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臧霸的故事,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一、徐北小霸王
臧霸是兖青徐交界的泰山人,黄巾之乱起时,投身陶谦破贼,功拜骑都尉。骑都尉本身是禁军官职,放在外部则类似于都督的概念,是一个军权比太守还大的武官。
我们都知道,黄巾乱后提高了刺史州牧的权力,但较少注意到这些军区指挥骑都尉的大量诞生。
丁原、公孙瓒、鲍信都是黄巾后骑都尉。沮授也是冀州骑都尉,早在韩馥时期他就是兵权主管。五子良将的徐晃张辽,也都担任过这种军区指挥骑都尉。
从这些知名人士的经历都可以看出,在黄巾之乱后担任骑都尉的人,都是有本事担任一方军阀,或是左右军阀的强者。
臧霸就是这样一个徐北小霸王。
二、忠于汉室曹操二征徐州,臧霸动也不动,陶谦反而得靠青州小霸王刘备来救援。刘备接任徐州牧,臧霸还是动也不动。一直到吕布上任,臧霸才展开了跟吕布的合作关系。
由于资料算少,我们很难看出臧霸的心里在想什么。若说他是亲袁绍派,吕布占徐州后他不该跟吕布合作。若说他是袁术派,放刘备南下支援陶谦也很奇怪。如果他是大公孙联盟的一员,当时根本就应该亲自攻打曹操。臧霸的定位,非常可能就是汉官,无他。陶谦被曹操打,最开始的原因是陶谦谋反。汉官没有理由救援陶谦。但曹操没有敕令,所以也不会选择帮曹操。反而吕布是朝廷的颍川太守,被曹操打败后退入徐州。比起陶谦刘备私相授受的官职,吕布代行徐州牧更具有合法性。
可曹操最终迎奉了天子,前来消灭吕布。这时候臧霸不敢出手帮吕布了,而曹操获胜后,臧霸更是自认为罪臣藏匿起来。整个脉络来看,臧霸对于朝廷是非常忠心的。
在曹操攻下徐州后,派人找出臧霸,并将青徐二州的治权兵权一并交给他。在官渡之战中,臧霸全面控制东部战线,让曹操能专心在官渡对抗袁绍。
臧霸升迁为徐州刺史,仿佛是在讽刺陶谦一样,臧霸完全各种配合军区指挥官夏侯渊跟大将张辽于禁。徐州完全平定后,臧霸更是全力支援前线对抗孙权的张辽。有多全力?在攻打巢湖时,这个刺史级的大将居然还担任先登部队攻入城中。更与张辽分兵进击,大破吴军。
臧霸在与孙权军的战争中屡建奇功,最终在曹丕称帝后担任执金吾,曹睿继位后更行太尉事。
众所周知,曹操麾下骁将如云,却没有像蜀汉五虎将之类的说法。虽然陈寿在《三国志》中将张辽、乐进、于禁、张A、徐晃并入一传,且有时之良将,五子为先的评述,但由于《魏书九·诸夏侯曹传》已将与曹操有血亲关系的诸将列出,因此五子良将在曹营地位似乎还低一层次。不仅如此,张辽、乐进、于禁、张A、徐晃五人无论战绩、能力也参差不齐。那么哪几位是曹操麾下真正一等一的名将呢?本文根据史料分析,排出最为曹操倚重又战功赫赫的四大金刚。
——战绩:初平四年,随曹操破袁术,大有斩获。征讨徐州时,常督骑兵为前锋,屡败陶谦军。兴平二年,攻陷句阳城,生擒吕布部将刘何。建安三年,从征张绣,略城虏众三千馀人。建安五年,在鸡洛山击败袁绍部将韩荀,又劫掠并焚烧袁军粮谷。建安十四年,代理征南将军守江陵,抵御吴将周瑜。建安十六年,代理安西将军据潼关,在渭河南岸击败马超;代理骁骑将军,督七军击溃田银叛军。建安二十四年,任征南将军、授假节,驻樊城,斩杀叛将侯音,后被关羽围攻时誓死守城,并与徐晃内外夹击退敌。建安二十五年,还屯宛城,与徐晃共破孙权部将陈邵。
——勇武:曹仁一生中最经典也最具挑战的军功,当属对垒吴蜀两位超级名将周瑜、关羽。虽然对阵初期均居守势,但曹仁都咬牙坚持,并逐渐扭转被动局面。尤其是江陵一战,更最淋漓尽致地反映了他的非凡骁勇。当是时,魏将牛金被数千吴军阵阵包围,长史陈矫等在城上看到他们即将覆没,左右皆失色。仁意气奋怒盛,谓左右取马来。陈矫等人都劝曹仁:贼众盛,不可当也。即使弃数百人何苦,而将军以身赴之!但曹仁义无反顾,亲率数十随从出城直冲。当成功解救牛金等人后,曹仁发现还有人没有突围,又折返回阵,直至救出所有魏兵。这一战使三军不禁慨叹:将军真天人也!曹操即转封其为安平亭侯。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围攻樊城,当时汉水暴涨,于禁等七军被淹投降。曹仁率数千兵马防守,洪水只差几尺就淹过城墙。羽乘船临城,围数重,外内断绝,粮食欲尽,救兵不至。仁激厉将士,示以必死,将士感之皆无二。(《三国志·魏书九·曹仁传》)全赖曹仁坚韧意志,守得徐晃救兵来到,樊城之围得解。当然,曹仁之英勇是一贯的。曹操曾为张绣追击,军不利,士卒丧气,仁率厉将士甚奋,最后击败了张绣。
——谋识:在魏将之中,曹仁属识见过人。袁绍与曹操官渡相持时,派遣刘备攻掠数县,多方也纷纷起兵响应。自许县以南,官员百姓惶惶不安,曹操深感忧虑。曹仁认为,南方因为我军眼前形势紧急,势必不能出兵救援,又加上刘备强兵压境,因此背叛我们。但他指出备新将绍兵,未能得其用,击之可破也。曹操深表赞同,派曹仁率骑兵击败刘备,收复了全部叛县。建安十年,曹操平定河北后,曾下令攻陷壶关,将城里的人全部活埋,结果城池连月不下。曹仁提出,围城必定要留一个门不攻,为的是给人留一条生路。如今宣告他们必死,势必人人坚守,且壶关粮食储备充足,进攻会伤亡惨重,围困则旷日持久。今顿兵坚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虏,非良计也。(《三国志·魏书九·曹仁传》)曹操听从了他的意见,果然城内人投降。
——时评:对曹仁的评价,最有发言权的当数曹操。无疑曹操是经常表扬他的。在平定黄巾军、迎汉献帝定都许县后,太祖器其勇略,不让他到郡中赴任,而以议郎的身份统领骑兵。曹仁的本传中也先后出现太祖壮之、太祖益壮之,可见对其青眼有加。曹丕对曹仁也有好评。建安二十三年,曹彰北征乌丸之时,曹丕致书训诫:为将奉法,不当如征南邪!而后人最有影响的评价,当数《傅子》中的那一句:曹大司马之勇,(孟)贲、(夏)育弗加也。张辽其次焉。贲、育即东周卫国的勇士孟贲、夏育,更关键的在于将张辽列其后,在魏将排行中实有一锤定音的意味。
——战绩:建安五年,与关羽同为前锋解白马围,击破袁绍军。建安七年,随曹操在黎阳讨伐袁尚、袁谭,立有战功。建安九年,率军攻取赵国、常山,招降黑山孙轻等贼将。建安十年,攻破柳毅等辽东叛军。建安十一年,攻讨荆州,平定江夏郡诸县。建安十四年,督领张A、牛盖平定氐六县叛乱,斩杀陈兰、梅成,授假节。建安十八年,与臧霸同为前锋征濡须口,攻破孙权江西营,擒获东吴都督公孙阳。建安二十年,与乐进、李典守合肥,以寡敌众,逼退孙权举国之师。
——勇武:张辽是真正的常胜将军。建安十二年,张辽随曹操在柳城征讨袁尚,忽与敌军遭遇。辽劝太祖战,气甚奋,太祖壮之,亲手将自己的大旗授予。张辽率军出击,大败袁尚,斩杀乌丸单于蹋顿。建安十四年,在天柱山攻击陈兰、梅成,此山高峻陡峭,道路狭窄崎岖,敌方筑营其上。众将认为,兵少道险,不宜深入攻敌。张辽指出:此所谓一与一,勇者得前耳。于是在山下安营,大败敌军。曹操称:登天山,履峻险,以取兰、成,荡寇功也。最展示张辽超凡武略和绝世英豪的,当数合肥大战。建安二十年,孙权率十万大军进围,张辽奉曹操密函决定主动迎击。某天凌晨,他亲率八百勇士直陷敌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并冲入重垒,直至孙权麾旗之下。孙权大惊失色,吴将手足无措,只得逃上士丘,仅以长戟自守而已。张辽便叱喝孙权,挑衅他下来交战,孙权不敢动弹。及至望见魏兵甚少,才聚众军将张辽重重围困。辽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围开,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馀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馀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三国志·魏书十七·张辽传》)两军从早上杀到中午,吴军士气衰落,退兵修整营垒。孙权围攻合肥十余日,不能攻下,只能撤军。张辽随后追击,竟差点抓获孙权。此战让曹操大为赞赏,一年后巡视战场,仍叹息良久。黄初六年,曹丕追念张辽功勋,诏曰:合肥之役,辽、典以步卒八百,破贼十万,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贼至今夺气,可谓国之爪牙矣。
——谋识:张辽无疑是足智多谋的良将。建安六年,张辽与夏侯渊围昌g于东海,历经数月,粮秣将尽,众人商议准备退兵。张辽却说:这些天,每次我巡视围城营垒,昌g总注目凝视。而且他的士兵发射的箭日益稀少,一定是心怀犹豫,所以才没有力战。我想用言语试探一下,或许可以诱劝他投降。果然,昌g跟着张辽来见曹操受降。此后曹操责备张辽孤身冒险赴敌巢穴,称非大将所为。张辽拜答道:因为明公的威信著称四海,我奉您的旨令,昌g一定不敢加害于我,所以才如此做。建安十三年,曹操命张辽屯军于长社。临出发之际,军中忽有谋反者起事,半夜营中火起。张辽对左右说:不可惊动。这不会是全营皆反,必是叛变之人想制造混乱动摇军心。(《三国志·魏书十七·张辽传》)于是传令军中,不反乱者安坐勿动。而张辽率亲兵数十人,守立军营中央。不一会儿军队就安定下来,即时擒获首谋者,将其斩首。
——时评:对麾下诸将,曹操之于张辽可谓青眼有加。建安十年,曹操表汉帝,称张辽曰:武力既弘,计略周备,质忠性一,守执节义,每临战攻,常为督率,奋强突固,无坚不陷,自援⒐模手不知倦。又遣别征,统御师旅,抚众则和,奉令无犯,当敌制决,靡有遗失。论功纪用,宜各显宠。更难得的是,张辽建功回返,曹操曾两番亲自出迎:一是建安十年,张辽收复东莱诸县后还邺城,太祖自出迎辽,引共载,即和他同乘一辆车;二是建安二十四年,张辽与曹操在摩陂会师,辽军至,太祖乘辇出劳之(《三国志·魏书十七·张辽传》)。这番殊荣,除夏候曾有一次同车、徐晃曾有一次被迎外,在魏将中无人可与并列。黄初二年,曹丕会张辽于建始殿,亲问昔日破吴情景,叹息道:此亦古之召虎也。张辽患病,曹丕命人迎他到自己居住的地方,亲临探望,执张辽手,赐以御衣,又使太官每日送给御食。即使是病张辽,也让孙权忌惮不已。黄初三年,孙权复叛,知张辽临江驻防,敕令诸将道: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陈寿在《三国志》中将张辽列为五子良将之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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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然而,剥削阶级却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事实,把历史说成是少数剥削阶级的“英雄”人物所创造的,《三国演义》的作者也同样如此。作品所着重塑造的两个艺术形象——刘备和曹操,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对立的人物,如刘备告诉庞统所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第六十回)作者正以强烈的“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描写在同一事件上曹、刘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这种描写充满全书。然而,无论是赞扬还是鞭答,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作者都宣扬了“英雄”史观。
《三国演义》把刘备描写为一个理想化的统治者、施行“王道”“仁政”的代表,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被大量虚声美词掩盖着。《三国演义》否定黄巾起义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而那些残酷镇压黄巾起义、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封建统治者,却被当作历史的创造者来吹捧。在陶谦把徐州让给刘备而刘备固辞不受时,作者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次日,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十二回)在刘备军队于博望坡大破曹兵,“班师回新野”时,作者又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新野百姓望尘遮道而拜,曰:‘吾属生全,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第三十九回)在这种颠倒历史的描写中,封建统治者刘备就成了救世主。为了表现刘备如何受到人民拥护,竟写了猎人刘安杀妻献肉这样的情节。刘备兵败徐州时,人民“皆争进饮食”,猎户刘安“ 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第十九回)。这种不真实的对地主阶级的吹捧,加重了刘备形象的虚伪性。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是最切当的批评。作为刘备对立面的曹操,却是《三国演义》描写相当突出的人物。
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我国北方,曾起过相当的作用。《三国演义》没有肯定这些作用,把他作为破坏“正统”、违反“纲纪”的乱世奸雄来否定,反映了作者儒家的政治观点,“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然而,《三国演义》在曹操的形象中,却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狡诈的特点,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
曹操也是农民起义的死敌,镇压黄巾起义军的刽子手,他在豪强大混战的过程中,一步步扩大势力,最后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和权势。曹操的人生哲学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是剥削阶级处世哲学的集中和概括。曹操具有极端的损人利己的特性,具有无穷的贪欲和权势欲,曹操身上,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全部恶劣品质。对于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三国演义》是通过丰富具体的细节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把他突现出来的。在他身上,具有多方面的复杂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个群雄割据的强者、胜利者,在风云突变的年代,曹操能认识各个集团的长处和弱点,了解事变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等,反面人物曹操,没有被写成浅显的、一眼可以看穿的坏蛋。在他身上,狡诈和残暴得到特别深刻的表现。如上所述,曹操有谋略,也有才干,但他的所谓“谋略”和“才干”是为他的极端的唯我主义服务的,因此,“谋略”使他更狡诈,“才干”使他更残暴。曹操出于恐惧猜忌,杀了吕伯奢一家;因为要引诱吕布,却将掳来的群众当炮灰;为了报父仇,在攻打徐州时,军队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第十回),真是坏事干尽。然而,他又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装扮成好人,常常用假仁假义和小恩小惠来洗涤沾满两手的鲜血。他打着汉献帝的旗帜发号施令,北讨南伐,明明是发展自己政治、军事势力,取代刘汉王朝,却标榜为“与国家除凶去害”、“拯救黎民”;明明是自己下令克扣军粮,却借仓官的头来安定军心;为了防范行刺,杀死侍者而佯装不知;表示军法严明,还耍出“割发权代首”的把戏。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很清楚,作者对曹操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都认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三国演义》作者以为曹操既是“乱臣贼子”,但又是人类历史和人民群众命运的主宰者,征张绣时,命令军士不准践踏麦田,“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 ”(第十七回)在曹操跟刘备一起消灭吕布以后,“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操曰:‘刘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来未迟。’百姓叩谢。”(第二十回)总之,在刘备面前也好,在曹操面前也好,人民群众都只有哀求、叩拜的份儿,他们被作者歪曲成了毫无作为的“群氓”,而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汉贼”还是“皇叔”,都被吹捧成了掌握人民命运、支配历史进程的“英雄”。尽管作者对刘备和曹操的褒贬非常明显,但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却共同反映出作者的英雄史观。
与此同时,《三国演义》还大肆吹嘘这些封建统治者的天赋才能,把他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归因于他们的“天赋”。如写刘备,说他生下来注定要成为“贵人”,从小就有“大志”,与众不同,“非常人也”(第一回)。写曹操,则说他幼时就“有权谋,多机变”,从小就是“安天下”的“命世之才”(第一回)。并在《邺中歌》里评论曹操说:“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第七十八回)进一步把他写成山川灵气所钟、超群出众的“异人”。总之,在作者笔下,这些主宰历史、驱策人民的“英雄”,都是“天生”的超人。
《三国演义》还借助“天命”来颂扬作者理想的“英雄”。据作者说,这些“英雄”人物之所以降生到世上来创造历史,统治人民,全都是执行上天的意旨,所谓“受命于天”。曹魏之所以破灭豪强,统一北方,固然是“天命”;刘备之终于做了皇帝,也是“天命有归”(第三十五回)。因此,这些“应天而生”的封建统治者是受上天保护的。第三十四、五回,写蔡瑁要害刘备,但由于“天意”、“神助”,刘备所骑的马竟然“一跃三丈”,使他脱离了险地。第四十九、五十回,写曹操在华容道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天象”所定,“未合身亡”。书中还一再声称“顺天者逸,逆天者劳”,“逆天而行,乃自取败亡也”(第三十七回、一百二回)。因此凡成王称帝者,总有“凤凰来仪”“黄龙屡现”的征象,而每一重要将帅战死,都有“帅旗忽折”“将星流堕”的预兆。作者宣扬这种“天命”思想,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在封建社会里,“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三国演义》的这种描写,就正是利用神权思想为封建政权服务,要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这些被吹捧为“天生”“超人”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统治;并警告人们说,谁要敢于起来反抗,就是逆天行事,自取灭亡。这也就进一步暴露了,“英雄”史观到最后总是不得不乞灵于“天命”之类的唯心主义的幽灵。
《三国演义》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影响深远的艺术形象。这些属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并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作者的社会、政治思想。除上文提及的曹操等人物外,还有:郭嘉、夏侯敦、黄盖、吕蒙、张飞、赵云、黄忠等等,其中尤以诸葛亮描绘得最为突出。
诸葛亮在作品中,是被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来歌颂的,作者对他倾注了强烈的爱和崇敬,把他作为“忠贞”和“智慧”的化身,特别对诸葛亮的“智慧”,更是用尽笔力,大肆渲染。
马克思主义深刻指出:认识来源于实践。从历史事实来看,诸葛亮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是一个看问题比较敏锐、处事比较有胆识有谋略、能随机应变的人,他具有这些长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重视实践。例如,在曹操取得荆州、领兵南下时,诸葛亮曾向孙权分析当时形势,预计到曹操必败,就正是因为诸葛亮已经在曹操下荆州的过程中,经历过战争的实践,对敌我双方的长处和弱点都已作了比较的缘故(见《三国志·先主传》和《三国志·诸葛亮传》)。而就《三国演义》看,在有些章节中,作者写到诸葛亮之所以取胜,是由于他对具体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的结果。如在有几次战争中,诸葛亮事先实地观察地形,调查对方兵力部署,根据地形和客观实际情况,制定了有利的作战方案,击败了敌人。又如诸葛亮敢于使用“空城计”,就是因为他对敌方将领的情况作了分析,知道司马懿了解自己“生平谨慎,必不弄险”(第九十五回),从而利用司马懿对自己长期形成的认识,采用了十分“弄险”的疑兵之计,解除了危机。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诸葛亮的正确判断,是在他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在更多的章节里,作者却把诸葛亮写成了“先知先觉”的人物,宣传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诸葛亮一出场,他就告诉刘备:“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第三十八回)诸葛亮病重在五丈原,“自于帐中祈禳北斗。若七日之内主灯不灭,吾寿可增一纪;如灯灭,吾必死矣”。结果魏延飞步入告军情,“竟将主灯扑灭”(第一百三回),真个能“知凶定吉,断死言生”。为了突出诸葛亮,作品还一再写他的“ 锦囊妙计”,每逢重要事件,他总要把装有“妙计”的锦囊交给执行任务的人,吩咐“到时开看”,不但根本不跟别人商量,而且也不让执行任务的人事先知道事情如何去做。一切都只是他那种能够“先知”的“智慧”在起作用,其馀的人都只是被他的“智慧”所驱策的、被动的工具。至于“七星坛祭风”里,写诸葛亮登坛作法、呼风唤雨等,更是荒诞不经的描写。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可以在“巧布八阵图”、“班师祭泸水”、“五丈原禳星”、“定军山显圣”中看到。鲁迅批评《三国演义》 “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是极其确切的评价。俗语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也正说明了诸葛亮不是超凡的“先知”、不可企及的“天才”。最富于斗争实践的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具有无限的聪明才智,诸葛亮形象的塑造,概括了集体的智慧和才能。
对于诸葛亮的所谓“忠贞”方面,小说也给以多方面的描写。诸葛亮忠于刘备,刘备死后,继续尽忠于阿斗(刘禅),为了报答“三顾草庐”和“临终托孤”的知遇之恩,他“亲理细事,汗流终日”,以至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第一百三回、九十七回)。诸葛亮“忠贞”的出发点,既有封建的“正统”观念,也有“ 士为知己者死”的“义”的思想。在三国鼎立的形势下,小说描写了成批的谋臣策士,诸葛亮也是其中一员。属于知识阶层的这支队伍,尽管他们的思想、才能、性格各有不同,但都从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出发,以个人恩怨依附于某一个政治集团,与某一个统治主建立君主臣属关系;有时用兄弟、朋友等形式来表现这种关系,但并没有改变阶级关系的实质。因此,作为蜀国“贤相”的诸葛亮,他是矢忠于刘氏天下的。然而,诸葛亮的形象,又不是用封建主义的“愚忠”所能完全概括。作者通过刻划他的所谓“谨慎”、“谦逊”、 “严于责己”等个人品质,通过一系列经过美化的“清明”政治措施,来突出这一形象,把他塑造成封建社会“完人”的典型。在社会动乱、政治黑暗的年代里,作者把希望寄托于所谓杰出的政治家,盼望由他们来实施“王道”和“仁政”。
关羽也是《三国演义》着力描写的人物,作者精心刻划他“神威勇武”的一面,在众多的战将中,他出类拔萃的气概最为突出。“温酒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表现他万人敌的“勇武 ”,“临江会”、“单刀会”突出他凛然不可犯的“神威”,“刮骨疗毒”写他沉着的“大丈夫”气概。总之,作者力图通过许多夸张传神的描绘,使关羽成为一个 “英雄”人物。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的“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也是指他的“丰采”和“勇力”而言的。
《三国演义》如此美化关羽,完全是为提倡封建的“忠”“义”思想。在关羽身上,“忠”和“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关羽之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具有明确的政治企图。他们“闻黄巾倡‘乱’,有志欲破‘贼’安民”,所以“结为兄弟”,以便“同心协力”地“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并发誓说,决不“背义忘恩”(第一回)。这就清楚说明了,他们所标榜的“义”,是以反对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作为首要内容的,阶级性十分鲜明。然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很尖锐,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不但共同镇压了黄巾起义,而且还以“誓扶汉室”为旗帜,跟地主阶级内部其他派系进行了你争我夺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关羽“义不负心,忠不顾死”,“披肝沥胆”,效忠刘备,最终为刘备而“断首捐躯”。《三国演义》的作者对此十分赞赏,称许他为“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第七十七回)。由此可见,《三国演义》大肆吹捧关羽的“忠”“义”,不过是要人们效法关羽,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为某一个封建主卖命而已。
正因如此,关羽也就为地主阶级所特别重视。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关羽的地位,不过同张飞、赵云相等。宋、元的统治阶级虽已先后尊关羽为“真君”和“武安王”,但就吹捧关羽的程度和规模来说,都远远不及明、清两代。自从《三国演义》把关羽写成“忠”“义”的化身以后,他就成为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理想的人物,随着《三国演义》的传播,关羽在民间的影响就越来越广。明、清的统治阶级曾几次封他为“大帝”,到处为他立庙,享受着跟孔丘同样隆重的祭礼。这就清楚地说明,通过关羽鼓吹“忠”“义”的这种描写,是多么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
也是为了提倡给封建主子卖命,《三国演义》还塑造了一系列所谓“忠臣”形象,如董承、王子服、吉平等等,他们为了尽忠汉献帝,诛除“国贼”曹操,“虽灭九族,亦无后悔”(第二十三回)。后来因事情败露,“全家老小”都被曹操所杀。作者对这些人极尽歌颂之能事,说他们“捐躯报圣明”,“千秋仰异名”;“忠贞千古在”,“誓死答君恩”。把这些人吹捧为流芳千古的模范人物。此外,在写姜维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孝道”,在写孙夫人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节烈”。由此可见,《三国演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贯穿了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的。通过这些形象,作者宣扬了封建的“仁政”、“英雄”史观、唯心的先验论和封建道德等。因此,我们对于这些艺术形象,也必须首先认清其思想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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