕西兴平县西北23里）途中将士饥疲，六军不发，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请杀杨国忠父子、杨贵妃，杨国忠被乱刀砍死，玄宗命令高力士处死杨贵妃。后兵分二路，玄宗入蜀，太子李亨在灵州自行登基，是为唐肃宗，后世史家认为“马嵬之变”是一场“有计画的兵变”。郭子仪被封为朔方节度使（灵州，在今宁夏吴忠市区），奉诏讨伐，次年郭子仪上表推荐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使，联合李光弼分兵进军河北，会师常山（河北正定），击败史思明，收复河北一带。 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叛军内讧，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唐代宗继位，并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奔莫州（今河北任丘北）。宝应二年（763年）春天，又逃往范阳，史朝义被部下李怀仙逼迫自杀，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唐朝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 2008-06-14 09:16:04 补充： 安史之乱历时八年，虽然乱事最终得以平定，可是很多后世史家均认为安史之乱不但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捩点，而且对中国后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外关系的发展均产生极为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司马光《资治通鉴》：「（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
背景 唐代历太宗「贞观之治」、高宗「永徽之治」、武则天及玄宗的「开元之治」后，唐代国势大增，文治武功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达至鼎盛状态，属史无前例的盛世。自安史之乱发生后，对中国后世的发展均产生重大影响。 藩镇的设立与势力坐大 随着唐太宗、唐高宗等在位期间屡次开彊拓土、先后讨平了东、西突厥、吐谷浑等，均使盛唐建立了一个极为辽阔的边境。为了加强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巩固边防和统理异族，唐玄宗于开元十年便于边地设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渐而，此等每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单管理军事，而且因兼领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等职而兼管豁区内的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的大权，令原为地方长官之州刺史变为其部属。据《新唐书．志第四十 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节度使因而雄据一方，尾大不掉，成为唐室隐忧。而安禄山也因兼平卢、范阳、河东三大兵镇而有叛唐的实力及野心。 外重内轻的军事格局 唐初，全国实行府兵制共置六百三十四个折冲府，当中二百六十一个位于保卫京师长安的关中，故军力是外轻内重，保证唐室有足够的兵力保卫京师及其政权。唐玄宗开元十年设之节度使，许其率兵镇守边地，军力日渐强大，渐有凌驾中央之势。开元十四年时，京师守卫改由彍骑负责。而天宝年间，边镇兵力达五十万而安禄山一人更兼任三镇节度使（平卢、范阳、河东），而三地之间地域相连，兵力又于诸镇之中最强，拥兵二十万，实力强大。相反，中央兵力则不满八万，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渐渐形成地方反过来威胁中央的危机。 玄宗怠政 开元之治晚期，承平日久，国家无事，唐玄宗丧失了向上求治的精神。唐玄宗改元天宝后，政治愈加腐败。唐玄宗更耽于享乐，宠幸杨贵妃，由提倡节俭变为挥金如土，如曾将一年各地之贡物赐予李林甫；他又把国政先后交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李林甫是口蜜腹剑的宰相，任内凭著玄宗的信任专权用事达十六年，杜绝言路，排斥忠良。杨国忠因杨贵妃得到宠幸而继李林甫出任右相，只知搜刮民财，以致群小当道，国事日非，朝 *** 败，让安禄山有机可乘。 河北胡化 唐太宗时平定东突厥及契丹各族后，将其内徙至河北一带，成为少数民族杂居之地，当地胡化甚深，汉化甚浅，因此与唐室的中原关系疏离。唐室为了便于统治，倚重能通多种胡语及了解外族民风者，因此安禄山身为胡人等得以取得权力。 蕃将掌边 李林甫出任宰相时，为巩固权位，杜绝边将入相之路，称胡人忠勇无异心，建议玄宗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而且又放任他们拥兵自重，安禄山任三镇节度使（平卢、范阳、河东），掌握军权。当时安禄山己一人独掌二十万的兵力，一旦有异心，便容易发动叛乱。 将相不和 安禄山骁勇善战，甚获玄宗宠信，兼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引来宰相杨国忠忌恨，两人因而交恶，而唐玄宗又对此不加干预。安禄山久怀异志，加上手握重兵，就以讨杨之名举兵叛唐。 2008-06-13 19:50:21 补充： 结果 战乱结束 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叛军内讧，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唐代宗继位，并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奔莫州（今河北任丘北）。宝应二年（763年）春天，又逃往范阳，史朝义被部下李怀仙逼迫自杀，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唐朝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

唐朝唐玄宗时期，为何被安禄山的三镇兵马就赶出长安？

开元盛世是的唐朝军事力量，虽然比起建立早期是有所退步了，但依然保持不错的水准。但在安史之乱开始后，仅仅拥有三镇兵马的安禄山就很快占领了都城长安。很多人都说这是因为安禄山麾下有大量胡人兵马，战斗力较强。但唐朝在安西等地也还拥有足够的野战力量，其中自然包括不少外族精锐。可他们还是迅速地丢掉了关中，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安禄山在当时已经控制了唐军一半以上的精锐

安禄山虽然只有整个唐帝国的三镇兵马，却几乎作用了唐朝能战精锐的一半以上。这些三镇兵马，从来源成分、士兵构成与供养体系上来说，都是唐朝最成功的实验结果。所以，他们能在短期内打败唐朝内地军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唐朝在立国初期，实行的是北朝时候留下的府兵制度。这种制度其实也是源自中亚和草原地区的部落、城邦动员制度。更是唐朝早期，军队战斗力非常强的一个原因。大量北朝遗留下来的关陇贵族和胡化的军户，不仅自己尚武善战，而且非常善于学习。唐朝也因此在立国不久后，就击败了同样壮大中的突厥势力。

原本的关陇贵族集团在安史之乱时已经不再具有战斗力

在这种基调下，随着北方军户资源的流失，唐朝开始实行募兵制度。募兵制度下最理想的兵源，不会是内地的农民而是西域和草原上的部落武士。关陇贵族的胡化风气，也让他们心安理得地从突厥人中招募兵士。

帝国版图扩大后，军令有所不受的地方大将势必获得自行募兵权。他们也适时地将各族突厥人、契丹人、高句丽残余、西域人和中亚人，都招募进部队。这些部队又大量集中在边区，也就成为了安禄山的武力源泉。被征调来剿灭他们的唐军，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外族成分构成。

父系血统来自中亚粟特人的安禄山，自己就有一支来自索格狄亚那地区的粟特近卫队。母系来自突厥的他，军队里也多有突厥人。他最主要的副将史思明就是一个突厥人。在从军之前，他是唐军的翻译官，又与边疆的契丹人和奚族非常亲密。这些在武则天朝大败唐军的蛮族，也成为了优质兵源。

最后就是北方边地的汉军，也在长期与胡人作战和交流中渐渐胡化。这样的军队不仅战斗力更强，对将领的认可也超过中央的皇帝。

所以，在安史之乱的大部分时间里，叛军都对唐军保持战斗力优势。即便后期，叛军内部因不同文化集团与利益关系而发生内讧，唐军的反击效果也来得很慢。

安史之乱让唐玄宗被迫处死杨国忠并牺牲掉自己心爱的杨玉环

当然，偌大的一个唐帝国，不会只有三镇兵马享受招募外族战士的便利。另一个番将云集的地方，就是西域的安西都护府与北庭都护府。但这些地方的自然环境限制很大，能够被用来驻扎军队的耕地有限。所以，两个都护府的兵马无法比肩安禄山手中的三镇精锐。后者地盘所在的区域，正好是成熟的农耕与游牧经济混合地带。突厥和粟特商人从这里进入内地贸易，也比单纯的走西域和河西走廊要便捷。

这也是为什么在安史之乱初期，撤回西域兵马，依然难以有效阻挡的原因。在很多战斗中，唐王朝害怕军队数量不足，大量从城市和乡村人口中招募炮灰力量。结果，这些炮灰不仅没有发挥作用，反而也拖累了从西域返回的精锐部队。

回鹘人的崛起同安史之乱也有巨大关系

当然，最后帮助唐朝消灭安史集团的主力，依然是西域部队为主的军事力量。除了一个经常吃败仗的郭子仪，其余将领也纷纷来自西域的突厥和东伊朗系居民。为了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唐朝还不远万里地找来西南的南邵部队和北方的回鹘人助战。

本文地址:http://www.dadaojiayuan.com/lishitanjiu/17229.html.

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本站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转载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立即通知我们(管理员邮箱：602607956@qq.com)，情况属实，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谢谢!

上一篇: 蜀国灭亡到底有多惨最让人心疼的是谁

下一篇: 同样是抗金名将，为什么岳飞被冤死韩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